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逝世周年纪念，上午九时，往中央党部行礼，致哀敬，并发表感言。
追念总理不已，检遗札裱手卷，并请谭延?作跋。
午后四时，季山嘉就谈，极陈北伐之不利，力辟其谬妄。
苏联总顾问并未被辞职，蒋介石与他之间的矛盾依然很激化。问題的焦点还是“北伐”。
附跋：
〔先总理孙先生手札二十三通，皆与吾介石同志者。第一、二两通，乃十二年先生居上海时书，第三至二十二，凡二十通，前六通十三年广州大本营书；后十六通，则督师韶州时书；第二十三通亦十一年书，我军方下福州也。先生伟大之人格，高远之识解，谋虑周详，断制果毅，胥可于此二十三书中窥见之。至其期望介石之深，与待之之厚，谆谆如家人父子，尤令人三复感激，不能自已。介石谨装成卷，朝夕讽诵，当无异于耳提面命，其自立以副先生之所言也必矣。延?从先生日浅，而此书中事，则皆耳熟能详。展卷敬观，追维畴昔，侍坐款语，如在目前，不禁涕泗之横集矣。荀息有言，使死者复生，生者不愧，虽甚驽下，请事斯语，以从介石之后，其可乎。15年4月，延?谨记。〕
上午，在中央军校补行总理逝世周年纪念。
下午，送沈应时出殡。
曰：“顷聆季新言，有讽余离粤意。其受谗已深，无法自解，可奈何?”
14日，对于蒋介石辞职一事既未认可，又不慰留的汪精卫，竟暗示蒋介石离开广东。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牵强附会，推卸责任道：
“此时，我方知道如我不离粤，不测的事件就要发生，但我辞职而未获准，如果自动离粤，又陷入弃职潜逃的罪名。……”
晚，对官佐学生讲总理遗训。
近來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是何异佛入地狱耶。
17日晚上，蒋介石在军校对官佐学生演讲，其中说道：“要知我们革命，既以国家和人类为前提，便沒有感情可言，也沒有余地可留了，这样才能成希望革命成功。所以若有哪一个同志、官长或党代表，要做破坏革命和违反革命的事，不论下级对上级、上级对下级，都要严厉监督”从蒋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两天之后所发生的中山舰事件采取的严厉措施是早有准备的。他是在造舆论!
另外，广州发生的制造谣言，与其说右派想以此來促使蒋反汪**，还不如说是蒋介石正好利用了右派所制造的反蒋空气(即所谓“倒蒋运动”)达到了他向**开刀的目的。蒋介石不但沒受到右派制造谣言的左右，他还嫌右派制造的谣言不够劲，他自己又制造出有人两次要暗杀他的骇人听闻的谣言。一起暗杀是：有一只可疑的汽艇靠上了蒋介石往返黄埔与广州市乘坐的专船，汽艇上的人问蒋校长在船上否?幸好蒋那次沒乘坐自己的专舰。第二起就发生在三月份的“中山舰事件”前不久，情形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办公室里，來了一位形迹可疑的不速之客，在办公室的楼下问蒋校长在办公室否?等蒋介石得到通报，要接见來人时，该人却又不辞而别了。
发生以上这样两起事情，是很可能的，但是蒋介石举不出这两起事件中有行刺的迹象，所以说是蒋介石自己在配合右派分子制造谣言，为自己发动反汪**事件找借口，推脱罪责。事变发生后，右派分子额手称庆，过了若干年之后，西山会议派分子邹鲁还津津乐道，说这是他们利用了蒋介石的多疑性格，设下了圈套，挑拨了汪蒋的关系，为搞垮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附蒋介石对官佐学生讲演节录
我想和大家讲的话很多，可惜沒有闲暇，不能随时尽量供献，今天把我的人生观要点特别提出來，和大家讲一讲。总理平生教训我们的话，现在回想起來，觉得句句话都很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革命党员，更觉得十分重要。总理说革命党人做事是极端的，不是站在中间的；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可知做事不在极端，就在中间，不能积极，就是消极，便不配做革命党员了。所以富于革命性的人，不管他做什么事，必定是极端的，积极的。要做一个革命党员，除了必须这二个极端和积极的条件以外，还有一个附带的要件，就是思想要纯正简单。比方做一件事，应当怎样做，便怎样做去，只要寻到革命的道理上做去，就好了，切不要过于疑虑。总理说要纯正简单，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思想一复杂，便不能做事，即使做下去，亦不能彻底，这是可断言的。大家既然入了本校，立志革命，就要遵守总理遗训，做事就要极端、积极和简单。……要知我们革命，既以国家和人类为前提，便沒有感情可言，也就沒有余地可留了，这样才能希望革命成功。所以若有哪一个同志官长或党代表，要做破坏革命和违反革命的事，不论下级对上级，上级对下级，都要严厉监督。但一面以纪律规范他人，同时亦要以纪律规范自己。……本校长唯有以总理之精神为精神，以总理之意志为意志，望各同志亦以此意志为意志，则精神沒有不团结，意志沒有不统一，革命亦沒有不成功的。
下午四时，在中央学校开会，力主北伐。
**作乱。傍晚，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矫令中山舰驶泊黄埔。
蒋介石权位欲极为强烈，含而不露，善玩弄手段。先是辞职，后又给汪精卫、季山嘉以颜色，接着借“反蒋”传单大作文章，自编自导有人要加害于他，于是乎，一场“好戏”开场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或称“三二○事件”。这恐怕便是试图展翅高飞的初次实践罢!
关于这一事件，论者颇多，但却早成定论，并非“千古谜案”。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指使他的一个亲信――海军学校副校长、孙文主义学会成员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打电话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长李之龙(中**员)，令他将中山舰调黄埔港候用。(中山舰，即1923年孙中山广州蒙难时所驻守的那艘“永丰舰”，孙中山逝世后，为纪念他，而改名为“中山舰”。)于是，该舰从广州开來，停泊在军校前面，卸下炮衣，锅炉生火，枕戈待旦，听候使用。
与此同时，北京发生一惨案：
就在中山舰事件的前几天(1926年3月12日)，发生了所谓大沽事件，日本军舰和冯玉祥的国民军开火。这是由于日本军舰引导着奉军船舰意图突破国民军布下水雷所封锁的大沽港口，因而导发之事件。于是，日本和列强国乃以此为藉口，强硬提出要求停止在北京、天津一带内战的最后通牒，压迫北京政府屈服。
对于此一“屈辱外交”感到激愤的北京学生和民众，乃于3月18日在**前举行抗议大会。未料，段祺瑞竟下令向游行请愿的队伍开枪，肇成了死亡47人(一说57人)、负伤200多人的所谓“三一八惨案”。因此，在民间，“打倒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声浪为之沸腾。
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痛恨**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本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曰：“权利可以粪土，责任岂可放弃乎；生命可以牺牲，主义岂可敝屣乎。此时再不决心，尚待何时，此时若不殉党，何颜立世。今日事只有直前奋斗，以期毋恭所生，不负初衷。”(此段文字，原为：“……回寓会客，恨**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之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
这日记是蒋介石公开反对中国**，决意与**势不两立的誓言，自供状。他之所以案发次日“往晤汪兆铭”，其一，试探动静；其二，敲山震虎。
说得好听：“权利可以粪土，责任岂可放弃乎”，不为权力之争，岂有如此鄙劣之手段?!
明明是他蒋介石，命人口头命令中**人李之龙将“中山舰”开往黄埔，而李开去后，蒋又否认曾向他下命令之事，说李欲绑架他。于是说**有野心必须限制中**人的权限，诬陷汪精卫也参与此事。
上午准备回汕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冲冠。下午五时行之半途。自忖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报党国也。否则国魂消尽矣。终夜议事，四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害我也。
20日天色将曙，蒋介石即以广州卫戍司令部之名义，发布戒严令：将李之龙等人逮捕，严加讯究；出动部队，解除广州市区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扣压军队中包括周恩來在内的担任党代表的多数中**员；包围苏联顾问寓所和汪精卫住宅，监视其行动。
为何出现此等局面?其说不一。
蒋介石在《关于处置中山舰事件之自请处分书》(1926年3月)中说：
“本月18日酉正，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兵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官学校改名)，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奉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來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蒋介石)因公在省，得到此项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经一昼夜，停泊校前，至19日晚之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一面另派海军学校前副校长殴阳格暂行代理舰上事宜，并将该代理局长李之龙扣留严讯，一面派出军队于广州附近，紧急戒严，以防不测。”
周恩來于1943年回忆此事，说：李之龙当时是中山舰的舰长。他抓住了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走私，报告汪精卫。陈肇英是蒋介石手下的人，自然向蒋介石报告。于是蒋介石在右派的支持下，乘机发动了“三二○事变”，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学校，**要赶走蒋介石。他逮捕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把我也软禁了一天。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进攻，向革命示威。
李之龙于1927年4月，著文讲述了关于陈肇英其人：
陈肇英，浙江乍浦人……以同乡之关系，逢迎蒋介石，得为虎门要塞司令，凭其地位与势力，专门做扒钱的勾当……之龙用海军政治部主任的名义报告总政治部主任陈公博、总党代表汪精卫及蒋介石。结果，军事委员会将陈肇英撤职查办。蒋介石得到陈肇英走私的消息，置若未闻，任陈肇英住在黄埔军官学校附近之长洲要塞司令部，进行其反革命之阴谋活动，以图报复李之龙。
汪精卫事后批评此事，说：
蒋同志做2月20日之事，是独断独行，未尝谋之于我们的。就事后蒋同志给我的手书及蒋同志所做出來的事情來看，可以归纳到以下两点：第一，蒋同志并沒有抛弃联俄联共政策，尤其沒有抛弃联俄政策的意思。第二，同志以为国民革命是本党的使命，应由本党主持，对于苏俄顾问及**人之势力增长，不可不加以制裁，以免大权旁落。以上两点，是蒋同志当时的根本思想。因为有了这样的根本思想，所以听得关于中山舰之一方面报告，便一触即发。后來虽然这一方面的报告，是不实的，但借此裁抑苏俄顾问及**人之势力增长，也未为非策，所以就这样的干下去了。
今日來评论三家之言，可以看出事件的发端：周恩來说是“打击汪精卫，向**进攻”，一语中的；汪精卫说蒋之用心“以免大权旁落”与周语大致相同；蒋说目的在于“防其扰乱政府”，纯属妖言惑众，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