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电知邓演达，借法无线电台通话办法。
上午九时，下庐山。十一时，经莲花洞。十二时，登车，同乘者约十二人。烦闷已极，因叹，杂宾來之又來，各为身谋，无法麾之使去，奈何不厌之。午后一时，开车。六时，抵南昌。
庐山会议后，在北京政府任职的黄郛來到南昌。黄一到南昌，武昌和九江的党报均纷纷抨击黄郛，说他是北京政府的走狗，不得混迹于革命阵营。蒋则说黄是他的朋友不许抨击。
12月13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在政府末完全迁移武昌时，联席会议执行党最高职权。联席会主席为徐谦，委员有徐谦、宋庆龄、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孙科、陈友仁、王法勤等；鲍罗廷为列席。叶楚仓为秘书长。
该会议开始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指出其权力已在中央委员会和党之上。会议决议夺回蒋的军权。凡军委会决议要由中央执委会议决；总司令动员令要由军委会7人主席团讨论，通过后再交中央执委会批准。而且7人主席团中必有3人为非军职人员。该主席团又由中执会推选。总司令不得擅自决定一切和任意下令。
蒋介石坚决拒绝，说战时总司令必须独断，这是自己的责任。并说他愿意辞掉总司令职务，“如果我愿意做总司令，那么我就不是蒋中正。”
上午，军事善后会议分组会议开幕行礼，致祝词。
下午，电宋子文，设法维持军事。
办公桌上，积牍数百件，尽一日之力批了之，自谓如释重负。
各部各军，不由政府直接委派人员，以致上下失去联属，命令与报告多格而不行，故党与国与各军非组织统一不可也。
北伐期间不少重要文件由蒋自拟。例如1926年8月4日其日记有：“上午拟电稿训令约六七通”，10月1日“五时起床，拟电稿数通”。北伐开始之作战宣言、讨伐孙传芳之通电、国民革命军口号、新兵问答，以及克复福州后之军事报告，长达数千言，或出自总司令蒋之手笔，或由其口授由秘书录出。他在草拟讨孙通电时久不成稿，当时记下其经验：“军事政治之先机，全在小脑作用，几微真理，稍纵即逝。”虽在作战期间，蒋介石仍有一日批答公文百件以上之记录。如11月28日“批阅文书约百数十件”；十二月十四日又有“办公桌上积牍数百件”，“尽一日批了之”。如即以三分钟处理公文一件，百件公文已是五小时之工作。是以蒋策励自己至迟六时起床，虽病犹挣扎办公见客。
上午，著军事经验谈。(文曰：军事不可轻动刚肠，亦不可稍有客气，须随时脚踏实地，所谓务实求真也。）
遇军事最危急时，即是转胜之机。如一轻举妄动，即是招败亡而贻羞耻。以后不论何事总要熟虑断行，切勿随人主张而转移也。军事第一要贯彻到底，即使错误亦须错误到底，所谓将错就错也。
作战最先准备的，就是伤兵被服。须预备敌方帽服旗帜。严禁士兵搜查俘虏身上物，阵地尤要。(严禁阵地给物，死不缴物，宁自杀，被俘不屈。)
下午，游青云谱，听无线电话。
孙逆据抗，犹思困斗，豫局复杂，恐为奉乘。党讧日烈，经济窘枯，内部紧张，不胜忧虑。
即在南昌攻城战尚待重新部署之际，他已决心进浙江，为加伦反对。他之感到胸有成竹，固然由于孙外强中干，企图避免苦战，一方面也因为他将能控制何应钦在汕头之部队，而他本人又亲自主持对驻在杭州陈仪的策反，预料沿海之大包抄已实际可能也。至于翌年初又有驻安庆之陈调元的归顺，所以以后之取得京沪，不过在江西将孙部主力囊括之后的军事行动之尾声。因此举蒋介石经历生平第一次之指挥大兵团作战其战果辉煌亦为以后未有。迄至年底前他也仍写下不少自责责人之词句，但是他已不能全部压制自己胸头喜气。他之自负可以从日记中段看出。
上午九时半，乘船迎张、谭二主席及各委员。午正，回省垣。
晚，欢宴谭主席及各委员，席间致辞。
今日已是十五年最后一天，范围扩大，责任加重，党务纠纷，说不出记不下的痛苦，日多一日，所见闻之革命怪现状，至堪悲愕。大海茫茫，何时能达彼岸。总理期我事业，父母生我意义，果为何如。每一念及，唯有莫怠莫荒，不屈不挠，奋计力前，毋负党国如是而已矣。
时遇年底，蒋氏责身自问，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即來日的“清党”。
§§第13章 1927年
如果只是个人的进退出处，不可介意。但这是关系到党与国家的问題。
武汉政府，依据1927年4月1日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议，通告免除蒋介石所担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蒋介石认为自己的进退“不可介意”。“但这是关系到党与国家的问題”，言念及此，于是向全国重新表明：“革命责任，不容推诿，誓必自责，完成北伐。”至此，武汉政权乃和蒋介石完全处于对立状态。
汪兆铭由欧洲归国，抵达上海，刚巧也就是在这一天。他在巴黎接到邀请回国的电报，取道柏林东归，并经过莫斯科稍事停留，洽得苏联政府和第三国际约定给予全力支持之后，回到国内。
汪兆铭因蒋介石的阴谋发动中山舰事件被逼走海外，以“病假”在欧洲流亡了一年之久。现在汪兆铭在中国**、国民党左派及广大工农群众发动的“迎汪回国复职”运动中，回到了上海。他一到上海，便被蒋介石集团中的党政要人(宋子文、吴敬恒等)所包围。蒋介石会晤汪兆铭时说：“你切不要到武汉去”，“总要把**消灭了再讲”。蒋介石的企图是，汪兆铭留在上海帮助他以暴力清党，然后拉着汪兆铭一起到南京去成立政府，与合法的武汉革命政府分庭抗礼。如果这时汪兆铭到武汉去，以汪的资历和这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对武汉的政府來讲，真可谓如虎添翼。所以，这时蒋介石集团中的党政要人，群集汪兆铭寓所，对他说：“大家一致抱怨**，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汪兆铭当众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但他在私下里却又对吴敬恒说这么一番话：“**素來不轻易变更所定政策，**实以国民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之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
从4月1日起，蒋介石就连续召集留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和监委委员暨驻沪军政负责人开会，商讨“清共”计划。
**叛逆残忍狠贼如此，不知何时能平此乱也。
4月10日，汪精卫(兆铭)到武汉，在各界向欢迎凯旋将军归來的盛情拥戴下，他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声称要与**为中国革命而共生死存亡，并高喊：“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的滚开去!”
在这极左口号的煽动下，一时间闹得武汉沸沸扬扬，竟出现滥杀无辜与被迫逃亡者，蒋介石听了这样的传言，便借机写下了泄愤的话语。
那蒋氏又如何呢?4月5日，汪精卫登船去了武汉，蒋介石便加紧了活动。当天，他捏造“江苏十六县公民代表会”的名义，通电全国，假借民意要求在南京建都。4月6日，蒋介石命令白崇禧派兵查封了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藉口是该政治部有**人煽动“反蒋，反何(应钦)”并逮捕了十九名政治工作人员。4月8日，蒋介石成立了“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篡夺了上海工人起义果实后，由市民选举成立的“上海市民政府”的政权。同日，蒋介石派东路军政治部主任陈群，对上海各报馆进行稿件检查，规定各报从即日起，政府要登什么稿件就登什么稿件，政府不准登的一律不许登。于是各报这时所登的都是从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发布出來的**、反革命稿件。4月9日，蒋介石发布了上海市戒严令，任命白崇禧为戒严司令。上海的叛变准备停当后，蒋介石于4月9日亲自率领已经整顿成为“可靠的”第一军第一二两师兵力，赶往南京。蒋于当天傍晚亦赶到南京，与此同时，将南京附近的所有铁路切断，使长江以北作战的第二六两军不能回师南京，使城内林伯渠率领的第六军三个团卫戍南京的部队陷于孤立，然后，蒋介石以两个师的兵力，解除林伯渠的三个团的武装，林伯渠侥幸脱险。随后“南京城里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立即都站了出來”，配合蒋介石军队，包围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和总工会，逮捕了全部**员干部。4月10日，也就是蒋介石大骂“**叛逆残忍狠贼”这一天，开始在南京全城搜捕**员。
蒋介石到达南京的当天，就立即通电邀请汪精卫、谭延?、程潜、何应钦、胡汉民、朱培德等人：“中正已于本（九）日进驻南京。东南虽已底定，北伐尚未成功，各项进行事宜亟待解决，务请诸同志于本月十四日以前驾莅南京，筹商一切，不胜盼祈。”
是其(武汉方面)以豫交冯，而以全力巩固两湖；其后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皆意中事也。
武汉方面的北伐进攻路线是沿京汉路北上，先攻河南，与冯玉祥然后攻取北京。唐生智率领的武汉北伐军在5月31日占领郑州，6月1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武北伐军于郑州会师。就在武汉北伐军占领郑州的同一天，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北伐军也攻占了山东省的南面门户重镇徐州。
这时如果不是蒋介石已经叛变，造成国民党分裂，破坏国共合作，占领郑州和徐州的北伐军本可以齐头并进，直捣北京，完成北伐大业了。可是，蒋成立南京政府之后，就对武汉政府实行封锁包围，策动叛乱，使武汉政府陷于财政恐慌、政局不稳的困境，故而被迫停止了北伐。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搞垮武汉政府，也停止了北伐。
6月10日，汪精卫、谭延?、孙科等人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在当时宁、汉对立的局势下，冯玉祥就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因冯玉祥有陕、甘、宁三省的地盘和十几万军队。汪精卫和蒋介石都要极力争取冯到自己方面來。冯玉祥在艰难困苦之中，得到苏联及中国**的帮助，受到了革命的感召，赞扬国共合作，热情地参加了北伐大革命。汪精卫为了笼络住冯玉祥，“以全力巩固两湖，其后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把唐生智部队付出很大牺牲打下的河南省全部让给了冯玉祥，将武汉政府的军队全部撤回，并将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扩编为七个方面军。
蒋介石对汪精卫的“以豫交冯”的举措与目的了如指掌，于是他也开始拉冯，借冯压倒武汉汪精卫，因此蒋介石邀请冯玉祥到徐州会谈。……
时局仍以南京为重点，以武汉为焦点。此本党成败之所系也。
6月20日，蒋介石、冯玉祥、胡汉民等在徐州举行会议，蒋介石允诺每月拨助冯玉祥军费二百万元，并预请冯玉祥将來任军政部长之职。冯玉祥回郑州后，致电武汉政府，大肆攻击**，敦促汪精卫等人实行宁、汉合作。
蒋、冯合作，武汉政府更加孤立，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立即进行叛变革命的活动。6月29日，驻武汉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发出**训令。7月10日，汪精卫逼迫**人退出武汉政府。汪**后，曾向蒋的南京政府吁请和平，希望以**为条件同宁方合作，保住领袖地位。但蒋介石攻击汪是勾结**的祸首，拒不与之合作。其目的是要把汪精卫置于被告席上，排斥于国民党中央之外，由蒋介石继承国民党的正统。
宁、汉合流但却不能合作。蒋、汪就不得不利用各自所掌握的力量，较量一番了。这便是蒋介石本日日记之诠解。
余以为对同志应退让，对敌人须坚持，而汉某乃异是，是诚非人类也。
武汉汪精卫集团这时采取的对策是：不仅止于转而**，同时，更视南京政府为眼中钉，即反蒋排共双管齐下，并且以**升级，來当作反蒋的政治资本。7月29日，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在庐山举行会议，密谋消灭武汉政府中一切**人和倾向革命的军队。
正当敌人准备下毒手时，在周恩來、朱德、刘伯承、贺龙、叶挺等人的领导下，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于8月1日发动了南昌起义，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使中国**从此有了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握的军队。
8月2日，听到南昌起义消息的汪精卫从庐山跑回武汉，他一面心催发指地大骂“**徒和一条毒蛇、一只猛兽一样，决不能听他留种于人世”；一方面和谭延?、孙科、唐生智、程潜、朱培德联名于8月6日给冯玉祥打电报，表白他们已经彻底**了，蒋介石若再指责他们“赤化”，那就是蒋的错误了。并表示如有和平统一方法，战争可不必有，迁都南京也是可以的。冯玉祥认为宁、汉有了接近的趋势，立即给双方打电报，建议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争端，结束党争。8月6日10时，冯玉祥又致电蒋介石，谓：“宁、汉双方一致**，既已志同道合，请速进行合作。”然而，汪精卫又在暗地里策划“反蒋”。他致函在南京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北伐时为第三路总指挥)，劝他“打倒蒋某人”。与此同时，掌握着武汉兵权的唐生智，且于8月8日发表“倒蒋”通电，表现得更为露骨。蒋介石见此，恨得牙根直，大骂汪某“非人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