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国势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伦黄帝子孙,其将何以雪此奇耻!若不图自立,复有何颜立于天地之间!

此时,蒋介石正坐镇成都指挥“剿共”,然而,对察省主权的丧失,他也是痛心的。

日记所写的话这当然也是肺腑之言!我们不是说,蒋甘心卖国,而是说,蒋一心“剿共”,便无力抗敌救国。但蒋对**“不共戴天”,对日本帝国主义却想“化敌为友”。“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蒋先生该是很熟悉的,问題在于蒋不把**看成是兄弟。

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当不可不隐忍耳。

蒋介石直到西安事变前夕,他仍然希望将全面抗战之展开延迟。实际上则他沒有3年5年的时间,写下上段日记之后不出9个月,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汉卿如此无识,可为心痛。

蒋对西北张、杨的离心倾向,当然是有觉察的,只是由于他正集中力量对付两广,不得不暂时搁置下來。

1936年秋,蒋在对两广事变的处理告一段落以后,便将几十万大军北调。一时间潼关以东大军云集,洛阳、西安和兰州,飞机起降繁忙,已有明显的“督战”意味了。

10月22日,蒋从南京飞西安;蒋鼎文、卫立煌、陈诚、陈调元、朱绍良、蒋作宾、邵元冲、钱大钧等20多名高级军政人员也先后來了。28日蒋、张会晤,张披肝沥胆,当面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意见。

“十年天地干戈老”,这是一个180°的大转弯,蒋根本听不进去,蒋介石于是在当天日记中写了如上几个字。

以本人生命与主义合而为一,预备牺牲一切,为其多数人受苦,就是完全人格的表现。

在重整道德的要求(即蒋介石于1934年5月15日日记中所云:“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之下,蒋介石作为领导人也不能规避。于是,他在日记中写了如上的话。

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做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

关于东北军、西北军不愿进攻红军、“西线无战事”的传闻越來越多,蒋十分恼火,但他不反省自己“剿共”政策的不得人心,却仍沉溺于先“安”后“攘”的迷梦。

蒋介石好故作高深,以显示其高人一筹。仗只能一个一个地打,敌人须逐个消灭,这有什么深奥难懂?聪明的张学良,当然不致对此“茫然”。从“九一八”以來,中国先失东三省,继失热河,如今冀察已危在旦夕。再跟红军拼几年,再丢掉一些地方,然后再去“收夏失地”,这样地去分“段落”,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不是太昂贵了吗?!

是晚召张、杨、于各将领來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于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亦于今晚宴來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间餐毕,将邀诸人同往也。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

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在屡谏未果的情况下,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决定扣蒋!蒋介石认为,中央军威力强大,又近在咫尺,张学良在西安无重兵,断不敢有何异动。

蒋介石为探查虚实,当晚七时特请张、杨吃饭。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邀请后,颇为紧张,急与杨虎城密商,最后决定张学良前往临潼赴宴,杨虎城以待客为名留守西安。

“虎城为何沒來?”蒋介石见到张学良后,当即问道。

“我俩今天做东请客,请帖已发出,无法改期,他留家中待客,要我來向委员长致歉。”张学良不慌不忙地解释道。

蒋介石点了点头,似已不疑。

这便是本“日记”当时背景。

关于“西安事变”具体经过,略去。

凌晨五时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少顷,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來报:“叛兵已蜂拥入内,本已冲过第二桥内,被我等猛射抵御,死伤甚多。”余问“叛兵如何行状?”答曰:“戴皮帽子,皆是东北军官兵。”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必系**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猿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军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如余能超越山巅,待至天明,当无事矣。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促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岭陡绝,攀援摸索而上。约半小时,将达山巅,择稍平坦处席地小憩。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五时许,华清池方面动手了,王玉瓒、孙铭九首先劝说蒋介石的警卫打开大门,但遭到拒绝。孙铭九手枪一挥,下令士兵硬冲。蒋介石的卫士大惊失色,双方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激战。硝烟弥漫,弹飞如蝗。

激战中,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率领一队精兵穿过假山小道,直扑蒋介石下榻处,冲进卧室一看,房内已无人影,桌上放有一条武装带,一套特级上将服,还有一副假牙。刘桂五、孙铭九大吃一惊,忙伸手去摸**的被窝,发现里面尚有余温,显然,蒋介石并沒有走远。

“搜,快搜!”孙铭九把枪一挥,下令道,心里却在咚咚打鼓:四下里枪战正酣,要是蒋介石被乱枪打死,自己怎么回去见张副司令?当沒有找到蒋介石的消息传到新城指挥部时,张学良脸上徒然变色,向众人道:“若找不到委员长,我便把自己的头割下來,请虎城兄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那我张学良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别忙,别忙!”杨虎城连连相劝,“看看老蒋的汽车还在不在?”

当电话里报告说老蒋的座车仍在车库里时,众人松了口气。凭着对蒋介石体力、对周围地形和时间因素的综合分析推算,蒋介石根本不可能逃远。

余闻此语,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

13日,国民政府空军开始在渭南、华县等陇海线地段轰炸,16日正式下令讨伐张学良,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准备“西进”。

日本当然是希望中国大打内战的。17日,日外相居然声明:“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这个杀了张作霖、从张学良手上夺走中国这片国土的“邻邦”,似乎与张家两代有不共戴天的冤仇了。

有人以为何应钦这次下令“讨逆”是阴谋将蒋炸死西安,以便“取而代之”,这是不确的:

第一,赋予何兵权,是国民党中央集体决定,事见12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说,最先提出用兵的乃是居正:

那位平日??侃侃的居贡生(正)院长也乘时主张正义了,他站起來大呼:“到了今日还不讨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

张治中也写道:

当时南京国民党首要对西安事件主张用军事解决的占多数。

第二,此举也与蒋用心不谋而合,蒋盼望南京在军事上给西安以压力。当张学良在16日向蒋报告渭南、华县被炸的消息时,蒋在当天写了上面的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