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与国际形势，亦在转变动荡之中。敌军占领武汉以后，国际对其压迫更形显著，是敌之害，即我之利也。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之后，锐气大挫，特别是他们在后方受到中国**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沉重打击与严重威胁。因此，不得不基本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使战争进入长期的战略相持阶段。
在这一阶段，国际上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日本政府在坚持其灭亡中国的基本国策的前提下，改变前一阶段的侵略方针。
在政治上，日本政府放弃过去“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而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政府声明--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即第二次《近卫声明》)：“帝国所期求者就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帝国所希望于中国的，就是分担这种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帝国希望中国国民善于理解我国的真意，愿与帝国协作。固然，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所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76-2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显然，这是日本企图拉拢国民政府“参加新秩序建设”。
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了《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提出“中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等对华三原则。
在军事上，日寇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改为保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以主要兵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
在经济上，疯狂掠夺和榨取沦陷区的资源与财物，利用沦陷区的人力、物力支撑侵略战争。
在外交上，加紧与德、意勾结，对英、美施加压力，企图通过英、美迫使国民政府妥协投降，尽早结束中日战争。同时，做出蕴藻浜反苏姿态，继张鼓峰事件后，又制造了诺门坎事件，以迎合英、美、法等国的反苏情绪。
此时的欧洲，正是德国法西斯进一步实行扩张政策的当口。
1938年4月，德国吞并奥地利。
5月，又陈兵捷克边境，并以战争相威胁，迫使捷克的盟友英、法让步。英法为纵容德意向东进攻苏联，而采取了妥协让步的绥靖政策。
9月29日，英、法与德、意签订了出卖捷克民族利益的“慕尼黑协定”，在沒有捷克代表与会的情况下，强制捷克将苏台德地区交给德国。
此时的远东，正是日本耀武扬威攻占广州与武汉的时刻，英美为集中力量对付欧洲紧张局势，力谋与日本妥协。从1938年冬开始，英美多次积极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以胁迫蒋介石投降日本为条件，解决中日战争问題。
“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
蒋介石日记中所说“国际对其压迫更形显著，是敌之害，即我之利也”。
但是压敌乎？还是压“友”乎？却原來是敌友联手压我!
不知“利”从何來!
内政外交确实处在“转变动荡之中”，后來的事实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今日之处境虽在倭寇多方困迫之中，然较之西安遇难之危机状态千万矣。上帝既能拯救余出此万恶绝险之境，自能拯救余四万万生灵于涂炭之中也。唯祈上帝能早日赦免余之罪恶，而使余国家民族即脱离压迫实现独立耳。
长沙大火案了结后不久，时值西安事变二周年纪念。
虽以蒋介石之宗教性格，他仍一向保持中国人之立场，很少提及本身罪愆，此处情形特殊。
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唯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汪精卫与日本陆相坂垣征四郎暗中勾结，一是通过高宗武和日本直接联系，另一个代表是梅思平。
梅思平曾于1937年抗战初期参加周佛海的“低调俱乐部”，鼓吹民族失败主义。再加上梅借用上海文化团体名义从事和平运动，因此很受汪精卫的赏识。
1938年4月，汪将梅思平派往香港主持艺文研究会香港会友机构国际问題研究所。梅借此机会，多次与今井武夫秘密会谈所谓中日和平条件。
10月21日，汪精卫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时，公开声称：
“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吾人愿随时和平。……就中国而言，吾人未尝关闭调停之门户。”《申报》1938年10月22日。
10月22日，梅思平乘飞机抵达重庆，对汪精卫说：“日本希望汪脱离重庆，别组政府，谈判和平条件。”
于是，汪精卫便把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召集到他的寓所里，密议投降之事。在促使接受日本意向过程中，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起了重要作用。
10月25日，武汉失守，接着发生长沙大火。于是汪精卫借机加紧所谓“和平运动”。他在《复华侨某君书》中说：
“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到了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们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时的汪精卫等决定投降日寇，并立即决定脱离重庆。同时，“重新指定高宗武和梅思平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命令他们同日方的代表进行商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84页。并与周佛海一起制定了投降活动的详细计划。
汪精卫欲于11月2日经由香港转往日本。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向国内外发表声明(即第二次近卫声明)，说什么：
“日本此次战争的目的，在建设东亚新秩序”，表示“以日、满、华三国相提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树立相连环关系，……倘国民政府能转换政策、变更人事，参加建设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
这里表示日本政府欲与国民政府和谈，但仍排斥蒋介石。这是明显地向国民政府的投降派--汪精卫之流招手。蒋介石对第二次近卫声明在1938年11月的《揭发敌国阴谋阐明抗战国策》中指出：
“敌国声明及其谬论，五光十色，矛盾百出，意在内欺其国民，外欺世界友邦，更对中国国民妄想肆意迷惑、麻醉、恫吓之毒计。”
蒋介石曾对汪精卫指出：日本声明含着如上的毒计，希望其有所警惕，但却未想到汪已在与日本私通，开始了背叛活动。
这时汪精卫正暗中派高宗武、梅思平于上海虹口新公园附近的一所空房子里与日本代表影佐等进行秘密会谈。
11月20日，双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等三个文件。
主要有三条：
(一)缔结日华防共协定。
(二)承认满洲国。
(三)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的自由。
还规定了日本两年内从中国撤军。
这是一份地地道道的卖国投降书。高宗武拿着这三个文件到重庆向汪精卫汇报。汪承认这些文件，并表示“预定12月8日从重庆出发，经过成都，于12月10日到达昆明”《今井武夫回忆录》，第99页。。希望日本在此期间发表近卫声明，进行诱和，他表示响应。并要求日本更换驻香港领事，日方立即以田尻爱义代替中村丰，关于发表声明一节，日方答复等汪脱离重庆后按照约定行事。接着，汪立即按照《日华协议记录》的路线与周佛海商量逃出重庆的办法。
12月5日，周佛海提前到达昆明。
汪精卫本打算12月8日从重庆飞走，但在6日蒋介石突然回到重庆，汪不得不延期离开。汪延期出走，日方误以为汪在欺骗他们，近卫首相大为惊恐。
蒋介石回重庆后，与汪精卫、王宠惠、孔祥熙等开会时，再次申明抗战决心。这是武汉失守，到达战时首都重庆的第一次首脑会议。
孔祥熙等人大谈国际形势如何如何，蒋介石加以制止，他对孔祥熙说：
“不论国际形势如何，我国必须作自力更生，独立奋斗的准备。”
接着，他又对孔说：
“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只要不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决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只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也。”
汪精卫沒有说什么话，只是表示：
“敌国的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争；我国的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
12月16日，汪精卫单独去见蒋介石，蒋正在生病，彼此交谈了30分钟，汪沒有提议和之事，这次会面在汪來讲，算是暗中告别。
12月18日，蒋介石预定前往西安主持召开年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训话会。汪精卫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就准备好了这一天的机票，预备蒋动身后自己随即动身逃脱。
不巧，这天西安方面天气不好，蒋介石要延两天到会。汪恐怕在重庆再待下去有败露的危险，于是以“赴成都军官学校讲演”为借口，如期上了飞机。
乘飞机离开重庆后，向成都方向飞去，到了成都上空绕了一周后，便向南方飞行，最后降落到云南省会昆明。此时汪的妻子陈璧君已于两周前离开重庆。
汪精卫本來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密议好共同投日，并准备好了在到达昆明的同时，龙云便发出拥汪反蒋的通电。但，汪到昆明后，龙云改变了主意，忽然称病不与汪见面，只是派部下卢汉见汪，并忠告他“回重庆去”，但也未对汪加以羁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