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野”展军威
第一野战军是在西北野战军的基础上整合及扩充而来的。它的成立，带着解放西北大地的重大使命。1949年新年开启的时候，就是“一野”接受新任务的时候。在这一年，野战军战士们的身影活跃在西安、秦岭一带、陇东地区、兰州、宁夏乃至新疆，为大西北的解放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展示野战军的军威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努力。
第一野战军的成立
1949年，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
新年的到来，是值得人憧憬的。可对于犹如做困兽之斗的蒋介石来说，却感觉未来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了。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国民党的精锐军队已丧失殆尽，正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局面，就连美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了。
无奈之下，蒋介石又开始玩起了“和平”的鬼把戏，企图以和谈为掩护，加强长江防御，凭借长江天险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渡，达到“划江而治”，以便争取喘息的时间，重整军力，伺机反扑。于是，在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要求和谈的《新年文告》，表示：“只要共产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承，政府必外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除此之外，他还于1月21日“隐退”，退居幕后，由李宗仁任代总统。
同样是在这个元旦，毛泽东也为新华社写了1949年新年献词，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表达了中国共产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不移的决心。这个新年献词在开头就写道：“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个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如此，便识破了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势必将有百万大军渡长江的阵势。
这个新年，在西北战场上也发生了一件喜事。那就是第一野战军的成立。
1月11日至23日，西北野战军第一次代表会议在澄城县以北的武庄举行。在会上，彭德怀作了《1948年几项工作的基本总结和1949年的任务》的报告，指出：敌人目前的军事方针是依托巴山，扼守长江，以保守江南及西南各省。从全局看，西北还有几个大仗要打。西北野战军在1949年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消灭胡宗南的兵力，扩大解放区；要占领一连串的城市，必须有一套城市政策；必须进一步加强纪律性，克服胜利途中的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
为适应全国范围大规模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于1949年1月15日又发出了《关于各野战军按番号顺序排列》的指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西北野战军从1949年2月1日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下辖7个军、2个骑兵师，共15.5万人。
具体编制如下：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参谋长王政柱、李夫克，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后勤司令员刘景范，后勤部副司令员方仲如。
原西北野战军所辖各纵队，分别编为军：第一纵队改称第一军，军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
第二纵队改称第二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王震，副军长郭鹏、顿星云，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思茂；
第三纵队改称第三军，军长许光达，副政治委员朱明；
第四纵队改称第四军，军长王世泰，政治委员张仲良，副军长孙超群，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朱辉照；
第六纵队改称第六军，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徐立清，副军长张贤约；
第七纵队改称第七军，军长彭绍辉，代政治委员孙志远；
第八纵队改称第八军，军长姚哲，副军长工长江。
原纵队下辖各旅编为师：
第一军下辖3个师：第358旅改为第1师，师长黄新廷，政治委员余秋里；独立第1旅改为第2师，师长王尚荣，政治委员颜金生；独立第7旅改为第3师，师长傅传作，政治委员曹光琳。
第二军下辖三个师：独立第4旅改为第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杨秀山；第359旅改为第5师，师长徐国贤，政治委员李铨；独立第6旅改为第6师，师长张仲瀚，政治委员曾涤。
第三军下辖三个师：独立第2旅改为第7师，师长唐金龙，政治委员梁仁芥；独立第3旅改为第8师，师长杨嘉瑞，政治委员孟昭亮；独立第5旅改为第9师，师长朱声达，政治委员王赤军。
第四军下辖三个师：警备第1旅和骑兵第6师一个步兵团合为第10师，师长高锦纯，政治委员左爱；警备第3旅改为第11师，师长郭炳坤，政治委员高维嵩；警备第4旅和骑兵第6师大部合为第12师，师长郭宝珊，政治委员李宗贵。
第6军下辖2个师：教导旅改为第16师，师长吴宗先，政治委员关盛志；新编第4旅改为第17师，师长程悦，政治委员黄振棠。
第7军下辖2个师：晋绥军区独立第10旅改为第19师，师长何辉燕，政治委员朱绍田；晋绥军区独立第12旅改为第20师，师长张新华，政治委员龙福才。
第8军下辖2个师：晋绥军区独立第11旅改为第22师．师长樊哲祥，政治委员黄立清；晋绥军区独立第14旅改为第23师，师长罗斌，政治委员姜文华。
另外，第一野战军还直辖2个骑兵师：骑兵第1旅改为骑兵第1师，师长康健民，政治委员李佐玉；骑兵第2旅改为骑兵第2师，师长王智，政治委员王再兴。
与此同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也改称为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维舟任副司令员。
整编后的第一野战军，部队实力增强，全军士气高涨。
解放西安
“一野”成立后不久，彭德怀为了紧紧抓住胡宗南，并积极配合其他战场的战略进攻，发起了春季攻势。
这次春季攻势作战，“一野”经渭河以北、泾河以东、洛河以西的广阔地域连续作战，共歼敌约7000人，再次解放并巩固了大荔、朝邑、平民地区，并一度解放了铜川、耀县等城，狠狠打击了这些地区的反动地方武装。同时，打乱了胡宗南的退却部署，打击了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扩大了解放军的影响，为以后作战和更好地发动群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不久，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胜利召开。作为“一野”的总司令，彭德怀赶到西柏坡参加会议。会议后，他遵照中央的指示，立即赶往太原前线去看望生病的徐向前，并配合他攻打太原。而同与彭德怀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王震，则在会议结束后赶回陕北。
1949年4月19日至23日，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在澄城县北的平城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由王震向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报告。
会议期间，有好消息不断从前方传来：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同日，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
4月23日，南京解放。
4月24日，太原解放。
听到这些好消息，参加“一野”前委扩大会议的同志们高兴极了，再也坐不住了，感到全国的战争形势发展迅速，只有加快战斗的步伐，才能赶上这瞬息万变的形势。会后，“一野”各部队掀起了练兵的热潮，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自从在春季攻势中遭受“一野”的打击后，胡宗南一直在西安思考着是走是留，极其矛盾。如果继续苦撑下去，则主力在渭北地区被歼灭的可能性很大；想保存实力向西南逃跑，但又考虑到关中地区是西北门户，西南的屏障，若关中失守，西北大门敞开，也使西南局势更加困难。
随后，解放军渡过长江，太原又失守的消息传到胡宗南的耳边时，他终于定下决心实行战略退却，从铜川、蒲城、耀县等地后撤，企图与青宁“二马”相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确保西北，屏障西南，迫不得已时则退至陕南、川北。
胡宗南正式全线撤退时，第一野战军各军按原计划追击前进。
5月17日，第二军第五师在永乐镇以南之径阳塔全歼敌90军53师157团，第四、六师在永乐镇歼敌第158团两个营大部。当天，第2军顺利进占泾阳，并渡过泾河，18日进占咸阳、兴平，并在咸阳东北之新庄、阎家庄地区，歼敌第90军53师159团及骑兵第二旅四团一部，俘敌1200余人。19日，解放扶风。
第一军抢渡泾河后，经咸阳、武功、扶风以北攻击前进，20日到达岐山、横水镇地区。
第三军进至武功以北的临平及其以西地区。
第四军克礼泉、武功、乾县，占领监军镇，沿途消灭敌大批地方武装。
至此，解放西安的条件成熟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落在了第六军的肩上。
西安是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当年，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之后，西安成了国民党反共的重要基地。因此，解放西安不仅有广泛的政治影响，还对第一野战军之后的大兵团作战所需物资及运输保障有重大作用，并为进军甘肃、宁夏、青海歼灭“二马”创造了条件。
不过，此时的西安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和生机，早已是一片狼藉。胡宗南撤离西安后，留下守卫西安的部队是第17军，军长名叫杨德亮。杨德亮接手西安后，将军部和直属部队驻守在西关飞机场东侧营房（现西关南火巷一带）：第48师担任飞机场和西安城防；第12师驻草滩一带，负责渭河的防守。
一下子有了权力的杨德亮，变得十分骄横无理。他不仅大肆残害手无寸铁的百姓，还强制市民、商人使用金圆券。拒用者，就会遭到他严厉的打击报复。他还常常带兵上街游荡，一遇到吵架、打架之事，不问青红皂白，就一枪把人打死。整个西安城，在他这根“搅屎棍”的“搅拌”下，弄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人们都称他为“活阎王”。
当杨德亮在西安城耀武扬威的时候，担任攻城的“一野”第六军已经于5月18日抢渡渭河，并于5月20日凌晨抢渡成功，逼近了西安城。
这时，杨德亮才如梦初醒，赶紧下令撤退。他命令第144团在飞机场北面的马路上集合，先掩护军部撤走。可他赶到那里一看，哪还有144团的踪影。随后，他又进城到警备司令部打电话找自卫总队闵队长，总机说电话接不通。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城里的自卫队已经起义了。
杨德亮害怕极了，撂下电话，急忙乘车赶到南门，强迫守城门的连长开了城门，命司机开足马力，一口气逃到城郊的子午镇。
5月20日上午11点，第六军的先头部队第17师第49团攻至西门时，国民党西安团管区和民众自卫总队宣布起义并撤出城防，部队顺利进入西安市区。与此同时，第16师第46团也从南门攻入城内；第17师第48团在第46团配合下占领了飞机场，机场上的几架旧飞机、地勤人员和警戒人员全部被俘。至下午两点，第六军完全控制了整个西安城，先后歼敌暂编第2旅大部及第17军第48师、第12师各一部，共计2000余人。至此，古城西安获得了新生。
远在太原作战的彭德怀获悉西安得以解放的消息，来电予以嘉勉。随后，中共中央致电祝贺西安解放。
5月22日，第六军举行了入城仪式。第46、第47、第49、策50团和军直属部队的指战员们都穿上了干净的军装，在南门外集合，组成三路纵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南门循序而入，然后转向东门。几十万西安人民群众纷纷涌上街头，敲锣打鼓，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进城。
“钳马打胡”思想的形成
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和关中广大地区以后，主力部队进至西府地区，逼近宝鸡、使甘肃、宁夏、青海门户洞开，陇东地区直接暴露在第一野战军的进攻面前，从而为第一野战军大举西进创造了条件。这就使得长期以来躲在胡宗南背后的青宁“二马”慌了手脚，深深地感到唇亡齿寒，处境孤危。为此，他们主动请缨，愿意帮助胡宗南打回西安，收复势力范围，确保大西北的安全和稳定。
此时，蒋介石虽已“下野”，但仍操控着国民党的统治大权和军队的指挥大权。他在得知“二马”愿意出手相助时，一时喜出望外，连忙向龟缩在秦岭一带的胡宗南发出了命令，让他联合“二马”反扑西安。
接到蒋介石电报的胡宗南其实心情极其矛盾。过去，他与“二马”的关系虽不至于过僵，但彼此之间也不是值得信任的合作者。因此，他打心眼里不情愿出兵。但是，蒋介石多次发来电报催促，他又不敢公然反抗，最后只好硬着头皮同意了。
胡、马联合反扑的兵力十分雄厚，有马继援指挥的陇东兵团，下辖第82、第129军及一个骑兵旅，王治岐指挥的陇南兵团，下辖第119军及一个师和卢忠良指挥的宁夏援陕兵团，下辖第11、第128军及九个保安团，胡宗南部五个军，两军共计30多个师旅，约20余万人。
1949年6月9日，胡、马两军分别从灵台、凤翔、宝鸡地区向驻守在陕中一带的“一野”凶狠扑来。
针对敌情，第一野战军决定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阻胡歼马的方针，待“二马”疲劳攻击受阻、粮食发生困难时，全力举行反攻，包围歼灭。
此时，太原战役已经结束，彭德怀的任务也圆满完成。在得知胡、马两军的反扑消息后，立即赶回了西北战场。
6月10日，马继援集团第11、第128军向“一野”第三、第四军驻守的五峰山、阳峪镇、铁佛寺、关头地区阵地作试探性进攻，主力进至常宁、永寿、崔木镇地区。敌第119军进至凤翔。胡宗南主力向岐山、蔡家坡进攻。
为诱敌深入，“一野”的第三、第四、第六军转至云阳、石桥、泾阳；第一、第二军转至眉县、户县；华北第18兵团第61军坚守咸阳。敌军发现“一野”东移后，即以九个军15万人，联合向咸阳、西安进攻。马继援以主力第82军经礼泉向咸阳攻击；王治岐陇南兵团一个军沿咸阳至宝鸡公路向杏林镇前进；胡宗南第18兵团三个军向武功前进，第3、第17、第69军由陇海路南的兰田、子午镇两路北上进攻西安。
然而，马继援的部队在咸阳地区遭到重创，后北撤而归。胡宗南进攻受挫，见马继援集团兵已北撤，同时又考虑到“一野”第18、19兵团即将抵达陕西，便于19日逐步向扶风、眉县地区后撤。
胡、马这次联手，因目的不同而不欢而散。虽然如此，但胡、马两军联合反扑的决心并未放弃。
很快，胡、马两军再次卷土重来。这一次，他们共同确定了作战意图和具体部署，企图各自借助对方力量，互为掎角，联合抗击“一野”的进攻，阻止“一野”西进甘、宁、青或南下汉中。但是，他们又各图自保，准备在形势不利时迅速后撤，以摆脱被歼的命运。
此时，已经搬到北京香山别墅的毛泽东，十分关心西北战场的形势。他针对胡、马两军反扑的情况，于6月20日致电“一野”的军首长，提出了先打胡匪的想法，并希望“一野”能够根据实际情况仔细研究、考虑。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彭德怀等“一野”的首长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探讨，并多次与毛泽东交换意见。
6月26日，第一野战军首长就当前作战问题向军委建议两个方案：其一，如“二马”集结乾县、永寿、彬县、常宁镇等地区，则以第18兵团钳制宝鸡、扶风、眉县地区之敌，以第1、第2、第19兵团聚歼“二马”主力；其二，如“二马”远撤长武、平凉，则以第19兵团钳制“二马”，集中第1、第2、第18兵团围歼胡宗南部及王治岐部，尔后乘胜南下汉中、广元。
同日，中央军委针对西北敌军态势，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马匪各部业已准备向彬（县）、长（武）撤退，胡匪各部势必同时向宝（鸡）、凤（翔）撤退，决不会再前进了，也不会保守不退。在此情况下，你们应当集中王、周两兵团（即第一兵团王震部，第18兵团周士第部）主力及许兵团（即第二兵团许光达部）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兵团（即第19兵团杨得志部）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6月27日，中央军委就“一野”作战计划复电指出：如青宁两股敌人只作小撤退，位于乾、永、彬、常宁等地区，而不是向彬、长、泾、凉作大撤退，则先打“二马”后打胡、王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打“二马”相比于打胡、王较为费力，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的牺牲，以期全歼“二马”或歼其主力，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如“二马”向彬、长、泾、凉作大撤退，距离胡、王较远，则只须以第十九兵团担负钳制“二马”任务，集中主力围歼扶眉地区的胡、王所部。军委还指出：“为使伪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
至此，第一野战军“钳马打胡”的作战思想业已形成。这一作战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央军委统揽全国战略全局的高超指挥艺术。
扶眉战役
第一野战军在打退了胡、马两军的疯狂反扑后，与华北兄弟部队胜利会师于关中。此时，西北战场上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已由15万人增加到34万人，连同地方武装达40万人。可以说，“一野”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了。不过，相对于西北战场的国民党军而言，只是有了相对的优势，并没有绝对的优势，还不能同时歼灭胡、马两个集团军。
经过与中央军委的多次沟通后，“一野”确立“钳马打胡”的思想。可是，如何实行“先胡后马”的计划呢？
7月6日，彭德怀在咸阳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上，彭德怀发言说：消灭胡宗南和“二马”这两股敌人，不是一个战役能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力争于漆河、千河之间歼灭胡宗南的主力。会议确定以第19兵团钳制“二马”，集结第一、第二兵团全部及第18兵团主力，实行大迂回大包围，歼灭胡宗南部主力，尔后再集中全力歼灭青马。
那么，此时胡、马两军的部署又是如何呢？
胡宗南把他的四个军部署在东起武功，西起扶风，在1000多里的地带并排接着，每个军的阵地都自成三线。不仅如此，他还命令各师、团、营在阵地配备时，也要各自形成三线，重重叠叠，星罗棋布。当时，有人把这种兵力部署讽刺为“羊拉屎”阵地。但有人不服，替胡宗南辩驳道，称这种战术对共军的“挖心战术”十分有用。
而马继援除以第82军和第129军骑兵部队活动于永寿以东及径河两岸地区外，主力撤至长武、彬县地区。马鸿逵的宁夏兵团第11、28两军则集结在郴县、永寿县及其西侧地区。
针对敌情，彭德怀分析道：胡宗南把五个军部署在扶风、眉县地区渭河两岸，其意图是作战中可以南北呼应，无论是进攻、坚守或退却，兵力都相当集中。而青宁“二马”远撤，部署分散，采取的是分散机动配置，有利时可进出关中，与胡宗南部配合作战，坐收渔利，不利时则退守平凉，缩回各自老巢，不易聚歼。他们既是相互联合，又是相互利用；既是联合作战，又是各自保存实力。这样的部署看似完美无缺，其实存在着巨大的致命点。他们没有战役预备队，摆在秦岭的少数兵力只能起钳制作用，并且在渭河两岸并无大军渡河设备。当第一野战军进攻时，南北之敌不能渡河相互支援。如此一来，“一野”如在扶风、眉县地区将其主力分割包围，敌在纵深无预备队可援的情况下，必招致全军覆没。
一切准备妥当后，7月10日，扶眉战役打响了。
为了迷惑敌人，担任钳制青宁“二马”任务的第19兵团首先行动。当日，第19兵团附骑兵第2旅很快进至西安西北的乾县、礼泉以北高地构筑工事，以一部逼近青宁“二马”所部，形成对“二马”进攻之势，使“二马”不敢轻举妄动。
同时，防守西安的第61军（欠183师）率领第181师、第182师第545团及第54团1个营，也向西安南的子午镇方向挺进，对退至于午门、小五台为中心地段敌人发起了攻击，令胡宗南一时无法判明第一野战军总的作战意图。
7月的西北，燥热无比，没有一丝凉风，哪怕是夜晚也不例外。担任穿插任务的第二兵团在第19兵团和第61军的掩护下，于7月10日夜里分别从礼泉城西和城南出发，沿着渭河北岸快速行动，来到了漆水河前。漆水河不深也不宽，第二兵团借着夜色快速地渡过了河流，然后绕道西行，一路急行军，抵达既定地区后隐蔽起来。
7月11日拂晓，第一野战军各路部队如一把巨大的铁钳，沿着渭河两岸夹向扶眉地区。
第2兵团迅速攻占了青化镇和益店镇，并悄悄地从胡、马两军防线之间的空隙楔入，由北向南，秘密迂回到胡宗南部第3、第65、第119军的侧后。其中，担任第一梯队穿插任务的第4军经过150里路的急行军，于7月12日凌晨三点占领了罗局镇，接着又占领了眉县车站，切断了胡宗南部西逃宝鸡的退路。
早上六点，担任正面进攻的第18兵团附第7军，在周士第的率领下，由兴平地区沿咸（阳）风（翔）公路和陇海铁路分左、中、右三路由东向西开始对胡宗南部主力攻击前进。
与此同时，位于渭河南岸的第1兵团，在王震的率领下，第2军第6师向周至、眉县攻击前进，于子午镇、黑山寺地区歼敌第36军第123师一部；第1军第2师于7月11日夜从狭窄的敌据点间水网地带楔入敌整个防彻纵深，切断敌第24师与第53师的联系。
只在一天之内，第一野战军就从西面断了敌人的退路，从东面和背面插入敌人纵深，将胡宗南的第18集团兵团部第38、65、119军等军部，压缩在罗局镇以东，午井镇以南的渭河河滩上，只给敌人在渭河南面的眉县留出了一个缺口。
此时的胡宗南还浑然不觉，他还做着美梦，认为第一野战军至少需要休整一个月再发起进攻，还认为第一野战军会先攻击“二马”，然后自己再命令部队从侧面攻击共军，取得胡、马联合作战的胜利。
美梦毕竟只是一场梦，当现实出现时，美梦也就破灭了。
当胡宗南真正明白过来时，“一野”已经将他的主力部队包围了，并且切断了所有的退路。他急得浑身冒冷汗，赶紧下令让部队撤退。
7月12日，东方刚露出鱼肚白。敌第18集团兵李振和第38军军长李振西指挥第65、第38军集全力开始向罗局镇突围。
罗局镇位于陇海路西安至宝鸡的咽喉要道。对“一野”来说，坚守罗局镇是能否全歼渭河北岸胡宗南部三个军的决定环节；而对胡宗南来说，能否夺取罗局镇也是生死存亡的关键。
彭德怀将守住罗局镇的任务交给了第二兵团的第四军。第二兵团也向第四军提出了“寸土不失，与阵地共存亡”和“堵住敌人就是胜利”的口号。第四军决心进行阻击战，不放过任何一个敌人。
一场激烈的战斗在罗局镇展开了，一时之间，枪声、炮声、喊杀声震天，敌我双方部队杀得难解难分。敌人杀红了眼，向第四军的阻击阵地发起了十余次的冲锋。固守在这个阵地
上的第四军第10、11师一刻也不敢松懈地阻击着敌人，杀的敌人是尸横遍野。
战斗进行到下午三点，敌第65军又集中炮火和大量兵力向“一野”第29、第30团坚守的阵地发起进攻，企图孤注一掷，打开逃窜的缺口。战士们坚守在阵地上，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双方的伤亡都很大，阵地前方的鲜血染红了大地。在这种危机时刻，第30团不得不启用了预备队。可是，兵力还是不够，最后连警卫人员和通信人员也组成了一个小分队，加入到战斗中。
与此同时，坚守在阵地上的“一野”第29团第2营，虽三面受敌，伤亡很重，但在营长的带领下，仍然坚定沉着，相互支援，打得勇敢，守得顽强，连续击退了敌人8次冲锋，毙伤敌300余人。
罗局镇一仗，第四军打得很惨烈，虽然人员伤亡很大，但战斗作风顽强，阵地屹然不动，打出了威风，为战役的胜利立了大功，因而受到彭德怀的热情赞扬。他对第4军的穿插、阻击战斗十分满意，说：“四军这次打得好，立了功。”
晚上八点，敌第65、第38军的残兵败将开始纷纷跳入渭河，拼命向渭河南岸泅渡，妄想窜入秦岭。这时，王震立即命令位于渭河南岸的第一兵团第一军，迅速控制河滩，堵截敌人。第一军军长贺炳炎指挥部队迅速展开。只见逃敌溃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斗志，像惊慌的羊群，卷着烟尘向渭河南岸的河滩涌来。敌人的背后尾随着第二军，前堵后追，把敌人密密地围堵在渭河南岸岸边。最终，8000余名逃敌无一漏网，全部做了俘虏。
午夜时分，渭河以北的敌人被第二兵团和第18兵团全被歼灭于罗局镇地区。
在这期间，西兰路上的马家军被野战军击溃的同时，也被压迫到彬县。青马、宁马两部挤在一起，仓皇逃到甘肃泾川一带。而“一野”第二和第18兵团在罗局镇、午井地区胜利会师。接着各兵团乘胜西进，至14日先后占领蔡家坡、岐山、凤翔、宝鸡和益门镇等地。
当最后获胜的消息传到彭德怀耳边时，他既激动又严肃，握紧拳头朝桌子上一击，说：“很好，这才叫全胜！”随后，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拍了电报。7月14日下午三点，毛泽东在回电中说：“元（13日）两电悉。歼胡（宗南）四个军，甚慰。”
扶眉战役从7月10日开始到14日结束，仅5天时间，就歼灭胡宗南部1个兵团部（第18兵团）、3个军部（第38军、第65军、第119军)、8个整师另3个整团，共4.4余万人。其中，毙伤敌1.3万余人，俘敌31万余人。缴获骡马2400匹，各种炮290余门，机枪110挺，长短枪9000余支，汽车6辆，电台26部。收复与解放了武功、眉县、扶风、岐山、凤翔、永寿、麟游、宝鸡、千阳等县城9座，控制了秦岭以北的广大地区。
现如今，“胡”已被顺利打掉了，下一个目标就是“马”了。
陇东追击战
扶眉战役结束后，本来就不和的胡、马，在部队遭到重创之后又互相抱怨起来。马步芳抱怨胡宗南事先没有通知他们就闻风逃窜，导致自己的部队几乎被歼灭；胡宗南则抱怨青宁“二马”撤退时不通知他，导致第一野战军从“二马”的防御区内插过来，将自己的精锐部队杀了个精光。胡、马双方拒不承认责任在于己方，最后闹了个不欢而散。
胡宗南怀着一肚子的气，回到西安绥靖公署召集各部队军长开检讨会，追查战事失败的原因。可是，这场检讨会开得并不怎么如意，各人均推卸责任，还相互吵起了架来。最后，闹得胡宗南也没法再继续追究下去了。
扶眉一战，确实让胡宗南的实力锐减。他的主力部队已被“一野”歼灭，剩下的兵力拼凑起来，虽然也有10万人，但已经毫无办法与第一野战军抗衡。昔日威风八面的“西北王”，如今颜面扫地，将剩余的兵力退守秦岭，集结于凤县、佛坪、东江口一线，控制着四川及陕南、陇南地区，企图依托秦岭阻止第一野战军南取汉中。
此时，在西北战场上，能与“一野”相抗衡的唯有“二马”了。第一野战军自然是不会给“二马”任何喘息的机会，立即决定实施“钳胡打马”的计划，向“二马”开战。而拥兵自重的“二马”，凭借着各自10余万的兵力，嚣张得不可一世，放出豪言，要与彭德怀一较高低。
为了给“二马”打气，蒋介石派了自己的两个亲信——贺衷寒、顾希平，从广州飞到了兰州，借献旗、慰劳之名，笼络人心。顾、贺二人在兰州的一系列活动，把“二马”搞得晕头转向，一时竟忘乎所以，狂妄得不可一世。刚愎自用的马继援竟然叫嚣着要在平凉地区与彭德怀较量一番。
没想到，彭德怀也正有此意。他也看上了平凉地区，并决定把打击“二马”的战场就定在平凉地区。
平凉，古时候称“安定”，位于甘肃东部的“蜂腰”处和六盘山麓，关山险要，人烟稀少，东瞰关中，西通新疆，是扼守甘肃和宁夏两省的咽喉要地。若是第一野战军能占领这里，就能直捣兰州、银川，将“二马”的老巢毁灭掉。当然，这一地区对“一野”而言，也存在着不利之处——那就是远离后方，搞不好会导致供给紧张。尽管这样，“一野”与青宁“二马”之间的较量是不可避免了。
7月中旬，彭德怀针对敌人的战略企图，在虢镇北文广村召开军以上指挥员作战会议，总结扶眉战役经验，讨论确定下一个战役目标。这次会议决定，以第18兵团主力位于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部，集中第一、第2、第19兵团和第62军共10个军的优势兵力，进行陇东追击战役，歼灭“二马”主力于平凉、泾川地区。
第一野战军下达了陇东追击战的命令后，各部队立即开始西进陇东作战的准备工作。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政治动员，纪律教育，像风一样很快在各部队展开了。经过几天紧张的准备，彭德怀指挥第19、第一、第二兵团的30万大军开始西进，向青宁“二马”的部队迅猛地压了过去。
最先出动的第19兵团。7月21日，杨得志、李志民率领着第19兵团为西进大军开路。7月23日、24日，第1、2兵团也按照原定计划，向平凉地区开进。一时间，西兰公路上，尘土飞扬。坦克的履带声，战士的脚步声，在西北黄土高原的大地上，汇集成了一股强大的铁流。
一路上，第一野战军各部队的行军十分顺利。至7月25日，第19兵团已经进入甘肃的灵台。可是，当部队即将接近平凉时，却发现这里是一座空城，没有青宁“二马”大军的影子。到底怎么回事？
原来，马步芳、马鸿逵虽事先有“平凉会战”计划，但实际上他们都想让对方在第一线作战，以保存自己实力，因而在“一野”主力尚未迫近时即各奔东西。马鸿逵为保其老巢宁夏，遂命令他的128军军长兼前线总指挥卢忠良，率部向宁夏撤退。马步芳见马鸿逵溜了，也急忙下令马继援率领陇东兵团向兰州后撤。
当然，对于“二马”撤退的意图，彭德怀一开始也想不明白，后来根据获得的敌情分析，最终断定敌人是为保存自身实力而撤。于是，他改变原先的作战计划，将追击聚歼“二马”改为分割“二马”、各个击破。如此一来，第19兵团继续追击宁马，占平凉后，向固原、海原方向追击。第二兵团由安口窑、华亭向西，经莲花镇向通渭进攻。第一兵团由陇县经固关向天水、陇西发展进攻。
命令下达之后，三个兵团犹如三支利箭，迅速射向正在后撤的青宁“二马”的部队。
第19兵团与陇东地方部队紧追“宁马”不放。7月28日，地方部队解放庆阳、西峰镇。30日，第19兵团解放镇原，进入平凉。随后又于8月2日解放固原，3日解放隆德，6日攻克静宁，11日进至黑城镇、海原、豫旺堡地区，控制了六盘山。
追击“青马”的第二兵团，于7月29日解放安口窑、华亭、化平，8月3日进至莲花镇，6日解放通渭。
担任追击“青马”任务的第一兵团，沿宝鸡至天水公路前进，7月26日解放陇县，直指扼守陇山要隘的固关。一场恶战，就要在固关打响了。
固关，位于陇县西北60里的陕甘交界处，地势呈凹形，四面高山耸立，山势险峻，沟堑纵横，灌木丛生，地形十分复杂。唯一的一条公路夹在一条东西走向狭长的深谷里，由陇州穿过固关镇西至马鹿镇，易守难攻。这是第一野战军西进甘肃的第一个咽喉要道。
驻守在这里的是马步芳的“精锐铁骑”骑兵第14旅。该旅在旅长马成贤的带领下，依靠山势构造了坚固的工事，妄图凭借天险固守，以阻挡“一野”西进的去路。可他们哪里知道，固关镇的地形根本不适合马家军的骑兵作战。
7月28日一大清早，随着三颗信号弹的升起，“一野”第一兵团就向固关镇的守敌发起了猛攻。轰隆隆的炮火响彻山谷，不一会儿，山谷里就升腾起浓烟阵阵。由于当地人民群众支持解放军，事先偷得了情报，所以，第一兵团很快就命中了敌人的旅指挥所。敌人的指挥官侥幸逃脱，但大部分的通信器材遭到毁灭。
战斗进行到上午10点，敌人的左翼阵地已经被“一野”的战士们攻破，右翼阵地上也展开了白刃战。敌旅长马成贤见情况不妙，连续三次向不远处的第八旅旅长马英求救。但马英却慢条斯理地让他们坚守，只说已经派出援兵了。实际上，他是在敷衍马成贤，准备在马成贤的兵力损失过半时，才出兵相助，再向马继援邀功。
战斗的情况越来越糟糕，马成贤束手无策，在前线观察情况时，不料被流弹打断胳膊。后来，他被送往后方医院治疗。没有了主心骨的骑兵第14旅，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很快就支撑不住，互不相顾，各自逃命去了。
下午四点，战斗结束了。第一兵团歼灭敌第14旅及第248师骑兵团大部，缴获战马2000匹，其余残兵逃窜至马鹿镇一带。
固关镇一役，是第一野战军与马家军首次交手，“一野”险胜。青海马步芳的部队在战斗中受了重创，如同惊弓之鸟一样，拼命向西逃窜。就连马鸿逵也命令他的部队向宁夏老窝撤退。
在第一兵团激战固关时，策19兵团在解放泾川后，得知宁夏马鸿逵的第128军已退守三关口、瓦亭地区，妄图凭借六盘山及三关口险要关隘，固守瓦亭，阻止“一野”西进。于是，第一兵团与马鸿逵部的卢忠良所率领的128军，在三关口展开了激战。最后，敌人丢了三关口、瓦亭等地区，第一兵团先后解放了陇山以东的地区，使兰州、银川失去了屏障，完全暴露于第一野战军的正面攻击之下。
第一兵团攻占固关镇后，继续朝天水进发。8月3日，解放天水。8月4日，解放秦安。8月5日，解放甘谷。8月10日，解放武安。
经过20多天的西进追击作战，第一野战军除了先后解放县城20余座，横扫沿途敌人零散部队和地方武装外，并在固关等地歼灭青宁“二马”主力一部。8月11日，陇东追击战结束。这一战，有力地挫败了青宁“二马”的锐气，彻底分割了青宁“二马”的联系，造成了直逼兰州、西宁、银川的有利态势，为下一步各个歼灭青宁“二马”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兰州战役
在回忆兰州战役时，彭德怀多次谈到：“打兰州是一场恶仗，是艰巨的攻坚战，有的团一千五六百人的建制，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几百人。这些战斗英雄们为了人民事业，粉身碎骨，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的确如彭德怀所言，兰州战役是一场苦战，兰州解放更是来之不易。
继胡宗南的主力被消灭以后，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又被分割，兰州、银川相继告急，这不能不引起逃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焦虑和恐慌。已经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在听到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后，更加着急上火。他原本想保住西北、西南两块区域，以等待时机，杀回大陆。可谁知，先是胡宗南令他失望，随后青宁“二马”也让他失望了。但是，蒋介石不想如此轻易地把这两块区域拱手让给中国共产党。所以，他拼劲最后的力量，要让胡、马两军与第一野战军来个鱼死网破。
于是，蒋介石背着李宗仁，命令阎锡山把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叫到广州来，召开“西北联防军事会议”。结果，会议一开始，胡宗南就与“二马”吵得不可开交。最后，直到阎锡山说出“兰州会战”时，大家才停止争吵，感兴趣起来。他们经过一番谋划，制定了一个“兰州决战计划”，具体部署是：
以马步芳部依托黄河天险和兰州的坚固设防，吸引和消耗第一野战军的主力；以集结在中卫、中宁地区的马鸿逵部和集结陇南徽县、成县、两当地区的胡宗南部四个军击溃第一野战军侧背，切断第一野战军的后路。尔后，以三路夹击，将第一野战军挫败于兰州外围地区。
在阎锡山的调解下，胡宗南与“二马”终于化干戈为玉帛，表示要同患难、共生死，携手守卫兰州城，并商定要一起回兰州共同作战。结果，这些信誓旦旦的决定很快就变卦了。马鸿逵虽嘴上答应了，总感觉是马步芳的圈套，想要他出兵援助兰州。他一想再想，越想越觉得不对，索性以提前回去部署兵力为由，直接飞回老巢宁夏银川了。马步芳知道后，气得大骂马鸿逵，但又没有办法，只好飞回了兰州。
马鸿逵回到兰州后，在兰州会战的兵力部署和决战地点上，又与儿子马继援产生了分歧。但最终，儿子拗不过老子，将决战地点选在了兰州。他们最后的作战部署是：以一部沿洮河、黄河的西岸守备，置主力于兰州附近。如敌来犯，凭天然地障与既设阵地顿挫敌攻势后，适时转移攻势，依西安绥署之协力，一举歼灭犯敌。
8月20日，马步芳在兰州的防御阵地已全部部署就绪。他得意地认为，兰州是他设下的一个陷阱，共军进入兰州地区后，在他的正面抗击下，加上马鸿逵和胡宗南的两翼出击，就可全歼共军于兰州城下了。
就在马步芳在兰州部署兵力的时候，彭德怀也没有闲着。他一直在考虑如何尽快歼灭马步芳一部。就青宁“二马”而言，青海的马步芳在西北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军事上也比马鸿逵更胜一筹。但凡灭了“青马”，西北地区的解放就不成问题了。本来想在平凉会战时，解决马步芳，可这一设想没有实现。目前看来，只有在兰州实现这个目标。
自8月9日开始，第一野战军各兵团和新老解放军的15万支前工人，不顾8月的酷暑天气，分左、中、右三路向既定目标前进。由于长途行军，加上天气恶劣，给部队行军带来了很多困难。但战士们怀着无比巨大的热忱和信心，克服了种种困难，继续向兰州前进。
经过艰难的行军，第二、19兵团于8月19至20日先后抵达兰州城郊，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与此同时，向西南方面进击的第一兵团第1、62军也已渡过洮河，直逼临夏。
兰州，古称“皋兰”，因地处皋兰山麓而得名。兰州城夹山带水，地势险要，是青、宁、甘、新四省的交通枢纽。抗日战争士气，兰州就修筑了国防工事。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又在主要阵地上加固工事，形成了碉堡群。此外，各个战壕间还有暗堡和野战工事，阵地前沿也埋设了大量的地雷和铁丝网。因此，马继援扬言：“兰州是座攻不破的铁城。”
当然啦，是不是“铁城”，得与第一野战军较量了才能得知。
第二兵团和第19兵团对兰州完成三面包围后，北面黄河铁桥仍在守敌控制之下，加上胡宗南、马鸿逵还没有援助马步芳的迹象。因此，暂时还不能排除马步芳部随时都有弃守兰州西逃的可能。为防“青马”一部西逃而失去战机，增加西进困难，在第二兵团和第19兵团各部队进抵兰州城郊后不久，彭德怀决定对兰州守敌外围阵地发起一次试探性攻击。
8月21日，第一野战军第一次试探性的攻击开始了。不料，由于准备不充分，加上有些轻敌，而敌人的工事确实坚固，导致了这次战斗的失败。战斗失败后，负责攻城的第二、19兵团的全体指战员和战士们心情都十分低落。好在彭德怀及时给予鼓励，又召开了检讨会议，才进一步明确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在第二、19兵团第一次攻城失利后，担任截击可能西逃的敌人的第一兵团，于8月22日下午两点，向临夏发起进击，最终临夏得以解放。
至8月23日，第一兵团连续攻占康乐、宁定、和政、临夏、永靖五城，歼灭“青马”新编骑兵军、骑兵第1旅大部，骑兵第3旅一部，共毙俘敌1476名，缴获大批枪炮弹药。第62军第185师于23、24两日在临夏南鸣松崖、富家滩地区，又歼敌231师一部及宪兵营全部，俘敌704名，缴骡马、枪支一批。
第一兵团的迅速挺近，令兰州守敌的右翼部队和马步芳的老巢西宁备受威胁，这让马步芳有些坐立不安。他一面抽调骑兵第8旅、第14旅残部速回青海，以增强西宁的防御力量，一面派专人飞往宁夏向马鸿逵求援。
可是，马鸿逵压根就不想支援兰州，因为他的势力范围是宁夏，所以只是在那敷衍了事。而胡宗南呢，更是没有出兵相助的意思。这样一来，就形成了马步芳孤军困守兰州的境地了。马步芳急得不行，将兰州会战的相关事宜全权交给儿子马继援，自己则跑回了西宁。直到8月下旬，马鸿逵和胡宗南依旧没有援助的意思，马步芳只好给自己和儿子想好了后路。一旦兰州、西宁保不住，就和儿子逃往重庆。
8月24日，“一野”的各位首长在指挥部研究后决定，于8月25日以三个兵团的兵力向兰州发动攻击。
第二天凌晨，下了一夜的雨停了，路上泥泞，空中迷茫。随着信号弹的升起，第一野战军发动了兰州战役。
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步兵勇猛地冲向敌阵地、堡垒和层层防线实施突击。经过一天的激战，到下午一点，“一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防线，并且连续摧毁了敌人以碉堡群组成的防御阵地，攻击部队的主攻矛头直指皋兰山的营盘岭、马家山和沈家岭三大主防阵地。
沈家岭，是兰州守敌的主阵地之一，被称为“兰州锁钥”。如果能攻下沈家岭，就等于打开了兰州的大门，就可以直捣兰州西关，截断敌人唯一西逃的退路。担任沈家岭主攻任务的是第四军第11师31团。这场攻坚战打得十分艰难，双方的伤亡都很大，直到第二天下午，第四军才完全占领和守住了沈家岭这个阵地。
据当时担任第四军政治委员的张仲良回忆说：
8月25日从拂晓发起冲锋到攻占沈家岭，战斗历时13小时。守敌第190师，先后增援的第100师骑兵团和第129军的一个团，连同狗娃山的敌人，总计9000余人，被我毙伤3800余人。我军亦付出了很大代价，伤亡达3000多人，其中团级干部13人。……他们和许多同志一起为解放兰州流尽了最后一淌血！
在沈家岭、狗娃山战斗进行的同时，第六军在军长罗元发的带领下，向皋兰上的主峰营盘岭发起了猛攻。这个阵地的工事是兰州所有阵地中最坚固的。第六军集中所有的炮兵，分成两个爆破组，向敌人的阵地发起攻击。可是，爆破组受掩体中敌人的攻击，多次爆破都未成功。最后，第50团7连的指导员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举起炸药包，炸开了敌人的碉堡，才为突击队打开了前进的道路。一直激战到下午五点，第六军才占领了营盘岭。夕阳西下，营盘岭上一片红，那是敌人的鲜血，也是“一野”战士们的鲜血。
与第二兵团第四、六军一样，第19兵团同样面对着两个难啃的“铁疙瘩”——豆家山、马家山。负责攻占这两个阵地是第63军的第189师和第193师。
豆家山是兰州东南的天然屏障，上面的工事也十分坚固。守敌曾狂妄地说：“就算10万人也攻不下豆家山。”结果，在8月25日下午一点，豆家山的主阵地就被攻破了。下午五点，第189师就全部占领了豆家山的阵地。同样，第193师在马家山也与敌人展开了惨烈的斗争。他们于25日黄昏占领马家山后，遭到了敌人的疯狂反扑。193师的战士们浴血奋战，誓死保卫阵地，在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后，终于保住了阵地。
总体而言，8月25日是兰州战役中，最为激烈、最为惨烈和最有成就的一天。
8月26日凌晨，“一野”攻占西关，抢占铁桥，堵死了敌军的唯一退路。经过巷战，野战军于当日中午肃清了城内残敌，并越过铁桥占领白塔山。马继援带领残敌仓皇逃出兰州城。至当日中午，兰州城内的敌人全部肃清，这座千年古城迎来了解放的一天。
兰州战役，是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敌人工事之坚固，守敌作战之凶悍顽强，地形之有利于敌，均是前所未有的。而第一野战军集中兵力之多，火器之强，战斗之激烈程度及付出代价之惨重，也为前所未有的。经浴血攻坚和激烈巷战，歼灭马步芳主力第82军3个师大部，第129军两个师各一部、3个保安团，共2.7万人。缴获山炮6门，迫击炮、战防炮、六〇炮合计128门，骡马2400余匹，汽车40余辆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
8月30日，兰州迎来解放的第五天，第一野战军举行了盛大的解放兰州入城式。人们在古城的东门上挂起了一副红色的大标语，上书：“天摇了，地动了，兰州人民解放了！”
和平解放西宁
兰州战役胜利后，在西北战场的敌人几乎成了一盘散沙。马步芳的主力部队被歼后，残部溃不成军，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作战的能力；马鸿逵的主力虽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因孤立无援，加上内部矛盾激化，所以也成不了多大的气候；胡宗南早已经是第一野战军的手下败将，随时准备退入四川。唯有新疆尚有7万余人的兵力，建制完整，战斗力充足，但在全国大解放的背景下，也有和平走向解放的意愿。
在这种形势下，第一野战军所面临的任务是，继续追击残敌，分路向青海、甘肃河西地区进军，并准备进军新疆；同时派兵入川，以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的作战，同时扫清陕南、陇南残敌，彻底解放大西北。
兰州战役结束的当天，彭德怀就在考虑下一步的作战方案。从总的部署上说，他决定以左路第一兵团先取西宁，右路第19兵团夺取宁夏，中路第2兵团进军永登，沿河西走廊逐次解放武威、张掖、酒泉等地，然后进军新疆。
首先要对付的就是逃回西宁的残敌。彭德怀不打算给马步芳任何喘息的机会，遂派王震率领第一兵团进军青海，夺取西宁，彻底消灭青海的马家军。王震在接到命令后，很快就收复了西宁，并且没有费一兵一卒。他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法子呢？
事情还要从马步芳说起。当兰州解放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7日，阎锡山就派新任的国防部长徐永昌飞抵西宁。徐永昌此行的目的不是别的，是来向马步芳兴师问罪的。兰州丢得太快，徐永昌把责任推在马步芳一个人的头上。这让马步芳委屈不已，明明就是马鸿逵和胡宗南背信弃义，又见死不救，怎么就成了自己一个人的责任了？他气不过，和徐永昌大吵了一架，然后就带着家人直奔重庆去了。
马继援在兰州溃败后，带着残兵往永登方向逃去，准备收集残部，逃奔凉州，与新疆的第五军会合，再与“一野”抗衡。但是，西宁的战事吃紧，加上其父马步芳一直来电催他去重庆。所以，他带着残部于8月29日回到了西宁。回到西宁后，马继援才发现，大势已去，已经毫无作最后挣扎的必要了。稍作休整后，他便带着自己的亲信和钱财，飞到了重庆。
马步芳和马继援相继逃离西宁后，西宁的守敌基本上就散架了。
根据这种情况，当时在临夏的王震经常与临夏的宗教界和上层人士接触，以通过他们力求用和平方式解放青
海。他不仅亲自登门拜访当地上层人物，还派人叫回逃跑躲藏在山里的马步芳的舅舅马丕烈。
经过王震的劝说，马丕烈答应帮助做马家军的工作。他还请来了马步芳的叔父马良，马良又推荐汉族士绅徐秀直、祁子果和其他在社会上有声望的“青马”亲属同王震见面。他们很快组成了一个“临夏赴青海和平代表团”（又称“劝降团”），帮助劝说青马军官放下武器，向人民解放军投降。
“劝降团”组织起来后，就经循化前往西宁，一路上劝说“青马”人员投降。到达西宁后，他们当晚就找西宁市原警察局督察长，组织了30多人维持西宁社会治安，并召开各种小型会议宣传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关于这段经历，张宗逊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兵团把甘肃青马有威望的家属组织了一个劝降团，随军到青海劝降，这是个很成功的经验。这个劝降团不断地揭露青马的反共宣传，而且为我军的行动提供了很大方便。9月5日，第一军解放了西宁，受到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劝降团动员敌军政官员和散兵到军管会报到，对维持地方秩序，起了很大作用。”
循化，位于青海东部，在黄河的南岸。在黄河对岸，有“青马”新编军的民团3500人把守，并在沿河滩摆下了长达40多里长的防线，建造了工事，意欲阻挡第一兵团接近西宁。可是，这些并没有难倒第1兵团的战士们。他们找来当地的群众，动员群众找材料，夜以继日地扎木排、修破船，花了三天的时间为强渡黄河做准备。
最后，全军胜利渡过黄河。各部队渡过黄河后，分路急速前进。9月2日至5日，第62军先头部队185师解放民和，第三军一个营占领享堂，第二军第五师进至甘都镇，第一军骑兵侦察部队进至平安驿，第三军第八师解放乐都县，第二军第五师解放化隆。各路大军直指西宁。
此时，西宁的守敌已全部逃掉了，偌大的西宁城已成为一个空城。
在进西宁城前，王震让第一军打头阵，为主力部队进城开辟道路。9月5日，第一军先遣侦察部队率先进入了西宁。当第一军前卫部队第二师第五团到达平安绎时，遇到前来迎接的原西北民生公司的13辆汽车，遂乘汽车进入了西宁城。9月6日，第一军主力和第二军前卫第五师亦开进西宁市。随后，王震率领第一兵团机关和第二军主力进入了西宁。
就这样，第一兵团基本上没放一枪一炮，就进入了马步芳父子经营多年的老巢西宁。
西宁被第一兵团接管后，“劝降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劝降团”的游说下，马步芳的老部下和残部纷纷放下武器投降，没有让刚获得解放的西宁城再次腥风血雨。至此，青海马步芳一部彻底覆灭，除了玉树和果洛外，青海大部分地区得以解放。
9月8日，中共中央发来贺电，祝贺西宁和平解放。同一天，西宁人民政府成立。首先进入西宁城的第一兵团第一军留驻青海，担负起剿灭残敌的任务。
解放宁夏
西宁解放后，青宁“二马”中的青马军已经被消灭了，剩下的就是向宁夏的马家军开炮了。这个任务交给了杨得志的第19兵团。
兰州战役后，马鸿逵率领部队退守老巢宁夏。大概是知道无法躲避第一野战军的攻击，所以他提前开始了整军备战。除了将原有的部队改编调整，把保安部队全都归属于各军外，还自行增编了一个叫做“贺兰军”的部队。说起这个部队的由来，马鸿逵是这样解释的：一来是取岳飞《满江红》“踏破贺兰山阙”之意，有现实和历史双重意义；二来想着将来若是不幸失败了，还可以到贺兰山打游击。看来，马鸿逵连自己的后路都想好了。
此时，“宁马”的军队还有四个军约7.6万人，由马鸿逵的二儿子马敦静任总指挥。
宁夏，素有“塞山江南”之称。马鸿逵在这里经营多年，自然是不愿意将这富庶之地拱手让人。于是，他利用宁夏的有利地形，设置了三道屏障，以阻挡第一野战军的北进。即便有这些防线，马鸿逵仍旧放不下心。其实，他内心深处知道，仅凭这些是完全抵挡不住第一野战军的进袭。所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逃离宁夏，保住自己这条老命。但是，他又害怕担弃城逃跑、畏敌潜逃的罪名，既不好向部下交代，又怕蒋介石兴师问罪，所以左右为难。看来，年纪大了，顾虑确实多了，做事情也瞻前顾后。
就在这时，蒋介石命令马鸿逵带作战地图到重庆开会的命令。于是，马鸿逵召集部下，说明了离开宁夏的原因。当然，他的部下都不同意马鸿逵离开宁夏，但又不好说什么。走前，马鸿逵对儿子马敦静说，蒋介石邀我去重庆，一来是想拉咱们的队伍，二是想让我做人质，逼你们与共军作战。然后，他还让儿子见机行事。
马鸿逵把事情交代完后，于9月1日匆匆飞往重庆去了。然而，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宁夏了。
马鸿逵走后，宁夏马家军的军事大权全都归于马敦静。事实上，这个公子哥对打仗之事并不在行，整天吞云吐雾，逍遥自在，好像一切都胸有成竹似的。
就在马鸿逵启程前往重庆之日，第一野战军的第19兵团在杨得志的率领下，开始向宁夏进军。他们的第一步作战目标是歼灭中宁地区的守敌。9月5日，第63军第187、第189师沿黄河南岸，第188师沿黄河北岸，成钳形之势向宁夏推进。在第64军的配合下，9月14日中午，第190师进驻中宁地区。至此，第19兵团突破了马鸿逵的第一道防线，从黄河南北两岸进入了河套地区。
马敦静在得知第一道防线被突破后，立即慌了神，迅速调整了作战部署，急调贺兰军北渡黄河加强其右翼，第11军退守银川。这样，宁夏守敌的第二、第三道防线的兵力极为空虚，第二道防线仅有第81军，第三线仅留第128军。
9月15日，第63军攻击中卫黄河南岸的常乐堡，歼敌两个团，直接威胁敌第81军。在野战军的争取下，敌第81军于19日接受了接受改编条件，宣布起义，与“一野”签订了“和平解决协定”，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军。这样，敌人的第二防线也被“一野”突破了。
9月18日，第64军占领了牛首山，19日占领青铜峡。
马敦静更加惊慌失措了，他一会儿提出高级军官飞往重庆，部队解散回家，武器沉入黄河，待机再起；一会儿决定把军官们的家属送走，部队留下打完了算了；一会儿又要把部队从后山阿拉善旗拉到甘肃河西，和那里的中央军一同防守。如此思绪混乱，看来真是吓得六神无主了。最后，马敦静收拾了收拾，于19日凌晨不告而别，逃到了重庆。
群龙无首的宁夏马家军在缺了主心骨又遭第19兵团的猛烈攻势下，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最后，“宁马”的高级将领聚在一起商量对策，确定向中共方面发出求和通电。经过一番咬文嚼字的推敲，这封求和电文于9月20日向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及彭德怀副司令等发出。电文如下：
国民党秉国以来，领导无方，纪纲不振，民生凋敝，致战祸弥漫全国，强者死于炮灰，弱者流于沟堑，刻又战事迫近西北，面临宁夏。全良等不忍地方七十万军民，遭受涂炭。爰于本月二十日停战，服从毛泽东领导，实行民主，俾人民登于衽席，国基安如磐石。至于军事如何改编，政治如何革新，听候协商，一致服从。
在通电上署名的除了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外，还有“宁马”其他十几位高级将领。
在求和通电发出的当天傍晚，马鸿逵从重庆打来电话，询问解放军进攻的情况。结果被告之，已经发出求和通电，不要再打电话来。电话那头的马鸿逵犹如遭了晴天霹雳一般，挂了电话，抱头痛哭。
马全良虽然发出了求和通电，但他并没有组织部队等待改变，也没有及时派出代表到驻守在中宁的第19兵团接洽谈判，而是继续在黄河东岸一带调兵遣将，打算抵抗到底。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第19兵团决定继续攻击马敦静残部。
“宁马”的残余部队哪里还是第19兵团的对手，没几下就打得落花流水，叫苦不迭。9月23日，就在第19兵团做好西渡黄河的准备时，以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组成的宁夏谈判代表团，来到第19兵团的驻地，承认了错误，并愿意接受和平改编。
经过商谈，双方达成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9月23日下午两点，杨得志、李志民作为第19兵团代表，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作为宁夏方面军政代表，分别在“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上签了字。
可是，“协议”签字还不到两个小时，就接到各方报告：驻大坝、小坝的贺兰军和驻银川的第11军，已经失去控制，自行解散，散兵游勇还在银川城内公开鸣枪骚扰滋事，四处抢劫，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如此看来，银川城内的状况不是很好，解放军应该尽快进驻银川，控制城内的混乱局面。9月23日夜里，大雨滂沱，第19兵团191师的先头部队由仁存渡过黄河，乘坐宁夏代表派来的40辆汽车，连夜进驻银川城，并在第一时间内控制了城内寻衅滋事的残兵游勇。
第二天，天空放晴。大概在中午时分，191师的主力部队进入银川城。城里的老百姓夹道欢迎解放军的到来。整个银川城到处喜气洋洋，载歌载舞，像欢度盛大的节日一般。
9月26日，第19兵团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这一天，银川各族人民张灯结彩，夹道欢呼，万人空巷，盛况空前。当人民解放军的坦克、牵引炮车、载重汽车发出震耳的轰鸣，从南门徐徐而入，通过欢迎的人群时，锣鼓声、爆竹声和暴风雨般的欢呼声，此起彼落，响彻云霄。
至此，马鸿逵在宁夏的封建统治彻底结束。银川乃至宁夏获得了新生！
新疆和平起义
第一野战军解放兰州、青海、宁夏之后，整个大西北战场上就剩下新疆问题了。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地域辽阔，幅员广大，面积有16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面积的六分之一，是中国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区。这里是一个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等共13个民族的430万人。当时，国民党军在新疆的兵力部署总共有7万余人。
在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新形势下，考虑到新疆的实际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为使新疆免受战争创伤和损失，作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
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相继解放后，新疆犹如大海里的孤舟，独立无援。当第一野战军重兵压境时，新疆守军在内部矛盾的激化下，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为首，赞成中共中央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主张，主张弃暗投明，举行起义。另一派则以新疆整编78师师长叶成、第79旅旅长罗恕人、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样等人为首，反对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当得知陶峙岳有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消息后，毛泽东立即于1949年9月上旬发电报给彭德怀，告知他此事，并说，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乌鲁木齐），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
和平解决的方案看似简单，实则过程曲折，状况百出，好在最后以大团圆结局。
为促进和平解放新疆的进程，9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约见张治中将军，告诉他人民解放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他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尽早认清形势，顺从民意，率部起义。此前，张治中是前西北军政长官，新疆军政当局都曾是他的部下，若是由张治中出面，或许能够加快和平解决的进程。
9月10日，张治中奉毛泽东旨意，致电陶峙岳、包尔汉，晓以大义，并对今后部队的安排作了详细指示。
9月15日，中央特派员邓力群从伊宁秘密飞抵迪化，住在包尔汉家里，先后同包尔汉、陶峙岳和其他进步人士交谈。邓力群向包尔汉、陶峙岳转交了张治中的电报，并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主张和政策，希望他们尽快组织起义。包尔汉、陶峙岳答复说，只要叶成、罗恕人、马呈样等人一离开新疆，就立即举行起义。
9月18日，陶峙岳交给邓力群一份《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要求转报中共中央。这份《意见书》旨在说明，他们将会尽一切努力，排除一切困难，争取和平解决新疆。同时，他们还附言，这个《意见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悉听中共中央的决定，并没有任何附带条件。
在这段期间，正值党中央新政协的召开。以赛福鼎为首的新疆代表团抵达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热情和真诚。他们回到新疆后，对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然，新疆内部党派的争端一直没有缓和。为了缓解矛盾，9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陶峙岳等人约见了叶成、马呈样、罗恕人三人进行谈话。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将心比心地说事实、摆道理，才将叶成三人的情绪稳定住。此后，陶峙岳又安排人组织了晚宴，拖住叶成等三人，以免他们搞小动作。最后，马呈样、罗恕人、叶成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续，经南疆去往印度。至此，反对新疆和平解放的最大障碍消除了。
9月25日，陶峙岳等人发表通电，宣布新疆和平起义。当天，彭德怀接到陶峙岳的和平通电后，立即给陶峙岳复电：“将军等率领部队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族人民的新新疆而奋斗！”
当然，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宣布和平起义，只是实现了新疆和平解放的第一步。那时，新疆社会情况异常复杂，反动势力还有相当的力量和一定程度的影响。要想巩固新疆和平解放的胜利成果并使新疆获得真正的解放，就必要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
那么，到底派遣哪支队伍进驻新疆合适呢？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王震曾主动请缨率部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去。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和彭德怀、贺龙等领导同志，就解决新疆问题同王震进行了亲切的交谈。王震二话没说，同意在合适的时机率部前往新疆。毛泽东说：“你到新疆去就是演‘红娘’，在那里唱主角，去给新疆的各族人民做好事，要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战，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解放新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目前，新疆混乱的局面急需人民解放军前来拯救和平定。
遵照第一野战军前委的指示，第1兵团为进军新疆做好了两手准备：一是力争和平进军新疆；二是不放松战斗的准备，必须在战斗的准备前提下，才能保证和平进军新疆的胜利。
进军新疆，是一件光荣的任务，也是一件艰难的任务。当时，在后方无依托的条件下，要实现这个规模巨大的进军计划，确实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新疆的气候恶劣多变，9月份时已经下雪，而部队的御寒装备很差，指战员们仍穿着单薄的征衣，有的甚至连一双鞋子都没有。新疆地域辽阔，人烟稀少，而当地交通工具极为缺乏，主要得依靠两条腿来完成几千公里的行程。另外，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400万人口中包含13个民族，语言不通，风俗习惯差异。这些都给部队行动来了一些未知的困难。
为了胜利完成进军任务，第一兵团在进军前的短短时间内，紧张地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彭德怀和王震常常彻夜不眠地亲自调查研究，掌握部队情况，解决纷繁的问题，制定了周密的进军计划和部署。同时，他们还对进军中如何执行政策、纪律作了具体的指示。据此，第一兵团党委及各级党委都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教育。
10月10日，天刚破晓，一声嘹亮的军号响起，在王震指挥下，第一兵团率领第二、第六军，离开古城酒泉，西出玉门关，北穿星星峡，从空中到陆地，数路大军，以空运、车运和徒步行军方式，齐头并进，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只见，辽阔的荒原下，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地向西行进，犹如戈壁滩上的一条巨龙在飞腾。
在行军途中，第一兵团战胜了戈壁沙漠、气候严寒、地广人稀、供应不足等重重困难，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正确处理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在鄯善和七角井制造的两起暴乱事件，团结教育了广大起义官兵。军行所至，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由于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第一兵团仅用了三个月时间，行程6000多里，胜利进驻全疆各地，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能创造出来。这一胜利，像人民解放军无数个胜利战斗一样，在解放军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王震一到迪化后，便按照原计划着手改编起义部队。12月7日，经中央军委同意，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任政治委员，赵锡光任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饶正锡，参谋长陶晋初，政治部主任李铨。兵团下辖第9军和直属一，两个骑兵师。
之后，王震奔波在各地，慰问当地的民族兵团，为缺饷的部队发饷，赢得了战士们的一致好评。这对巩固新疆和平解放的结果，稳定新疆的社会秩序，建设新新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后，第一兵团一手拿枪，一手拿镐，艰苦创业，为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各族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
贺龙带领第18兵团入川
第一野战军实行“钳马打胡”战略之后，胡宗南的主力被消耗殆尽，只带着一部分残兵灰溜溜地躲进了秦岭以南的陕南与陇南地区。之后，“一野”将主要目标锁定在青宁“二马”，将胡宗南残部搁置一边，主要是防备其过早地退入四川，对西南战场的战事产生压力。
胡宗南逃到秦岭一带后，利用那里的天然屏障，将其残部部署于陕西安康地区至甘肃天水老山村一线，组成了所谓“不可攻破的秦岭防线”，以确保汉中，阻止第一野战军入川。当然，他并不知道第一野战军的作战部署，更没有料想到“一野”会将自己晾在秦岭两个月，只留下第18兵团的第60与第62军守在秦岭按兵不动。最后，胡宗南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因惧怕秦岭天险易守难攻而暂缓南进。
两个月的平静日子里，胡宗南的心里却一直不平静。他虽然表面上对秦岭一带的防守线很有信心，但是又知道若“一野”解放了兰州、青海、宁夏后，自己就成了瓮中之鳖。所以，他一时进退两难，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就在胡宗南踌躇不定的时候，彭德怀决定在第一野战军主力攻击兰州的同时，由第18兵团发起秦岭战役，击退胡宗南的进攻，以策应第一野战军主力在兰州的作战。作战命令下达后，第18兵团很快行动起来。
9月6日，秦岭战役宣告结束。在周士第带领的18兵团的攻击下，胡宗南的秦岭防线被攻破了。这样，通往汉中的门户打开了，为第一野战军随时入川，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创造了有利条件。
胡宗南遭受重创后，拒绝了中共中央提出的投诚建议，逃窜到了四川，也宣告了他最终失败的命运。就在彭德怀指挥大军向新疆进军的同时，毛泽东决定派贺龙率领另一路大军经营川北，向四川进军。贺龙究竟会选择哪一支队伍跟着自己入川呢？最终，他选定了打赢秦岭战役的第18兵团。
1949年10月1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由陕入川作战的命令。他告诉贺龙说：“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
第18兵团接受任务后，大部分的战士情绪饱满，斗志旺盛，但也有一部分北方人心情低落，不想入川。他们有很重的思想包袱：有的怕到了四川水土不服；有的不喜欢吃大米；有的怕与少数民族相处不好。总之，他们就是不情愿跟随部队入川。贺龙很快发现了这一苗头，打算在部队出发前，彻底解决入川前战士们思想上的“拦路虎”。他指示18兵团要赶快组织几次报告会，打开干部们的思路。
10月25日，贺龙召开南下干部动员大会。会上，他深情地对大家说：
“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大家想的没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比，许多地方还很落后，条件也很艰苦。我们中有些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晴，地无三平’，还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在家乡不走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你们就因为怕吃苦，而留在家乡安居乐业吗？
“跟大家说，我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我从小是吃大米长大的。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然后吃了整整八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饭吗？
“再者，同‘二野’会师以后，大家要虚心向他们学习，主动搞好团结。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们吃了好几年黑豆’。难道只有我们才艰苦，兄弟部队就不艰苦吗？其实，我们晋绥背靠陕甘宁边区，比他们在太行山的条件好多了。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
听了贺龙的话，许多有情绪的指战员、普通战士，内心都为之一振。他们为当初的想法感到羞耻，并决心甩掉思想包袱，大踏步地随部队前进。
11月6日，周士第和第18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王新廷到达西安。贺龙、李井泉和他们在这里组织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作为入川作战的指挥机构。次日，川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由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
12月9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分别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14日，18兵团解放广元，17日占领著名的古关隘剑门关，打开了越过巴山通向成都的门户。20日，“一野”部队进到简阳、仁寿、新津、双流，18兵团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将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数十万人包围在成都及其附近。胡宗南见突围无望，求援无门，于23日乘飞机逃往海南岛。
1950年的元旦快要到了。贺龙与周士第、王新廷等人商量着，尽量在元旦前攻进成都，到成都过年。
在解放军的政治争取下，从12月21日至25日，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16兵团副司令曾甦元、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也分别宣布起义；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在邓崃地区被围后，向人民解放军投诚；27日，敌第18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以东宣布起义。当天，成都解放。
12月28日，贺龙到达新都，于30日举行了隆重的进入成都的入城式。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率领18兵团一部经北门入城，受到了30余万群众的夹道欢迎。
1950年3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昌地区，歼灭残敌万余人。至此，川、云、贵、康四省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贺龙率领第18兵团入川，对于解放大西南有着突出贡献。后来，刘伯承、邓小平在致谢各战略区时，曾说：“西南战役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歼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18兵团在贺龙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