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野”中的虎将
至此，国民党第22军起义之事尘埃落定。独立第二师经过短期训练后，于7月20日开赴三边作战，后转战宁夏。
一支军队的组成，其基本元素是人，其灵魂人物是几员大将。在第一野战军中，也有这样几员虎将，他们在解放战争中，运用自己的战术，打好每一场仗；运用自己的智慧，为军队更好地服务。像他们这样的虎将，还有很多很多……
儒将许光达写信劝同窗投诚
许光达，湖南长沙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一野第二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947年10月初，许光达率领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兵临清涧城下。
清涧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威胁中共中央腹地的一颗钉子。驻守在清涧城的是国民党军整编第76师，师长廖昂。廖昂曾与许光达是同窗同学，曾是黄埔军校同期的同学。没想到，两个人的志向不同，导致最后的选择也不相同。分开20年后，两个人再次重逢之时，却是在敌我对立的战场上。
10月6日，许光达带领三纵的战士们开始对清涧城外围进行攻击。至10月9日，清涧城外围的敌人基本上被肃清了。
此时，许光达思忖着：从目前情况看，外围虽已基本扫清，但城里的敌人还有相当大的实力，他们心存侥幸，等待援军，因此会顽抗下去。若是强攻，晋绥野战军的伤亡肯定要增大。想到这些，许光达决定立即写封信给廖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陈情利害关系，劝他投降。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廖昂兄：别来无恙
你我由军校毕业，分手已20年矣！不期在清涧相遇，真乃有缘。可惜，炮火连天，工事阻拦，你我只能隔城相望，不能握手言欢，实乃憾事！站在清涧城郊，不由得使我回想起与廖兄军校同窗时的生活，那时，你我都是热血青年，秉承总理遗愿，致力军事救国，渴望创功立业……岁月流逝，几经沧桑，往事仍然历历在目。尤以在军校填写《学员政治面貌登记表》时的情景铭心刻骨，终生难忘。
眼下，我军已将清涧城团团围住，援军也被我狙击，也是自身难保。清涧是朝不保夕，破城在即。我念及与你同窗情谊，不忍亲睹城破之日你身陷囹圄，故陈说利害，劝兄迷途知返，弃暗投明。
我党的政策历来是既往不咎，立功有赏。你若能率部起义，使生灵免遭涂炭，乃我民众之大幸，望兄三思而行。
切！切！
同学许光达（德华）
廖昂接到这封信后，心里微微颤抖了一下。对于许光达，他是熟悉的。他在信中所分析的情况，也是客观而真实的。可是，廖昂还存有一丝的幻想，期望胡宗南能派援军前来救援。他有些拿不定主意了：投降，有些不甘心；坚守，实在守不住。
正当他矛盾不已的时候，他手底下的人知道了这封信的内容，私底下议论纷纷，意见也是各有所执。廖昂左右摇摆，不知道该听谁的好。后来，他得知援军已经到了清涧城的西南位置，态度又强硬起来，拒绝投降。然而，他的部下因为他之前的犹豫不决而军心涣散，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开始无心恋战了，哪怕他严令部队抵抗。
廖昂的拒降，导致了许光达毫不客气地进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清涧终被攻克，共歼灭国民党军8000余人，其中生俘师长廖昂以下6600余人。
当许光达带领指挥部进入城内时，正好迎面碰见战士们押着的一队俘虏走过来。许光达勒马站在路边查看，当他看到一名俘虏时，用手一指：“你抬起头来！”那名俘虏抬起头，正是廖昂。
虽然廖昂换了一身普通的士兵服，想混在里面蒙混过关，但他身上黄埔军官的气质一下子就出卖了他。所以，许光达才能一眼认出他来。
廖昂被带到了三纵指挥所里。他站在许光达的面前，一言不发。被自己曾经的同窗好友俘获，心里多少是有些愧疚不安的。不过，他总归是从黄埔军校里出来的，虽然沮丧，但神情中仍散发着一股傲气。
许光达指着一个凳子，对廖昂说：“坐！”廖昂顿了一下，还是坐了下来。许光达抽出一支烟，递给廖昂，也给自己点上，问道：“你看了我给你写的信了吗？”
“看了。”
“那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劝告？”
“说实话，我根本没料到你们会那么快就攻破清涧。”
过了一会儿，许光达说：“自从毕业一别，我们多年未见。我不反对你选择自己的路，可是你却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听了这话，廖昂抬起低沉的头，似乎有些不服气，说：“那是你们的作战策略不正规。”
“还有呢？”许光达笑着问道。
“要是我们的援军早到了，结果就不是这样的了。”
“好！要是不服，我可以放你回去，你让胡宗南再派一个师过来，咱们再较量一下。”
听了这话，廖昂却害怕了，畏畏缩缩地说：“不要了，还是不打了！”
“那你下去吧！”
廖昂最后心服口服地给许光达敬了一个军礼，离开了。
“不听命令”的独臂虎将贺炳炎
贺炳炎，湖北松滋人，1929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一野第一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西北野战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其原所属各纵队依次改编为第1、2、3、4、6、7军。第1军军长由贺炳炎担任。
7月6日，第一野战军在陕西咸阳召开了前委扩大会，研究向大西北进军的计划。根据中央军委的相关指示，第一野战军最后确定：于年底前占领甘、宁、青，而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占领新疆，解放陕、甘、宁、青、新五省；另一路由贺龙率领进军西南，协同第二野战军解放贵州、四川、西康。随后，第一野战军部署了扶眉战役。
7月11日，扶眉战役开始。贺炳炎率第1军协同第2军围歼周至与眉县之间的敌24师及61师一部。
战斗中，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各自乘坐一辆不久前缴获的吉普车调度部队。这是他们第一次乘坐汽车。这辆吉普车是不久前从敌“青年军”缴获而来的。可是，在这之前，没有人坐过汽车，更没有人会开汽车。无奈，贺炳炎命令战士到俘虏兵中找司机，驾驶车辆送他去目的地。可是，有人担心俘虏兵不靠谱，弄不好会使首长受害。
贺炳炎听了，笑了笑说：“在目前无人会驾驶汽车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相信俘虏兵。否则的话，让我和政委用牛拉着汽车走吗？
”
听了这席话，战士们从俘虏兵中开始寻找会开车的人，很快就找到了两个原车的司机。
事实证明，乘坐汽车调兵遣将方便快捷得多。贺炳炎和廖汉生两人利用宝贵的时间，抓住先头1师3团，直接命令该团及2师4团、6团3营立即不停顿地向眉县大踏步前进，命令3师插向眉县以西。这次调兵，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了许多，也对战地情况等方面得心应手了许多。
战斗结束后，贺炳炎命令战士们到渭河里洗了个痛痛快快。一时间，渭河里欢声笑语，战士们一边擦洗身上的污垢，一边打捞敌人丢弃的枪炮。
7月16日，贺炳炎参加了“一野”司令部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暂不占领汉中而集中歼灭青宁二马的指示，“一野”决定乘胜“阻敌打马”。贺炳炎根据指令，率领第1军为兵团先头，从宝鸡沿西安至兰州大道向甘肃攻击前进，准备歼灭驻守陇肥的青马骑兵第14旅，但敌闻风而逃，退守固关镇。7月25日，第1军解放陇县，继续向团关追击前进。
7月28日，第1军第1师和军属炮兵向固关发起进攻，先夺占了四周高地，而后向镇内攻击。在甘肃境内马鹿镇的敌骑8师前来增援，“野司”即令1师暂停攻击，待敌骑8师被迂回的第7军包围后再一举全歼。贺炳炎接到命令后，分析当前形势，估计骑8师到来的时间，遂下令1师继续攻击。他的这个决定，令许多人有些担心，可他却说：“现在继续冲锋，可在一两小时内结束战斗，如果延缓，则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那时我军的伤亡必将增加。将在外嘛……请大家放心，出了问题我贺炳炎负责！”
果然，战况如贺炳炎所预料的那样，守敌迅速崩溃，纷纷脱离阵地，向西逃往甘肃。1师跟踪追击，加上7军迂回部队将逃敌拦截，前后夹击，将敌骑14旅一举歼灭。
战后，彭德怀对贺炳炎没有执行命令、自作主张的行为，既没有批评也没表扬，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的当天，贺炳炎率第1军挺进青海。9月5日，第1军前锋部队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下进入西宁。西宁由此得到解放，西宁人民获得新生。
“铁脑壳”罗元发的七天七夜
罗元发，福建龙岩人。1929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六纵司令员，一野第六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延安保卫战，是毛泽东面对十倍于前来进犯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以主动放弃坚持了十多年的延安为代价，从而开始实施“蘑菇战”，牵制国民党数十万军队于西北，拉开了国共双方在西北战场决战的帷幕。
在这场保卫战中，不得不提一个人。他，就是罗元发。
1947年初，蒋介石把目光投向了西北，投向了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为了能够攻占延安，他找来了自己的嫡系亲信胡宗南。胡宗南懂得蒋介石的心思，又好大喜功，很快就帮蒋介石扛下了这个重任，并制定了一个自认为“完美”的计划。
3月3日，胡宗南回到西安，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备战中。他对自己的作战计划十分满意，对外宣称“三日之内，占领延安”。
面对汹涌而来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毛泽东及党中央作出了主动撤离延安，留一座空城给胡宗南的决定。同时，毛泽东作出决定，中央不过黄河，留在陕北，意在牵制胡宗南部队，并在运动中集中优势兵力逐批加以消灭，并决定由彭德怀指挥在陕北的2万余野战军，实施统一的作战行动。就这样，紧张而有序地撤离延安计划开始实施了。
作为教导旅的旅长，罗元发自然而然地担当起抗击胡宗南攻占延安，以掩护中央和延安人民安全撤离的任务。此时的教导旅驻守在金盆湾和南泥湾，位于延安东南八九十里的地方。由于咸榆公路从这里通过，是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必经之地，所以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3月9日，彭德怀来到金盆湾教导旅的防御前沿。他直截了当地问：“罗旅长，准备得怎样了？”
罗元发也单刀直入地向彭德怀汇报了他的备战情况：教导旅同关中分区警备7团和延属分区警备3团一起，在东起临真镇、金盆湾，西到中武、茶坊，长90公里，纵深三四十公里地带组织防御，构筑了三道防线等。
彭德怀又问：“你跟我讲实话，按照你们的兵力，大概能抵御几天？”
罗元发思考了一会儿，说：“5天。”
“不行！”彭德怀摇着头对罗元发说：“我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正式告诉你，这次是迟滞敌人的防御战，任务是掩护党中央和延安机关、学校安全转移，掩护延安群众疏散，不属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范畴，要打到底。中央计划用7至10天的时间阻击敌人，你们尽可能阻击。争取防守一星期，怎么样？”
既然是中央的决定，又是总司令亲自下的命令，罗元发坚决地表示：“好，坚决完成任务。”
3月12日拂晓，突然传来敌机的嗡嗡声。霎时，部队立即吹起了防空号。罗元发一面指挥部队隐蔽，一面迅速组织对空射击。这些只是胡宗南用来威慑人民解放军的开场白，真正的战斗还未开始。
第二天早上8点，战斗正式打响了。敌整编第1师和整编90师进攻的方向是南泥湾东侧和金盆湾。他们采取集团进攻和迂回包抄的方式，向守候在这里的教导旅1团扑去。这样，教导旅与胡宗南的右路兵团全面接上了火。经过一天的激战，敌人并未顺利地占领金盆湾和南泥湾。
胡宗南见攻城受挫，严令部下董钊和刘戡不惜一切代价，在三天之内拿下延安城。也许，他也在害怕自己当初夸下海口，到时候不兑现的话，岂不是闹了一个大笑话。
3月14日，战斗一开始，一批又一批的敌机对教导旅的阵地狂轰滥炸。罗元发在指挥所里用望远镜向外看，数十里战线的各个阵地上，翻腾着浓烟烈火。轰炸后，敌人像疯狗一样，又一次向教导旅的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激战至15日夜晚，罗元发命令部队撤至马坊、南泥湾、麻洞川一带的第二道防线。
战斗进行了三天，胡宗南的部队根本就没有够着延安城，只在外围与抵抗的人民解放军作战。胡宗南“三天攻占延安”的完美计划失败了。
3月16日，战斗一打响，敌人就用上了更多的兵力，向教导旅各阵地发起了进攻。防御阵地一次又一次被敌人撕开口子，在敌人还未立足站稳时，战士们又立即冲了上去，把撕开了的口子补上。教导旅的阵地如同一道铜墙铁壁，挡住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下午，彭德怀打来了电话，说：“罗旅长，毛主席要我转告，你们打得很好，打得英勇顽强，给敌人很大的杀伤，掩护了中央和延安人民的转移。你要把
毛主席的话传达到每个战士，坚决完成抗击敌人7昼夜的任务！”
罗元发说：“请彭总放心，我们决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狠狠打击敌人，坚决完成任务！”
到此时，教导旅已经战斗了五天五夜。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罗元发被迫再次命令部队撤至松树岭一带第三道防线。松树岭防线，也是教导旅保卫延安实施阻击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被敌突破，敌人就如同放了闸的洪水，汹涌地向延安扑去。
战斗打响前，罗元发对部队再一次作了动员，命令教导旅的机关人员和预备队都派到各团加修工事，支援部队，准备迎接一场恶战的到来。
3月17日，敌人的进攻更猛了。不幸的是，松树岭以南的磨盘山阵地在中午时分陷落了。情况时分危急！罗元发向固守这个阵地的1团1营下了死命令，让他们一定要坚守住！经过数小时的激战，1营最终稳住了战地，整个松树岭防线稳住了。
战斗至18日下午，教导旅伤亡很大，罗元发把旅直机关参谋、干事等凡是能上阵的都拉上了战场。令罗元发欣慰的是，教导旅最终完成了抗击七昼夜的时限即将到来。
夜幕降临后，罗元发在杨家畔教导旅指挥所里向旅团以上干部宣布了彭总的命令：中央机关及延安居民已安全疏散完毕，教导旅7天7夜的抗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你们于今晚22时，将所有部队撤至青化砭以东隐蔽集结，待命歼敌。
至此，延安保卫战宣告结束。罗元发松了一口气，因而也获得了一个挤不烂、打不垮的“铁脑壳”的称号。
先人后己的军政委廖汉生
廖汉生，湖南桑植人。1929年参加红军游击队。解放战争时任晋北野战军副政委，晋绥军区第一纵队政委，一野第一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49年1月，中央军委颁布了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西北野战军编为第一野战军。野战军下辖兵团，兵团下辖军。第一野战军因为作战任务繁重，直到6月间，才召开了前委全体委员会议，确定了野战军下属部队编制事宜。
第一野战军原有6个军，从华北军区调来的第18兵团和第19兵团已经整编完毕，“一野”原有的6个军要再编成两个兵团。可是，这两个兵团如何组成？干部如何配备？彭德怀着实比较苦恼，让前委委员们提出具体方案。
由于委员们对这个问题事先没有准备，会议沉默了一阵，没有人发言。过了一会儿，担任“一野”第1军政委的廖汉生站了出来，提议道：“这个问题好办。1军、2军、7军组成第1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3军、4军、6军组成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世泰。”
廖汉生的提议，既考虑了各人军旅生涯中任职的因素，又考虑了各人的才能，比较恰当。但是，他这个提议却把自己排除在外了。按照他自己的能力和以往的职位，应该也是担当大任的重要人选。
彭德怀问：“那你干什么呢？”
廖汉生说：“我还在1军嘛。”
最后，彭德怀向其他委员征求意见，大家表示无异，获得一致通过。经中央军委批准，第一野战军正式组建了第1、第2兵团机构。
后来，有人说以廖汉生当时的资历及能力，当兵团政委名正言顺。然而，他主动将自己“删除”了，仍然当他的军政委，由此可见廖汉生的胸怀非常宽广。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地发生在廖汉生的身上。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后，廖汉生所在的第1军按照“野司”的命令，向青海进军。9月5日，1军前锋部队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下进入西宁。从此，廖汉生在西宁开启了他人生的第二篇章。
9月8日，第1军奉中央军委电令，成立了“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政治部主任冼恒汉、副主任张国声分别担任市军管会正、副主任。廖汉生担任了省军管会主任。军管会迅速稳定社会秩序，收降青马残余武装，发布通告，命令残敌立即报到登记，向人民军队缴械投降。
在廖汉生的带领下，第1军的广大指战员遵照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指示精神，积极担负建政工作。早在进军的同时，第1军已开始准备了一批城市工作干部。西宁解放后，立即抽调干部组成了军管会，下设民政、公安、军事、文教、财经、交通、民族等处，接着又相继在西宁市和各县建立人民政府，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各行各业实行全面接管。
在廖汉生的领导下，军政委员会确定以“稳步前进，耐心地提高群众觉悟，团结各民族，建设人民的新青海”作为施政的基本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第1军官兵深入宣传中共的纲领、政策，动员逃散在外的旧公教职员和群众回来安居乐业，收缴马家军残部的枪支弹药，组织恢复生产，稳定社会治安，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廖汉生在青海不但在剿匪、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上功绩显著，还竭尽全力带领军民共同努力建设新青海。
解放后的青海，本来就不富裕的地区，到处呈现出千疮百孔的样子。于是，廖汉生成立了以自己为首的军管会和军政委员会设立了工业、财经、交通等部门，派出人员发动工人群众修复机器，清理场地，迅速将原有的工厂、作坊全部复工；组织贸易公司和银行平抑物价，遏制通货膨胀，把组织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为自己的首要工作。
同时，第1军全体指战员为了帮助人民政府解决财政收支的严重困难，部队自动停止开支，并继续承担从部队调到地方工作人员的供给，把节省下来的钱支援人民政府渡过难关。
为了真正做到以青海为家，廖汉生带头将妻子和孩子从古都西安迁来西宁，在青海安下了家，起到了模范表率作用。除此之外，他还把二女儿的名字改为了“涤青”，取青海获得解放之意。
1950年4月2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给1军下达了修筑青藏公路西宁至黄河沿段、宁张公路西宁至大梁段两条公路的任务。受领任务后，第1军先后抽调1师2个营、2师3个营，3师2个团及军直特务营共9000余人，组成筑路大军，由王尚荣副军长担任总指挥，浩浩荡荡开上了筑路工地。
在青藏高原上修路，困难相当大。在廖汉生的带领下，青藏、宁张两路段从5月初开工到9月初基本竣工，仅用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新建公路400余公里，砌筑大小涵洞10多个，为亘古荒原开辟出一条黄金路。
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廖汉生和他的战友们带领青海军民团结奋斗，迅速医治了旧社会的千疮百孔，使一个生机勃勃的新青海屹立在祖国的江河之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