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野”功成身退
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人民沉浸在欢歌笑语的时候，远在大西北的第一野战军仍旧还在为整个大西北的全境解放而奋斗。大西北的严重的匪患、西藏反动势力意欲“独立”的阴谋，无时不刻不在牵动着中共中央的心。在彭德怀的带领下，第一野战军最终圆满完成任务，坦然接受改编，以另一种“身份”继续为中国人民而奋斗！
彭德怀经营大西北
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人们不难发现，叱咤西北的彭大将军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他那时正在做什么呢？其实，他人还在大西北，为大西北的解放以及经营问题而煞费苦心。
解放后的大西北，并没有像歌曲里唱的那样，人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事实上，虽说西北各地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已消灭，但是一些残余分子和敌对分子仍然蠢蠢欲动，扰得社会极不安宁。此外，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极为贫困，上百万人还挣扎在死亡线上；城乡反动势力、封建制度依然存在，民主改革尚未进行；医治战争创伤和收拾国民党反动统治所留下的“烂摊子”，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西北党政军民的身上。
彭德怀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第一书记，正以极大的精力思考着如何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问题，尽快地带领西北人民步入生活的正轨。
1949年11月17日至22日，中共西北局在兰州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部队冬训、地方工作、民族政策等问题，作出了《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对加强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1月30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合并，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西北的军事工作。彭德怀兼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阎揆要任参谋长。下辖四个兵团（第一兵团、第二兵团、第19兵团、第22兵团）；三个二级军区（陕西军区由第19兵团兼，甘肃军区由第二兵团兼，新疆军区由第一兵团兼）；七个三级军区（陕北军区、陕南军区由第19军兼，青海军区由第一军兼，宁夏军区由第65军兼，喀什军区由第二军兼，伊宁军区由第五军兼，迪化军区由第六军兼）；32个军分区和一所军事政治大学。
1950年1月7日，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西北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西北地区党政军民的任务，“应是消灭土匪，肃清特务，实行民主改革，动员一切力量，节衣缩食，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建设新西北而奋斗”。
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它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代表机关，并代行西北人民政府职权，统一领导西北五省的军政工作。彭德怀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习仲勋、张治中，秘书长为常黎夫，副秘书长为谈维煦。委员有王子宜、工世泰、王震、甘泗淇等40多人。
同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西安举行，会议通过了彭德怀所作的题为《关于目前西北地区工作任务》的报告，提出了七项工作任务。彭德怀最后说：“我们一定能团结，一定能克服困难，一定能办好西北人民的事情。”
在彭德怀的带领下，大西北的剿匪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各项生产生活渐渐步入正轨。没过多久，卸下战马不久的彭大将军，又一次临危受命，踏上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只不过这一次，他的战场改在了邻国朝鲜。为了保卫国家，捍卫和平，彭德怀率领志愿军进入朝鲜半岛，卷进一场惊心动魄的国际战争风云之中。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第二年的时候，由原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和第三军合并的陆军第一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所属第一、七师在临津两岸的马良山、老般山一线担负坚守阵地任务，第二师配属第64军执行西海岸抗登陆任务。1953年6月，参加夏季反击作战。在朝期间，原第一野战军的战士们再战军威，名扬国际。战争结束后，原第一野战军各部队相继回国，他们为抗美援朝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肃清大西北的匪患
新疆和平解放，标志着大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全部解放了。但是，解放后的大西北，匪患非常严重。这些土匪、特务疯狂地进行暴乱、破坏活动，残害人民群众和地方干部，袭击地方区乡政权和人民解放军小分队，破坏交通、毁坏通信设施，抢劫公路运输车辆和江船，放火投毒，极大地危害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因此，在彭德怀的领导下，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对大西北的土匪进行了大清剿，揭开了西北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幕。
当时，全西北较大的股匪就有740余股，约13万余人，被裹挟的群众达9万人。至于那些较小的匪患分子，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匪患大多是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人的残部骨干分子，连同国民党特务一起，纠集当地的散兵游勇、惯匪、流氓和反动分子等组成的武装队伍。
当时，青海是西北匪患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兰州战役以后，青海境内的马步芳残部尚有5万人，校以上军官就有千人以上，他们大都携枪骑马，分散逃避，秘密纠集成股，有计划有目的地发动反革命暴乱。
盘踞甘肃临夏地区的阿里马兔和马步芳残部军官马金山、马保匪部约3000人，和“大陆忠义救国军西北回民支队”铁秀戈、马积福匪部近1000人，围攻临夏、定西。在两个月内打死打伤群众200余人，烧毁民房1800多间。
宁夏的土匪主要有马绍武、张廷芳、郭柱子股匪，他们组织所谓的“仁义军”、“贺兰剿共总部”，盘踞在同心城西南的五当山、麻黄沟、惠安堡一带，烧杀抢劫，猖獗—时。
陕南解放后，国民党川陕鄂绥靖公署主任王凌云及国民党在陕南的特务组织，窜至川陕边的大巴山，收罗胡宗南的溃逃官兵、惯匪及其他反动武装，组建了“鄂陕边自卫总队”、“川陕边人民自卫军”等匪部，由王凌云任总指挥。
针对全国各地区匪情的严重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适时作出了坚决剿灭土匪的决策。早在1949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注意防止敌人破坏，加强肃反和剿匪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区加强肃反和剿匪的工作，并作出了具体的部署。6月25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匪徒》和《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
》的两篇短评，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新解放区的广大乡村，派遣大批特务，勾结当地反革命和地主恶霸分子，利用封建思想组织土匪，烧杀**掠，祸害人民，甚至袭击区政府机关和地方人民武装，扰乱人民解放军后方秩序的事实。
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彭德怀为西北地区的剿匪斗争作出了正确的指导。1950年1月，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关于西北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土匪有计划地在我解放区内，组织所谓“游击队”，故在新解放区，首先第一步要进行剿匪肃特反对土豪劣绅、封建势力的斗争。
为剿灭西北地区的土匪，在彭德怀、习仲勋等人的领导和指挥下，西北军区部队先后出动了2个兵团部、11个军部、39个师、70个团，共14万余人的兵力，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5省区内，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
1952年底，西北地区的大部股匪基本上被歼灭，为彻底肃清西北边沿地区残匪，西北军区召开了剿匪会议，决定对西北北部边缘地区的土匪进行清剿。
1953年1月21日，西北军区成立了以彭绍辉为司令员、廖汉生为政治委员的甘青剿匪指挥部，并建立了青南剿匪指挥部和甘南藏区工作委员会，调集了骑兵第一师、骑兵第一和第二团、甘肃军区和青海军区独立团、工兵第二团以及西南军区空军第39团，共计126个连，约1.9万人，在西南军区5个团又1个营的配合下，对残匪进行围剿。
至5月23日，清剿部队经过58天的艰难追剿，歼灭股匪1300人，基本肃清西北边沿地区的股匪。
清剿西北地区土匪的斗争，是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进行西北解放战争的继续，也是解放大西北的最后一幕。从1949年9月至1953年10月，第一野战军、西北军区先后投入兵力14余万人。在这场艰巨的剿匪斗争中，第一野战军连同地方部队一道，共歼匪持12.9万余人，其中毙伤1.1万余人，俘虏3.9万余人，投降7.9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3.6万支，子弹18万发，重炮370余门，炮弹3900多枚，电台72部，牛、马、羊、骆驼等牲畜10万头（匹）。当然，第一野战军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参战部队伤亡了4360多人。
随着匪患的消除，西北黄土高原上的烽火狼烟熄灭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秩序安定了下来，各地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灾难深重的西北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西藏和平解放
西藏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山高缺氧，气候寒冷，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解放前境内没有一条公路。西藏人民在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下，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另外，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西藏反动势力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策划“西藏独立”，加紧扩军备战，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
为了解放长期以来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的西藏人民，党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
早在1949年10月，毛主席曾明确指出，经营西藏的任务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野战军担任。11月，鉴于西北地区解放战争结束较早等原因，毛主席考虑过由西北局主要担任经营西藏的任务，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1950年初，毛主席又将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确定由西南局担任，西北局配合，决定于4月中旬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10月以前占领全藏。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于1950年1月6日决定，派第18军及云南军区第126团，由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率领，从西康、云南方向执行进军西藏任务；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派出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从青海、新疆方向向西藏进军，以配合第十八军的行动。
不过，由于西藏地区土匪猖獗，严重影响到进藏的准备工作，西南军区经请求中央军委批准，将进藏时间由原定的1950年4月推迟至当年冬季。
此后，西南军区开始为进藏做了一系列缜密的准备工作。当时，西南军区的总负责人是贺龙，他那时带领“一野”第18兵团入川，随后将18兵团归第二野战军建制。西南军区成立后，贺龙担任军区总司令。
这次，西南局和西南军区担当大任，贺龙自然是事必躬亲。他派人到成都华西大学等多所院校借来有关西藏的图书资料，认真阅读与研究；又请专门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详细介绍康藏的历史和现状，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贺龙于1月10日向毛泽东、彭德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写了《康藏情况的报告》，汇报初步了解到的有关西藏的情况，对进藏路线提出了意见。他提出了三条进藏的路线，但不管哪条路线，都要在甘孜进行补给。
与此同时，贺龙还派测绘人员协助西藏地理学家任乃强教授迅速绘出了中国第一套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印发给部队，提前熟悉西藏的地形地势。此外，贺龙对进藏部队的被服、装具、饮食卫生等问题都考虑得很仔细、很具体。
当然，这些准备是必要的，可谁也无法预料到进藏途中及进藏后遇到的问题。再加上，西藏距内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烟稀少，语言不通，居民与汉民族的隔阂比较深，所以，向西藏进军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部队的补给问题，是进军西藏的首要问题。进藏部队的给养，几乎全部要由内地筹措，随军前行。因此，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斗争方针，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去研究解决进军西藏在政治上和物资上的准备，特别是如何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问题。最后，他们决定成立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统一领导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司令部统辖7个工兵团，10个辎重团和一个空军运输机大队，担任筑路和运输补给任务。
3月15日，进军西藏动员誓师大会在乐山召开。随后，进藏部队就出发了，于4月28日到达甘孜。大家原本以为行动前的准备是充分的，可是由于修路进展迟缓和空投试飞一个多月未成功，先遣部队有耗无补，发生粮荒。直到5月6日，空军向康定、甘孜试投成功，先遣部队的粮荒才得以缓解。
即便如此，仅有两架飞机的空投能力，是无法满足所有进藏部队的补给供应的。因此，贺龙向党中央提
出了要求，要求加大空运的能力。毛泽东很重视这个问题，立即批准购买一批运输机，用来空运进藏物资。然而空运能力毕竟有限，仍无法保证大部队的全部供给。
最后，毛泽东指示贺龙，要一边前进，一边修路。为此，西南军区调集了6个工兵团、3个步兵团组成筑路大军，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云南军区滇西援藏委员会公路局，也加入到援助当中，组织部队和民工1.7万余人，抢修大理到中甸的公路。这样，进藏部队的补给问题得到了基本满足。
随着准备工作的进展，进藏部队陆续向前开进。至10月初，第18军的部队由四川进至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德格、巴塘一线；云南军区的部队进至贡山；青海军区骑兵支队进至玉树，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接近了昌都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
就在人民解放军进藏的过程中，西藏的反动势力，将西藏三分之二的兵力部署在昌都周围及金沙江西岸的广泛地区，统归昌都边使总署指挥，企图利用金沙江，固守要道，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
10月，西南军区发起昌都战役，歼灭藏军5700余人，一举解放了昌都，打开了解放军进藏的门户，并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
当然，解放西藏并不能完全用武装方式，因为这里涉及到比较复杂的宗教、民族问题。所以，第一野战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把争取和团结班禅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配合西南军区的军事行动。
1950年5月，班禅行辕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计晋美等人奉命来西安、兰州，向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北军区领导转达班禅关于西藏政教组织方案的意见及“速发义兵，解放西藏”的请求。
昌都解放后，广大藏族人民群众和爱国僧侣受到极大的鼓舞，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爱国力量日益壮大，形势朝着有利于和平解放的方向发展。
1951年春，西藏地方当局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4月29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同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5月23日，双方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与此同时，中共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进藏部队以战备姿态分路进驻西藏，防止随时和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西南军区分成两个梯队，于8、9月出发，于10、11月抵达拉萨和其他预定地区。而西北进藏部队则从8月出发，于12月1日进入拉萨。
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西藏，促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光明的前途，实现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
第一野战军撤番号
1952年6月，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将第一野战军及其兵团番号撤销，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行精简整编。如下：
第一兵团改编为新疆军区。
第二兵团改编为军委装甲兵司令部。
第十九兵团已入朝作战。
第二十二兵团改编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军与第三军合并编为陆军第一军，下辖第一师（第一军第一、三师合编）、第二师（第三军第八师与第一军第二师合编）、第七师（第三军第七、九师合编）。
第一军军部改编为重装军军部。
第三军司令部、干部部和后勤部改编为空军第十一航校；政治部改编为西北军区军政干校。第七师师部改编为重装师师部，第九师师部改编为炮兵第十五师师部。第八师师部改编为空军歼击航空兵第二十七师师部。
第二军军部改编为南疆军区，第四师改编为步兵第四师，第五师改为农建第一师，第六师改为农建第二师。
第四军军部改编为军委城防高射炮兵学校，第十师师部改编为炮兵第十师师部，第十、十一师合编为第十一师，第十二师改编为公安第二十师。
第五军军部改编为伊犁军区，第十三师改编为喀什军分区，第十四师改编为农建第三师，第十五师改为农建第四师。
第六军军部改编为西北空军机关，第十六师改为农建第五师，第十七师改为农建第六师，第十八师改编为公安第四师。
第七军军直一部充实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其余与西北军区航空处合并，组成西北军区空军司令部。第十九师改编为铁道兵第五师，第二十师师部改编为炮兵第七训练基地司令部，第二十一师师部改编为炮兵第四训练基地司令部。
第八军于1949年5月与绥蒙军区合并为绥远军区，归华北军区建制。
第九军军部与第二十二兵团合并，第二十五师改为农建第七师，第二十六师改为农建第八师，第二十七师改为农建第九师，骑兵第七师改为农建第十师，骑兵第八师改为工建第一师。
第十九军军部并入陕西军区，第五十五师调归西北军区领导，第五十七师改编为石油工业第一师。
独立第一军于1949年11月下旬整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后归第六十二军领导，随第十八兵团南进，西北独立第一军番号撤销。
独立第二军改为农建第一师。独立第二军是由宁夏中卫起义的国民党第八十一军改编而成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向宁夏进军时，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同第十九兵团达成和平协定，其所部第三十五师、第二九四师起义，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二军，马惇靖任军长，甄华任政治委员，杨遇春任参谋长，程襄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二师，共约1万人，隶属西北军区。1950年12月，改编为宁夏军区独立第一师。
独立第三军缩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七师。独立第三军是由在甘肃武都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一九军改编而成的。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军第一一九军在甘肃南部武装起义，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三军，蒋汉诚任军长，黄忠学任政治委员，孙超群任副军长，康维铣任参谋长，张汉民任政治部主任。
第一野战军整编后，其所属部队后来有的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等保卫祖国、抵御侵略的正义战争，为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尊严，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浴血奋战，再立新功。有的至今还保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担负着捍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
值得说明的是，不管番号是否还在，或者部队如何改编，第一野战军全体官兵所建立的不朽功绩，将永远载入史册！第一野战军的军威永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