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橙色碎石路的尽头，有几座歪着身子的排房，我便拖着身子向那紫檀色的排房走去，因为我喜欢那古朴幽异的紫。
排房不是纯正的哥特式建筑，有不少日耳曼民族艺术上的的特色。墙壁上几簇盎然的藤萝没能掩盖住岁月的裂痕，窗棂里的花草宛如古典的王室画，古色森森，却艳不雕琢。
这排房有两层，房脚有棵橡树，但枝叶不再扶疏，中间却有点滴黄手帕，我不以为异。叩响青铜色的门环，这时才看清了锈迹斑驳的户主名：JacquelineAndrei（杰奎琳•；；安德烈）。
敲了良久，夜幕下只有灰色般的回声，我灰着心，转头要走时，“咔”一声，门欠了一道细缝，好似夜笑眯眯的睡眼。
“是谁？”一句柔软而又悠远，陌生却觉亲切的德语从夹缝中挤过来。
“嗯？！哦！我是中国留学生，我是……”我愣了一下。
“中国？！”从门缝间探出银灰色的人头来，有种夜醒来的感觉。
“中国！中国！”我激动地喊出。
“有事吗？”冷冷地甩出了一句，我俯身注视她红肿而又灰蒙蒙的眼，又愣了一下。
“我，我想，租用你的房子，不过……不过我兜里的马克不多，但是我可以挣的。请相信我。”
“凭什么相信你？万一你骗我呢！”
“凭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是最守信的。”我抖了抖身说道。
“呵呵！安德烈，安德烈！好吧，你可以住进来，我也不要钱，不过，你每周要替我买次东西。”她呵呵地笑出了声，我却不得不愣了。星光下排房沉寂无语，幽邃的窗户使人有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如今向满天星辰伸出双手，不再是为了想索取，只是想问候，在那失意中辗转的瞬间。而那三刻“愣”依然让我回味，还有那安德烈使我觉得人生的相似既偶然又必然。不过，那时的信用危机着实让人难受。现在突然觉得杰奎琳在说：‘万一你骗我’时，似乎微露一丝忧伤却甜蜜的笑吧。
后来，我跟着老太太进了屋，灯亮了，这才看清老太太的模样：棕褐色眸子，安逸中有种坚韧，白皙的眼睑耷拉着，嘴唇紧凑着，将历史拉伸成一道道沟渠，一根根银发也写尽了苦难的经历，身着鹅黄色毛衫，咔叽布的筒裤空空荡荡。种种迹象使我认为她是一个神秘练达的老妇人。
屋里的摆设也极其简单。正中的壁炉旁有两座旧沙发，沙发右侧是楼梯，楼梯底下便是厨房，厨房与门之间夹着一间卧室，因为敞开的门里隐约可见一张床，沙发左侧是一架黑钢琴，靠门是一个书架，书架中间支着木质相框。在老太太介绍我的住处时，我无意识地走到相框前，那不是照片，而是一幅素描，笔法并不是很纯粹，但轮廓还算清晰，画的是一个高鼻梁男子，相框下压着一个信封，当我随意把相框拿起时，身后一声厉喝道：“放下，放下，把相框给我放回原处！看来我得定几条戒律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不许动那相框和那信。其次，自己的生计靠你自己赚得，我从不施善心，最后，不许打扰我的休息，晚上九点不回来，不许进屋，还有，在这儿不许抽烟喝酒。听清楚没有，回答我！？”
看着她紫青的脸，我像小学生一样低头回应着，随即想到问好：“我叫你杰奎琳女士，还是安德烈大妈呢？”
“叫我安德烈夫人，安德烈是我夫君的姓。你叫什么？”老妇人坐到沙发上问我。
“哦！是，安德烈夫人，我叫周紫苏，叫我小周吧！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你认为我多大了？我不记得了。孩子，这可是令人忌讳的问题，尤其是女士。为人处世要学乖些，如果极想知道某人的年龄，你也是可以打探到的，就看你使什么花招啦！首先，你从他们的外貌和言谈举止估算年龄，然后，从你的估计上减去十岁或更多。我敢担保此人会冲你绽放笑容，还会红着脸说：‘哇，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早就三十八岁了，你能相信吗？’你要这样回答：‘不，难以置信！你在开玩笑吧。你看起来连二十八都不到。”这招肯定会让人虚荣心得以满足。要记住虚荣心是阳光，冥王哈达斯见了都会灿烂的。嗯，不过，我记得我五十八了。哈哈！岁月真漫长。”安德烈夫人较有兴致地点着烟来抽。吐出两个烟圈后，又拉下脸来，说道，“你的房间在楼上，走廊右边那间。千万别走错了，不然会遭诅咒的。”道了谢，沿着仄仄的楼梯来到楼上，心里忐忑着，没敢向左边瞅，直接推开自己的房间，除了一张木板床和一把椅子外只有一片暖气片，然而摸上去冷冰冰的。我把画架放在椅子上，铺开了行李卷，躺在那看天窗外汲水的星子们，我想了很多，未来依然迷惘，我在用青春作赌注，就像梵•；；高一样，生前凄凉，死后辉煌，但我也知道，青春一但经过典当就永远不能再赎回了。
我激灵了一下，天窗上掠过一个黑影，打开灯，又什么也看不见，心里便惴惴不安起来，古怪的老妇人，沉睡般的古宅，还有那黑白相错的素描，使我想起儿时父亲讲画死人的鬼话来。
第二天天气清爽宜人，出门晨跑的时候发现只有“禁屋”还拉着窗帘。我领了安德烈夫人标准的零钱（绝对不多不少的一个确数），依承诺去了柏林市区的超市，买了她计划好的食品，一连几周都是一样，也包括“禁屋”。又使我纳罕的是她要我买两桶两公斤的廉价牛奶，这种廉价牛奶她喝不了，而且也极其难喝。于是，我禁不住问安德烈夫人原因，她只是说给她朋友们准备的，我又问天气这么好为什么不出屋走走，锻炼锻炼，她却说路一走就会累，雨一下心就会碎，遇见谁，谁就要倒霉，心情不好一定要遭罪，离别总在不经意的谎言里轮回。
对于她的回答我只觉怪怪的，也不愿去理会。她整天在家里不是看看曲谱，就是弹钢琴，再者给花浇浇水施施肥。更让我好奇的是，她每天午夜都会去“禁屋”中坐上半个时辰，在我的睡梦中偶尔间也夹杂了几声抽噎。而我为了生计，白天不得不去给小孩子当绘画家教，偶尔闲暇，也只是帮安德烈夫人打扫会客厅，那时才有机会接近那件神秘的东西。
我没去碰它，因为要讲信用，粗糙的画工下有几行俄语，后来才从安德烈夫人那晓得那是卡洛的诗，最底下是安德烈的签名和1962年秋。
我对安德烈夫人的怪异举措一直很厌恶，也讨厌她卧室内满溢的猫骚味，所以我绝不会进犯她的领域，也不会对她多说一句不必要的话，或者说我们之间有层生疏的隔膜。但是，直到十一月初的一天，我们冷漠的关系得到了缓和。
那时已晚秋，本来单薄而又无厚衣可加的我便受了凉，躺在**胡思乱想起来。想到最后一片藤叶，可惜窗外早没有了，想到那柏林橙色的风，那是简单而又繁华的曲线，优美中停滞刚劲，虽然那刚劲我并不受用，但乐于秋风，只因凉爽的感觉与化外的忧伤处一刻自省的宁静。我又想到了母亲，那个渺小而又忙碌的伟大女性，还有睡不醒的父亲，可爱的女友，真挚的朋友，同学……想到中国的点点滴滴，不觉油然地生出泪来。我的人生是多么可悲！
此时门响了几声，进来的是安德烈夫人，我马上掩盖住失态，未等我问候，她先开口了：“哭了？！哭吧！我们一路上都忘了哭，错过了很多情节。有什么沮丧的事吗？告诉我，也许我会是魔灯里的阿拉丁呢！”她笑容可掬地坐在我的床边。
我不耐烦地向她问候，回应说病了，而且对那玩笑不屑一顾。
“问候不一定要郑重其事，但一定要真诚感人。不是吗？”她依然微笑着，而我愕然了，红起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