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欲以狂炸为施行威胁恐怖之愚计,孰知其徒使我民众仇恨愈甚而益加强敌忾心而已。

日寇实行海、陆、空全力进攻,7月4日、7月28日,我第二道防线湖口、第三道防线田家镇相继失守。

随即,敌分四路(南泽路、瑞武路、长江北岸、信阳),进攻武汉。

8月10日,右路日军波田支队在瑞昌东北港口登陆后,遭到我第九战区的张发奎第2兵团所部第3集团军的阻击,敌以主力第9、27师团,在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分三路合击瑞昌,并施用毒气,第3集团军伤亡惨重,其他部队增援无效。

8月11日,日寇派72架飞机对武昌、汉阳实行空袭,因轰炸而死亡者达500人之多,许多无辜市民在敌机所投掷的炸弹下丧生。

蒋介石认为“倭欲以狂炸为示行威胁恐怖”实乃是“愚计”,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狂轰滥炸的武力威胁下,也难以奏效。愚是施行“军威”,更加引起民众的义愤。

事实正是这样,敌人想以“狂炸”威逼蒋介石屈服投降,可结果适得其反,使他只有选择坚决抗战之一途。

目睹近日敌机轰炸武昌与汉阳之凄惨,以及人民与士兵死伤之悲痛实不忍心之至!战例:凡最高统帅必在后方者,不令其见闻军民在战场之惨景俾专心主持最高之战务,而无所动其心也。今余既任最高统帅而此身又不能不在前方指挥镇慑,且事必躬亲,此余处境之不同,不得已而为之耳。惟甚恐以理繁治剧之故而贻忽重要战务,戒之勉之。

此日记,是对11日日记的补充,亦是保卫大武汉会战的动员。鼓励官兵同仇敌忾,各司其职。同时严以律己,“戒以勉之”。

蒋介石在《告全**民书》中表示:“一切的奋斗要以拱卫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

7月31日,蒋介石召集各部队官长讲话,再次强调保卫武汉之重要:“此次保卫武汉的战役,乃是我们国家前途和整个抗战局势最重要最紧急的关头”,“我们一定要拿出必死的决心,确保武汉的安全”,“誓与武汉共存亡”。

保卫大武汉的会战是从八月初开始的,中日双方在数千里的战场上,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激战。日寇开始进攻武汉时,就调集了十个师团,后又补充了五六次。蒋介石也动用了几乎所有可调动的部队进行抵抗。中国广大官兵与日寇作战十分英勇。其悲壮之情景待后补叙。

(一)

读孙子地形篇。今日长江之敌,已入挂形与险形之地矣!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此倭寇之所以必败也。

这年夏天的8月,正是保卫武汉的会战最初阶段。蒋介石一边指挥着长江沿岸的军事,一边研读孙子兵法。

这里所说的“地形篇”,正是孙子兵法卷下的首篇。

蒋介石日记中说:“今日长江之敌,已入挂形与险形之地矣!”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此六者,地之形也。”“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

所谓“挂者”--

梅尧臣注:“网罗之地,往必挂缀。”

杜佑注:“挂者,牵挂也。”

李鉴注:“往难以返曰挂。”

杜牧注:“挂者,险阻之地,与敌共有,犬牙相错,动有挂碍也。”

集四家注可今译为:大面积呈网罗状的天险之地谓之挂形之地。

日军正应了孙子的“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之说。

中**队沿长江天险,严加防范:以李宗仁为首的第五战区防守在武汉以北的大别山区;以顾祝同为首的第三战区驻守在湖口以下的江南地区。国民党军有60个师布防于大别山、瑞昌南北线及长江中下游沿岸。这可谓是“有备”,事实证明,日军速战速决,溯江而上,尽管配之以飞机大炮,由于我军采取分路凭险阻击的打法,消耗了日军兵力,使之不能**。

所谓“险者”--

杜佑注:“高阳之地。”

曹操注:“地形险隘。”

李鉴注:“险阻之地。”

杜牧注:“险者,山峻谷深,非人为所能作为。”

不必今译,便可明白其义。

孙子兵法曰:“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

杜佑说得好:“居高阳之地,以待敌人;敌人从其阴而來,击之则胜。”

我军居高阳,日军“从其下阴而來”,敌败我胜。

蒋介石兵法学得不错,他当时采取居高临下,据险分路阻击之战术,强调“确保”、“固守”。但,最终失败了。原因主要有四:(1)主次不分;(2)只突出工事作用;(3)不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4)敌军火力装备占优势。

这样看來,学以致用还欠功底。

不过,蒋介石运用兵法总结军事上的利弊有时还是可以的。

1939年1月,蒋介石在《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及我国必胜》那篇论文中写道:

从战略上來看,他(日本)犯了军事上三个大忌:

一、不知己不知彼。他始终沒有梦想到我国抗战到18个月之久,不但不为所屈,而且愈战愈强;他也沒有知道他自己的兵力使用到某一程度之后,要疲竭到以5个人來拼我们一个人的地步。

二、他一味希图取巧侥幸,妄想以轻巧取胜。而结果适得其反,完全违背了孙子“兵贵神速”的原则,弄到政潮迭起,反战空气日浓,他们所自夸为唯一战时内阁的近卫文?乃不得不因此下台。又证明了孙子所谓“兵久而国不利”的名言。

三、古人所谓“顿兵深入”的大忌,原为对强者而说的,现在他从东海边头深入到几千里外我国的内地,使得他已占领的地区,都变成了我们正规军和游击队活动的势力所在,处处要受我们的控制,时时遭到我们的打击,欲进则愈隐愈深,要退则到处荆棘,这真是走到了孙子所谓“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的地步。

应该说,他还是分析得比较透彻、中肯的。

(二)

绥最后十日间之总攻击,长江两岸大受顿挫……今武汉守备渐臻就绪。

8月10日至24日,日军首次攻星子、瑞昌。在这期间,日军主力集结完毕。

8月22日,日本大本营正式下达攻占武汉的作战命令,其命令如下:

“华中派遣军应协同海军攻占汉口附近要地。”

接着,日军集结在九江、太湖一带的第11军,于当日(8月22日),在长江南岸的湖口、星子一带登陆。

8月24日,瑞昌失守。日军乘胜分别向赣北马头镇和箬溪两个方向进攻。我军第31集团军和第32集团军凭据庐山等天险之地部署防御,阻止日军深入;日军虽曾反复尝试突击,但每次均被击退,损失颇重。

8月25日,日军空军开始疯狂轰炸田家镇。

蒋介石下令,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改由军事委员会直辖。

为了减轻负担,陈诚将武汉卫戍司令部指挥工作交给罗卓英,任命罗卓英为卫戍总司令,陈诚专任第九战区司令官(后交薛岳接任)。

为保卫武汉,中**队集中了99个师的兵力。

“《孙子》谋攻篇曰‘敌则能战之,小则能逃(守?)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兵力相当则与之对阵,占劣势则取守势,再不如则退却。能在弱小敌前逞强的兵力只会被强大的敌部队所俘获。)今敌即不能胜我(不战而屈人之兵),此其谋攻之失败,我为长期应战,度势量力,不与硬拼,敌终必为我擒矣!”

说到持久战对经济的损害。然则既能挫折日本,难道就不会拖垮中国?答复这问題,我们只得再度参考蒋在战前以笔名徐道邻发表的《友乎?敌乎?》一文。作者坦白指出,中国尚是一个在革命阶段组织未就遂的国家。其他国家有“土地、人民与主权”,中国则只有“主义、群众与领袖”。所以“占领了中国首都,不能制中国的死命”。甚至在“中国重要都市与海港全被占领时,在中国诚然将陷于极度的困苦与牺牲”,可是中国依然存在。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断言蒋介石对日作战无全面计划,只有一般概念。看來全面抗战不能避免,他立即对來日战场画下一个大轮廓。

(一)

本月战争最列,亦为成败最大之时期。长江北岸了济,大别山北面商城、潢川、罗山各县及田家镇虽先后失陷,然我军仍照原定计划阻止敌军于国防工事线之外;南岸之敌,虽向南突窜,然多受我军重大打击,庐山南麓,终不能越隘口一步,其死伤惨重,约计9月间敌军死伤必在10万人上下;我军伤亡,反较敌军为轻,大体言之,消耗战之目的已达,然而将士之牺牲与痛苦,诚不忍言矣!

在长江北岸,敌第11军第6师团自占鄂东南黄梅后,继续向西进犯。我军第五战区的李品仙第4兵团所部,沿大别山南麓及长江北岸层层布防堵击。双方在鄂东南广济、武穴一带展开激烈争夺。

8月27日,为密切配合长江两岸作战,日军又以第2军司令官稔彦王指挥第2、13、16师团,在大别山北麓豫鄂皖边境进犯商城、潢川,妄图穿越大别山,攻击信阳,切断平汉铁路,从北部迂回包围武汉。我守军张自忠、孙连仲各部凭借安全的险隘地形沿途布防,与敌血战,给予敌人迎头痛击。

9月6日,敌在长江北岸攻陷广济、续占武冗,继而猛攻长江要塞田家镇。守军第2军在第26、48、86军策应下,与敌苦战10多日,终因敌人火力优势,阵地全毁,官兵伤亡殆尽。

9月16日,商城弃守。我军退守打船店、沙窝等大别山隘口,继续与敌血战,歼敌甚众。敌被迫沿合(合肥)信(信阳)公路西犯。

9月19日,突破我59军防线,进占潢川。接着敌又攻罗山,胡宗南部予以痛击,歼敌5000余人,终因援军未到,罗山被陷。

尽管如此,但大别山国防工事线,始终未被敌人所攻破,达到了有计划地牵制与消耗敌人之目的。

(二)

昨日,宇垣外相辞职,其内阁顿显混乱惶惑之象,推察其原因,可约言之:

一、所谓对华中央机关权限之斗争,宇垣为军部所排斥。

二、对英外交方针之不能贯彻。

三、国联通过第十六条盟约(对于发动战争国家予以经济制裁),其外交显然失败。

四、军部欲约华南进兵,外务省不能同意乎?

总之,倭阁命运已遇最大关头。

“宇垣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陆相“坂垣态度忽变强硬”,坚决反对宇垣与蒋介石和谈,并明确反对由第三国调停的外交方针。

8月30日,坂垣陆相发表《对华政策》谈话。其内容如下:

“对华政策,仍循1月16日近卫声明之路推进,但蒋介石如能有参加新政权之意,则亦未尝沒有再行研究的余地。

“关于中国新中央政府之树立,宜由蒙疆自治委员会、临时政府(北平)以及推持政府(南京)分别派各方代表组成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然后诞生政府。”

宇垣本打算把在军部所活动的另一条线,即请汪精卫到日本洽商成立新中央政府,在内阁会议中做详细报告,以求内阁给予他和平交涉的全权。可是军部强烈反对,并着手实行把宇垣拉下來的阴谋活动。

为了达到逼迫宇垣下台之目的,军部打算成立一个“对华院”。所谓对华院,就是统一处理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題的中央机关。

宇垣一成看穿军部的阴谋,极力加以反对,并提出“对华院”的职权只能限制在日军占领地区的修正案。

首相近卫文?最后还是同意军部的主张。

9月29日,宇垣一成提出辞呈。“宇垣工作”到此为止。

蒋介石所推察的原因有四,总归一点是坂垣陆相欲以“军威”逼迫蒋投降,亦可见日本天皇的狂妄野心。

日寇在大亚湾登陆之目的:

一、表示其非达到使中国屈服不可。

二、对英国示威,欲使中国不借重英国而向其屈服。

三、希望分化广东,不加抵抗。

四、至于截断广九铁路之目的犹在其次。

10月12日晚,我第1军在信阳以东与日军展开激烈争战,后因敌第三师团驰援而放弃信阳作战略撤退,于是,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形成对武汉合围。

同日(12日),日寇秘密将台湾澎湖岛的日军第21军调出,用300多艘登陆艇载运广东,在大亚湾突然登陆。

日军之所以一举突击成功,是因武汉此时正陷危机,中**队无力援助,加之驻守军队防御疏忽,造成乘虚而入的机会。

蒋介石日记中对“日寇在大亚湾登陆之目的”的四点分析前三点基本准确。第四点“截断广九铁路之目的犹在其次”及判断有误。日本指向广州的主要目的(并非“其次”),就是封闭中国海岸线唯一通往海外的门户,使中国从海外购置的军火不能从香港经广九铁路由广州进口,再经粤汉铁路输入内地。这也是日军蓄意夺取武汉,拦腰切断平汉线的真正企图。

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

对于敌军心理,若其果求和平,则我军自动放弃,反能促其觉悟,并可表示我抗战之决心,与毫无所求,且亦所不惜,使其不敢有所要挟。

否则,如果我军冀其停止进攻,则彼更将奇货可居矣!故决心放弃武汉。

9月19日,日军进占潢川、罗山后,在信阳以东与我第1军遭遇,战斗十分激烈。后敌以第3师团驰援,10月12日占领信阳。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全军7个师退守南阳;李宗仁所部撤往鄂北。仅留大别山为游击基地,由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在大别山内打游击。

正当中日双方军队在武汉外围激烈争战时,日本大本营在御前会议上又作了进攻中国华南的决定。日军乘广东沿海守军疏于防务,在进攻武汉之前迅速攻战了广州。

10月20日,江南之日军迫近大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