在美国，我见到了一些最自由和最文明的人，他们的生活在全世界也是最幸福的。但我总觉得时常有一层乌云布于这些人的脸上，即便在他们欢乐时，也会让人觉得他们心事重重，似乎心怀隐忧。
之所以产生上述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生活在欧洲的偏僻小村镇的居民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处境是不幸的，而美国人则总在盘算着怎样才能弄到自己没有的东西。
美国人那种疯狂追求福利，以及唯恐找不到致富的捷径而表现出的愁眉苦脸的样子，实在是令人感到惊奇。
美国的居民希望自己得到尘世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有时他们好像认为自己能够长生不老，有时又表现得十分急迫，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可以得到的东西弄到手，以致在外人看来，觉得他们好像唯恐此生短促，会没有福分享受快乐。他们每一件都想抓，但一件都抓不牢。抓到一件之后，他们很快就会把它丢掉，重新去寻找新的东西。
在美国，一个人精心地盖着一座房子，准备用来养老，但在还没有封好屋顶之时，他就把房子卖了；接着他又去开辟一个果园，没等到树结果，就又把果园出租出去了；即将丰收的庄稼，他也许会转给别人去收割。一个人本来有个不错的职业，可是他可能随时把它丢掉。一个人选择一个地方定居，可是不久以后他会因为自己的志向改变，就又迁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在处理私事之余，一个人还可以涉足政界。假如在辛勤了一年后还几日闲暇，他一定会被好奇心驱使着去游遍美国各地，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走完数千里的行程而大饱眼福。
终于，死亡降临了，这使他只能在尚无倦意时，眼看着追求十全十美幸福的这一还没完成的事业而离开人间。
乍一看这实在使人觉得奇怪，如此幸福的人们在如此富裕的环境中竟然表现得如此好动不安。虽然自有人类以来就已存在这种情况，但是整个民族都是这种表现还属首次。
应当将美国人对物质生活享乐的爱好，看做他们暴露在行动上的这种内心的不安以及他们每天以实际行动让人看到的这种好动性的主要原因。
一心追求现世幸福的人因其寻求、抓取和享用幸福的时间有限，所以永远是显得迫不及待的。一想到光阴易逝，人生苦短，他们就会快马加鞭。即使手里已经握有一些美好的东西，他们也要时时刻刻渴求其他的数以千计的美好的东西，唯恐在他们还没有享用之时，死神就已经来临。这种想法让他们恐惧、焦急和懊丧，使他们的精神永远处在焦灼不安之中，以致常常变更计划和住所。
一旦对物质生活享乐的爱好同任何人都可以不受法律和习惯的限制而自由改变自己的地位的社会情况相结合，那么这种人心的不安状态就会变得更加激烈。这时，由于害怕找不到使自己获得幸福的最快捷径，人人都会不断地改变他们的路线。
同样，不难设想，一个醉心于追求物质生活享乐的人如果有很高的期望，那么他必然容易失望。既然以享乐为最终目的，那么达到目的的手段就要简易，否则，为了追求享乐所付出的辛劳将远远超过享乐本身。因此，这时大部分人的心情都会变得既狂烈又委顿，既紧张又消沉。有时虽然不怕死，但是却害怕继续努力去追求渴望的目标。
我以上所说的各项效果都能由平等通过更直接的途径产生。
一旦取消了出身和财产的特权，各种职业对所有人平等开放，每个人都能依靠自己的能力登上本行业的高峰时，则有雄心壮志的人都认为自己拥有无限光明的前程，觉得自己命中注定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但这是一个可以通过经验立刻得以矫正的错误观点。这种使每个公民都觉得自己前程远大的平等，事实上使全体公民各自都变成了软弱无力的个人。这种平等在各方面都限制着人的力量的同时又在扩大着人的。
他们不仅自身软弱无力，而且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前所未有的强大阻碍。
他们虽然推翻了一些同胞拥有的特权，但又遇到了这样一种局面——不得不和所有的人进行竞争。限制仍然存在，只不过是改变了形式而已。当人们到了彼此几乎都相同和走着同一条道路的时候，任何人都很难迅速前进，无法快速穿过彼此拥挤的密集人群。
平等使人产生了追求享乐的，但它并未向人提供满足的方法，所以这两者之间存在的这种永远相背，时常使人感到苦恼并且受尽折磨。
可以想象，人可以获得使他完全满意的一定自由，从而无忧无虑地享受自身的独立自主。但是，使自己感到满足的平等则是人决不会获得的。
不论一个民族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在其内部建立起完全平等的社会条件。如果有一天这种绝对而完全的平等局面真的出现了，那么智力的不平等将仍然存在，因为这种不平等是由上帝直接赐予的，人间的任何法律总是对它无可奈何。
即使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制度都是民主的，仍可认为该民族的每个公民几乎总觉得自己在某些地方受人制约，并可预见他们会把自己的视线永远放在这方面。当不平等成为了社会的通则时，即使是最显眼的不平等也不会被人注意；而当所有人几乎都处在相等的水平时，最微小的一点儿不平等也会让人无法忍受。因此，人们越是平等，平等的愿望就越是难以满足。
在民主国家，人们很容易就能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平等。但他们无法得到自己所期望的平等。这样的平等在人们将要把它抓住之时就跑掉了，但又跑得并不远，使人们能够看到它。结果是它在前面跑，人们在后面追。人们总认为自己可以抓住它，可是它总让人无法抓住。它就在人们的眼前，人们已经能够闻到它的香味，可是却无法将它抓到手，而当人们即将尝到它的甜头时，它便离开了人间。
民主国家的居民时常在富裕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奇异的忧郁感，以及他们有时在安逸宁静的生活中生出的厌世感，也应当归因于此。
人们抱怨法国的自杀人数在日益增加，相反美国的自杀者却很少，但是人们可以看到，精神失常者在美国的人数要多于其他任何的国家。
法美两国患着一样的病，但它们的症状却不相同。
不管美国人的心情有多不好，他们都不会自杀，因为他们的宗教不允许自杀。尽管美国人普遍追求物质生活的享乐，但可以说他们完全没有唯物主义思想。
美国人意志坚强，但他们的理性却往往薄弱。
享乐的机会在民主时代要多于贵族时代，而且在民主时代爱好享乐的人也特别多。但是，另一方面，民主时代的人们的希望和也更容易落空，精神更容易激动不安，忧郁感也要更加深重。第十四章 美国人是怎样把对物质生活享乐的爱好与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结合起来的当一个国家从民主国家变成君主国家时，人们以前表现在公私两方面的积极性将被立即集中到私的那方面。这样，最初将会出现一段物质极其繁荣的时期，但是不久以后，速度就会放慢，随之生产的发展也会逐渐停滞。
我不知道是否能从都灵人或者佛罗伦萨人和英国人那里找到一个例子，来证明只要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都不是自由的民族。所以在自由和实业之间，存在有紧密的联系和必然的关系。
所有的国家一般来说，都是如此，而民主国家尤其如此。
我已经在前面谈过，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所希望的几乎一切福利永远都要通过结社才能获得。在另一方面，我也曾经指出，广泛的政治自由能够完善和普及结社的技术。因而，在平等的时代，自由对于财富的生产非常有益。反之，你能看到对于财富的生产非常有害。
在民主时代，权力的特点是烦琐与干扰，而非暴虐与凶狠。这类并不践踏人性，但却直接压制人们经商的才能和办厂的能力。
因此，民主时代的人要想获得他们长期以来不断追求的物质生活享乐，就必须自由。
但是，由于过分爱好这种享乐，他们有时一遇到强权便表示屈服。于是，追求福利的激情便被一种相反的激情所取代，从而使他们忘记原来追求的目标。
事实上，民主国家的生活中存在着一个非常危险的转变过程。
当这样的国家的物质生活享乐爱好的发展速度比该国文化和自由习惯的发展速度更快时，就会出现一个激动人心而且似乎无法自制的时期，一旦人们看到新的物质生活享乐，就想得到它。他们一心一意想发财，便再也不去理会联系他们个人幸福与全体繁荣的紧密纽带。你不需要去剥夺他们已经享有的权利，他们就会主动交出来。在他们眼中，尽公民的政治义务是一种让他们无法专心于自己实业活动的讨厌的障碍。
如果让他们去选举代表，或帮助当局亲自做些工作，或共同负责一些公共工作，那么他们就会推托没有时间，不肯把自己宝贵的时间用去做没有收益的工作。在这些人看来，对于认真追求生活中的重大利益的人来说，这些是不宜做的无聊勾当。这些人相信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原则，但对于这个原则的认识却显得较为粗浅；而由于他们过分关注自己所指的个人事情，反而却将一件重要的事情忽略了：自己应当继续做自己的主人。
由于人们只顾自己的工作，不愿关心公共事务，而过去将自己的时间完全投入到操劳公共事务中去的阶级又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此时的政府似乎出现了空缺，无人管理。
如果一个精明强干的野心家想要在此危机时期执政，那么，他会发现，篡取各项大权的大门正向他敞开着。
只要他在一段时间内能专注于搞好各项物质利益，人们就会很容易地听任他去做其他事情，而不管好坏。保证良好的秩序是他要做的最主要的事情。热心追求物质生活享乐的人，通常在没有看到自由是如何有利于他们获得物质福利之前，往往先发现滥用自由将会如何破坏物质福利。一旦公众的激情稍微影响到他们私人生活的小小安乐，他们会立刻警惕起来，坐卧不宁。而长期恐惧无政府状态的心理，又使他们常常提心吊胆，一旦出现骚乱就准备放弃自由。
我完全赞同社会安宁是一件大好事的观点；但我也不愿意忘记，每一个国家在出现暴政之前，都曾有过一段秩序良好的时期。当然，这并非指任何国家都应当轻视社会安宁；但也不应该说，一个国家只有社会安宁就足够了。一个只要求他们的政府维持秩序的民族，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成为奴隶，即也已成为自己财富的奴隶，而在不久之后将要统治他们的人也就可能出现了。
这样的民族除了要提防个人外，也应提防党派。
当全体公民都只关注自己的私事时，即使是一些小党派也不会放弃其主宰公务的希望。
因此，在全世界以及在我们自己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不乏由少数几个人代表大多数人演出的情况。他们只是以未出席的或不关心政治的群众的名义发言；活动在舞台上的只有他们几个人，其他人都未参加演出。这些人任意规定一切事物，随意改变法律，恣意践踏民情。当你看到一小撮无能卑鄙之徒竟操纵着一个伟大的民族时，不能不为之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