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见龙云突然变卦，大为恐慌。于是，在第二天(19日)夜间，跳上滇越路的火车，转往越南。
12月20日，汪精卫抵达河内。在这前后，陈公博、林伯生、陶希圣、曾仲鸣等也脱离了重庆。
当时在香港等候消息的今井武夫，得知汪精卫已经到达河内，立即拍发密电给近卫首相。其内容如下：
“接渡边君(高宗武)电话：竹云君(汪精卫)來电，已于本日(20日)到达河内；衡诸一般情势，希望藤原(近卫文?)谈话至迟能在后天(22日)之前发表。”
12月27日，蒋介石在陕西武功旅次接到龙云的电报报告，得知汪精卫已逃离重庆。
12月22日，日本政府按照与汪精卫预先的约定，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其内容与《日华协定记录》精神大体一致，只是关于日本两年内从中国撤军一项只字未提。
12月24日，蒋介石向英、美发表郑重声明：汪无权代表任何人谈判；中国不但不讲和，而且正在准备更大规模的抵抗。
12月26日，蒋介石驳斥近卫声明，指出其“东亚新秩序”论是旨在灭亡中国。
12月27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劝他从速返回重庆。汪置之不理。
12月28日，汪精卫致电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暨国防最高会议声称：“蒋介石在陶德曼工作之际，曾允以日方条件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意在于说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
12月29日，汪精卫从河内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蒋介石发來所谓的“艳电”，并由《南华日报》发表。“艳电”中对日本“第三次近卫声明”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三项原则，表示同意，而对原议撤兵之事不加计较。“艳电”公然为日寇侵华罪行辩解：
说什么“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并劝蒋介石“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新闻报》1939年1月1日。
至此，汪精卫集团已公开投入民族敌人的怀抱，成为破坏抗战、卖国求荣的可耻汉奸，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不料精卫之糊涂卑劣乃至于此，诚不可救药矣。党国不幸，竟有此类寡廉鲜耻之徒，无论任何待之以诚心义胆，而终不能邀其一顾，此诚奸伪之尤者也。
汪精卫之出走，使蒋介石相当震惊。从记录看來，蒋与汪曾在1938年12月9日在重庆会商，到有孔祥熙、张群、王庞惠诸人，此似为汪最后主持之国防最高会议。《大事长编》所载无会议记录，只有蒋坚持不与日本言和之主张。
汪既出走，蒋即认为此系企图给他自己以打击的举动。
至此他全未考虑到汪出走有一个和战关键在，他仍认为问題全在汪和他自己的人身关系。
又有：“彼虽蓄意加害于余，而余仍应以善意救彼，对于此种愚诈之徒，只有可怜可痛而已。”（1938年12月24日日记）其重点亦仍在“彼”与“余”之关系。
回忆民国十五年彼投共卖友，不惜祸党误国，余以至诚待之如总理。而彼为**所欺，以一时之利害，而放弃公私情义，不惜与苏共协力谋我，思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参崴。此种非人所为之事，而彼竟乐于为知，是则何怪其今日通敌图降，以打破我抗战计划，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余乃复兴之合作，欲使之自拔，岂不拙乎？然而要亦力求余心所安耳！
由汪精卫的叛国而联想起1926年3月26日的“中山舰事件”。虽然当年蒋介石承认误听传言，行动过激，不久已获得真相。但他终生未放弃中山舰绑架他赴海参崴与汪精卫预闻之一说。
至此他更强调抗战乃一己之事业。
《大事长编》所载蒋在1938年年底以前，曾想用各种办法使汪不致投敌，如央请与汪交好之彭学沛劝汪赴欧，又与驻英大使郭泰祺交换电讯作同样安排，再嘱香港《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在言论上对汪暂留余地。日记有云：“以德报怨固非人情之党，但救人即所以自救，忠恕待人，宁人负我，我决不负人，唯求心之所安而已。”（1938年12月27日）但恐怕去此不久，即已派遣刺客谋杀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