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南的归寂说因为以“虚寂”为性，所以有人非难他陷入了体用二分之弊。但他回答说：“夫性生万物，则物物皆性，物物归寂，即是自性自寂，何二之有。”（《友庆堂堂合稿》卷4，《病笔》）他认为，如果误解“虚寂”，视性为空寂而本无生机，结果就会以体用为二，割裂空有，落于空着相一边，而失本来一贯之旨。塘南认为，这是不了解孔门求仁之真谛，而陷入了佛氏沉空守寂之弊的缘故，所以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生几”说，以救其弊；认为“求仁”即求“生之理”，亦即“生几”。
塘南在自著年谱《自考录》中，叙述了提出“生几”说的动机。他说：“惟着空着相，堕落二边，为后学通病，乃不得已姑提‘生几’二字，与及门之士共商之，且以请正于四方有道者。”他认为，“几”是性之呈露端倪，而非未发之前，亦非已发之后。所以，“几”是常生常寂、体用不分、有无不二之至密处（参见《友庆堂堂合稿》卷5，《静摄寤言》）。因此，“几”是无声无臭但又无断灭的。或者说，“几”即生生之微（参见同上书卷4，《三益轩会语》）。由此也可以了解他之所以在论“几”时提出“生几”说的原因。
在塘南看来，“性”是形而上者。因为只有立足于“几”才能得到下工夫的门路，所以“几”可以说是真正的尽性入微处。于是塘南说：“只几之一字尽之。”（同上书卷6，《泰和曙台唐侯索书漫呈六条》）“善学者惟研几。”（同上书卷5，《静摄寤言》）强调了“研几”的重要性。然而，“几”是生生之微，就是说，“几”是性之呈露端倪，因而若仅仅把“几”误解为“念头之萌动”、“念头之初动”，那就不免会堕于第二义。所以他又认为，以念头萌动处求邪正之辨为“研几”是错误的（参见同上书卷4，《发便是欲》；卷5，《静摄寤言》）。
塘南指出：“虞廷曰‘中’，孔门曰‘独’，舂陵（周子）曰‘几’，程门曰‘主一’，白沙曰‘端倪’，会稽曰（阳明）‘良知’，总无二理。虽立言似别，皆直指本心真面目，不沉空，不滞有，此是千古正学，更复何说？”（同上书卷2，《寄钱启新道长》）他之所以这样说，大概是因为考虑到上述诸儒都是以“生几”为学之要的吧！他还以意、独、知等为“几”的代名词，所以在他看来，所谓诚意、慎独、致知，都无非是“研几”之工夫罢了。
他认为，知是意之体，故意外无知；物是意之用，故意外无物。因此，在“意”之一字中，寂感、体用全都具备了。而“意”又是“生几”动而无形的有无之间，即“生之理”的呈露（参见同上书卷2，《与贺汝定》，《寄贺汝定》）。这是以“意”为“几”，以“诚意”为“研几”的缘由。然而，尽管以“意”为“几”，但在他看来，意与念虑、形气又是有区别的（同上）。(1)
关于“独”，塘南基于《中庸》的“莫见莫显”之语，而把“独”当作超越睹闻的隐微处，认为“独”是先天之子、后天之母，是出无入有的枢机，即意之精微。他还认为，“慎独”是“凝道之枢机”（同上，《答郭存甫》，《与贺汝定》），并说：“若只云见性，不言慎独，恐后学略见性体而非真悟者，便谓性中本无人伦事物，一切离有而趋无，则体用分而事理判，甚至行检不修，反云与性无干，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同上，《答郭存甫》）因此，塘南把是否言慎独作为儒佛之辨的根本点。
那么，塘南以“知”为“几”、以“致知”为“研几”的理由是什么呢？他以知为性之灵，即认为知是性之虚圆莹彻、清通净妙的东西，是贯穿时空、无对独存的灵明，是万化之根。因而知即性之发窍。性之发窍虽属于后天，但在那里没有形气污染，而且内不倚于空寂，外不堕于形气，的确是先天之子、后天之母的“体用之间”（即“几”）。因此，知既非未发之前，又非已发之后，而是直下体用、一齐具备之存在。若求体于知之前或求用于知之后，那就会陷于着空或逐物之弊（参见同上书卷1，《答朱易庵》；卷4，《三益轩会语》）。
如前所述，塘南曾指出过意念之别，与此相应，他认为情识是意之灵，而非作为性之灵的心体之知，从而阐明了知与情识的区别。他指出，如果误以情识为心体，那就会陷于意见而玩弄光景，并以外驰为事，从而使性之本然黯然失色，结果不仅失力于行，而且导致任情肆意。所以，他把阳明的良知视为判明心体之知，并批评了以良知为察识、照了、分别、知觉运动之知的错误。
他甚至认为，直接以孟子的“四端”为真性的看法，也不免会“执情障性”（同上书卷4，《三益轩会语》）。塘南的“四端”说，以“四端”为情而使之区别于性，这基本上是与朱子之说相通的。但他认为，朱子分别理气，而以知觉运动为形而下之气，以仁义礼智为形而上之理，并借此辩难佛、老，这种看法不能视为定论（同上）。就是说，他并不赞同像朱子那样从二元论立场论述“四端”的观点。因此，他不同意把孟子的“四端”直接解释为真性，认为孟子本人虽论述过“四端”，但并没有“执情障性”，而是以情言知，并在情上检修性（心）体，因而孟子并非以情识为知。
在塘南看来，阳明的“良知”倒是符合孟子本旨的。所以，他针对指责阳明的“良知”既然是善恶是非之知，也就是情识的观点评论说，善恶是非虽是情识，但因其知乃先天之聪明，所以并未落于情识，而是转移了情识。他还认为，把阳明之“良知”当作知觉运动的罗整庵其实并不懂得这个主旨，并针对整庵以“未发”说救正阳明“良知”说的做法批评说：因无知外之未发，故整庵之论未免“头上安头”（同上）。塘南也是王门之徒，他的这一见解可以说正好体现了阳明所提倡的“致良知”精神。(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