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王懋功师长职,并扣留之。(俄人季山嘉等为之震惊,以其利用王懋功图谋不轨,倾覆本党革命势力不成也。)

蒋介石是一个很有军事谋略和政治权术的人,他的高明之处就是善于分析政治形势和敌、我、友各方的状态。蒋介石清楚,就当时广州的情况看,他在党、政、军各方面的势力并沒达到占绝对优势。自己若发动事变,成败则在两可之间。于是,他先向汪精卫和季山嘉搞了两次试探性的进攻。2月26日,蒋介石突然把他认为是汪精卫用來推倒他的王懋功扣押,罪名是“图谋不轨,倾覆本党革命势力”,宣布撤掉王懋功的二师师长职务,并派人将王押送上海。

上午,往访汪主席,报告要事,及对季山嘉处置意见。(以季山嘉之专横矛盾,如不免去,非唯为害党国,且必牵动中俄邦交,然料其为个人行动,决非苏俄当局意也。)有倾,季闻之,知过,并愿辞退,甚疑之。

是夜,派副官陈希曾,押王懋功赴沪。曰:凡事皆有要着,要着一破,则一切纠纷不解自决。一月以來,心坎憧扰时自提防,至此略定(然亦险矣哉!)

27日,蒋介石访汪精卫:“明告其如不准我辞职,就令季山嘉回俄。”蒋介石与苏联顾问的矛盾,几乎达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

蒋介石昨天“夺王懋功师长职”,今日又提出免去季山嘉总顾问职务。对这两件事,汪精卫未置可否,季山嘉又表示愿意辞职。这就更加深了蒋介石的怀疑,并看到了汪精卫的软弱。苏联顾问的忍让,更促使蒋介石下定发动突然事变的决心。从这以后的几天里,蒋介石心里不再“滋沸”、“悲观”。情绪变得“欲然泰然”。这时,他总结经验,要“详思熟虑”以便抓住“要着”,“奋斗决战”。

看《革命心理》一书,至晚已九十八页,乃曰:“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实极微弱条件。”又曰:“憎恶嫉妒,虚荣热忱,为性格变迁之原因,亦甚有深意。”

蒋介石阅读“革命心理”,他从中得到启发是:成功者“皆由神秘势力与感情作用”。如何去做,这是蒋介石所急于考虑的。

看《革命心理》终卷,曰:“恐怖与憎恶二者乃为暴动之动力。感情与神秘之势力在革命心理学中占重要地位,而宗教式的信仰亦为革命心理唯一之要素耳。顺应时势,迎合众心,为革命领袖唯一之要件。吾何能之?”

又曰:“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此至今日之环境也。总理与诸先烈在天有灵,其必怜而呵护之,不使我陷于绝境乎。”

蒋介石接连几天都在读《革命心理》一书,今天的体会更加“深刻”了,他认为“恐怖与憎恶二者,乃是暴动之动力”。这是在为他寻找制造事件的理论依据。

“廖案”中他赶走了许崇智与胡汉民,甜味无穷。下次要赶走汪精卫和限制苏联顾问,以便大权独揽。不好再等机会到來,“天是不能掉馅饼”的,只能自己制造机会了。

上午,买棹往珠村访友(原为“访潘文治”),乡间风趣远胜都市,都怀顿纾。程次,看菜根谭,以毋忧拂逆与不为物役二语,最为切己。三时,回要塞部。

刘峙、邓演达告之有人以油印品分送,作反蒋宣传,闻之,心转释然。

7日,教育长邓演达报告:“有人散布油印品,作反蒋宣传。”

在这一段期间,蒋介石在精神上的劳累日益加重,夜晚不能安眠,打算脱离苦境,出国游历的心情,颇为浓重。

“反蒋宣传”似给他以机会,不觉释然。

上午,与汪兆铭决定革命大方针,吾以“一切实权非可落外人之手,虽即与第三国际联络亦应定一限度(原为“虽与第三国际取一致行动”),要当不失自主地位。”汪极谓然。

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开学式,施训学生,了解主义,严守纪律。

曰:“看曾文正嘉言钞。乃知其拂逆之甚,毁谤之丛,非人所能堪,而其劝弟则在咬牙立志,悔字与硬字诀,徐图自强而已。”

蒋介石曾于1956年12月所撰《苏俄在中国》提到本日记所涉内容:

“我乃于2月27日访汪,明告其如不准我辞职,就应令季山嘉回俄。3月8日,又访汪,痛陈革命实权不可落于俄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系,必须定一限度,不可丧失自主地位。但是我们的秘密谈话,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至此我才知道汪、共勾结已深,无法使其彻悟俄共阴谋之所在。”

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写给汪兆铭一封信,提到这其间的一些情况如下:

“……自弟由汕回省以來,即提议北伐,而吾兄当时极赞成之,并准备北伐款项,以示决心。不料经顾问季山嘉反对此议,而兄即改变态度。……此兄不能自主之一端也。

“季山嘉提议:派兵由海道运往北方,此为儿戏欺人之谈,实为其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计,弟即知其无北伐之诚意。……弟谓彼用意,于吾总理北伐毕生之志完全相反。……

“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來,党务、政治、军事限于被动地位,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革命前途,几至濒于绝境。故与兄提议:必先与确实交涉,不可使中国限于被动地位,以违反我总理联合苏俄之本旨,与苏俄扶助中国革命独立之成约。然此不可专为苏俄同志责,兄亦不能辞其责任也。

“季山嘉劝弟往北方练兵之计,其虚实诚伪,已彰明较著。――盖弟在粤一日,而季山嘉个人之计划总难实现,故其不得不设法使弟离粤,以失去军中之重心,减少吾党之势力。……”

附蒋介石施训节录

……我们大家进这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句答解是來学革命的,是为革命才到这个学校里來的。但是我们要怎样才可以使革命成功,才能完成我们总理革命的责任呢?沒有旁的,第一期同学开学的时候,总理教训我们有一句话,说是如要革命成功,就要牺牲,牺牲就是革命成功顶要紧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大家进到这个学校,就要具有牺牲的精神,因为能牺牲才能革命,要革命才不违背到本校來的宗旨。这一点,大家要先明白了解,然后才可讲到别的学问,才可讲到一切的革命工作。……我们总理所创的三民主义,是以民生为历史的中心,所以三民主义的基础,就是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与**,实现的方法实在是不同的,不过革命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相同的蒋介石修改前的原稿是:“民生主义最后的一步是**,不过实现的方法有些不同罢了。”。现在有些人不明白革命的意义,不晓得革命的基础在什么地方,或者相信三民主义,而排斥**;或者相信**,而怀疑三民主义,这些统是自相矛盾的。……从前第一二三各期学生,每每有这样的怀疑,弄到自家反对自家的主义,自家拆散自家的战线,反被帝国主义的走狗來挑拨利用,尚不觉悟,这真是冤枉极了。我望自今以后,大家不再有这种现象,如果我们还有这种事体发生,就无异叫我们自己不要革命,叫我们本党自杀,还怎样对得起以前本校已死的同志,怎样对得起我们已死的总理,怎样对得起已死的廖党代表。本校长对于三民主意〔义〕的观念,就只如此,望大家要认识清楚。……本校第一是注重纪律,大家都要拿铁的纪律來互相监督;第二是无论学生、士兵,都要养成他独立的人格和自治的精神。比方开校务会议或者开党员大会的时候,大家有什么意思,都可以尽量发表,就是本校长今天所讲的话,如果认为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当面质问。不过大家决议之后,无论谁都要照着这个决议去做,不能违反的。我们要晓得,党员都要以平等的精神相待,并不是谁可以欺凌谁的,我们所以要养成学生都有独立的人格和自治的精神,因为要不使他做人家的机械或傀儡,给人家來利用,这就是本校的教育方针。大家进了学校,就要照着这个方针去做,将來就可以造成一班真正的革命党员。我今天还有一点感想,就是第一期学生开学的时候,总理亲來训诫我们;现在总理死了,再沒有总理來训诫我们了。可是我们总理精神还在我们党里,亦就是在我们大家同志的身上。我们总理死了,我们大家同志还沒有死,我们的党还沒有死,所以我们总理也沒有死。只要以后我们大家一切的意志言论行动,都以党纪为依归,戒除浪漫的生活,不讲个人的自由平等,那么就和我们总理亲自在我们面前训诫我们一样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进了学校之后,除遵守军纪风纪之外,还要遵守党纪,我要拿这三个纪律來严束自己,严束同志,并且还要严束上官,这样才可以做成一个好学生、好党员与总理真正的信徒。今天开学的第一天,我希望各位人人学总理,人人继续总理的事业,实行三民主义,并且要希望各位学生的思想魄力、气度胆量,都要学到我们总理一个样子。这样,个个学生都是我们的总理了,革命岂有不成之理。……

上午,闻种种不堪入耳之谣言,此心却自泰然,未尝一抱悲观,自谓“吾以至诚待人,终久当能谅解。”

下午,行第二师师长布达式,讲训二次,摄影后,循黄花冈回寓。

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排我、害我者,渐次显明。遇此拂逆之來,精神虽受打劫(击)而心志益加坚强。唯自恨缺乏政治能力,又乏组织长才,前以政治组织信人太过,故未加注意,亦毫不涉范。今后若欲脱人羁绊,免受束缚,则非事事详思熟虑不可,勉乎哉。”〔此句原为“遇此拂逆精神打劫,而心志益坚矣。唯自恨缺乏政治知识,又少组织能力,前以政治组织,偏信同事,不加研究,今乃知欲免为人傀儡,则非事事精断不可。”〕

蒋介石所说的广州出现了“反蒋传单”,其实,当时并沒有什么有组织的倒蒋运动,但这些传单和谣言不是來自左派和**,而是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右派分子制造和散发的。目的在于挑拨蒋介石同汪精卫、**以及苏联顾问的关系。这是因为廖案发生后,右派在广东受到严重打击,右派头面人物被迫纷纷离开广州了,这时右派就采取、也只好借助于谣言來分化瓦解广东革命政权。右派散布的谣言大量的还是破坏国共合作、**反苏联顾问的。其中反蒋的谣言,右派是想利用蒋介石多疑的性格,设圈套挑拨蒋**反汪,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其实蒋介石并不是如右派所想象的那样好利用,容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人。蒋介石说过:“我从來的意志,沒有一个人能够动摇的,决不能听人家包围來改变我的主张的”,“应该怎样主张,就怎样实行,沒有听从旁人的主张來随时变更的,或者受人包围,另外做旁人的一个留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