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国对华不许第三国干涉之政策，已明白宣布，故英法空言调和，决无效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机日益迫近，吾人将在大战中准备如何牺牲，大战后之结果与我国之地位如何，均应预作详细之研究也。
自1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陶德曼调停工作结束”，意味着“敌国对华不许第三国干涉之政策”露出端倪，但还沒有公开宣布。
紧接着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一次近卫内阁声明。对于这个声明，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向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表示“遗憾”，并说明：“日本应负断绝今后交涉途径的责任。”
1月18日，日本政府对自己的声明又发表了“补充说明”如下：
“所谓不以之为对手，是比否认具有更强意义。就国际法而言，只要承认其新政权可达到否认国民政府的目的；唯由于可予正式承认的新政权尚未成立，特在国际法上开此新例--否认国民政府并抹杀之。”
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
1月20日，国民政府下令召回驻日本大使许世英；
1月24日，日本政府又宣布了四点声明：
一、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
二、日本为阻止外**事援华，仍可对华宣战。
三、日本对华北之“新政权”，居于监护人地位。
四、绝对不允许第三者出面调解。
在这里，日本政府正式宣布了“不允许第三者出面调解”。这样一來，它把自己赶到毫无缓冲的绝地，使自己孤立起來。
继而日本政府于1月28日也将驻华大使川越茂撤回。
中日两国间的和谈之门业已完全关闭。
从此，日本陷入泥潭而不得自拔。
蒋介石在本月的《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一文中分析道：
“敌国的兵力，总共预备了50个师团來作基础，其中预定用在中国的是15个师团，用以对付俄国的共35个师团。……但是现在用之于我国的正式部队，共有16个师团，还有补充师10个师团，总共26个师团，可见他的兵力已经用尽，不能再派更多的部队來到中国。
“敌人预先的计划，就是想以少数的兵力在最短的时间一举而消灭我们的军队，迫使中国屈服，然后应付世界大战。……但我们发动全面长期抗战，……到现在他愈陷愈深了，它的兵力愈要作无限的消耗。……他原定的计划，已被我们所打破。”
蒋介石的分析很透彻，对“日益迫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作了理论上的预测。
《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一篇讲演词发表后，敌必对我恨之入骨髓。彼梦想我屈膝之意可以休乎!
2月5日，蒋介石将他在1934年7月于庐山军官训练团所讲演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讲演稿交付报刊发表。以此作为对日本政府第一次近卫内阁声明的有力回击。
在这篇演说里，除详尽地阐述对付日本全面发动侵略战争的防御战略，文章最后预言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今我军事上整理渐有头绪，再经两月之补充，当足以应战无虞。
到武汉后，蒋介石的工作急切的有如主持军事会报，封锁马当，布置江防。从长远打算的有如改组军事委员会，他自己仍只称委员长而有大元帅之实，军委员亦只称军委会而渐有大本营之实。又重订战斗序列，计六个战区，内中司令长官三人代表原中央系统，三人代表省区军事领袖，下辖二十五个集团军及称前敌总司令部之部队。内总司令六人代表中央军，十八人代表各省区或出自原军阀部队，其他一人则为朱德，下辖**部队称第十八集团军。此时由前方调至后方整训部队尚有二十六个师。1938年1月之后，才明定“统一兵员征募及补充方案”，在九个省份内成立军管区，厉行征兵。一部杂色部队，如原属财政部之税警总团及各地之保安团队，亦升级为正规之步兵师。3月4日，又决定再编练新军二十个师。一般人尚未看清：至此中国方谈得上初步的动员。以前纯不过纠集已有之部队仓促应敌。驻武汉又三个月后，蒋介石写下了今天的日记。
世人只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之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能得到平等之和平!
中日两国先后撤回大使，即意味着开始断交。当时近卫内阁和军方均认为中**队不堪一击，仍可以武力迅速征服之。可是，日本第一阶段的速胜战略破产了，原定几个星期的任务，5个月时间尚未完成。于是，日本又悄悄地向国民政府递出微笑，对蒋介石等人开展诱降活动。双方继续通过各种渠道，秘密接触，暗通信息。
1938年1月15日，“陶德曼调停工作结束”了，但日本还想找一个第三国调停途径使国民政府接受其条件，使之屈服。最后找到意大利驻华大使柯莱。柯莱是亲日派，“七七”卢沟桥事变以來，曾向国民政府劝说：“这个战争，等于是阿比西尼亚想要抵抗意大利，中国必然会失败；中国纵使进行长期抗战，也不可能有什么收获，应赶快和日本坐下來谈和。”
柯莱接替陶德曼积极地开展劝降工作。
但是，眼下蒋介石对未來的战争有个基本估计，认为日本之所以求和心切，是因为沒有更大的军事增援，因此，他暂时对持久战还是充满信心的。于2月5日发表讲话，指出日寇侵华必败。
日本一方面加强对中国的攻势，一方面通过“和平工作”的名义推行其“怀柔政策”。
蒋介石这页日记即是在这种战与和的徘徊中写下的。
倭首相近卫于对华、对俄两大问題必有新决定。以理度之，倭对俄似无开战之可能，而对华则必重新增兵，积极进攻，以求得战局之早结；或仍消极维持现状，待适可而止之时。然后者之可能性较少。
自中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蒋介石一直窥测苏日双方的动静，可等來的是苏日无战事，和睦相处。蒋介石猛然醒悟：欧美等国之所以对日妥协，对华冷淡，一个是为了保障其在远东的商业利益，另一个希望借日本威胁苏联，遏制**势力在远东发展。如今中苏签约，日本不可能对苏有所举动，苏由于重点在欧洲，对付德、意，也不会与日冲突，连向中国出兵参战都予拒绝，便可想而知了。所以蒋介石认定日本“对华、对俄两大问題必有新决定”，“倭对俄似无开战之可能，而对华则必重新增兵，积极进攻”。
事实上，日寇自1937年12月，攻陷上海、太原、济南、杭州、南京以后，便兵分北、东、南三路向中国腹地进犯。企图从山东南下夹击徐州，企图打通津浦线，然后循陇海线西进，取道郑州南下，攻战武汉。敌集中华北10个师团、山西1个师团、南京方面14个师团，共34万人，合编为“中国派遣军”。
进犯徐州日军是华北派遣军的矶谷和坂垣两个师团，约6万人。他们是敌军中最精锐的部队。
12月24日，韩复榘放弃济南。
27日，日寇矶谷师团侵占济南。
31日，又侵占泰安。
1938年1月5日，继战兖州、济宁。由于韩复榘擅自放弃济南，而撤向鲁西南，避免对日军作战，致使津浦路为敌控制，徐州告急。
1938年1月，坂垣师团侵占青岛，进逼临汾。
2日，日寇第13师团攻陷蚌埠。
3日，又陷广德，沿津浦线北犯，徐州危在旦夕。
3月5日，李宗仁获悉日军放弃南北夹击打通津浦路计划，想由鲁南和济宁合攻徐州。
蒋介石和李宗仁立即部署合围日寇两师团的兵力：
以韩德勤第24集团军于高邱，宝应地区阻止由扬州北犯之敌，掩护运河交通线；
以李品仙第11集团军、廖磊第21集团军，于学忠51军防备淮河沿线之敌；
以邓锡侯第22集团军守滕县，阻矶谷师团南犯；
以59军驻滕县以南，庞炳勋驻临沂，阻止坂垣师团南进与矶谷会师。
3月6日，李宗仁又以张自忠59军增援临淅庞炳勋部，力阻坂垣师团南进。
坂垣被阻于临沂，南方第13师团被阻于淮河地区，无法策应徐州。
矶谷孤军深入，陷入被围歼的态势。
18日，张自忠、庞炳勋两部将坂垣师团击退，迫使坂垣与矶谷两师团不能会师。
20日，滕县失守，师长王铭章殉国。
1938年3月23日鲁南最激烈的防御战--台儿庄战役开始了。
这个战役，以台儿庄为中心，北至肥城、大汶口、兖州，南至雨下店河界；东至临沂，西到向城。正面阵地除台儿庄外，还有枣庄、峄县、韩庄、兰陵、洪山等重要据点，战线全长100多公里。
23日，日寇千余人开始进攻台儿庄，被第31师和黄僬松第27师一部歼灭过半。
3月25日的郭里集之役，4月3日的刘庄之役，我军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
4月6日阁阳楼之役，第30师攻下南洛，切断台儿庄敌人后路；第27师向台儿庄以东日军出击，敌仓皇应战，伤亡惨重，向西北退却。
4月7日，我军乘胜追击，又胜敌于红瓦屋。敌退至峄县、枣庄一带。台儿庄战役遂告胜利结束。我军歼灭敌军精锐部队2万多人，摧毁坦克30多辆，缴获大量军用品。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军的侵略野心。
台儿庄大捷，举国欢腾。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的武汉举行了盛大提灯火把游行，全**民抗战精神为之一振。
蒋介石于1938年4月《在车辅山车站对出迎官兵训话》中讲道：
“此次鲁南会战，迭获胜利；尤其台儿庄一战以后，敌军声势大挫；我军同心协力，服从命令，极为国际所称誉。敌增援津浦线部队，乃由第二(山西)、第三(苏南、浙江)两战区投调而來，而该两战区敌军因受我军牵制，已无法再调，故其今后增援兵力极为有限。
“今敌在台儿庄大败以后，必愤而向我报复，但其实力有限，仍是投机战略。只要我能首先堵住，再予迎头痛击，终必更获大胜。”
蒋介石只说对了一部分，日寇“必愤而向我报复”，但绝非“是投机战略”。台儿庄战役只是整个徐州会战的一部分，日寇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徐州战略要地，再进逼武汉。日寇的战略计划并沒因台儿庄受挫而改变。
也正因日寇暂时受挫，“求得战局早结”已不可能，因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消极性维持现状”“可能性较少”，更大的更残酷的战役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