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薛红焰
如何对待和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一直是我国改革发展中比较敏感的话题，又是我们推进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事实上，有些人在对待西方政治文明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误区：一是左的思维——对西方政治文明全盘否定，如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社会的民主毫无共同之处；二是右的倾向——主张政治建设的全盘西化，如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人类民主政治的唯一模式。究其根源，二者都是因为对西方文明成果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把握。本文从西方文明成果切入，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及其历史传承性。
一、西方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借鉴
胡锦涛同志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离不开人类文明成果的滋润和推动，西方文明成果，是一个重要方面，成为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他山之石”。
（一）西方文明成果——含义界定和分类分层
西方文明成果，从理论层面讲，内涵和外延十分明确，可界定为西方社会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一切有利于人类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文明进步的事物、因素、活动和成果。但是，从实践层面看，西方社会在长期发展中所积累的“文明成果”则极其纷繁复杂，可划分为相互交织的不同的部分和层次，难以做简单的价值判别。
首先，根据价值取向，至少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积极部分”，如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法治传统和开放包容的文化形态，等等；二是违背历史发展方向、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消极部分”，如剥削制度、寡头政治、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意识，等等。
其次，根据价值高低，其中的“积极成份”又可以分为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包括一切发端（发现）或发展于西方社会、承载人类文明的一般成果的东西，如西方文明的基本特质、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形态和内在规律等，理应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吸收、效仿而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第二个层次，包括所有发端（发现）或发展于西方社会、一定程度体现经济、政治和社会等不同领域发展规律的东西，如政治发展方面的主权在民、权力制约、多数决定等基本原则和普选制、任期制、代议制等制度框架，也应当由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掌握而成为人类文明某些方面的积极成果；第三个层次，指以西方国家具体国情为基础、一定程度包含社会不同领域发展合理成分的东西，如在政治发展方面，英国人的法治精神、法国人的平等追求、德国人的秩序观念、美国式的权力制约和监督等，同样应当被其他国家和民族研究、借鉴而在世界各国发展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西方文明成果——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有益因素和重要借鉴
上述大致的分类分层，有助于我们在对待西方文明成果问题上避免“全盘否定”或“全盘西化”两种误区，以理性的思考、自觉的认识、开放的胸襟和坚定的态度来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避免认识和实践上的盲目、被动、封闭和犹豫。
因此，我们在政治建设中，对于西方社会在长期发展中所积累的“积极部分”、特别是属于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的东西，应当大胆地学习和吸收，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有机成分；对于“积极部分”中第三个层次的东西，同样应当认真地研究，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有益借鉴；对于西方社会的“消极部分”或脱离中国实际的东西（如“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政治模式），则要引以为戒，坚决摒弃、不能照超照搬。可以说，西方文明“积极部分”中第一、二个层次的许多东西，已经属于整个人类文明成果的范畴。
二、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当代中国特色和西方（人类）文明成果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一方面尊重和体现中国的历史发展、现实国情和政治自身运行规律；另一方面，正视我国发展阶段和国内外环境，最大程度地吸取和借鉴了全人类、特别是西方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因而具有丰富内涵和鲜明特色。
（一）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立足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产生于近代以来共产党领导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之中，因而不仅蕴涵着浓厚的中国特色，而且承载着鲜明的社会主义原则。主要表现：
1、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实践证明，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了理论建设、事业发展和实践创新。坚持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不仅保证了我国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保证了我国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思想基础。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共同思想基础。
2、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创造出特色鲜明、行之有效的三大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探索并建立起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执政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样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又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把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区域自治、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具有强大生命力。这三项政治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框架，人民当家作主是这些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把这三项基本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
3、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依托于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两种重要社会主义民主形式。选举民主，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标志，是世界政治文明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新发展；协商民主，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标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创造，它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了一种新模式。这两种民主形式，都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实践证明，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的有机结合与统一，有利于扩大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有序政治参与，拓宽了利益表达渠道，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有效的运行载体和实现形式，具有西方式民主不可比拟的广泛性、包容性和真实性。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必须把包括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在内的各种民主形式系统地结合起来，确保人民的意愿得到最充分地反映和表达，使社会各方面的正当要求得到最大限度地落实和满足。
4、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挥参政党作用相结合。首先，中国共产党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政党，承担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的历史重任。任何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追求，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如果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政治发展就会失去核心力量和根本保障。同时，中国各民主党派作为与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亲密友党和社会主义参政党，可以在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积极履行职能，充分发挥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二）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对西方文明成果的历史性扬弃
从上述四个方面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所体现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原则，包含着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与西方文明成果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是对其中“积极部分”的吸收和传承，对“消极部分”则是摒弃和超越。
1、关于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西方文明成果的革命和创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2、关于三大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程序和操作层面，实际上借鉴了西方民主选举的许多合理因素和有效做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虽然是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一大创造，但是，同样继承了现代政党政治和协商民主的有益成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发展和伟大实践，因而与西方文明成果有着间接联系。3、关于我国的两种民主形式，选举民主本身就是西方政治文明、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和标志，协商民主则是对西方选举民主种种缺陷的矫正和弥补，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发展。4、关于我国执政党地位和参政党作用，共产党领导是对西方“两党制” 和“多党制”竞选、执政方式的历史超越；民主党派参政、以及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谐的党际关系等，则是对西方社会持续不断的政党竞争与合作（如多党联合执政）关系的扬弃。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最根本的要求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反映了我们党在长期实践探索的基础上，逐步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是人类政治文明在当代中国的新实践——共产党领导，是对西方政党政治的超越；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则是对西方民主模式和法治传统的发展和创新。
三、积极借鉴西方文明成果 完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
研究西方文明成果，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有重要意义，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更是如此。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过程。
（一）西方文明的静态特质及其对中国政治建设一般启示
综合罗素、亨廷顿等人的论述，可以发现西方文明的5个特质：一是希腊古典文化的理性主义传统；二是犹太教、基督教的宗教与伦理；三是现代科学的产物——工业主义；四是法律及代议制机制；五是个人主义传统。如果进一步归纳，便是马克斯．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强调的三点：勤勉敬业的新教伦理、目的功利性和工具理性精神、政治系统中的科层制。这包含着对我国政治建设的重要启示：
1、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力推进全社会的政治行为文明，核心是要求人们养成理性、守法、自律的行为习惯和科学精神。吸取西方文明中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有助于这一任务的落实。2、当代中国政治建设，要求通过公民社会发展来推进全社会政治意识文明建设，即要求人们提升公民意识，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感，牢固树立和不断增强勤勉敬业、服务社会的精神，促进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因此，借鉴西方社会勤勉敬业精神，无疑会促进人们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建设，为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创造有利条件。3、当今中国政治建设，首要任务就是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学习西方文明中的法治精神，有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4、当代中国政治建设，迫切要求推进全社会的政治制度文明，即通过适当而又不断完善的制度安排，来协调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运转和总体效率的提高。借鉴西方文明中注重效率的传统和取向，有助于人们理性对待社会和谐稳定问题。5、当代中国政治建设，一个有效切入点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合理划分权限、完善管理体系、提高公共服务的总体效率。合理吸收和借鉴西方科层制、功利主义的有益经验，有利于我国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的健康发展。
（二）西方文明成果的动态分类和我们的关注点
西方文明成果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存在于欧美各国持续发展的普遍联系之中。如果根据简单的“二分法”：西方文明成果，除少部分经历较长时间检验、以理论形态等相对确定的形式、获得相应地位和公认价值——如凝结和表现于著作、典籍、音像制品、电子软件和其它固定、规范载体以外，大多数都尚未获得所谓的“普遍化”形态和固定形式，没有获得公认价值和地位，其特征和标准并不明显，而且又处于不断丰富、发展和变化之中。
事实上，西方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成果中所谓已经“普遍化”的内容，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就我国政治发展而言，其借鉴作用是远远不够的；而处于“非规范”形态的大部分内容，以其点多面广、具体生动、与时俱进和非理论形态等特征，而颇具多样性、灵活性、时代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构成了当代西方文明成果中最具活力和价值的主体内容，成为我们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关注点。因为，这些“未肯定”的大部分内容，既包含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经验，又是我们研究、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成果的薄弱领域。而且，人们对此形成两个误区：一是理念上的局限性和狭隘化——对各方面广泛存在的有益成分不愿接受；二是实践上的滞后性和空泛化——对许多鲜活的、操作层面的东西视而不见，这极大地阻碍了我们对西方文明成果有效、及时地吸收和借鉴，一定程度制约着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程。因此，对西方社会中一切鲜活、积极的东西，应当深入研究、辨别、发现和归纳——不断赋予它以“普遍”形态和肯定地位，以此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涵。
借鉴西方文明成果，是我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特别指出，邓小平当年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主要旨在摆脱僵化的苏联模式，是针对我国总体国情和发展道路而言的，决不排除对整个国外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鉴。如果我们各地方、各领域都时刻以所谓“特色”自居、排斥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学习和借鉴，只会制约或贻误发展。在我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育程度等总体上仍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今天，积极借鉴西方文明成果是我国政治建设的必要条件、有效途径和不可逾越的阶段。当然，在我国政治建设中，借鉴西方文明成果，并非全部吸纳，而应区别对待；并非盲目照搬，而应立足国情；并非简单效仿，而应发展创新。
可以肯定：在立足国情、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会越走越实、越走越宽、越走越活——不断丰富世界政治发展的内涵，为人类政治文明做出新贡献。
（责任编辑：张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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