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内统一之转机，如天下不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或不致失败乎？
对国际联盟及九国公约诸鉴字国干预之期望，也使蒋介石举棋不定。他在“九一八事变”后第3日，在南京接见国联公共卫生处长拉西门即已提及：“君须知日军既占沈阳城，必不肯随便退出。余知日人对我东北之心理，宁使其东京或日本三岛全毁，决不愿自动退出东北也。望君牢记余言，切勿轻易视之。”(1931年9月21日)，此观察可谓一针见血，以后全部证实。但是国联盟约有调查制裁诸条款，中国是弱国，本身无力收回东三省。又不能不对国际正义有所希冀。所以，才两日后蒋介石闻国联议决，中日两国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又不禁将当时感想记在日记中。
此段日记已明白道出如因国际干涉，而使中国死而复生，其机缘正非人谋实为天授。
以后国际调查团來华，日人在东北成立“满洲国”，美国提倡对日经济制裁因英国作梗而罢。中国人怀抱着无数次之希望，每次又眼见希望在国际政治之现实场合中幻灭。迄至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召开特别大会，决议东北宗主权仍属中国，但地方自治，日人在境内扩充其铁道特权。投赞成票者四十二国，反对者唯有日本，弃权者唯有暹罗(今日泰国)。而日本代表团竟在投票后，由松冈洋石率领离开会场，表示日本退盟。况且东北三省纷争未已，日本一面退出国际联盟，一面又进攻热河。此举已非军人逞凶。在动员來犯之前，外相内田康哉在贵族院发表外交方针，阐明热河系满洲国领土之一部分，所以热河问題全系满洲国内部之问題。从战役之资料看來，夺取热河之军事行动经过日皇批准。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唯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而蒋介石则坚持唯安内始能攘外，并且他自恃唯有他一己才能达成此任务。“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一再强调他个人所起的决定性之影响，有“万人皆醉我独醒”之气概。
日记的这段文字不能在战前公布。严格说來，他这时候(至少在1931年)对于和日本作战沒有必胜的把握，相反的，以他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可是逼不得已又只有一战。其应战之目的已不在求胜，而只在保全国格。这也和他以文天祥、史可法为典范的态度接近。如果我们不计较当日情势，单独的阅读此段文字，很难不对作者生反感。他把整个中国国民说得全无是处，只有他蒋介石一人气概万千。可是另一方面，想到“九一八事变”之后，北方大学生南下请愿，殴打外交部长，报纸杂志充满着慷慨激昂的文字，动辄称东夷岛寇不足计较。汪精卫因张学良之不抵抗，愤而辞职。及至抗战军兴，遇到困苦艰难之际，汪精卫首先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