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文化与我国多党合作的党际关系——从历史上的朋党之争谈起
刘琼芳
和合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和精神支柱，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贯穿于整个历史社会发展。但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皇权统治之下，朋党之争仅在不危及皇权的稳固中生存，当朋党之争危及到皇权稳固的时候，“朋党”便走上了不归路。所以“和而不同”的传统政治文化理念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文化的选择。多党合作这一政治格局，既体现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一致性，又使各方面、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都能充分地反映、表达出来，在一致性和差异性的调整中使社会达到和谐。所以，没有政党关系的和谐，就没有国家政治关系的和谐，也就没有政治局面的稳定。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对我国多党合作的党际关系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充分发挥传统和合文化的当代价值，真正实现“和而不同”的和谐党际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一、中国历史上的朋党之争及其传统政治文化
“朋党”作为一定社会中代表某一社会阶层或社会集共同利益的政治团体，在中国历史上早已存在。北宋著名政治家欧阳修在其《朋党论》中曾讲道：“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事实上，从《尚书·洪范》篇考证，早在周代“党”的问题在已是一个政治性的大问题。到春秋时期，从《左传》、《国语》等文献看，“党”的问题十分突出，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但随着君主专制发展，臣下的朋党已经成为君主专制体制的最大障碍。不禁臣下之党，君主就不能实现专制和权力的集中。因此，臣下结党的合理性被取消。尽管如此，由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官僚制度的确立，割断了官员们与家族的联系，使置身于官场中的官员们显得相当孤立。但激烈的宦海斗争又使置身其中的官员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于是拉帮结派依靠群体的力量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就成了官员们极其现实的选择。然而，专制制度又为结朋聚党准备了条件，遂使专制皇朝中朋党丛生，因此，朋党之争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种奇特的政治现象屡有出现。
早在东汉桓帝、灵帝时，因为宦官乱政与士人清议，就出现过两次打击士人和太学生的事件。主要由于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崇尚名节的士人关心天下，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士人官僚集团将斗争的目标指向了乱政的宦官集团，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挽救天下的危亡，但是终究招致灭顶之灾。
唐朝时期的牛李党争，主要是由于依附宦官的官员分为两派——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这两派官员互相倾扎，争吵不休，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闹了将近40年。
明朝时又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末党争。其中，一派是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时，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另一派是热中利禄、贪恋权势的官僚，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几个“党”，它们是：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而以浙江人的浙党声势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他们在当权期间，结党营私，依附皇室、勋戚，交结宦官，不断排斥清廉正直的官员；齐、楚、浙、宣、昆等党的重要人物纷纷占据要津，成了“当关虎豹”。他们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不以国事为重，而以攻击东林党为首要任务，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
此外，还有北宋的新旧党争、南宋的宋金和战与道学反道学的相争等等，都是封建社会中代表一定阶层或集团的政治团集之争。这些党争的最终都被不断加强的君主专制集权的历史洪潮所淹没。究其根源还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和专制主义的基础之上，臣属心理、权力本位、贱民思想、人治观念等等，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另外由于中华民族所处的东方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自给自足的中华农耕文明孕育了人们笃实敦厚、安土重迁的政治心理和崇上崇长、依附权威的政治人格，使中国
传统政治文化表现为集权型的政治文化。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其最大的政治目的是皇权的巩固与稳定，各个“朋党”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和各自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所以当“朋党”的政治目标和各自所代表的集团的利益与皇权的巩固与稳定发生冲突时，“朋党”便不复存在。
二、从和合文化到党际和谐
（一）和合文化的历史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和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传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衍续不断且特有的哲学观念、文化理念、政治理论和社会理想。和合文化纵贯于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为各个时代的各家各派所普遍接受，并被广泛用于认识自然、治国处事、道德伦理等各个方面。
和合文化的历史内涵主要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重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化解矛盾，融通各方的利益，协调个人、集体、社会三方面的共同利益，共谋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仁是体，是内涵，礼是用，是表现，他认为社会的规范作用，以和谐为最重要。治理国家，礼仪制度，处理人际关系都应以和为价值标准。墨子认为：“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墨子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道理，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结怨仇，而有离散之心。法家典籍《管子·幼官》中认为：“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谐，偕习以悉，莫之伤也。”认为以道德教化人民，人民就和，互相之间就能体现和谐共处的友好气氛，人与人团结和睦，自然社会秩序稳定。
其二，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和谐。和合文化提出“天人合一”的观点，天人是一个整体，提倡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荀子说：“天地和而万物生”。他认为自然界的和谐是万物产生、成长、成熟的根本，而自然中万事万物的有序存在，也是“和合”的必然结果。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
其三，和合不是等同，和而不同。虽然古代思想家强调和合，但并不否认事物的固有矛盾与必要斗争，和合是在矛盾解决、克服的基础上，形成的平衡、和谐、合作的状态，没有矛盾与冲突也就无所谓和合。西周末年的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意思就是说，将不同的事物相互作用，才会产生新事物，假如同类物相加，得到的仍是原来的事物，不能产生新事物。这里的不同之物，是存在差异的，这就是事物之间的矛盾。孔子也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认为君子之间的交往纯乎道义，虽然他们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同，但是他们的关系是和谐的；而小人之间的交往则往往结党营私，同流合污。这种关系并不是真正的和谐。他主要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论述和同之异，既强调了和的重要性，又承认“不同”的客观存在，主张通过协商、对话、讨论、谈判，达到统一，和谐。
“和合”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积累。在构建和谐党际的过程中，传统“和合”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仍然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
其一，和合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原则。传统和合文化认为，和谐不是简单的雷同、重复，而是承认差异、尊重多元；和谐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是事物质的稳定性的规定。构建和谐社会，重点是构建人际和谐、群体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这些思想，构成中国传统社会有序稳定的深厚文化底蕴，千百年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今天，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大同社会”有着根本的区别，但是传统文化提出的一些闪耀着智慧的哲理性价值原则，却没有过时。它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差异的社会，有差异就有矛盾；和谐不是消灭矛盾，而是把矛盾限制在非对抗的“和合”范围内。
其二，和合文化是解决矛盾的思维方法。传统和合文化主张调和、折中矛盾，既不过又无不及，不走极端，不使矛盾激化，反映到个人修养方面，强调要保持身心平衡，自我激励，自我超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意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在改变，由过去以强调通过斗争来解决矛盾为主的方式向现在以强调化解矛盾为主的方式转变，通过化解矛盾，实现互利双赢。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传统“和合”文化思维
方式契合了现在人们思维方式转变的要求。这给我们的一个有益启示是：构建和谐社会，应注重和谐思维方式的培养，努力掌握“和合”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
（二）多党合作中的“和合”政治文化
当前我国的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文化为核心，具体说来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社会主义政治观和价值观的核心地位，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全国人民共识的政治文化主流，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认同。然而，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多民族的中国来说，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还存在着不同阶层、民族，不同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反映在政治文化结构上，就是政治文化结构中，政治态度在全体公民中不同阶层、民族、党派和团体之间的多元分布。任何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体系必然是由多元的政治文化圈构成的。特殊利益与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反映在政治文化上也是相辅相成的。
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是“和合”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其表现特征是：共产党领导、民主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奉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从而形成了通力合作的新型社会主义政党关系。这种关系是相互依存、良性互动的关系，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结成的挚友和诤友关系。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是一致的。它有助于政局的稳定和实现广泛的团结，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安宁。
（三）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促进党际和谐
当前，时代要求我们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构建和谐的党际关系。
党际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政治基础。和谐的政党制度是和谐社会中应有之义，政党是政党制度的主体，政党关系是政党制度中最基本的关系，在国家政治社会的诸多关系中处于重要位置。没有政党关系的和谐，就没有国家政治关系的和谐，也就没有政治局面的稳定。所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和谐的政党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之一。
所谓政党关系和谐，就是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整体目标，在法律的框架内的通力合作和政策的协调运行状态。具体说来，政党关系和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点。首先，在价值目标上，政党关系和谐是以经济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人民生活的幸福美满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其次，在内在机制上，政党关系和谐是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障协商与合作；再次，在存在方式上，政党和谐崇尚党派之间的相互尊重与包容；最后，政党关系和谐是一个使社会各个阶层、群体之间利益得到协调，社会各个群体能够实现良性互动的平台。
“和谐”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和谐”观念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构建和谐社会”是对“和合”思想的传承和发扬，“和合”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思想基础。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组成部分，和合文化也就当然的成为了是构建和谐政党制度、以及构建和谐党际关系的理论基础。反过来，党际和谐也是传统和合文化的发展和延续。因此，构建和谐的党际关系，对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对于坚持、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和精神支柱，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产生于历史，也成长于当代，更发展向未来。
三、结语
总之，政治文化是一种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取向，它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现象，是政治的灵魂，它促进社会政治系统的演变和政治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建设中，一定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先进政治文化，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政治文化，摈弃传统政治文化中落后的东西，借鉴和吸收西方政治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坚决抵制西方政治文化中的腐朽思想。在传统与现实之间构建起生机勃勃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
历史和现实证明，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执政，才能真正实现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和谐关系；只有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才能充分发挥传统和合文化的当代价值，真正实现“和而不同”的和谐党际关系，从而构建起和谐的政党制度，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责任编辑：廖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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