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一半战事，一半故事
三年的解放战争，发生了很多场战争，也发生了很多个故事。故事中，有激烈的，有感人的，也有令人心酸的。可是，它们都真实地发生过，在大西北的角角落落里，经过岁月的沉淀、打磨，变成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在军队的历史上闪闪发光。
纪律严明的西北野战军
西北野战军在冬季战役期间，曾经进入过蒲城地区。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令当地群众称赞的事情。
1948年11月26日夜里，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带领下，来到蒲城北面的林皋镇。因为一直在行军打仗，部队决定暂时在林皋镇休息一下，等休整好了再出发。当部队抵达镇上的时候，老百姓们早已经休息了。为了不打扰到百姓，大家决定在房檐下、街头、树底下露宿一晚。不凑巧的是，夜里下起了大雨，时值寒冬，气温骤降，大家的衣服很快就淋湿了，冻得瑟瑟发抖。即便这样，谁也没有去敲老乡的门。
第二天清晨，老百姓们开门一看，镇上突然多了许多兵，顿时吓得又把门关紧了。这不怪他们，镇上经常会有国民党的部队前来骚扰，不是抢东西，就是乱抓人。因此，人们一见到当兵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躲起来。
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后，镇上的人们发现，这伙当兵的并不像之前来的那几拨。他们身上的衣服湿透了，也没有找老乡们借衣服，更没有满大街的闹事。他们明白了，这些当兵的应该就是早有耳闻的解放军。老乡们彻底明白后，赶紧打开家门，热情地把解放军战士迎进自己的家里，烧热水，腾房子，忙得不亦乐乎。
林皋镇比其他地区的条件要好一些，富裕一点的人家，家里多是前后两进院。平常百姓的家里，院子也很宽敞。即便是穷苦人家，家里的住房也没有那么紧张。所以，西北野战军战士们很容易就被安排到了各个老乡的家里住了下来。
不过，西北野战军的战士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老百姓总是把部队住的房子和他们自己住的房子明显地划了一个分界线：有前后院的，就让部队住在前院，自己住在后院里，后院成了“禁区”，不让部队的人随便进去；没有后院的，房东家年轻的媳妇和大姑娘住在堂房里，让出耳房来给部队住。
平日里，部队和老乡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集。简单地说，老乡们只是客气地把房子借给野战军的战士们住，并没有想和大家打成一片。基本上，部队吃饭都是自己做。偶尔有老乡帮着做饭的，也只是在后院把饭做好，然后让屋里的男人送到前院。如果，家里的男人恰好不在，就由家里的大姑娘或媳妇悄悄地把饭送到二门外，通知部队的司务长过来取，等部队吃完饭，再从二门把东西取回去。
战士们一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当大家还未熟识，保持距离是暂时的。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这种状况依旧存在着。于是，有人开始找各种理由冒冒失失地接近后院。可结果，每次都碰钉子。这让西北野战军更加困惑不已了。
后来，部队才知道，这个镇子不知道从哪个朝代起，就养成了这样一种风俗习惯：年轻的媳妇和大姑娘是不出来见生人的。加之，最近国民党部队总是在这一带寻衅滋事，就更不敢让年轻媳妇和大姑娘随便出门了，以免遭到当兵的侮辱。所以，这个“规矩”也越发严格了。
虽说明白了镇上老乡这样做的理由，可这个风俗习惯确实给部队带来许多不便。吃饭是这样，吃水也是这样。房东老乡先把扁担和水桶放在二门上，要担水的战士们在那里把扁担和水桶取走。用完了，再把它放回二门。这样可苦了部队的司务长们，麻烦自然也多一些。
一次，有位司务长实在是受不了了，就把情况反映到了彭德怀那里。他对彭总发起了牢骚，说：“这里的老乡真奇怪，总是不准我们进后院。他们把我们部队看成什么啦，又不会对他们怎样。现在啊，挑一担水都很费事。”
彭德怀对这些事情早已有所耳闻，耐心地劝道：“年轻人，放平心态。你既然知道老乡们的顾虑，就要多为他们考虑嘛。再说了，人家把那么多的房子让出来给咱们住，没让咱们在山里过夜，已经很好了是不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后院呢？再者，各地有各地的风俗习惯，我们要尊重人家。老乡们不让进，若是硬要进的话，不就违反了军队纪律，影响了军民良好的关系了吗？”
司务长听了彭德怀的话，若有所思地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也就放平心态了。很快，彭德怀对司务长的教导在战士们中间传来了。大家也自觉地遵守起老乡们的习惯，再也不随意找机会去后院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士们与老乡之间越来越熟悉了，当初的戒备消除了，大家相处得也越来越像一家人了。
许光达营救毛泽东
内战爆发后，晋绥野战军组建成第三纵队，在许光达带领下，活动于晋中、晋北地区。西北野战军成立后，第三纵队归西渡黄河，统归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指挥，参加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斗。这是个既让人感到艰巨又感到光荣的任务。
不久，党中央机关和毛泽东就遇到了麻烦。他们在转战陕北的时候，在葭县陷入了困境。敌人正从南北两面包抄过来，意欲将党中央机关和毛泽东消灭。那时，北面的敌人是钟松率领的第36师，已经进至镇川堡；南面的敌人是刘戡率领的第29军军部5个整编旅正由绥德开来。南北两地相距不过百里，将毛泽东紧紧地钳制在葭县、米脂、榆林三县交界的狭小地区。这个地区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已经没有可以转移的可能。而毛泽东身边只有100多人的警卫团，无法与两面的敌人相抗衡。一时间，危险指数急剧上升。
8月16日晚，周恩来亲自给彭德怀发电报，告之中央机关不过黄河，仍继续留在陕北，但处境困难，希望彭总派一名得力的将领，火速带兵前来，保卫中央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彭德怀收到报告后，立即派许光达率领第三纵队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
许光达接到任务后，一想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处在危险当中，就十万火急地带着部队冒着大雨上路了。行军途中，许光达边走边把各旅的负责干部召集到指挥部，交代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任务。了解了详情之后，大家心情都十分焦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危担忧无比。
8月17日，许光达率领部队到达指定的地域乌龙铺。他即给各旅分配任务，并向各位旅长交代道：“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
第二天，瓢泼大雨哗哗下个不停，但没有浇灭大家为保卫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心。上午10点左右，第三纵队在乌龙铺以北和刘戡的29军先头部队接火，因大雨引起山洪暴发，战斗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刘戡仍带领敌军主力冒雨进犯，已经到了葭县店头镇一带。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处境更加危险了。
黄昏时分，许光达率部到达距离毛泽东率领的中央机关仅隔一条沟。他召集各旅的旅长开会，指着对岸沟壑上正在转移的中央机关，一句话都没有说。大家知道，目前，中央机关只有100名的警卫人员，战斗力非常弱，如果与敌人遇上，肯定是凶多吉少。许光达灼热的目光在大家身上扫视了一番，大家心领神会。
8月19日，许光达率第三纵队赶到了乌龙铺和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此时，第三纵前边有刘戡主力压过来，后边是葭芦河，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看来只有背水一战了。这本是兵家之大忌，却显示了许光达及第三纵队广大指战员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决心。
许光达带领三纵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曾一度进攻到刘戡的军部，俘虏了其不少警卫连的战士。战斗进行到下午，配合第三纵队作战的西北野战军将钟松带领的36师击溃。与此同时，敌123旅也被解决掉了。孤立无援的刘戡见情况不妙，赶紧掉头跑了。
至此，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危机解除，顺利地转移了。
浴血屯子镇
西北野战军在成功打下宝鸡之后，一时之间产生了轻敌的思想，连彭德怀及野战军司令部的同志也被这种情绪所感染，决定挥师北上，直下陇东，集中力量歼灭“三马”一部。
所谓“三马”，是西北战场上的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三股敌人。他们与胡宗南之间有矛盾，也有勾结。西北野战军打下的宝鸡，是胡宗南属下裴昌会兵团的地盘。当时，他们估错了马家军的实力，以为和胡宗南一部相差不远，所以才有轻敌麻痹之意。
事实上，马家军与胡宗南的部队并不相同。马家军是用宗教思想及封建思想灌输、培养起来的军队，认为把守地盘就是保卫家乡，因而作战十分卖力。加之，马家军多是骑兵，机动性能好，战斗力是国民党军队中较强的一支。所以，在胡宗南军队尚未大部被歼，胡、马尚能互相支援的情况下，与胡、马联军硬碰硬的作战，无疑带有极大的风险。这就铸成了彭德怀在作战指挥上一生的悔恨。
1948年5月初，彭德怀指挥集结在西府地区的野战军主力，铺天盖地地冲进陇东地区。一时间，解放军尚占主动，马家军被分割成许多小块，导致陇东地区成了真空地带，令马家军震撼无比。于是，马家军的总指挥、马步芳的长子马继援立即重整旗鼓，利用骑兵优势，迅速展开了对解放军的反击。
此时，胡宗南也电令整编36师向荔镇前进。他企图北上与马家军会合，企图夹击西北野战军主力于宝鸡以北的狭小地带。鉴于这一情况，野战军总部命令第六纵教导旅北上进军屯子镇，以屯子镇为据点，把马匪吸引住，掩护野战军主力渡过泾河，向东北方向转移，以便于主力部队集中兵力歼灭马匪。因此，坚守屯子镇，在整个战役中就显得十分重要。
可谁也没有料想到，包括彭德怀在内，屯子镇内即将发生一场血战。
就在教导旅进入屯子镇的同时，马匪的骑兵也赶到了。敌人把六纵拦腰切断，把屯子镇周围的村庄占领了，对屯子镇形成了包围之势。结果，六纵罗元发司令员、徐立清政委、张贤约副司令员随教导旅旅部及一团、二团进了屯子镇；纵队部、新四旅和教导旅三团被隔在了镇子外头。
第六纵队立即重新部署，让张贤约副司令员离开屯子镇，直接指挥镇子外头的新四旅等部；其余几位纵队领导和教导旅的领导，仍留在屯子镇，与总部取得联系，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完成总部交给的吸引敌人的任务。
由于教导旅在屯子镇吸引住了敌人，野战军主力顺利地渡过泾河，向东北转移了。就是因为这样，在屯子镇的第六纵队成了敌军的攻击重点。
当天晚上，彭德怀发来电报，告之第六纵队要在屯子镇牢牢地吸引住敌人，等待野战军主力对敌人实行反包围。然后，教导旅从屯子镇里向外打，内外夹击，把敌人歼灭在屯子镇外围。
接到电报后，罗元发、徐立清和教导旅几位主要领导一致表示，虽然身陷重围，四面受敌，但坚决以大局为重，率领部队浴血奋战，全力以赴实现彭总的决心，为野战军主力创造有利战机。
第二天天一亮，罗元发便组织部队出击了，幸运地夺回了一些阵地和几个村子。敌人摸不清镇内有多少野战军的兵力，当第六纵勇猛出击时，纷纷退却而去。等六纵撤回镇内坚守阵地后，敌人又回头向前推进。就这样，第六纵队与敌人来来回回苦战了一天，始终未让敌人进入镇内。不过，镇内的野战军却疲惫不已，本来就不够用的兵力，这下只剩了几百号人，只有一个营的兵力了。
不幸的是，镇子里的老乡早在战斗前就跑光了。部队在镇内找不到食物，找不到水源，挤在镇内又困又饿，困难重重。
有些战士的干粮袋里还剩下一点白面，倒出来想做点饼子充饥，却四处找不到和面的水。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在老百姓的罐子里，倒一点醋和面，做出来的饼子又酸又苦，真是吃也难，不吃也难。最后，饥渴难忍的战士，只好杀掉战伤的骡马，靠吃马肉充饥，喝马血解渴。
更加不幸的是，敌人在这一天里，兵力在不断加强，胡宗南手底下的裴昌会兵团及李振部由南向北，马继援指挥马家军4个骑兵旅、3个步兵旅由西向东南，步步紧逼，企图歼灭西北野战军于泾川、西峰镇、屯子镇之三角地区，屯子镇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傍晚时分，彭德怀再次发来电报，告诉第六纵队要继续坚持，野战军主力已经在反包围了。接到电报后，罗元发赶紧召集教导旅的几位领导开会，商量着下一步的作战方案。目前，野战军主力正在外围与敌人激战，而镇子内的兵力严重不足，该如何打好明天的仗呢？
最后，教导旅旅长陈海涵立即写信给在镇子外面的三团团长，说明屯子镇的情况，命他火速把三团带进屯子镇里来。很快，三团便趁夜色进入了镇子内。
三团7个连队带着弹药进入屯子镇以后，镇子内的实力有所改观，但还是不足以抵挡敌人的猛烈炮火。第二天的战役打得非常残酷。敌人对屯子镇四面进攻，炮弹一发发倾泻到镇子里面，不少战士牺牲了，很多人轻伤不下火线，甚至重伤也不下火线，一直坚持到傍晚，敌人始终未能攻占镇内的阵地。
就在屯子镇快要守不住的时候，第六纵队收到了彭德怀的让他们想办法突围的指令。原来，彭德怀低估了敌人的实力，就在西北野战军主力还未对屯子镇外围的敌人实行包围之势时，胡宗南又集中了更多的兵力，对野战军主力又形成了包围。
随后，罗元发司令员、徐立清政委立即召集纵队和旅部的领导以及作战、侦察科长开会研究。于是，镇内的第六纵队分三批撤出：第一批由关盛志政委带领轻伤员和机关后勤人员先撤出；第二批由罗元发司令员、徐立清政委带领主力部队撤出；第三批由陈海涵旅长和一团罗少伟团长、二团王季龙团长带领警戒部队在出击敌人之后撤出。
当第一、二批人员撤出屯子镇之后，陈海涵再检查镇子时，发现除了一些骡马和一些重武器无法带走外，还有一部分重伤员难以转移出去。因为部队要从深沟里转移，那道沟的下切深度有200米，倾斜面差不多有几十度，天黑路险，实在难以行走。
情况已经十分紧迫，胡、马匪军正向屯子镇步步逼近。这让陈海涵心里十分矛盾，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把重伤员带走吧，显然不行；不带走吧，感情上又过不去。就在这时，重伤员们好像看透了旅长的心思，纷纷表示：为了掩护野战军主力安全转移，一定以大局为重，决不让自己拖累部队的整个行动。他们苦苦要求旅长给他们留下几颗手榴弹，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他们不但没有顾及个人的安危，反而替其他同志分忧，挣扎着催促战友们赶快转移。
陈海涵看着这些重情重义的伤员，心中愧疚又自豪地流下了眼泪。后来，陈海涵还是组织人想方设法把一部分重伤员背了出来，但还是有一百多人留在了镇子里。
当最后一批人员撤出屯子镇时，已是深夜三点钟了。部队突围出来不久，马家军的骑兵部队就包围了屯子镇。镇内的重伤员在抗击无效后，被冲进镇子里的敌人团团围住了。为了不当俘虏，重伤员们一个个抱成团，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扑了空的马家军恼羞成怒，对那些未死的重伤员，一个不留地全部残害了。
突围出去的六纵战士们，听到身后传来的手榴弹爆炸声，自动地脱下帽子，朝着屯子镇的方向默默哀悼。战士们的心中燃烧着仇恨的怒火，盼着有一天让马家军偿还这笔血债。
后来，彭德怀对这次的行动作了深刻的检讨。他说：“撤出宝鸡后，本来应该见好就收，迅速回到陕北根据地内休整。但由于轻敌思想作怪，又准备和马家军再战一场，歼灭马家军一部，结果遭到胡马联合夹击。我只看到了胡马矛盾的一面，但没有看到他们在反共方面也有利益一致的一面，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屯子镇拖敌战术失败了，但愿那些为大局着想，勇于自我牺牲的野战军战士们能够安息！
“一碗泉”的七缸水
1949年8月，第63军188师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了解放兰州的任务后，作为向宁夏进军的左路大军，稍事休整，即挥师北上，沿黄河向宁夏敌军杀奔而去。一路进击，所向披靡，沿途散匪游勇纷纷投降。
9月15日，188师主力部队西渡黄河，进占景泰。这时，黄河以东守敌在187师的强大攻势下，仓皇向中卫逃窜；中卫守敌81军亦开始动摇。为追歼逃敌，分进夹击中卫，迫敌起义投诚，或将其就地歼灭，63军郑维山军长命令188师按原定路线，加速向中卫前进。
张挺师长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态势及上级的作战意图后，决定乘敌人前线已经溃乱，后方军心动摇之机，派一支快速分队，以神速的动作，奇袭的手段，突然出现在中卫城下，给敌人以出其不意地打击。以563团为左路，隐蔽地穿越人烟稀少，水源奇缺的腾格里沙漠，从西面迂回中卫，截断敌人西窜逃跑的后路；以564团1营为右路，由该团副团长兼参谋长曹步墀带领，乘木船和羊皮筏子，沿黄河顺流而下，直捣中卫；师主力昼夜兼程，沿黄河西岸快速地跟进。
188师分两路前进，部队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
艰苦考验。为保证部队胜利穿过大沙漠，新成立的景泰县临时人民政府也忙碌起来，发动家家户户蒸馍馍，打“锅盔”，准备干粮；还发动农民采摘山梨，拔萝卜，以备饮水不足之需。同时，部队各级领导要求战士，除装足水之外，尽可能地多背些山梨、萝卜等能解渴之物，因为水是胜利穿越沙漠的保证！
午饭过后，563团就根据师里的命令出发了。
出了景泰城不过20里，眼前就是一道道蜿蜒起伏的沙山。巍峨的长城被浩瀚的沙漠吞没得早已不见了踪迹，古战场和商旅通行的驿站也都被掩埋在这沙丘之下。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563团的战士们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沙海里，手脚并用地爬过一座座灼热的沙丘，艰难地行走在大漠里。
沙漠的天好似黑得特别早。在余辉中，连绵起伏的沙丘犹如一条条游走的巨龙，令人毛骨悚然。夜里，沙漠里静得可怕，除了脚下沙沙的走路声，一点动静都没有，连天上的月亮也显得特别的凄冷。
行走了大半天的653团，一个个战士又饿又渴。沙漠里的夜晚，温度骤降，身着单衣的战士们冻得瑟瑟发抖。团部决定在一个只有半座土房的古村落遗址旁吃饭、宿营。团指挥所就设在半截土房前面，战士们就在沙丘之阳露营了。大家解下行装，拿出干粮，啃着萝卜、山梨开饭了。
一夜过后，东方的晨曦又洒落在沙丘顶上。
如果说夜里的寒冷让人受不了，那么白天的毒日就更让人受不了了。随着太阳的上升，沙漠会越来越热。大家的身上已被汗水浸湿，脸上的汗水流进嘴里，又咸又涩。大家很快就渴得不行了。可是，临行前，大家带的水已经不多了，如果再找不到水源补给，恐怕就不能如期赶到目的地了。
这时，一位参谋打开地图，问了问向导，对团长和政委说：“前面就是‘一碗泉’！”
大家一听这个名字，眼前立刻浮现出一片绿洲，高兴得喊起来：“一碗泉！我们快到一碗泉了！”这个声音在队伍中传递着，大家又打起精神，加紧往前赶去。
过了一会儿，大家向前方望去，只见一间破庙矗立在沙漠里，四周的红墙已被沙丘吞没了。
部队来到破庙前，从里面出来两个和尚，一老一少。老和尚身穿袈裟，老态龙钟；小和尚年轻力壮，身穿青衣，像是师徒二人团长走上前去，双手合十施礼，说：“我军路过宝刹，多有打扰了。”
“阿弥陀佛！”老和尚回过礼，把653团引进庙里。
之前提到的“一碗泉”，顾名思义就是只有一碗水的泉水。就在这所破庙里，仅有一个弹坑的大小。水从坑底的沙砾中渗出来，每当渗到一碗的量时，和尚就用碗把它舀起来，放到大缸之内。现在，庙内的12口大缸，已有8缸盛满了清水。
这8缸水，对于庙里的和尚来说，是生命之源，也是生意之本。他们除了满足日常的用水外，还用水和来往客商交换他们的吃穿用度。当然，这8缸水对于行军疲惫的653团来说，也十分珍贵。要完成解放宁夏这个重任，水是必需品，否则的话连沙漠也走不出去。
部队立刻拿出100块现大洋买8缸水，可老和尚拒而不收，只是静静地念佛。部队考虑到庙里也需要水维持，所以提出了既要给钱，也要给粮，还要留一缸水给庙里。这样，老和尚才答应了。
7缸水，听起来不少，可对严重缺水的652团来说，实在是少得可怜。为了保证每个指战员都能喝到水，政委亲自掌勺分水，令每个战士都能解渴。
随后，653团离开破庙，又经过一夜行军，到达大漠东端的“长流水”。长流水，听起来是多么动听的名字啊!然而，在大漠的侵袭下，早已徒有虚名，加上敌人的糟蹋，只留下了一座高筑的碉堡。
又过了一夜，天边出现朝霞的时候，前方田野里稻浪翻滚，沟渠中鲤鱼乱跳。这样的情景让战士们忘却了疲劳和辛苦，尽情地享受着迷人的风景。653团终于走出了沙漠。
9月17日，653团准时抵达中卫以西，与兄弟部队完成了对中卫的包围和断后之势。随后，653团接到师部命令，继续向前推进，逼近中卫西门，给81军心理上以更大压力，促其投降。最后，敌81军无路可走，只好宣布起义，接受和平改编。
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贺龙
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于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7月16日，毛泽东在指挥解放军向华南进军的电报中又指出：“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现率的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这封电报明确地将解放和治理西南四省的重任交给了刘、邓、贺三人。
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4日，贺龙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和决定进军西南的若干问题。
对于贺龙带领哪支部队入川，中央给予极大的权利，可以由贺龙自己选择。毕竟，带哪支部队入川，关系着是否能尽快结束西南战场的战事。于贺龙个人而言，他当然是希望可以带领那些自己熟悉的部队走。不过，那些部队目前是第一野战军的主力，正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为解放大西北而战斗。况且，自1947年3月以来，这些部队一直在西北战场作战，对西北地区情况比较了解，彭德怀也对他们已比较熟悉了。这时候若要强行抽调哪支部队，是不明智的。
那么，到底该带哪支部队呢？贺龙这时想到了部署在秦川和天水一带的第18兵团，处在入川比较方便的位置，而且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与自己共事多年，也是相当熟悉的老战友。
于是，贺龙向毛泽东提出了带领第18兵团入川的要求。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由贺龙率18兵团、7军和19军共14个师担负解放川北、陕南的任务。
对于贺龙的这个决定，一些人不是很理解。他们问贺龙为什么不带自己操练出来的部队入川。贺龙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带自己的部队出来呢？部队是党的，并不是我贺龙个人的。所以，带哪支部队入川，我都可以完成任务。不然的话，我贺龙就没有共产党员的样子了。
贺龙一直都认为：军队要听党指挥，共产党员不能争个人的兵权。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并且一直以来都对自己很严格。
类似于这样的事情，之前发生了不止一次两次了。
早在1946年11月上旬，贺龙刚刚把晋绥的全部野战部队编成三个纵队，中央军委即来命令，调其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陕甘宁边区。贺龙二话没说，亲自到一纵队驻地，动员部队愉快地服从命令，执行保卫边区的光荣任务。后来，贺龙还让人捎话给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说：“你们的任务是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听彭老总的指挥。”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二纵赴陕北。贺龙仍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的二纵部队过了黄河。
此后，贺龙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了大局，将自己的部队划归到彭德怀的麾下，毫无怨言，并鼎力相助。
陕北大战在即的时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由谁来统率这个地区的部队。若是按一般的惯例，陕北部队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应由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指挥。但当时，贺龙受命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正在晋绥前线指挥作战。当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并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时，党性很强的贺龙，坚决拥护这一决定。他认为：“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
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撤出延安后，晋绥解放区成了西北战场的后方。此时，贺龙统率的部队仅有一个野战纵队、一个骑兵旅以及十余个地方团队，既要保卫和巩固晋绥解放区，又要为陕北战场输送人员、物资，保证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晋西北机关的工作与安全，还要配合友邻解放区作战，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解放区的交通通畅。压在贺龙身上的担子一点也不轻，但他依旧无怨无悔，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后来，当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在延安伺机歼敌，急需补充大量弹药时，贺龙下令部队急送炮弹2000发到陕北，之后又让后勤部门送去了三批武器弹药。可以说，他的这种行为都是雪中送炭啊。
就在大家都在为贺龙的无私行为感到敬佩时，他又开始琢磨起了另一件重要的事情。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西北战场的仗将越打越大，西北野战部队对武器弹药的需要量也是相当大。贺龙觉得晋绥作为陕甘宁的后方，理应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晋绥地区的军事工业，规模不大，条件也差，尤其缺乏技术人员和各种仪器、机械。要有效地支援陕北战争，必须发展军事工业，扩大军火生产。这时，他想到陕甘宁边区也有军工企业，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搞起来的，其中有不少人才。如果把这两个地区的军事工业合起来，既能使陕甘宁边区那点家业不致在战火中被破坏，又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扩大生产，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想到这，贺龙兴奋不已，赶紧找联防军军工局长李强征求意见。
李强听了贺龙的想法很高兴，认为贺龙的想法很有道理，极力支持。于是，贺龙致电习仲勋，提议将河西的军工厂全部迁到河东，集中两区军工力量发展军火生产，以支援西北地区长期作战。习仲勋将此事转告给了彭德怀。彭德怀觉得贺龙的想法很有战略眼光，也大力支持。彭、习联名致电贺龙，表示完全同意，并请贺龙全权负责。
不久，联防军军工局副局长李颉伯奉命率延安军工人员携带设备来河东。贺龙任命蒋崇璟晋绥军区工业部部长，李颉伯为第一副部长，具体负责扩大军工生产。此后，晋绥军事工业得到了相当发展，到1948年已有14座工厂，1所工业学校，3500多名职工，年产山炮弹4000余发，两种型号的迫击炮弹7.5万发，手榴弹100万余枚，各种炸药20多万斤，子弹15万发，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战争。
1947年7月，小河会议召开，中央军委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工作，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这样，中央就把全面支持西北解放战争的担子交给了贺龙。
对于一辈子带兵打仗的贺老总来说，他也希望统率野战部队驰骋疆场，然而从战争全局出发，他个人从不计较什么，只是默默地接受任务，并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
西北野战军冬季整训运动
1947年末，解放战争胜利的天平开始倾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西北野战军经过三个多月的内线反攻作战，歼灭了国民党军3万多人，陕甘宁边区大部分失地已收回，还开辟了黄龙山新解放区。
随着一些胜利的取得，西北野战军的各个部队有了更多的作战经验，而且实力也大大地增强了，首先就表现在兵员的扩增上。整个野战军由1947年3月的2个纵队又2个旅2.6万人发展到5个纵队7.5万余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地方部队由1.6万人发展到3.4万余人。当然，部队人数的增加，第一个补给原因就是大量的俘虏兵。
俘虏兵虽然壮大了队伍，也使队伍的性质变得更加复杂了。加之作战频繁，物质生活极其艰苦，教育时间短，使部队的思想极不稳定。这种情况带来了许多急需解决的新问题：不少解放战士阶级界限模糊，不知道为谁打仗，存在着“吃谁家粮就当谁家兵”的雇佣思想；在部队物资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少数人害怕艰苦，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人在战斗中贪生怕死。这些问题不仅在俘虏兵中存在，而且在从根据地参军的少数子弟兵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此外，有的干部骄傲自满，斗志不强，厌倦战争，不能坚决完成战斗任务。这些问题在第二次进攻榆林战役中暴露得较为突出，严重地影响了部队战斗力的发挥。
为了解决军队中的这些问题，不让事态恶劣地发展下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了以诉苦为主要内容的整军运动。
为此，彭德怀根据西北地区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冬季整训。这一报告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
为了搞好这次冬季整训，1947年11月29日，彭德怀召开了由第一、第三、第六纵队各旅长、政治委员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安排了整训计划。彭德怀说，部队很需要整顿一下。无论是从部队本身，还是从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形势来看，都是需要的。要促进部队内部团结，加强俘虏兵的改造教育，提高各级干部作战指挥、管理教育能力，宣传贯彻党中央关于进入蒋管区的各项政策，为迎接战略反攻转入外线作战，消灭蒋匪军，解放大西北，打下良好基础。
整训运动从诉苦开始。所谓诉苦，就是诉旧社会的苦，诉国民党的苦，诉地主欺压穷人的苦。人民子弟兵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都亲身遭受过地主、富农、国民党政府及反动军队的残酷压迫剥削，人人身上都有一本血泪账。在诉苦会上，有的痛诉被国民党政府逼得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有的痛诉祖祖辈辈给地主当牛做马，到头来房无一间，地无一块，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痛苦生活；有的控诉被抓丁到国民党军队后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常被捆绑的痛苦遭遇。指战员们人人倒苦水，个个控诉旧社会，经常出现一人诉苦全场痛哭的情景。
通过诉苦，提高了战士们的觉悟。彭德怀对部队进行的诉苦教育非常重视，他曾说：“如何调动军队的积极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我看，诉苦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转眼间就到了1947年底，在诉苦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西北野战军的整军进入到了三查阶段。所谓三查，就是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
首先是查阶级。这是因为当时部队处在大发展时期，确实存在一些不纯的成分。一是混进来部分坚持反动立场的敌伪军官，这些人为数不多，但往往破坏性很大：二是地富分子或地富子弟，为了逃避土改运动而跑到部队中来；三是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如隐瞒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身份，以及个别敌特分子或变节分子。通过查阶级，清除了部队中一些品性不良、屡教不改的流氓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和军队。
三查的重点是查思想、查斗志。干部战士称之为“过秤”或“照镜子”。“过秤”就是看看自己够不够共产党员标准、干部条件；“照镜子”就是找出自己的缺点、错误。
西北野战军各部队明确规定，连队干部同战士一起检查。连队干部主要查战斗意志和带兵作风，机关干部主要查工作态度和思想立场，供给干部主要查经济手续等。
在“三查”的过程中，彭德怀特别强调指出，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的三查运动是有联系的。查阶级、查思想，查的目的是为提高阶级觉悟，坚定斗志，提高战斗力。
在诉苦、三查的最后阶段，西北野战军各部队普遍召开了团结大会。强调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部队中的团结空气更加浓厚了。军民之间、官兵之间、军政之间的团结，子弟兵与解放战士之间的团结更加紧密了。
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听取了西北野战军关于诉苦、三查的汇报。他们一边听一边不时地插话，询问详细情况。当听到占连队80%的俘虏兵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后来，毛泽东把这种方法称为“新式整军运动”，并说，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女土匪曾是红军
甘肃全境解放后，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的二军、六军等部队奉命向新疆开进，第二兵团的三军等部队奉命驻守河西，负责剿匪、保卫和建设河西走廊。
当时，河西地区一共有土匪32股3700多人，大多是国民党和马步芳的残部，另外还有一些惯匪、地主恶霸等。他们大多分布在深山、戈壁及水草茂盛的草原。
为了尽快肃清这些土匪，第一野战军第三军的广大指战员，始终坚持“军事清剿政治争取二者同时并重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按照“由内向外，出小股到大股，由人烟稠密地区到人烟稀少地区，由匪特活动严重地区至活动稀少地区”的部署，历时两年多的时间，至1951年10月，经过大小48次战斗，先后肃清了民乐的叶长寿，武威地区的冶子明、马彦彪，安西、敦煌地区的毕禄善等大大小小股匪，
为河西人民战后恢复家园加工农业生产，铺平了通路。
在肃清匪患的这两年中，第一野战军接触到了不少关于匪患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女红军沦落为土匪的故事最令人动容。
这个女红军的名字叫吴珍子，是“大陆光复军团西北回民支队”的妇女主任。
当第3军11师33团奉命提审吴珍子时，她的举动令在场的人大吃一惊，她的故事更是令每个人潸然泪下。以下是提审问话过程：
“你叫什么名字？”
“吴珍子。”
“哪里人？”
“四川江津人。”
“什么地方？”第33团的政委以为听错了，又问了一遍。
“长官，我是四川江津县人。”吴珍子恭敬地回答。
“你怎么会是四川人呢？”政委虽然听清楚了，但还是不相信。他不认为，在这个偏僻的河西地区，会有“天府之国”四川的人在这里。况且，她还是个女的，为何千里迢迢跑到这里当土匪？
大概是看出了政委的疑惑，吴珍子认真地回答道：“报告首长，我真是生在四川长在四川的人。”
“那你怎么会派到这个地方当土匪？老实交代啊，争取宽大处理。”
谁知，吴珍子听了这话，扑通一声跪下，哭丧着脸，说：“首长，我有罪，请你们枪毙我吧！”
吴珍子的行为把大家都弄懵了，太反常了。大多被抓的土匪不是吵着喊着无罪，就是老老实实地交代实情，还没有一上来就要求枪毙的。
看着哭得撕心裂肺的吴珍子，政委觉得背后肯定有为人所不知的故事，就问：“吴珍子，你说说看，你到底怎么有罪了，不然我们怎么处理你呢？”
吴珍子的情绪稳定了之后，开口说道：“我原是红军西路军妇女团的一名排长。”这句话一出，令所有人都惊呆了，就连政委都惊得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们谁也没有料到，吴珍子会是一位女红军，还是一个曾浴血奋战过的西路军女战士。
接下来，吴珍子讲述了她的经历：
1937年，红西路军的妇女团在河西战败后，吴珍子和她们排6班的副班长廖桂芬、4班战士周媛，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在风雪弥漫的祁连山躲藏了好几天。后来，她们实在是又饿又冷，受不了了，就到山下的老百姓家找吃的东西。不料，被马家军抓获，从此，落入了虎口，无法逃脱。
吴珍子被抓后，被送到了马家军马步康的军营里。马步康连头都没抬，就让手下人把吴珍子拖出去杀了。结果，马步康的参谋长韩得庆见吴珍子长得还不错，就求马步康把吴珍子留下，要过去当自己的小老婆。
可是，吴珍子是个四川“辣妹子”，死也不从，还以死威胁。不过，一个饥肠辘辘的女人，哪里是一个军棍的对手？就在韩得庆快要得手的时候，吴珍子一个响亮的耳光朝他脸上抽下去。韩得庆被抽懵了，等反应过来后，就命令底下人把吴珍子毒打了一阵，然后把她关进了暗牢，狠狠地饿了她几天。
后来，在韩得庆家一位做饭的大嫂，很同情吴珍子，冒着被发现的危险，偷偷地给吴珍子送饭，还帮助她逃走了。吴珍子逃出后，为了躲避马家军的追杀，她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东躲西藏，像个乞丐一样，以乞讨度日。她没有钱治身上的伤，伤痛越来越严重，发炎、化脓，粘在衣服上，稍微一扯动，就是撕心裂肺的疼痛。那一段时间，吴珍子如野人一般，到处流浪，受尽了伤痛的折磨和人间的冷遇。
一天，她无意中从一个路人的嘴里听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了，当年的红军已改称八路军，还在兰州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吴珍子像在黑暗中看到了微弱的光芒，尝尽人间辛苦，徒步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兰州，找到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想着这下可找到组织了，可有希望了。
然而，迎接她的不是同志们的关怀，而是冷冷的拒绝。
当吴珍子把自己的经历告诉给办事处的人时，办事处的人根据规定，对这个离开组织多年的红军女战士没有予以收留，只是给了她两块银元，打发她回家乡去或自谋生路。吴珍子绝望了，她没有想到：当年凭借一腔热血参加革命，用生命与敌人搏斗，没想到战败后却没有人接收。她伤心地哭了起来，流着泪离开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
痛哭过后，吴珍子开始考虑接下来何去何从。回家去吧，路途遥远，路费也不够，再说即便回家了，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当初可是带着红花光荣参军的呀；留在兰州，这里哪有落脚的地方。最后，吴珍子觉得自己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委屈地活着。她决定重回河西地区，找到那些同样流落河西的红军老战士，然后联合起来，去找党和毛主席。
一个柔弱的女子，穿戈壁，走沙漠，重返河西地区。可是，吴珍子在河西地区找了近四个月，一个兄弟姐妹都没有找到，反而被马家军抓了好几次。
吴珍子被抓后，又找机会逃走。这样反反复复中，她绝望了，麻痹了，迷失了自己，放弃了。后来，她再次被马家军抓着。没想到这支部队大发善心，没有折磨她，而是让她到马家军的卫生连当卫生员。
起初，吴珍子还是想逃走，可是迫于生计，她最终留了下来，打算找机会寻找流落在河西的兄弟姐妹，并趁机逃走。就这样，她在马家军里一待就是13年，还被提拔为卫生连的连长。
后来，马步芳在逃离河西时，将吴珍子所在的部队改编成“回民支队”，分散隐蔽在河西地区，妄图采取游击战术，与解放军作斗争。吴珍子竟然被破格提升为“回民支队”的妇女委员。直到，她被当成土匪被抓，她颠沛流离的生活历程才算结束。
不能说吴珍子当土匪是可恶的，只能说这是在大环境下，一个弱女子，为了能生存下去而做出的选择。
国民党二十二军起义始末
第一野战军在第一次“钳马打胡”战役结束后，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进行了休整，为再次与胡、马决战做好充分的准备。就在这段期间，驻守在榆林的国民党军第22军放下武器，兵变起义，和平解放了榆林。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国民党第22军起义的始末。
第22军并不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驻守在榆林长达32年之久，相当于“雪藏”。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第22军从头到尾就不是一个坚定的“党国拥护者”。抗日战争时期，心怀天下的第22军，拥护共产党提出的抗战路线，坚决与共产党合作，并与八路军驻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维持着良好的关系。毛泽东、朱德等人曾在延安多次接见国民党晋陕绥边区的总司令邓宝珊将军，私交甚好。而王震、高岗等也曾到榆林做统战工作，与其军官有书函往来，加上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在该地区的积极工作，所以第22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进步力量。
解放战争初期，第22军受蒋介石、胡宗南的调令，参与到内战当中。1947年8月上旬和11月上旬，22军两次与第一野战军在榆林激战，遭到严重打击，实力大减。1948年夏，该军8师被抽出，奉命调到包头予以防守。马鸿逵也因形势所迫，将宁夏协防榆林的保安第二纵队的两个团，调回宁夏保护其老巢了。因此，至1948年底，驻守在榆林的国民党部队仅剩下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及总部特务营，22军部及军直特务营、通信营、辎重营以及86师徐之佳部，总兵力不过4000人。
兵力的锐减，令第22军军长左协中沉郁不安，深为自己和部队的前途忧虑。正当部队议论较多、悲观情绪很重的时候，左协中收到了习仲勋、赵寿山等人的来信，说明大势所趋，诚恳劝告榆林守军起义。
中共方面的来信，给正在迷茫当中的第22军带来了一丝希望。他们反思着这几年的状况，酝酿着要不要投靠共产党的事情。左协中急忙联合晋陕绥边总部参谋长俞方皋、22军参谋长张之因等人商量起义之事。不过，这件事情是背着86师的师长徐之佳的。
他们为什么会背着徐之佳呢？主要是因为徐之佳是蒋介石的嫡系，也是军统特务在榆林的负责人。所以，这种事情是不可能让他知道的，不然被他抓到把柄的话，就没有办法继续起义了。
左协中、俞方皋、张之因等人在商量时，都认为现在是起义的最佳时机，切不可错过了这个关键点。不过，行事谨慎的左协中认为，在起义之前最好还是先和邓宝珊将军汇报一下，看看他的意见如何。随后，张之因被派为代表，以汇报防务为名，打算把共产党的信件交给邓将军。可是，由于榆林机场飞机只归西安指挥，只得请徐之佳进行交涉。机场承允飞送一次，但因汽油不足往返，没能成行。
这件事情就此作罢了，第22军静等新的时机出现。
1949年1月，傅作义、邓宝珊在北平起义。消息传到榆林，除少数人惊诧外，多数人认为上级起义了，下级哪有不起义之理。几天后，邓宝珊给左协中发来电报说：22军起义一事已与党中央谈过，要加强保卫，听候安排。接到电报后，左协中、俞方皋、张之因心里平静了许多，只有徐之佳表示反对。但在开会时，左、俞都没有表态，所以其他人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结果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当然，在22军军部对待起义的态度不一。徐之佳出于反动立场，坚决反对起义。而左协中坚持不离开榆林，俞方皋则想把部队拉到包头，再转往甘肃。一时之间，不愿意起义者占了多数。但是，客观形势的发展，却在催促榆林守军迅速做出决定，他们不能再迟迟不表态了。
此时，徐之佳要求把22军调到关中地区，左协中则说要请示邓宝珊将军。很明显，左协中只是为了搪塞徐之佳，也是为了迎合俞方皋的想法，更是为了拖延时日。因为他根本就不想离开榆林。结果，南京国民党中央方面和兰州西北长官公署都电令第22军开赴宁夏。马鸿逵还特意来电表示热烈欢迎，并说到时一切均愿大力帮助。这个命令既符合徐的愿望，也符合俞原来的打算。可是，左协中就是不答应，誓死也要留在榆林。
徐之佳一计不成，又来一计。他鼓动左协中说，部队到了宁夏之后，可以直归国民党中央，部队的扩编也不成问题了。这一点着实很吸引左协中，因为这样就可以让部队变成正统的嫡系部队。就在这紧要关头，参谋长张之因向左协中提醒道，部队开往宁夏，没有交通工具，如何顺利趟过沙漠？官兵、眷属沿途的粮饷如何解决？如果部队开到宁夏，是否还能掌握部队的领导权？蒋介石任人唯亲，到时候你这个军长的头衔还能不能保住？
徐之因的这一席话，令左协中恍然大悟。他们俩决定齐头并进，婉转地解决南京方面的命令和反对者的意见。
对于兰州方面的催促，左协中发电报告之开拔当中的实际困难，并要求南京国民党中央方面拨运输汽车100辆，骆驼300头，以便先运走弹药和眷属；要求在沿途设临时补给站；并以纸币买不到东西，请求全军薪饷改发硬币等。南京国民党中央复电说，为了解决实际困难问题，改令第22军先开到绥西三圣宫待命，并告已电宁夏马鸿逵主席沿途协助，到达后一切所需即予解决。
从此，南京国民党中央方面三令五申地催促，马鸿逵敦促得更紧，往来电令反复多次。后来，南京国民党中央以榆林机场降落不安全，无法送饷为辞，严电催促开拔。无奈之下，第22军只好把一部分不能用的弹药分作两次运到宁夏的石嘴山，作出要开拔的样子，以取得信任。
局势对第22军越来越不利了。徐之佳想提前脱离部队，逃到南京去。他对左协中说，要到南京亲自去要交通工具。左协中听后，坚决不肯，并说到任何时候都不会出卖朋友。这番话听起来是那样的兄弟情深，实际上他们各有各的打算。左协中哪里是怕徐之佳到南京以身犯险，而是怕徐一走了之后，和南京国民党中央的关系也就恶化了。后来，左协中听了张之因的劝告，还是放徐之佳走了。
于是，那些支持起义的人认为，徐之佳走了，也就扫清了起义的障碍了。其实不然，左协中依旧摇摆不定。毕竟，他家在榆林起家，到他时已是第三代榆林王，让他放弃自己的老巢，归共产党管制还是没那么容易。
就在左协中犹豫不决的时候，延安方面派来了两位代表——罗明、田子亭。他们此行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来探探左协中的口风，毕竟在起义这件事情上，他从未给过一个痛快话。延安代表在榆林逗留了几日，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回复，就准备起身返回延安了。临走前，他们向左协中表示，第22军究竟起义不起义，请速作决定，起义则派代表随同去延安，否则他们就动身了。最后，左协中被迫派了张之因跟随延安代表到延安。
对于这段经历，张之因后来回忆说：
我去延安，决定仓猝，加上安排起程工作，我未能将赴延的一切当面告诉总部俞方皋参谋长，只在电话上和他作了详细的交谈。他说，22军既然在榆林起义，我决定带总部人员和特务营于后天（即我起程的第二天）一早出发，开赴包头，请转告罗明代表，通知沿途解放军，予以照料。我把俞的要求转告了罗明，由于解放军的照顾，他得以顺利开到包头。但在总部开包头的影响下，所有第22军驻城外各处、扎萨旗、东胜县之骑兵团、炮兵营、保安团、工兵营、骆驼队等部队都拉去了包头，新编成了一个22军，俞方皋当了军长。（注：俞方皋所拉去的部队与原在包头的第22军第228师，又编成一个新22军，于1949年9月9日随董其武将军在绥远起义。）
我和罗明代表等一行是1949年5月2日天未明出榆林城的，出城未及5里汽车抛了锚，等到换来汽车时，天已大明。行至归德堡南，适遇胡景铎持习仲勋给左协中的信去榆林。他要我回城一同和左协中商谈起义问题。我想，回去就会中左协中拖延起义之计。因为动身前，我已听说邓宝珊由北平派张云衢前来榆林传达指示，张快到包头了。张为人难测，未必能把邓的真实意图传达给左，若左一旦变化，不仅胡景铎没办法，我也无能为力。如果不回榆林，我是军参谋长，又是他派出的谈判代表，只要谈判达成协议，消息传出去，即使他想再敷衍国民党中央也不可能了。一旦势成骑虎，届时他不起义也得起义。这种情况，胡景铎自然不得而知，就是如实对他说了，他也未必肯听，他以为水到就会渠成。因此，我考虑再三，不同他回榆林。此后的事实发展，已证明了这一点。
5月2日晚上八点，张之因随罗明、田子亭抵达陕甘宁边区所在地鱼河峁，专员朱侠夫、军分区司令员吴岱峰接待了他们。5月4日，张之因一行到达延安，住在交际处，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次日，习仲勋接见了他。
5月6日，双方代表开始会谈。中共方面本着开诚布公的态度，请张之因等人尽量地提要求。这样诚恳的态度反而令张之因不好意思了。5月10日，会谈有了初步的结论，不过在改编队伍后的人员任命上还没有达成一致。
就在这时，张之因接到了左协中的一封电报，大意是：邓总司令命令第22军开赴包头，停止会谈，即日返榆。这个消息令张之因犹如当头棒喝，他当然知道，这又是那个“墙头草”左协中干的“好事”。
张之因受到了打击，不愿意回榆林。习仲勋反而来劝他回去，给予他亲切的问候和关怀，令他感动不已。就在张之因左右为难的时候，左协中又发来电报，表示可以继续会谈。这样的结果，令张之因哭笑不得。他当即向习仲勋提出，请延安方面派人随同他一块到榆林谈判，以免夜长梦多。习仲勋同意了，派出了曹力如等人。
5月20日，张之因和曹力如等人从延安出发，前往榆林。5月22日，他们进入榆林城，在军部见到了左协中。几人相谈甚欢，冰释前嫌。
5月29日上午10点，双方举行了正式会谈。延安方面代表是曹力如、朱侠夫、罗明和工作人员张汉武、田子亭，第22军方面是左协中、张之因、高凌云、鱼渤然、张博学五人。由于会前双方事前作了商量，曹力如同志在会上宣布中共西北局的命令：任命左协中为第22军军长，张之因为副军长，高凌云为86师师长，张博学为榆林军管会副主任。大家一致同意，并决定1949年6月1日发文，宣布正式起义。
6月1日上午10点，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开进榆林城，受到榆林人民和起义官兵的热烈欢迎。
6月14日，起义部队第22军军长左协中、参谋长张之因、第86师参谋长张博学及各团团长联名通电，表示：与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断绝关系，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各项主张，服从中共中央、毛泽东、朱总司令及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之领导，依照民主原则，在指定地点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脱离黑暗，走向光明，永远为人民服务。
7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左协中，对他们率部起义表示慰勉。西北军区派张达志等前往榆林，与起义部队组成整编委员会，张达志为主任，高凌云为副主任，依照协议将第86军直属队及第86师三个团共4695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由原国民党军第86师257团团长高凌云任师长，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师长黄罗斌兼政治委员，原警备第二旅六团副团长李新国任参谋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