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派其前驻德大使來栖三郎乘机赴美，其必另提妥协条件。然其对侵略中国之野心如不放弃，则美必不能容忍。以其如统治中国，那独霸太平洋，无疑驱逐美国于太平洋之外；而且今日美在菲岛防务已固，更无退让之必要。倭之愚，实不可及也。
自本周英美情报与其对倭态度观之，可以断定美已有制倭之决心，而且其时必不出于下月。英美对倭不久当共同有明朗之表示，只要我国能在滇支持到下月中旬，则抗战最后目的当可实现矣!
倭之商船“气比丸”与“白里丸”接连被俄之漂雷所撞沒，然倭对俄之态度并未作强硬之表示。--是其一则对美有所顾忌，一则对俄之战争尚未敢发动之故也。
11月5日，日本政府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帝国国策遂行要纲》，决定于12月上旬对美、英、荷三国开战。但在开战前，仍安排了希望美国妥协的谈判呼吁程序，并决定于11月25日(最晚12月1日零时)之前协议成功，否则即开战。为了帮助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日本政府将前驻柏林大使老练的外交官來栖三郎派到华盛顿。
至于对美交涉案，则重新决定为甲、乙两案，这是名副其实的最后案。在御前会议的前一天(11月4日)，日本政府就已电知野村，并给予最后训令：“在不能达成协议时，则只有决裂。”这是日本对美交涉中所持的态度，一切表明，日本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但美日双方的交涉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美国对出卖中国的条件，临战前又答应考虑。
日本对美交涉重新决定为甲、乙两案，这两案都是将9月25日的最后案做了一点让步，先以甲案试探，如不成，再拿出乙案。
在甲案中，日本主要让步之点如下：
(一)通商问題：将过去“日中通商，应以彼此之间有其特殊的密切关系为原则”的主张，改为“如果全世界适用通商无差别之原则，则日本承诺在日中之间也适用此一原则。”
(二)三国同盟问題：更加表明沒有极端扩大自卫权范围的意图。
(三)自中国撤兵问題：和平成立以后，得于华北与蒙疆之一定区域和海南岛在必要期间驻屯军队；其余日军则于2年内撤退。所谓必要期间，乃予人以并非“无限期”的印象，而大致是以25年为目标。
(四)自越南撤兵问題：在日中战争解决或远东和平确立之后，立即撤出。
(五)赫尔四原则问題：极力避免将其列入正式协定事项之中。
乙案其内容如下：
(一)日美两国确实约定--不向法属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伸展武力。
(二)日美两国互相协助在荷属东印度获得必需的物资。
(三)日美两国恢复到冻结资产以前的通商关系，美国借给日本以石油。
(四)对于日中两国和平之努力美国不得有给予妨碍的行动。
乙案中只提出使美日关系通过解决越南问題來解除危机，而把美日之间原则上的“中日问題”搁置起來，并且第四条要求美国不得妨碍日中之间的所谓“和平之努力”。
至于蒋介石日记中所讲的“倭之商船‘气比丸’与‘白里丸’接连被俄之漂雷所撞沒，然倭对俄之态度并未作强硬之表示”一节，正是发生在御前会议的当天。不“表示”的原因除蒋介石所谈的原因外，再一个就是从东条英机组阁那天起，便把方向定在“南进”方面，因此不会轻易更改作战意图。
倭派专使來栖三郎赴美交涉，彼仍抄袭甲午之战迁就列强，唯独胁迫中国之故智，以售其狡计。
果尔，美国务院几乎为其所算，且其势已成百分之九十八，只看其妥协条件尚未提交來栖而已。
幸赖上帝眷佑，得运用全神，卒能在最后5分钟当千钧一发之际，转败为胜。内助之力，实非鲜也。
就在日本大本营下令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准备对美、英、荷三国作战，下令南方日军作攻取重要地区准备，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向美国国务卿赫尔提出“甲案”，罗斯福总统接见野村进行最后交涉的时候，曾经在美国留学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忠告美国不要轻率地倾向于妥协方面。
11月10日，宋美龄通过无线电广播对美国呼吁：
“我觉得美国这一国家，决不会因势乘便，以作便利自己的打算的。美国决不像法西斯国家那样认为牺牲弱小是正当的行为。我们中国为了正义与人道，流血斗争，迄今已4年有半了。因此，我相信我中美两国的友谊是建基于一致的理想上的……”
12月4日，宋美龄再次对美广播，强调：中国是拼上了民族生存和人类自由而站在民主国家的最前线，她说：
“……反侵略的各国、各民族，为了共同的目标，分担着责任，寻求着和平与自由的鹄的。”以唤起美国的舆论。
美国终于对日本所題的“甲案”沒予理睬。
野村吉三郎与來栖三郎看到美方如此强硬，便认为即使提出“乙案”恐怕也不能接受，于是将“乙案”进行了匆匆忙忙的修改，使其更有妥协性。首先使日军恢复进驻越南南部以前的状态，并以从越南南部撤军为交换条件，要求美国解除冻结日本资产令，以及重新对日输出一定数量的石油。
11月20日，日方将作了最大让步的“乙案”向美国正式提出。
罗斯福与赫尔慎重地研究“乙案”，认为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援助的第四项，很有问題。美国如果接受这一项，就是对日本侵略中国予以承认，也就是出卖了中国，并进而让日本控制太平洋，尤其要招致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不过，美国国务院不少人为了作好战前准备和援助日益紧张的欧洲战线，提议不妨对“乙案”作有限的接受或与日本缔结临时协定。
罗斯福总统本來决心予以拒绝，但受国务院大多数人意见影响，拟提议作3个月至6个月临时协定的打算。
如果这样做，日本也是十分乐意的。
11月2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紧急会晤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赫尔谈起美国有意和日本签订临时协定，并出示协定草案，其内容有下列各项：
(一)日本撤退在越南南方的驻军，并将越南北部驻军减少到7月26日进驻越南南方之前的总额25000人。
(二)有限度地恢复美日通商。
(三)中日间任何问題之解决应基于和平、法律、秩序、公正的原则。
胡适对于美国态度转变到如此超乎想像的程度而感到困惑不解，于是提出：如果让日军在北越留驻25000人，则滇缅公路将有被攻占的危险；同时逼问一句：“在临时协定的3个月期间内，会约束日本不攻击中国吗？”赫尔则含糊其辞地答辩：“这是在将來讨论长期协定时再作决定的问題。”
当日(11月22日)赫尔将这一草案同时告知英国大使哈里法克斯、荷兰公使劳顿、澳洲公使凯西，这3人均未表示异议。
由此可见，美国及其英、荷、澳诸国出于重点支援欧洲和使本国有充分备战时间，竟不惜出卖中国。
胡适当天(11月22日)立即急电重庆向蒋介石报告如下：
“美国邀商者为：倭撤退在越南驻军之大部，保证不南进、不攻滇，而由美国放松经济封锁事。其对中国撤兵问題，毫未提及。”
蒋介石立即复电胡适，指示阻止美国妥协，其电文如下：
“此次美日谈话，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題沒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即使美国对华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不能再望及友邦之援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义皆不可复问矣。请以此意代告国务卿赫尔，切不可对经济封锁有丝毫之放松；中亦万不信美国政府至今对日尚有如此之想像也。”
同时，蒋介石电嘱当时在美国的宋子文向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转达：
“任何放松对日经济压迫的措施，都将会严重打击中**队的士气。”
蒋介石又对英国首相丘吉尔发出电报，要求其对美国拟和日本签订临时协定一事严重反对。
11月24日，赫尔再度约见胡适、哈里法克斯、劳顿、凯西四位大使，出示临时协定草稿的美方定稿。
除胡适据理反对外，其他三国大使对此临时协定都表示大致满意。
当天(24日)胡适急电重庆报告：
“情势紧迫，难以遏阻。”
就在这危急严重的时刻，国际方面，首先是英国有了反映。
英国首相丘吉尔急电罗斯福，表示反对临时协定，他指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共同的危机。”
于是，赫尔由于中英的强烈反对而改变了念头，在国务院重作商讨后，决定放弃临时协定的打算。蒋介石这才松了一口气，不断地感谢上帝的保佑。丘吉尔本來对蒋介石素无好感，但他怕美日妥协后日本转而对东南亚加速侵略，危及英国在远东的权益，而最后英国也不可避免一战，因此极力反对美日妥协。
11月26日晚，赫尔将“赫尔备忘录”即美方提出以九大原则和十项要点为内容的“和平方案”面交野村吉三郎和來栖三郎。
“赫尔备忘录”首先是政治方面的四项原则：
(一)一切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不可侵犯。
(二)不干涉他国内政。
(三)通商机会与待遇平等。
(四)用和平方法解决纷争。
其次是通商方面的五项原则：
(一)无差别待遇。
(二)废止国家主义。
(三)无差别地获得原料物资。
(四)在国际商品协定之运用上，应充分保护消费国家及民众利益。
(五)树立国际金融机构及协定。
最后是美日两国政府应采取的十项要点。其中第三、四、五、九各项关系到中国问題及日、德、意三国同盟问題的内容如下：
(三)日本撤退在中国及越南的陆海空之军队与警察。
(四)美日两国，除对以重庆为临时首都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外，不用军事的、政治的及经济的力量支持在中国之任何政权。
(五)美日两国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治外法权，包括租界及居留地内有关权益与1901年义和团协定(辛丑条约)的所有权利，并设法使英国也同样地放弃上述权利。
(九)美日两国同意：任何一方与第三国缔结之协定，对于确立太平洋之和平方面不得作有所抵触的解释。
日本帝国主义对“赫尔备忘录”自然持否定态度。如果它承诺下來，就意味着它的军队要无条件撤出中国和否定汪伪政权，并完全平等地对待中国，如果他承诺下來，不仅涉及处置“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的问題，而且还要追溯到中华民国建国以前列强侵略时代所有问題，要作根本的解决。对以侵略中国、称霸亚洲为目标的日本帝国主义來说，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赫尔把备忘录交给日方代表之后，通知英国政府说：“我们和日本谈判的外交工作，事实上已告结束，今后的事情应转归军事统帅部负责了。”
11月27日上午，赫尔又在电话中对陆军部长史订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事情已经转移到你们陆海军手里了!
11月2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了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和特使來栖三郎。
野村吉三郎首先表示：日本对美国案感到失望。
罗斯福当即答复道：
“在赫尔国务卿和贵大使的会谈中，未曾听到贵国领导者有任何和平的表示，使交涉进行得非常困难；美日两方面的根本方针如果不能一致，虽则有一时性的解决，但其结果还是不会有什么意义的。
日本终于在美日交涉上败下阵來。
中国在外交上终于获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