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党制度
贾庆国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政党制度对这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西方包括国内一些人将不同的政党制度进行排序时，认为西方的政党制度，即多党竞争制度，优于其他政党制度。本文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对一个政党制度的评估既要看它本身的特质，也要看它是否符合它所寓于的那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需求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表明，不同的政党制度有着不同的优势和弱点。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尽管目前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有着这种或那种问题，但总起来说是利大于弊。所以，目前中国需要做的既不是照搬西方的政党制度，也不是墨守陈规安于现状，而是应当通过不断努力，充分发挥经过多年摸索和实践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的潜力，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服务。
一、中国的政党制度的主要特点
中国目前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制度的主要特点包括：（一）一党领导，（二）多党共存，（三）民主协商，（四）参政议政和（五）政党监督。
所谓一党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需要。自成立以来，中共代表了中国革命和和建设的正确方向。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和平和国家的基本统一。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的领导下，经过全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初步繁荣的工业化国家。历史上，尽管中共曾经犯过这种或那种错误，甚至像大跃进和**这样的严重错误，但是中共的领导给中国带来的发展和进步是巨大和有目共睹的。历史证明，中共有能力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和进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接受中共的领导，坚信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在各方面将取得更大的进步。
多党共存指的是中共和中国现有的八个民主党派共同存在这个现实。国际上大多数人包括中国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个现实并不了解。在他们看来，中国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但是，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共的坚持和支持下，在八个民主党派积极努力下，多党共存的格局一直存在，并且除了文革期间中止活动以外，在其他时期内，特别是建国初期和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民主协商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通过协商讨论和决定国家和地方重要事务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民主协商的原则，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在酝酿和出台重大决策之前，通常要和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领导人进行沟通并征求他们对该决策的意见，一方面使该决策更加科学和合理，并争取各方面对该决策最大限度地理解和支持。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指出，政治协商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势。”“通过协商，可以广泛听取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意见，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通过协商，可以增进理解、扩大共识，使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成为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通过协商，可以发现和集中群众的智慧与经验，依靠群众的力量克服困难、解决问题；通过协商，可以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发展团结稳定的政治局面。”
参政议政指的是中国的民主党派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参政主要指民主党派成员直接在各级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参与政府日常工作。从新中国成立起，中国各级政府中就有各民主党派的一些成员担任领导职务，其中包括国家领导人的职务。议政主要指民主党派成员通过组织对中共和各级政府的政策和工作加以评议，提出意见和建议，目的在于协助中共和各级政府把工作做得更好。多年来，民主党派成员在各级政协和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和各级政府就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工作提出过各种意见和建议，为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政党监督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手段。除了文革时期外，中共领导人一直重视政党监督。早在建国早期，毛泽东就提出中共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主张。毛泽东指出，互相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共对民主党派的监督，主要是监督民主党派是否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第二个方面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毛泽东说，“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毛泽东还说，对共产党的监督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的监督，三是民主党派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
二、中国和西方政党制度比较
理论上讲，中国的政党制度和西方的政党制度各有利弊。就利而言，首先，和西方的政党制度相比，中国的政党制度有利于保持政治上的稳定。西方的政党制度中不认定任何政党为执政党，因此，任何一个政党，只要能够通过合法方式获得足够的选票，都可以成为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政党轮替现象迟早出现。有序的政党轮替对于国家的发展影响不大，但无序的政党轮替对国家的发展则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搞不好会出现政治动乱甚至内战。有序的政党轮替对体制的要求很高。首先，它要求较高的法制水平以保证选举规则和程序的遵守和执行。其次，它要求国家具备较为独立的公务员体系，这样在政党轮替时能够保证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第三，它要求军队国家化和非政治化，以保证军队在政党竞争过程中保持中立，从而避免政党竞争演变为内战。第四，它要求国民特别是政治精英有较强的民主意识，以保证政治领导人在竞选失败时承认失败并接受新当选的领导人。在当今世界上，除了少数西方国家以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能满足上述条件。在不能满足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实行政党轮替的效果通常是不好的，常常给国家的政治稳定带来较大的负面甚至是破坏性的冲击。中国的政党制度明确规定中共为执政党，从而排除了政党轮替的可能性，在一般情况下，这有利于维护政治稳定。其次，和西方的政党制度相比，中国的政党制度有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在多党竞争的格局下，为了争取执政，在野党需要不断地抨击执政党的政策，并提出一些和执政党的政策相左的主张来，这些批评和主张有些是合理的，但也有些是貌似合理但实际上是不合理或不可行的，完全是为了给执政党制造困难而提出的，如台湾的民进党在取得执政权之前在核四和两岸关系问题上对国民党政权的批评和主张，其实民进党也未必真的认为其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张是合理或可行的，但是为了争取执政，它认为必须采取这种哗众取宠的做法来破坏执政党的形象。在野党的这种做法常常给执政党落实它的一些合理的政策造成困难，损害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此外，如果竞选成功，在野党上台。由于在竞选过程中它对执政党的一些合理的政策曾大加抨击并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主张，出于政治的考虑，上台后它也不得不将错就错，在一定时期内推行竞选过程中提出的某些错误主张，等风头过去再回到上届执政党的合理政策上来。中美建交后，美国在野党上台后，在对华政策问题上都出现过上述情况，给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带来不必要的冲击。因此，多党竞争常常破坏政策的连续性。相比之下，中国的政党制度明确规定中共为执政党，从而排除了政党之间为了执政而出现的恶性竞争，从而有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第三，中国的政党制度有利于执政党从长远利益和公众利益出发，制订和落实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老百姓的利益可以分为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近期利益和个人利益与长远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矛盾。对公众行为的分析表明，在一般
情况下，老百姓更加看重近期利益和个人利益。美国学者杰佛雷·贝利 (Jeffrey Berry)写道，“在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社会里，人民有权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对他们的政府提出要求，并为他们的目标组织结社，有的群体还倾向于追求他们自私的利益。牛奶农场主会给国会施加压力要求给牛奶价格补贴，尽管这意味着消费者在杂货铺为买牛奶付更多的钱，汽车公司和汽车工人会要求政府针对日本汽车实行更高的进口限制，尽管日本汽车在美国很受欢迎…。总之，人们要追求自私的利益，尽管他们主张的政策会伤害别人，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
这种情况给民粹主义的做法大开方便之门。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选民的支持，那些致力于执政的政党常常提出一些不负责任的，也就是有损于国家长远利益和公众利益但有益于某些团体和个人的近期利益的政策主张。面对在野党的挑战，执政党明知这类政策主张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公众利益，但是为了争取选民支持和继续执政，也要提出和采纳一些这类政策。中国的政党制度排除了政党轮替的可能性，执政党不需要为了赢得选票而牺牲老百姓的长远利益和公众利益，并有可能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公众利益出发，制订和坚持国家发展战略。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政党制度使得中国有可能在七九年提出并在此后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最后，中国的政党制度有利于实行较为深刻的社会改革和制度创新。西方的政党制度强调代表民意，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民意反映的实际上就是老百姓的既得利益。在西方政党体制下，只有最大限度地维护老百姓的既得利益，执政党才能够继续执政，同样，只有最大限度地代表老百姓的既得利益，在野党才有机会执政。然而，维护既得利益和推动改革是矛盾的，任何全面和深入的改革都要触及相当多的人的既得利益，从而引起这些人政治上的反对。所以，在西方政党体制下，任何希望执政的政党从执政利益出发，都不愿意提出大的改革主张。如果执政党提出这类改革，它可能就要承担下台的风险，如果在野党提出这类改革，它可能就无法取得执政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的政党制度可以说是一种保守的制度。
应当说，西方的政党制度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讲也许是合理的。在那些国家里，经过多年的发展，各种体制都比较健全，一般不需要实行大的改革，即使需要，也没有多少紧迫性，完全可以通过渐进的方式进行调整。但是，西方的政党制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就不甚合理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国家的各种体制都不成熟，体制的许多方面还很不合理，根本不适应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要发展就必须进行较为深入和全面的改革，不这样做就不可能追赶，更不用提超过，发达国家。
在这方面，和西方的政党制度相比，中国的政党制度不仅确定中共为执政党，而且给予中共较大权力，从而使它有可能提出和推行较为深入和全面的改革。七九年以来，中国实行了全面和深入的改革，使中国在短短二十年中出现了巨大和积极的变化。在这方面，中国的政党制度功不可没。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的另外一面也可能是它的弱点。首先，和西方政党制度相比，中国的政党制度既有有助于维护政治稳定的一面，也有不利于维护政治稳定的一面。西方的政党制度允许政党轮替，一大好处是有助于社会不满情绪较为充分地释放。执政党的政策再好，社会上也会对它产生不满情绪；掌权就无法完全杜绝某些官员滥用公权的现象，就会引起非议；发展就会导致社会再分配，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或得到好处较少的人就不满意；改革必然损害某些既得利益，从而招致一些人的反对。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不满情绪发泄的渠道相对较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绪就会积少成多，变得非理性化，不切实际地把希望寄托在改朝换代上，对政治稳定构成挑战。西方的政党制度有助于不满情绪的发泄，在野党对执政党的批评和摸黑、政党轮替为这种情绪的宣泄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同时，鉴于新的执政党也无法解决上述问题，最终也有助于人们理性地看待上述问题，这种情况有助于实现政治的稳定。
其次，和西方政党制度相比，中国的政党制度虽然有利于保持政策的连贯性，但也不利于对一些过时和不合理的政策做及时地调整。在单一政党执政的体制下，一项政策形成后很难做出必要的调整。为了更好地贯彻这个政策，执政党要求大家形成共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较难看到政策调整的必要，而那些看到政策调整必要的人又有可能因需要维护执政党的权威或因担心受到误解和惩罚而不愿多言。此外，执政党大权在握，执政地位确定，无须担心其他政党取而代之，所以对该政策引起的问题也有可能不重视。其结果，常常要等到该政策引起较大的问题时才能引起注意并得到纠正。西方的政党体制在这个方面要好一些。在多党竞争的格局下，在野党每时每刻都要研究执政党政策的缺陷，并以此抨击执政党以取而代之，执政党从自身利益上讲必须重视任何政策方面的问题和在野党的声音，并随时根据情况调整自己的政策。
第三，和西方政党制度相比，中国的政党制度缺乏政治制衡，对执政党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毛泽东曾经指出，对于中共的监督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执政党自身的监督，二是人民的监督，三是民主党派的监督。由于人民的监督和民主党派的监督都要通过执政党领导的体制来实现，所以，执政党的意愿决定了政党监督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相比之下，西方的政治体制强调政治制衡，对执政党的监督相对要有效些。
第四，和西方的政党制度相比，中国的政党制度不利于充分维护老百姓的近期利益。中国政党制度在确保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同时，也赋予它很大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执政党有可能避免那种刻意迎合老百姓的近期利益的民粹主义的做法，并根据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公众利益制订和实施长期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执政党也有可能好高务远，追求一些不切实际的发展目标，并在此过程中严重伤害老百姓近期和切身的利益。
最后，和西方的政党制度相比，中国的政党制度虽然有利于改革，但如果执政党对客观形势把握不好，有可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改革目标，使改革的步子迈的过大，给老百姓的利益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同时，由于政治制衡和监督机制较弱，一些不合理的改革措施得不到及时的修正，最终造成不必要的政治混乱。在这方面，八九年中国出现的政治风波就是教训。
三、我国的政党制度与一些国家的一党制比较
和一些国家实行一党制相比，中国的政党制度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一是它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国家内部丰富多彩的文化和错综复杂的关系造成利益和追求的多样化，不管一个政党的主观意愿如何，它都无法充分代表和反映这些利益和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多党制较一党制更能代表和反映这些利益和需求。中国的政党制度容许多个党派的存在，这就使得这个制度较单一政党制度能够更加充分地代表和反映这些利益和追求。由于中国的政党制度较一党制更具有代表性，它也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赢得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因此，中国的政党制度较一党制具有更大的合法性。
二是中国的政党制度允许对执政党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权力政治的规律。所以，对执政党的权力有一定的制约和监督要比没有制约和监督要好。单一的政党体制对执政党没有制约和监督，因此在单一政党制度下特别容易出现滥用公权的问题。跟单一的政党体制相比，我国的政党体制允许一定程度政党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限制和减少执政党滥用公权的现象。
三是中国的政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容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和实行一党制的国家不同，中国有民主党派，民主党派所处的地位跟执政党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不同。在中国的政党制度下，它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如统战系统、人民政协和人民代表大会等对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和做法发表看法并提出建设性意见。这就使执政党有可
能广开言路，听取不同意见，并根据实际情况对现有的政策和做法作出必要的调整。
当然，和一党制相比，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中国的政党制度的行政效率理论上要低一些。和一党制不同，中国的政党制度要求执政党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和其他政党进行协商，并要求非执政党对执政党进行监督，因此，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它办事自然不像一党制那样随心所欲，那样快。
四、我国的国情和政党制度
一个政党制度的优劣，不仅取决于该制度本身的特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该制度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它所寓于的国家的国情和需求。那么，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呢？中国需求又有哪些呢？
总的来说，中国的基本国情包含两个方面：一、中国是一个相对落后和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二、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和正在进行着巨大和深刻变革的国家。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是，由于摊子大、底子薄，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许多方面还很落后，综合国力还不是很强，人民的生活还不富裕。在很多方面，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作为一个相对落后和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快速和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全面与深刻的改革。只有保持快速和持续的经济发展和进行全面与深刻的改革，中国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才能追赶发达国家，中国人才有机会过上宽裕的日子并在世界上享有平等和公正的待遇。快速和持续的经济发展和全面深刻的改革要求中国政府能够制订一套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战略，并能够长期坚持和落实这一战略。
作为一个快速发展和正在进行着深刻变革的国家，中国需要在发展和改革过程中保持基本的政治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经历三大历史性的变革：现代化、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以及由魅力型领袖到技术官僚领袖的领导类型的转变。所有这些变革都是剧烈和根本性的，从而对中国政局稳定提出巨大挑战。
现代化从来就是一个很不稳定的过程。美国政治学家Ted Gurr曾就此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人们为什么造反？》(Why Men Rebel)。作者认为，当一国经济起飞时，老百姓对经济起飞能给自己带来好处预期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他们现实中能够得到好处的增长速度。这种情况使他们自然产生一种被剥夺感，这种被剥夺感随着现代化的深入而愈加强烈，这种感觉使人心浮动，不满和怨恨日增，成为动乱和革命的动因。此外，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结构和价值定位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在社会上造成强烈的失落感和不满情绪，从而加大社会动荡的规模和政治冲突的强度。
与现代化相比，体制转型同样也可能在社会上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与政治动荡。体制转型期间，中央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与这两种经济形态相联系的两套迥异的分配原则与行为准则使许多人无所适从，从而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一方面，计划经济体系中的人抱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人挣钱太多，对与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腐败和下岗问题愤愤不平，同时对世风日下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人对计划经济体系中的人享受的种种特权（就业保证、公费或补贴住房、公费医疗以及特权）无法接受，对官僚主义和滥用公权行为深恶痛绝，并对昔日的道德规范不屑一顾。其结果是，尽管大家挣钱比从前多，生活比从前好，但很少有人对现状感到满意，对政府及其政策的失望与怨恨不断升级。
在现代化与体制转型引发的社会不满和政治压力激增的情况下，领导者的权威成为应对这些挑战的重要条件。然而，中国正在进行的领导类型的转换却在相当大程度上削弱了领导者的权威。魅力型领导人的权力来源于他们的血统或建国的传奇经历。魅力型领导人创造了体制，不是体制造就了他们。因此，在魅力型领导体制下，领导者个人强大而体制软弱。与之相反，技术官僚型领导人的权力来自体制。他们是按照体制的要求和规定的程序逐渐走上领导者位置的。对于技术官僚型领导人来说，体制造就了他们，而不是相反。于是，在技术官僚型领导体制下，领导者个人弱而体制强。
理论上讲，魅力型领导体制和技术官僚型领导体制下都可以实现政治稳定，历史上和现实中也不乏这方面的例子。但是，当魅力型领导向技术官僚型领导转换时情况就不同了。魅力型领导人谢世后，身后留下的是一套较弱的体制，而接掌权力的技术官僚型领导本身又是较弱的领导，于是出现较弱的体制和较弱的领导共存的局面。这种情况不仅使领导者的权威极易收到挑战，同时也加大了政府处理现代化和体制转型中出现的问题的难度。
从比较的和历史的角度看，上述这三种转型中的任何一种对政局的稳定都构成强大的威胁，并有可能导致政治动乱。在今天的中国，这三种转型几乎是在同时进行。可以说，这种复杂的情况对中国政治稳定构成极大的威胁。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历届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无一例外地都反复强调要维持政治稳定。他们正确地指出政治稳定是中国改革与发展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没有政治稳定，中国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更不会取得社会、政治上的进步。
综上所述，中国的国情需要中国政府制订并坚持一套合理和长远的发展和改革战略，需要中国政府在发展和改革过程中保持政治的稳定，需要中国政府在发展和改革过程中尽可能地缓解由于发展和改革给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带来的冲击。
那么，上面分析的几种政党制度哪一种最符合中国目前的需求呢？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国目前实行的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符合中国的需求。这是因为：一、执政党地位的确定有利于政府制订并实施一套长期的发展和改革战略；二、执政党地位确定有利于在发展和改革过程中维护政治上的稳定；三、多党共存、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政党监督有利于减少由于发展和改革给许多人的利益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如果说中国目前实行的政党制度最符合中国的国情，那么，这个制度是否充分发挥了它的潜力了呢？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共的支持下和各方的努力下，这个制度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平心而论，它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首先，政治协商制度还有待于加强。目前协商的机制已经建立，协商的内容在扩大，但是，协商过程中还存在这一些问题，如在一般情况下，协商只是在决策的最后阶段进行，在一些情况下，协商还流于形式，执政党对民主党派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考虑的还不够充分，在个别情况下，还有决策先于协商的情况出现。
其次，参政议政还需要改进。参政方面，文革后有了很大进步，在各级政府中，民主党派成员担任实职的人可谓不少。但另一方面，担任正职的人还很鲜见，在政府高层，则几乎见不到。这跟建国时的情况相差甚远。议政方面，这些年也有很大成绩，人大政协越来越活跃，言路越来越畅通，但是，人大政协开会的时间毕竟有限，民主党派成员参加人大政协的毕竟是少数，是否应当在人大政协之外开展有组织的议政活动？是否应当在民主党派成员中扩大议政的范围？此外，如何进一步提高民主党派成员议政的水平？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解决。
最后，政党监督还没有到位。理论上讲，中共和民主党派之间应当相互监督，特别是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监督。无论从中共长远执政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看，政党监督都是必要的。但是，如何在不影响中共领导地位的条件下实现对中共的监督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可是，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就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五、结束语
上述分析表明，不同的政党制度有着不同的优势和弱点。和其他政党制度相比，中国的政党制度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中国已经拥有了一个很好的政党制度，但是在如何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这个制度的优势方面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刘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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