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能力建设与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
孙宝林
一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把政治文明建设与我们长期坚持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作为我们党当前和今后执政能力建设的总目标，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执政方略更加完善、执政体制更加健全、执政方式更加科学、执政基础更加巩固。这一总任务和总目标一问世，很快就被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从理论上所接受，成为使用频率很高，涉及范围也很广的新话语，并且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其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非常明显地凸显出来了。这一具有强烈时代感的总任务和总目标的确定，深刻地反映了在经济一体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复杂国际背景下，肩负着使千年贫穷的国家在较短时期内实现和平崛起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应具有的信心和决心。
民主政治能力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题中应有之义。就一般意义而言，政治文明是由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意识文明两部分构成，前者包括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后者包括政治思想、政治素质、政治心理等。政治文明建设是执政党执政的基础和保证，执政党执政能力强弱、执政活动效果如何，不仅取决于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是否文明，以及文明的程度如何，而且还取决于执政主体的政治思想、政治素质和政治心理。历史与现实都表明，凡是历史悠久的政党，都面临一个重要考验，即民主政治能力建设问题。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曾对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 ‘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他所提问题的实质，是希望中共能够为自身的政治文明建设“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针对黄炎培先生所提问题，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可以说，我们党政治文明建设的路径毛泽东找到了——就是“民主”。但是，他没有实现民主，因为这时的民主还只是一个原则，一种理念。实现民主，不仅需要制度的、程序的设计，而且还需要一套合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体制、机制和措施作保证，这是我们党需要下大工夫解决的一大难题。可见，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富有成效地设计出一套科学而合理的制度和体制机制系统，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实现民主的问题留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同志痛定思痛，经过长期的反思后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一论述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只有在文明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才谈得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将政治文明建设与我们党的执政活动紧密联系起来，这是时代要求和人民的重托。所以，保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及其合法性主要靠制度建设，而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是体制和机制建设。所以一定要在体制和机制建设上下功夫，不断推进我国政治的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的进程，为党的执政活动搭建一个广阔而坚实的平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提供有力的政治保证。
提高发展党的民主政治能力，这一要求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我们党所致力于的政治文明建设，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这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也是执政党执政规律的要求。政治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被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三大战略目标，是有客观现实背景的。
首先，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三者是匹配而协调的社会构成。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政治权利的分配和政治权力构成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的更新及其社会关系的重组，人们需要在这些变化的基础上重筑政治平台，重构政治文化，也就是我们所探讨的政治文明。
其次，经济全球一体化要求各国政府遵守共同的政治规则。例如象公正、平等、透明以及生存权和发展权等要求，是各国政府都必须遵守的共同的政治规则。经济全球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其实质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某钟程度上的全球政治一体化。任何民族、任何国家若想进入国际市场的大循环，不仅必须顺应和恪守这些共同的政治规则，而且必须在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建设方面，主动向这些国际共同政治原则靠拢，否则，就没有资格参与和决定国际事务。
再次，普适价值观要求各国政党不断更新执政理念。观念的改变决定行为的改变，时代的发展要求执政党从思想文化的层面上，摘
除那些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行为准则相背离的价值观念，自觉向普适价值观靠拢。普适价值观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积淀下来的文明成果，对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而言，它不仅具有内在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广泛的普适性。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只有与普适的文化价值观念相结合，才能走向未来、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
二
中国的政治文明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被中华民族的仁人智士所关注，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对这一问题的求索与中华民族血泪斑斑的近代史紧密相连。自从鸦片战争失败，“救亡图存”已成为中华民族发出的最后吼声。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古老的中国社会，在历史悠久的黄河文明中，我们应该扬弃什么，如何扬弃？怎样才能使极度贫弱的旧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政治考虑的核心内容。这种考虑的后果是上演了壮怀激烈的“戊戌变法”运动。然而，事实告诉中国人，西方的政治文明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体西用”在中国的实际中也行不通。东、西方社会究竟有什么不同，中国究竟有什么特殊性，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国体和政体才适合自己的国情，这些问题便成为孙中山考虑中国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推翻帝制、实现共和，”使中国的政治建设在文明的大道上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然而，“请看1911年10月10日辛亥起义推翻帝制，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以后，人们本来满以为专制已经结束，民主马上可以实现了，殊不知不过三年（1915年）就发生了袁世凯称帝的悲剧。虽然他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下台而且病死了，但是1917又发生了张勋拥戴溥仪复辟的短命闹剧。以后经过十年的军阀混战，好容易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了中国，但是不久就暴露出其法西斯独裁的本质。1949年共和国成立，结果却发生1957到1976年近二十年的极左路线，甚至连英明的领袖也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中国人民一百多年的维新、革命并没有改变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的本质，而只是革掉了一个皇帝。”共和国成立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之间，我国基本上是在一种封闭的体系和锁国的社会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使它不仅没有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反而与世界的距离越拉越大。打开国门后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反差极大地震惊了我们党和整个民族，贫穷和落后要求人们进行深刻的反思，不仅需要反思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而且需要反思保证事业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机制。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会重复出现使数十万、上百万人落难的冤假错案？人祸为什么会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在现代中国启蒙的任务迟迟不能完成？为什么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中国至今还处于世界的边缘地位？为什么中国的腐败屡禁不绝？这些问题都在提醒我们对现行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机制进行重新的思考和审视。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在党的八大之后，由于在政治上接二连三的失误被世界文明的潮流远远地甩在后面，至今仍然属于贫穷落后的国家。惨痛的教训迫使全党和整个民族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省，我们不仅应该分析现实，还应该解剖历史，就是说，我们要对本国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机制及其文化历史根源要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认识。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政治上重复性失误坚定了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必须将对原有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机制的改革作为历史的新起点。这两个方面有一个共同的指向——政治文明建设应该也必须成为中国走向未来的深厚基础和政治保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质是在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这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其它现代化道路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走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着力解决贫穷问题和发展太慢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解决公平问题；二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通过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来实现，目的和手段是统一的；三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落实科学发展观，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这是一个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以及人的现代化在内的全面提升的宏伟工程。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就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后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不难看出，十六大报告在对我国小康社会的规划中，把政治文明建设作为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对待的，也就是说，政治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治保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党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发展民主政治的能力：一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二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提高依法执政水平。三是改革和完善决
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四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五是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从上述要求不难看出，我们党把提高发展民主政治的能力与体现人民的意志，与维护人民的利益，与整个民族的繁荣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已经由理念文明实现了向制度文明的转变，例如，在党建方面，我们党先后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政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规章和条例，还建立和健全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述职述廉制度、民主评议制度、谈话诫勉制度和经济责任制度，依法实行质询制、问责制、罢免制。并在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善治方面，党和政府可以说是做出了有时可能是痛苦但却是正确的抉择和行动。例如：建立责任政府、扩大政府公共服务范围、简化行政审批手续、提高政务信息透明度、建立危机管理体系、用法律规范和强化政府行为、扩大公民参与、推动基础民主等等，凡此种种都表明我们党在政治文明建设以及提高发展民主政治能力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奠定了基本的制度保证。这些方面的一些良好实践已经在我国各地普遍推广，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三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可谓喜忧参半。加入WTO参与世界现代化进程，对我国的发展而言，提供了许多良好的机遇，如对我们吸收国外资本，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制度文明，参与国际合作，使本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均带来很多的便利。然而，与此同时，参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也暴露出我们在制度文明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作为我国强国之路改革开放政策，其智慧之处在于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要想做到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需要有与之配套的制度、体制机制、以及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作保证。
对外开放，我们引进了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这是好事情，是我们完成企业改造，重振国企雄风的必要手段。但是，外国资金的控股、外国技术的垄断和外国老板的管理，会使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以及技术人员的控制权，这些方面控制权的丧失与削弱，风险是深层次的，危机是根本性的。
对外开放，意味着承认和遵守国际游戏规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着统一的世界军事组织、货币组织、关税组织的情况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若想参与国际技术交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若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其前提是使自己的行为准则必须与这些国家制定的已有的国际惯例、国际公约和相关协定接轨。与这些东西接轨在某些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国家尊严的让步、利益的让步、主权的让步为代价的。
对外开放，西方国家在输出其资本、技术、和管理的同时，也必不可免地输出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与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相抵触的。这将给我们对下一代人的培养和塑造工作带来干扰和破坏。这种干扰和破坏是有风险的，也就是有被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以及“和平演变”的风险。对上诉对外开放所带来的负作用，我们在应对性和防范性措施的制定与建设上还很滞后，有的甚至还是空白。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各项事业还存在许多从不容乐观的方面：一是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矛盾虽有所缓解，但尚未根本解决。二是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比较突出。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的深入，各种利益关系愈益复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群众对上学难、看病难、打官司难等问题反映比较强烈。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长期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即：就业压力巨大；经济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投资率持续偏高，消费率偏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加大。特别是制约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仍很突出。四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不少。因土地征用、城镇拆迁、企业重组、改制破产、拖欠和克扣进城务工农民工资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一些地方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居高不下；重特大安全事故接连出现，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此外，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弄虚作假和奢侈浪费问题比较突出；腐败现象比较严重。这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需要高度警觉，妥善应对，最终都要靠合理的制度、顺畅的体制和灵活的机制加以解决。
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和复杂繁难的社会变革，我们党若想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要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以及当代科学技术来武装，而且还必须有赖于科学合理、健全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机制做保证。时代和人民赋予给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就是正确地认识和准确把握当代人类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的主旋律、大方向和最终目标，带领全国各族构建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千年梦想。注释：
（责任编辑：刘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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