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军委会公牍。约三百件。

上午,会李济深、陈铭枢、朱绍良。曰任潮不明革命意义,仍有割据与封建之旧脑筋,殊为可虑。

下午,对广东大学学会讲演革命要有团体的组织。

晚,看总理手札。

自曰:人心泄沓,习染太深,封建思想不祛,革命总难成功,政治之为物,力持犹恐失坠,奈何轻心以掉之耶。

附蒋介石对广东大学学生讲演节录

今天各位同志到敝校参观,敝校同志实在是非常欢迎。我谨代表全体官长学生,欢迎各位,并且趁此良机,同各位讲几句话。我在广东已有很久的日子,对于广东的情形亦颇知道,现在就从广东情形说起。广东在这几年以來,对于革命工作的成效,要算在中国各省中第一了。所以能够如此的缘因,是一方面固然是党员同志努力奋斗,一方面尤因为广东民众对于革命的意义有彻底的了解,能够起來同力合作,所以能使广东统一起來,做各省领导和模范的一个革命根据地。这并不是我过誉的话,凡是到过广东的人,沒有一个不是这样批评的。并且常听人说,有许多外国人要來中国游历,先问那到过的人说,到中国去游历,是哪几个地方最要紧?他们就答道,第一北京,第二上海,第三广东。但是他们怎样批评这三个地方呢?他们说,北京是过去的,古老的;上海是现在的,过渡的;广东是将來的,顶新的。说广东顶新的缘故,就因广东的民气蓬蓬勃勃,中国的革命策源地、根据地,完全是在广东。由此可知,广东的民众不仅为中国人所称誉,就是全球的人也赞许的。这样看來,可知广东一般民众的学力知识,一定比别省高得多,无论那一省都及不上的。……学生站在革命的地位,比什么还重要,无论那一次的革命,要是青年学生不去做革命的干部,那革命一定不能突进的。革命的基本是工人农民,这话不错。但是一般学生青年如果不能担负革命的工作,不能领导着工人农民走上道路,不有学生青年手拉着手的奋勇前进,这革命一定受很大的损失。所以要国民革命成功,一定要各位青年赶快团结起來,领导一般群众参加国民革命,才有希望。还有要讲的话,前年11月,我们总理快要离别我们到北京去的时候,在本校同我们作最后的训话,贵校有许多学生,也参加着來听总理的讲演,现在各位之中,想必定有來参加听讲过的,也有沒听过的,所以我把总理的话再提起來,再讲一遍,使各位同志可以对于总理所讲的话,再省察一番,看有沒有做到,有沒有实行。当时总理有两段话,我如今还记得,就是说我们中国国民革命,凡是青年学生,都要担负很大责任的,不过这个责任,要怎样才能担负得起,才能使革命成功,那就要有团体的组织。团体有了组织,然后有一个系统,才可以大家共同一致,(团结精神,共同)去奋斗,如此才有革命成功的希望。关于团体一层,总理又说,中国革命革了许久,为什么还不能成功呢?就因为一班党员青年,大家对于团体的性质不明白,欢喜讲自由平等,党员的责任和地位怎样,他自己是不管的,只讲他自己的权利,和他自由的意志,不但不能同团体一致,并且处处要同团体冲突。因此,团体不能巩固,因此革命就不能成功。无论是学生团体也好,革命团体也好,凡是要这个团体坚固强大,能够发展,就要一般党员恪守规则,精神团结,意志统一,不许有个人自由平等的余地,一定要有一个中心來发号施令,不能任由团体的分子随便行动,随便发表意见,云云。照这样看來,总理所讲的我们中国革命不能成功,就因为团体不能坚固之故。今天组织一个团体,明天可以溃散,或者这个月组织,下个月可以溃散,这就是一般团体的分子,不懂得团体的性质,不晓得团体有什么重要,团体分子有什么责任,不能恪守纪律,遵守范围,所以弄得一个团体不成其为团体,一个革命党不成其为革命党,这还有什么成功可说呢?今天看见各位,想起各方面情形,更相信总理所讲的话,是很要紧的。我们真要在团体里活动,(在世界上做真正一个革命者),在社会上做真正一个国民,就一定要懂得团体的生活,团体的纪律和各分子的范围,责任地位。……各位是广东大学的学生,在广东学生界,差不多是首屈一指的,站在领导一般青年学生的地位的,我很感觉得广东的学生团体,还是沒有坚强,所以提出这些话來,盼望各位都能够从此努力做去。至于本校有什么缺点,〈要改良的地方〉,各位参观以后有什么感想还请大家不客气发表意见,并且常常要大有联络一气,使得我们武装学生同志,能够在前线作战,各位文学校的同志,也能够努力团体运动,宣传政治工作,这就是我于各位所厚望一点。

上午,莅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报告。

下午,游息白云山。

晚,宴陈其采等,商议大局。

对于工农大众,蒋介石在制造中山舰事件时,曾经命令军队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械,因而引起罢工工人的强烈不满。于是蒋介石便借答中央社记者问的机会,申明他是“拥护罢工政策最力,反对帝国主义最烈之一人,当然绝无摧残罢工、破坏工人运动之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5月2日,蒋介石以《工农大联合》为題出席作报告,他对工农群众在统一广东,肃清一切反革命和巩固广东革命政权所起的重大作用,说了不少赞美之词,他说“沒有农工的帮助,国民革命军也决不能成功这样快”。

附蒋介石莅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报告节录

各位工友、农友同志们,我今天到贵会來报告工农兵大联合会的状况。……第一,去年5月,杨、刘谋叛,东征军回师靖难,广九等三条铁路工人,同时对杨、刘宣告罢工,无论杨、刘用什么威胁利诱的方法,工人均不为所动。海员又在各河道及海口截留杨、刘的军官及援兵,其他工人也给革命军很多帮助,竟使杨、刘坐困一隅,他虽有十万兵卒,不能自由调度,以致败逃。第二,两次东征及南路作战,农民、工人都以实力來帮助,有做向导的,有任运输的,有侦探敌情的,有供给粮食的。并且每经过一市镇,每克复一城邑,一般工农民众,不是很诚恳的慰劳我们,就是很热烈的欢迎我们,鼓励了不少士气。第三,五卅惨案发生,香港十余万工人因反抗英帝国主义之残暴,罢工回国,联合革命战线,奋斗到了现在十个月之久,还是不懈。在这时期中间,工农群众又与政府合作,促成广东的统一,肃清了一切反革命派,使国民政府的基础更加巩固。……同时,我们看一看全国的工农运动。这两年以來,工农群众本已一天一天地觉悟团结起來,到去年五卅运动的时候,职工运动的发展,几达于中国有史以來的最高度。上海的总同盟罢工,人数二十余万,时间三个月;后來因帝国主义者勾结奉天军阀來摧残压迫,竟致失败。这是中**人压迫农工的最大耻辱,我们革命军必竭全力誓死來为保护农工,且为农工复仇,(打倒这些□□军阀),也是为军界來洗刷这个耻辱。然而上海罢工虽然失败,但中国工人已在世界上及全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全国各地重要地方,都有罢工起來,帝国主义者知道中国人民已觉醒了。上海总工会封闭以后,仍能恢复。在暴烈压迫的下面,严密的进行。反奉战争起后,北方铁路工人颇给与奉军以打击,虽然他们力量不厚,但国民军能维持到现在,仍是农工的力量。如果国民军此后仍能为工农谋利益,他必然可以恢复,又能和我们南方革命军联合,一定可以打倒奉直军阀的。同时在河南方面,因为国民第二军平时纪律不很讲究,岳维峻有时还要压迫工农,所以虽然有农民协会等团体,从全国革命的观点上面想帮助二军,但一般民众总恨二军的骚扰,到底被直军利用了去,红枪会成了国民二军的致命伤。这件事,实在是军队最大的教训,平时不能严格的爱护民众,即使有了革命的大題目,仍必失败的。(但红枪会实在上了吴佩孚的当,吴佩孚岂是接助工农的人,听说他们现在又要打吴佩孚了。)……我们相信革命军能努力为农工谋利益,而全国农工,又真正能参加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便可成功。

上午八时后,由省回校,主纪念周,讲述上月廿六日英人捕华舰员为国耻。

下午,对女子师范学校师长演说。

对广东全省教育会代表演讲革命与教育关系。

晚,主席政治工作会议。

5月3日,蒋介石在黄埔欢迎三次劳大、广东农协、教育大会的各代表來军校参观,并发表演讲,他说:“革命基础,是要工农学兵联合起來。必定要这四种人联合起來,革命才能成功”并“要大家都來指挥监督军队,军队才不至成为军阀”。

蒋介石玩弄了这样的两面手法,使很多群众一时还看不清他的本质。蒋介石这时却开始利用他制造中山舰事件所夺取的军权进一步夺取党权,再利用党权进而扩大军权。

附蒋介石对广东全省教育会代表演讲节录

今天蒙教育界诸先生到敝校参观,敝校非常荣幸。敝校的缺点甚多,诸先生(均系教育界最高明的),当能给我们很多的指示。敝校的教育方针,外人多未十分明白,我今天略与诸位谈一谈。敝校以前称陆军军官学校,教育的方针自然和他种学校有点不同,而现今最不同之点,即由陆军军官学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把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意思,特别表示出來。〈敝校与其他学校不同之点,即由非革命的学校改为革命的学校〉。到校的学生和教习,人人均以革命者自居,学生进校,是要來革命的;教习在校,是要教学生学革命的,这一点,是敝校的教育方针。革命二字,现在全国的教育界,是不欲讲,不敢讲,而且不屑讲的。他们常以革命为讨厌的东西,有的几如谈虎色变,除广东的学校有许多了解外,其余各省的学校都不许人革命,而且不准人谈革命,不知这样的学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教育界的人,应该觉悟革命究竟是件什么事,学校教学生做什么用。许多人未能明白此点,不知人类应为的工作,不单关于政治要革命,社会也要革命,科学也要革命。政治不革命,政治不能进步;社会不革命,社会不能进步;科学不革命,科学也不能进步。所以革命是一件最大的事情,各界若各做各的事情,不同向革命的路上走,那是大错而特错。现在的潮流,已成为革命的潮流,无论何事都要革命。政府不良,人民要革政府的命,学校不良,学生要革学校的命,个人自身不良,自己也要革自己的命,这才可免于退化之归。不过革命要有一要点,我们不可不知道的,即事事应从本身实际生活上來革命。例如我们每日6点起床,这是良好的习惯,若每日不能照这规定去行,而迟至七八点钟方才起床,这便不是革命。在学校的人,主观上常以为七八点起床也无甚妨碍,不知从客观上,却大大不行,教员若是这样做,便给一种最不好的习惯在学校里,学生渐渐地效法他,不久便和他一样,便成为坏的校风。校风坏,宜革命,习惯坏,更宜革命,能革自己的命,才能革他人的命。教育家若能抱这精神去从事教育,学校自然会好,若自己不能革自己的命,单是责备学生,压迫学生,这样还能造成好的学生和好的结果吗?诸位先生,我以上的话是很不客气的,请诸位原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