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无壮备，遽尔绝交，此大危事也。
1932年年初，蒋介石仍无职位期间，听说南京外交部长陈友仁主张对日绝交，他写下自己的看法。
余决心迁移政府，与日本长期作战，将來结果不良，必归罪于余一人。然而两害相权，当取其轻，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來必作城下之盟。
日寇蓄意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转移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对其在东北的侵略行径。日本这时正在东北阴谋建立“满洲国”，企图将整个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1月18日，日本五个和尚在上海马玉山路向中国工人义勇军挑衅，打伤了日本和尚天崎启升（后死在医院），日本又**公使重光葵的公馆，然后嫁祸中国民众。1月24日，日本向上海大量增兵，已有航空母舰“能登吕”号等十艘军舰开进黄浦江。27日，日寇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最后通牒，限28日下午六时答复日方提出的“道歉”、“惩凶”、“赔偿”、“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五项无理要求。蒋介石的亲信吴铁城，本着蒋介石“忍辱负重”的指示原则，立即派警察查封了“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这样，蒋介石还“对于上海紧迫情势放心不下”，又命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立即派宪兵第六团从南京赶赴上海。“因为此时驻防上海的是第十九路军”，蒋介石不敢担保十九路军不抗日，“调派宪兵部队到达上海的目的，则是配置在中日两军战斗部队的中间地带，起缓冲作用以防范不测事态。”1月28日，蒋、汪召开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全国都以为中央定会对上海严重局势作出对策。不料中政会竟一句不谈如何抗日，却作出了与抗日毫无关系的三项决定：一、惩戒陈友仁。因为陈在上海的谈话批评了蒋介石。二、决定恢复新闻检查。这是蒋介石上台后加强法西斯统治的表现。三、改组南京政府。十九路军将士和上海人民在浴血抗击日寇，这时蒋、汪合流的南京政府做些什么呢？1月30日，还沒有公开复职的蒋介石通电全国将士，“慷慨激昂”地说：“……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然后话锋急转：“勿作虚浮之豪气，牺牲之精神。”怎样保持牺牲呢？中央决定迁都洛阳，逃之夭夭！
财政不充实，何以为国？何以御侮？当力图之。
对日外交，全国瞩目。孙科与外交部长陈友仁，为取得人民的支持，抵制蒋介石政府的干预，主张对日“积极抵抗”，收复东北失地。冯玉祥很赞成，他同陈铭枢为支持孙科政府解决财政，扬言要对上海金融界采取强硬措施。但是，孙科政府一面鼓动“死守锦州”，一面又主张“和平绝交”。此时日寇正积极准备进攻上海，日舰在宁、沪间的长江水面示威。孙科政府对日本毫不戒备，企图既能与日本相安于宁、沪，又能博得“主张抗日”的美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曾计划把驻宁、沪的十九路军调到江西“剿共”，以便使日本能领悟到他们“和平绝交”的诚意。孙科政府口称“抗日”、“绝交”，并无抗日行动的具体做法，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孙科支撑不住局面，于1月9日跑到上海，吁请汪精卫及蒋介石、胡汉民入京主持一切。冯玉祥、陈铭枢也四处奔走、发电，恳请三巨头返京。一时请蒋复职，蒋、汪、胡合作的呼声大作。
剿除长江流域之**，整理政治，为余之工作中心；如至不得已时，亦必先肃清赣匪以后，乃得牺牲个人以解决东北--此余深思熟虑经千百回而决定之方针也，国人知我心否？吾亦不暇计焉!
1932年5月21日，蒋亲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副之)。在组织进攻之前，即4月18日，蒋在牯岭召开了豫鄂皖赣湘五省“剿匪会议”，何应钦、何成浚、陈诚、熊式辉也赶來参加。蒋采用曾国藩“用兵不如用民”攻打太平军的经验，提出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进剿”方针，同时推行王安石的保甲制度，军民共组“农村合作社”，民兵5000人组成“民团”，五县共同制定防卫计划。政治军事总动员，试图将“**”一举“剿灭”之。
6月，蒋先集中主力进攻鄂豫皖徐向前和湘鄂西贺龙这两支红军。在大别山、洪湖，周旋了半年有余，蒋取得了胜利。结果是：前一支红军转移于川北、陕南，后一支转移于湘鄂川黔边界。
此时(1932年冬)，日军正向热河进犯，东北又紧张了，但蒋枪口仍对内不对外。
倭寇攻热，必不能免，恐不出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入关；或另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之独立，使我中华分块离立，不得统一，而统属于倭寇卵翼之下。其狂枉之欲，且得陇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国必不罢休也……
热河事件因一个所谓任“关东军嘱托”的石本权四郎，在由锦州至朝阳间的火车上被中国义勇军拉走而产生，事在1932年7月。迄1932年下半年，日军不断的准备进攻。蒋介石在江西筹划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当日最大困难，即是无从判断对方之目标与最后企图。从过去之经验，小事可以化为大事；下级造成之既成事实，可以据为方针与国策。至年底蒋已回南京，他即在日记上写出上面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