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的制度偏好
冷祥初 王刚 鲍跃华
政治文明是人们对美好政治生活状态的追求和向往，以及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之总和。它是将政治文明的价值目标付诸实践，构建合理和谐的政治关系，形成稳定有序的政治生活状态。而任何先进的政治关系都必须通过先进的政治制度来维护。任何一个时代政治文明的构建过程都是制度建设与观念变革良性互动的结果。其中制度作为社会的本体要素“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它包括人类用来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任何形式的制约”。政治生活制度化是人们对政治生活的规范调整与经验总结，也是人们在积极的政治活动中获得的成果。合理的政治制度是符合人的价值选择和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规定。政治文明是同政治蒙昧和政治野蛮相对立的一种政治进步状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而政治制度的进步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精髓。因为任何进步的政治价值、政治行为最终都是以创建、发展和完善先进的政治法律制度为目的，而先进的政治价值、合理的政治行为最终也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引导和规范。建设政治文明，从根本上说就是建构文明化的制度体系，通过合理有效的制度把政治活动加以规范与确定，从而避免政治活动的随意性和无序性，提高政治活动的效率和成效。
一、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有效载体
政治制度是一定社会所有政治体制的总称。它是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根据一定的价值理念和现实需要，通过建立国家政权来达到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方式和方法。一般来说，包括国家政权的性质、政权的组织形式及其活动准则、社会政治生活的组织原则和运行方式等等。政治制度的制度化程度和权威是一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标志。
政治制度的出现是与国家的产生相伴相关的。国家“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也是政治制度的缘起和集合。作为一种以财富和地域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国家被赋予了制度的崭新内涵。国家以其强制机关的后盾，使制度真正成为“人类交往的人为的约束”。（诺思语）正如恩格斯所说：“国家乃是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上的产物；国家乃是这种社会已经陷于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中并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而又无力挣脱这种对立之承认。为了使这些经济利益相互矛盾的各阶级不要在无益的斗争中相互消灭而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似乎立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缓和冲突而把它纳于‘秩序’之中的力量，便成为必要的了。这个从社会中发生、而又居于社会之上而且日益离开社会的力量，便是国家。”
国家是人类政治制度的集合体和核心，国家的出现反映了人们理性追求的结果。制度本身蕴藏着人类的价值目标。制度是人类实践理性的产物，是政治价值的客观化形式。人类的社会性本质决定了人类行为的社会性。社会性的群体互动建立了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联。这种关联一方面造成个人在于他人的合作、冲突、交换、竞争过程中被不断社会化。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社会也将应然的价值内化于个体，使之不断的社会化。制度正是社会将每个孤立个体联结起来成为社会互动网络中的一环，而制度本身则内含着社会互动中的基本准则。资源稀缺性是人类社会的永恒问题，围绕着资源的划分和利益分配形成的政治关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要义。现代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国家和社会之间是以某种交换为条件的。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公民通过赋税等形式购买公共产品。如果国家对社会资源过度挤占，统治集团对社会资源挥霍奢侈，就会造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正。政治制度所负的直接责任就是实现社会的公正，即根本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一种良好的政治制度，可以使政府享有足够的权威，同时公民也享有充分的自由。一个有足够权威的政府，是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之一，没有社会政治的稳定，人民就不能安居乐业，就难以发展经济，社会的物质利益就不能正常地增长。如果只有政府的权威而绝大多数公民没有足够的自由，那么，他们就会缺少生产物质利益的积极性和进行科学技术革新的创造性，最终也将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物质利益的增长；而人一旦失去自由的创造性，就有使自己降低到一般动物水平的危险，即只有基本物欲的需求和满足，而没有个性和人格的发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很好地说明了制度价值的体现。在马克思眼中，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一种罪恶的政治制度，这不仅是因为这种政治制度最终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不利于效率；而且也是因为这种制度在根本利益分配上的极不公正。翻读马克思的著作，到处可以看到他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种种源于不公正的罪恶的无情揭露和批判。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程度。人类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实践中不断深化着对政治规律的认识，这些规律集中体现在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价值中。现代政治文明追求的基本价值内涵不断扩展，形式也不断丰富。人类的尊严、自由、平等始终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和法治更近似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代名词。要实现和维护人类的这些基本价值，没有一套合适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一种不良的政治制度下，纵使有悲天悯
人正直无私的政治家和公民，最终也难免暴政和独裁；而一旦出现独裁、暴政或苛政，那么，个人的自由、平等、尊严等民主权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保障；综观人类政治制度，无不体现着人类政治文明的价值追求。政治制度在政治价值的指导下建立并将政治价值通过政治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普遍趋势。政治发展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问题。而政治发展归根到底在于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建立以及政治制度的如何有效运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首要命题。政治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是社会政治发展变化的必然要求，通过制度创新来调整各种社会政治关系，实现社会政治权力的分配和组合，达到权力运作模式有效转换，从而提高政治制度的社会整合能力，实现社会的政治发展。因此，政治制度是政治意识和政治价值的载体，没有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就成为空洞的符号。
同时，政治行为文明也离不开政治制度的保障和约束。一般来讲，制度是人类行为模式的定型化，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发展的规范体系。合理的政治行为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特征。不仅表现为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合理性，也表现为普通民众政治参与和自我行为的合理性。政治权威的产生方式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规范，权力运行过程必须有严格的法定程序，并且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必须受到制约即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如果政治权威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任何约束，那种政治绝对不能说是文明的。只有政治权威的政治行为能够受到有效的制约而不能为所欲为时，才算是文明的。而政治制度是对权威行为的有效约束形式，制度迫使政治权威必须遵守和执行，为权力运行构筑严格的运行轨迹，保证权威的行为合理；政治参与程度被视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政治参与要想真正实现，必须有一套制度的保障。我们说政治参与的程度，不仅指民众对政府决策和执行的影响和制约程度，而且当民众有政治参与的要求时，能否提供充分、通畅的参与条件和渠道，而这些都需要通过各种有效的制度保障来达到。况且，政治制度本身的进步程度也反映了人类政治行为的进步和文明。因此，政治制度不仅是政治价值的承载者，也是政治行为的承载者。
二、政治制度变迁是政治文明的发展印记
制度规范人们行为的力量多数源于它们的不变异性。制度以其长期性、稳定性成为人们所依赖的手段。但是，制度变迁却是人类社会制度发展的常态。从人类出现制度开始，制度的变迁就没有停止。人类愈益开化，制度愈益发达；制度愈益发达，人类愈益文明。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制度的进化史。
制度变迁从表面上看，是制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作出的必然调整，是针对人们交往形式的变化和利益关系的变动必须作出的选择。同时，制度变迁内在地也体现了制度蕴涵价值目标的提升，是向制度所追求的公正、效率、民主等价值的逐步逼近，是一个不断完善和提高的过程。在制度变迁中，制度的价值会日益显现，制度的绩效会逐步提高，制度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功能也更加有效，人们自身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度也会不断提高。
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演化历程，清晰地表明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奴隶制政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政治制度，由氏族社会的管理形式演变而来，在某些形式上带有原始制度的痕迹。神权学说是奴隶制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统治行为带有神秘色彩，遵从神意，相信天命是这一制度的主要取向。在古代中国，虽然从西周“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理论，孔子的“仁政”、“德治”中能够萌芽出“民本”思想，但始终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追求。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出现了民主思想的萌芽，但真正享受民主的范围狭窄，广大奴隶和外邦人是被排除在外的，民主形式和程度也是极其低下的。中世纪的政治制度基本延续了君主专制的制度思想，但在制度的发展上较之奴隶社会更加严密和细致。君主制和身分等级制是封建制国家的普遍形式。“朕即国家”、“君权神授说”是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统治者为适应统治的需要，都建立起了一套有职责、有分工、而又彼此联系和制约的管理制度。如隋唐的三省六部制、明清的内阁制等。有着严格的官吏选拔、奖惩、任命和监察制度，有着完整严格的法律法规。“设置庞大的、等级森严的官僚队伍和机构，制定纷繁的规章条例和程序，巧妙地分事于下而集权于上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思想。”西方封建制度受到浓烈的教会影响，政教合一是西方封建制度的特征，在西欧的封建政治制度中王权是以领地分封制为基础，形成个人对王权的效忠，同时依靠界限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和教会力量建立起统治秩序。
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建立是以自由主义、三权分立和代议制等思想为指导建构起来的制度形态。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最后的也是最高发展阶段的剥削阶级政治制度。它的显著特点是分权、制衡、政党制、代议制、普选权和限期任职制。在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设置中，民众的自由和平等被广泛关注，对权力的制约是其重要特征；法治精神得以日益彰显，以法治至上的宪政制度是近代资产阶级
政治制度中核心的部分。这些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是对于封建专制制度极大扬弃。随着资本主义实践的发展，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更加重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政治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不断完善、法制日趋完备。但由于阶级属性和局限性，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还不可能达到公正合理、民主法治的文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人类政治文明开辟了新的纪元。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由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广大人民掌握政权、对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实行专政的政治制度。它与历史上所有剥削阶级类型的政治制度有本质的不同，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多数人的统治，广大人民成为国家权力的主体，拥有当家作主的权利。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享有民主，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实现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
从人类政治制度的变迁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进程。国家制度的出现，开启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大门。最初的古代国家制度更多地充斥着阶级压迫和专制独裁，政治制度的设置离自由、平等、法治、公正的价值还相去甚远。随着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建立，人类在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极大地提升对文明的认识。尽管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还具有阶级局限和虚伪的外衣，但它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开创和成功实践更加印证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前进方向。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部政治文明进步的史诗。
三、政治权力制度化是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
政治权力是政治运作的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权力是以一定财产状况为基础的公共权力。其实质是阶级统治的权力。从其内在属性来看，政治权力都是为了某种利益，以强制力为基础，权力主体作用于权力客体的一种力量。由于权力代表的是利益，权力主体为了使这种利益不断得到实践，总是想方设法将这种利益格局固定下来，使之合理化、普遍化和长期化。
由于权力的公共性，无论是传统社会的“朕即国家”的王权附属物，还是现代社会的“人民主权”的民权执行人。权力主体和权力运行都必须面对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权力必须提供满足公众的各种需要，解决社会的公共问题；第二，权力要谋求权威性认同。这些问题在实践中有着经常性的联系。权力主体提供服务和谋求权威认同都具有促进制度发展的效果。一般来说，权力主体都希望权力能够发挥民众所期望的功能，并调和权力与其运行规则之间的关系。这样，制度化权力和制度创新成为普遍要求。最强有力的制度是那些满足人民需要并使权力得到真诚拥护的制度。现代各国都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规范和约束权力。权力产生和运作的制度化越来越突出和主流。
所谓“权力的制度化”是指权力的来源、组织和运作从传统政治体系中以个人意志和少量不完善的法律制度为转移，向现代政治体系中由一系列法律制度加以规则化、程序化，以提高权力对变化着的社会环境系统的适应能力、内聚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权力系统为了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吸纳更多的社会认同和支持，增强权力自我稳定和自我发展而采取的步骤和措施。制度化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和趋向，不仅与权力的中心地位、制度的优势密切相关，也与社会政治发展的现状紧密相连。权力来源的制度化，有利于提高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比个人权威更易于稳固和保险，有利于防止将国家和社会命运系于个别领导人的风险和灾难；权力组织和运作的制度化，有利于克服权力的腐蚀性，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变异，能够有效地阻止权力的内驱和扩张，避免国家“吞噬”社会和权力机关自我扩张的“帕金森定律”，保障权力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而又能减少其负面影响；同时，制度化的权力能够发挥权力的聚合效应，便于权力聚合社会能量，增强权力的效用。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加快，社会资源总量成倍增长，社会治理事务日渐膨胀，治理社会事务的权限也不得不快速扩张。这种态势下，权力由过去的一元集中走向多元分散，多中心治理是社会环境发展的需要。权力来源也由过去的传统习俗规范或神圣旨意向公民的认同方向发展，合法性基础的法理化趋势日益明显；行政效率被得到充分重视，权力行使的专业化、技术化、复杂化成为必需。为了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特别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权力授予的法律制度程序化成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通过合法的规则和程序确立权力的合法性，既适应了权力中心分散化的现实，又能使合法性基础更加雄厚，合法性程度更高。通过相对稳定的法律规范程序建构权力机关和配置权力也使权力行使更为有效，避免权力的过分滥用和无为，提高权力的稳定性和实用性，保障权力运行的顺畅性和公共性。同时，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制度创新是持续不断的过程。某种意义上，权力制度化是制度创新的一种形式。最为典型的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就是适应美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对立法和各种规章制度进行了改革和发展，扩大了政府干预经济社会领域事务的权力，有效地缓解社会经济危机。
（责任编辑：张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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