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不准德顾问擅自离职，是为国也，德如因此束缚纬儿之行动，以为报复，则为私也；私不能害公，吾于纬儿之安危，听之而已。
1933年，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以后，很快建立起军国主义体制，走上了在欧洲争夺霸权的道路；他和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遥相呼应，结成威胁世界和平的联盟。
德国，过去曾是国民政府的友邦，特别是在抗战以前，蒋介石曾聘请许多德国人充当军事顾问，并参与“围剿”中国工农红军。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日的联系与沟通，一直是由德国这个“第三国”从中牵线。
1938年2月，德国法西斯直接站到日本帝国主义一边，承认伪“满洲国”。至此，中德两国关系日益冷淡。
6月，国民政府接到德国单方面的要求：废止军事顾问团契约，撤回顾问人员。这无疑是与**，与中国为敌的步骤。
可正当此时，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正在德国学习军事。蒋纬国，是蒋所最钟爱的儿子(至于为何有此特别的情感，传闻无据，不予赘述)，现已陷入敌手。
蒋介石本想不允许顾问团违约撤走，因为他想利用德国这个“第三者”在中日之间进行斡旋，以求得和平的途径。但又怕由此引起德国对自己儿子采取报复手段。在这两者之间的抉择中，蒋介石焦虑万分。
高宗武擅自妄动，可谓胆大妄为矣!
坂垣的扶汪工作正加紧进行。而中国方面积极从事抬汪组阁者，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本來，高宗武是与蒋介石的侍从室副主任周佛海有着密切联系的，他的任务是从日本方面获取情报，直接向蒋介石呈报。但在“宇垣工作”期间，他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文显保持联系的过程中，受其影响而背叛了蒋介石，成为被日军所利用的走狗。
高宗武还利用与周佛海的特殊关系互相勾结起來，专门向汪精卫暗通消息。
6月23日，高宗武为了和日本政府当政者。近卫首相与坂垣陆相直接会面，不经向政府申报核准，也未告知蒋介石，擅自秘密前往日本。
7月5日，高宗武抵达横滨，经日本陆军省军务课长(前参谋本部第八课长)影佐祯昭引荐与首相近卫文?、陆相坂垣征四郎会谈。
高宗武表示：
“蒋委员长对于日本的所作所为甚为愤怒，但这只是一时的，不能因此而放弃永远大计。如果蒋委员长不接受议和，汪兆铭必定接受，汪的意志已很明白，如果日本表示诚意，则以汪为首的中国内部的和平势力便会接受停战的调停。汪已对蒋委员长作了数十次的进言，若时机成熟，汪立即会实行计划。
“日本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因此，连汪兆铭也为之无计可施。在国民政府中，既有汪兆铭内应，日本应该先进行和议。”
高宗武的这番表示，使日本军部确定了扶植汪精卫组成傀儡政府的行动路线。
坂垣征四郎在会谈中向高宗武递交了保证函，函件写明：“日本政府愿以汪兆铭为和平运动中心。”
7月21日，高宗武回到香港即将他的日记及会谈记录等文件整理后寄往汉口上陈蒋介石。并附有一封解释他此次秘密出访日本的信件。信中说：
“委员长钧鉴：职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渎职擅越之罪于万一也。”
7月25日，蒋介石约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宗武的报告。汪精卫当时很不自然。
这便是“高宗武擅自活动”之始末。
敌陆相坂垣近又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及反对谋和之言论，是即反对宇垣之外交政策也。
日本政府起用宇垣一成为外相。宇垣就任外相时，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以私人身份发去了贺电，在贺电中流露出希望中日双方友好亲善的愿望。宇垣当即复电，建议可否请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赴日洽商。
6月17日，宇垣外相第一次接见外国记者说：
“大局根本变动时，可以重行考虑日本态度。”
话虽然说的不太具体，但已流露出两国之间有议和之可能性。
中日双方开始秘密往來，“暗送秋波”。
为做好接洽的准备，6月26日、28日，孔祥熙派其秘书乔辅三前往香港与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晤谈。
乔辅三转达了蒋介石的“如果日本在中国无条件撤兵，关于承认满洲国的文件，我(蒋介石)绝对可以签署”，麦朝枢著：《关于蒋介石和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54页。中国也可以参加德、意、日三国轴心协约的许诺。对方认为可以进一步商议。
可是，正当此时，日方陆相坂垣征四郎却坚决反对与蒋对话，并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为和平交涉的条件。致使即将进行的和平谈判中途流产。
其实，日本的野心是征服全中国。何况，日本现在已经侵占上海、南京、徐州、济南、山西大部，怎么会完全撤兵呢？!
蒋介石对此，深表遗憾。他是希望“宇垣工作”获得成功的。
敌陆相坂坦见倭王后，复向外国记者发表倒蒋之声明。然余终不屈服，则敌只有加紧军事进攻之一途。
敌国以不战而胜为上着，其次则速战速决；今久战而不能决，是其致命伤也。
由于日本陆相坂垣征四郎仇恨蒋介石的情绪及日本政府的狂妄野心，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再次坚定起來。
可是，日本天皇在1938年6月末，又让宇垣外相试探以和谈交涉诱蒋投降；同时，命陆相坂垣施以“军威”迫蒋屈服。实则是软硬兼施，为达一个目的。于是，日本陆相坂垣向外国记者再次发表坚决不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强硬声明，煽动国内舆论，与国民政府为敌。
蒋介石面对日本军队的蛮横无理，只有选择坚决抗战之一途。
蒋介石看得明白，日本是以“不战而胜为上着，其次则速战速决”。而今，对话中断，“上着”不灵；速战速决业已失败，急欲亡我，谈何容易!
蒋介石抱定：答应我无条件撤兵，恢复战前状态(东三省和内蒙古可以不要)，就与你谈和；反之我就与你打。你苦于经济、军力不足分配未必最后取胜，然而对你，久战不决，可是“致命伤也”。
倭首相近卫昨忽销假视事，而倭王又先后召见坂垣、宇垣、近卫及参谋总长闲院宫，其必对华和战方针已有决定。
坂垣态度忽变强硬，明白反对宇垣与我求和及由第三国调停之外交方针；但其实，仍外强中干，试探我是否为其威逼而屈服耳。
日本天皇先后召见军、政大臣，商讨和战方针，结果如何呢？
首先做出蕴藻浜反映的是“坂垣态度忽变强硬”，阻止“宇垣工作”进行，反对“由第三国调停”。
“宇垣工作”已经半途中止。
所谓“由第三国调停”，是指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意大利驻华大使齐亚诺出面活动。他们通过麦朝枢向蒋介石提出：中国承认伪满，并参加德意日三个轴心协约，日本在中国无条件撤兵。蒋介石对此当即答应：“这条件太好了，……参加轴心同盟，这也合乎我的理想。”蒋本來对苏联、**的联合是取之无奈，他更欣赏德、意、法西斯制度。
但是，坂垣对此强烈反对，无非是想以武力压迫蒋介石，使其屈服投降。
蒋介石经过最近的分析，得知：这是日本的“不战而胜”的“上着”失灵，而采取的下策，“其实，仍外强中干。”
从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日军实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同时也给自己带來了日益增多的困难。战争的巨大消耗使日本国内军费剧增，人民生活不断恶化，国内人民厌战情绪不断增长。随着战局的扩大和战线的延长，兵力显得极端不足。加上速战速决战略计划的破产，已经到了无可奈何又强而为之的地步。
日本已经到了这一步，蒋介石怎能屈从于它呢？此时的蒋介石是不怕战场上对阵的，他认为不管胜负，最终胜利属于我。
国民参政会发表宣言，强调拥护政府团结御侮之诚意，此无异签复敌寇1月16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声，使其知所畏惧，亦可见我政治力量大增矣!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党务问題和施政方针问題。关于党务问題，决定实行总裁制，以代行总理职权。大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分任正副总裁。
会议通过了《组织国民参政会案》、《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等决议，会议还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
中国**中央委员会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了电函。函中指出：“为增强政府与人民间的互信互助，为增加抗战救国的效能，健全民意机关的建立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同时此机关要有不仅建议和对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量国事和计划内政外交的权力。”
许多爱国志士也都积极要求建立民意机关，推动民主政治，以便集中国力，动员全民族，坚持抗战到底。
基于來自各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和推行。”
依据这一决定，新设国民参政会，取代顾问性质的国防参议会。
6月16日，由国民党中央发表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总额为200名，其中国民党员有89名；**员被当作“经济团体与文化团体”，只有**、王明、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名；中国青年党7名；国家社会党6名；社会民主党1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名；无党派者89人。
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于抗战一周年纪念日的7月7日在武汉开幕，由汪精卫任议长、张伯苓任副议长，均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会上发表演说如下：
“敌人之所以敢于轻视我国，其最大的理由，还不在军事方面；而是他看到我们国家内部不团结，政治不统一，沒有形成现代国家的基础。……但是，现在已表现我们全国一致抗战的组织和行动，使敌人不得不重新认识我全国国民的力量已团结集中于政府指挥之下，來排除侵略，这实在给予敌冠以致命的打击。”
7月15日，大会最后一天，发表了宣言。
它向中外宣布：中国要“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作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各党各派要“舍小异而趋大同，翊赞统一，共同救国”；在政治上，“力求庶政之革新，树立民主政治之基础”；在经济上要“增进生产加速建设，务期巩固金融，开发资源，以求军需之自给并为民生之保障。”这些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受到与会者的赞同。
**代表，除**外，其他6名都参加了国民参政会，他们都对大会的成功表示满意。王明讲“国民党和**的亲密团结因此加强。”林祖涵发言说：“在中国历史上沒有能比得上国民参政会的大会，奠定了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基础。”
当然，大会还有很大的不足。会上，对如何坚持抗战，如何普遍地发动和组织广大民众积极参战，如何改善政治机构，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以保障人民出版、言论、集会、结论的自由和保障各个抗日党派合法存在等等问題，都沒有得到解决。
蒋介石这天的日记对宣言的作用作了估计，同时对他的总裁身价大增，感到异常满意。因为宣言中特别有这一条：“否认国民政府，就是否认中国国家；仇视蒋委员长，就是仇视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
沧县保定告急，华北大战又起。余以部队复杂指挥困难，至为焦灼，施自记：“唯有坚守城堡各据点待机出击，方可制胜。”晚间余觉心境一舒又自记曰：“此殆为乐从忧生之兆乎!”
蒋介石日记未对任何战役详细分析检讨，通常对每一战役只提及一二句。所记以南方诸战役较北方为多，其亲自督导之战役较常提及。又通常忧虑之情形见诸纸间，反面则虽经宣传机关高度渲染之胜利，在日记中无惊喜情调。例如日军攻略河北时，他有此记，如是战局影响他的情绪，这是常态。
观察敌势。在直接溯江而上，仅占要塞据点，而不作野战，以期先占武汉为唯一目的。余对防守武汉，决不作无谓之牺牲，必须保持相当兵力，待机应用，以作最后胜利之基础。
为阻止日军进攻，中**队于6月9日上午9时，在花园口处决开黄河大堤。流出的河水淹沒豫东南大片土地及皖、苏部分地区，当时黄河水量不多，水速每小时只不过3公里，但总算把日军的车辆、重武器等陷入泥淖，使日军进退维谷，粉碎了日军机械化部队直冲武汉的计划。当然，人为的水灾给战乱中的穷苦百姓也带來苦不堪言的祸患。
实际上，此次人为的水灾，并沒有在战略上奏效。由于黄河决口、淮水泛滥，有利于长江水运。因此日军放弃了从中原南侵武汉的意图，而改取东侧陆路及溯江西上的进攻途径，遂揭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
敌人意在摧毁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中心武汉，以此威逼蒋介石屈服，打破其长期抗战的战略计划。为此，日军纠集了12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500架。面对來势凶猛的倭寇，蒋介石采取了避其锋芒，“决不作无谓之牺牲”的方略，保持相当兵力，以期达到“消耗战之目的”。这篇日记反映了蒋介石战略思想的变化，他已从大拼消耗转向有意保存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