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地处宁夏平原的最北端，依山傍水，地势险要，自古就是战略要地，有宁夏“咽喉”和“锁钥”之称。在古代，石嘴山是中原农耕区和北方游牧区的重要分界。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下，战事也在两种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中愈演愈烈。而作为战争防御的边塞隘口，亭障烽台就成了对战双方防守和赖以取胜的重要军事屏障。
据考证，石嘴山市境内的古城障，虽然历朝历代都有修筑，但现存的遗址，大部分都为明朝所建。在经历了多次战火洗礼后，这些关隘、城障绝大部分都已经废弃和消失了。拂去烽火兵戎的尘埃，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它们当年威武雄壮的身影，我们也能够通过它们，感受到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历史的脚步总是在不停地向前迈进，轻快或沉重。烽烟散尽后，当我们怀着一种探索与发现的心情梳理市境内的旧壁垒时，才能够真真切切感受到这些古城障在荏苒岁月中的故事。
浑怀障——石嘴山市境内最早的城障建筑古时候，一个地方关隘、城障的设置或是废弃，大都是因军事需要而定。
石嘴山市境内的关隘也不例外，循着铁马冰河留下的淡淡痕迹。一个名为浑怀障的关隘不断映入我们的眼帘。
浑怀障是迄今已知石嘴山市境内最早的古城障建筑，也是中原在市境内设立的第一个军事要塞。据史料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 年），秦将蒙恬北逐匈奴，收河南地（今黄河河套西北地区），设44 县，筑长城及亭障以御匈奴。浑怀障就是当时所设的亭障之一，距今已2200 多年。
尽管时过境迁，但根据史书与大量的文献资料记载，考证专家们认为：浑怀障的古遗址就在市境内陶乐西南的黄河东岸，今兵沟汉墓群附近。为什么这么说呢？最早记载浑怀障的《汉书·地理志》中写道：“浑怀都尉治塞外浑怀障。”同时，唐代的《元和郡县志》中也说：“其城本蒙恬所筑，古谓之浑怀障。”
这与《史记·蒙恬列传》中“筑长城瓜亭以御匈奴”的记载相符。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浑怀障历史上确有其名，而且修筑时间应该在秦朝。修筑城障的时间确定了，那么地点又从何说起呢？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记载：“河水又东北径浑怀障西。”反映了北魏时期浑怀障位于黄河河道的东侧，与秦长城在河套地区“城河上为塞”（《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相符。由此可以断定，浑怀障作为秦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城障多在“河南地”。其故址就在今陶乐西南黄河东岸的兵沟汉墓群附近。那么，很多人不禁要问，“浑怀”二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命名它为“浑怀障”呢？据清吕淍阳的《汉书地理志详释·四卷》中解释说：“浑怀障在河东长城外，库尔格河流瀦为科尔格大湖，又南入边，仍居西北出注河，象怀物园露也。”可见，因为这一军事据点修建在“象怀物园露处”，所以命名为“浑怀障”，这和当时许多亭障的命名都有着相似之处。
既然设置亭障是军事需要。那么浑怀障也就从修筑之日起，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一片土地上杀伐征戳的见证者。浑怀障的修筑是用来抵御匈奴的，但是秦王朝短暂的统一之后，秦二世三年（前207 年）左右，随着诸侯混战，中原汉族各派军事势力无暇顾及边庭，今石嘴山市境包括浑怀障在内的许多地方又被匈奴占据，成了他们肥沃广阔的游牧之地。在之后的近百年间，浑怀障从中原王朝的典籍记载中消失了，直到西汉元朔二年（前127 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大将卫青率军重新夺回黄河河套地区，“复缮秦故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以为固”（《汉书·匈奴传上》）。浑怀障成为浑怀都尉所，属汉朝北地郡富平县管辖。这样，沉寂了多年的浑怀障及周边河套地区，又重新划到了中原汉族政权的统辖范围之内。汉武帝甚至一举将匈奴远逐，把版图扩大到了现在的蒙古国境内。浑怀障一带也因此变为移民屯垦的大后方，可以想象，在农耕文明正处于上升阶段时，黄河两岸沃野千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定然会使这个边塞隘口热闹非凡。果然，西汉政权扩大了对这一地区的驻军和屯垦范围。军屯治所治黄河一线像珠串一样设置有序，这一点，从现存黄河岸边连绵不断的汉墓群就可以得到印证。
说到浑怀障，就不能不说到兵沟汉墓群，可以说，浑怀障和兵沟汉墓二者是承前启后、相互印证的。尽管浑怀障在秦朝时的修筑只停留在史料、典籍之上，缺乏文物出土的印证，但兵沟汉墓群的发现和出土文物，为浑怀障的实物考证锦上添花。由于浑怀障的故址就在现在的兵沟汉墓群一带，因此，历史的连绵性和文物资料的连续性在浑怀障这个点上会合了。因为秦汉时期就在这一地区屯兵戍边，随后此地屡屡成为各方交兵的战场，比较著名的是1002年春，宋与西夏交战，加之此地地形独特，沟壑沟横，因此人们把这里叫作“兵沟”。
从出土的文物特征上看，这里的100 多座汉墓所处年代是在西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 年）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40 年）之间，历时150 多年。
这里的墓葬有单葬墓。从外部看，是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大圆丘，从内部结构看，既有石墓室、砖墓室，也有木墓室、土墓室。不同的材质，昭示着墓室主人不同的身份。墓室内呈拱形，拱部用子母青砖箍建，具有明显的汉墓特征。时隔千年，墓室仍非常牢固，随葬品的特征也很明显，以汉朝的刀剑、钱币、盛器居多。可见这里埋葬的多是戍边的将士和他们的家属，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兵沟”名称的由来并非虚构。而兵沟与汉墓群的相偎相依，也正记录了汉朝因河为固，复缮浑怀障的史实。
记录着古城如烟岁月的古器、文物逐渐重现了天日，摩挲着他们，就仿佛触摸到那些历史记载着的戍边的艰辛、屯田的劳累，但更多却是战火的惨烈。
沉寂的史册上，一个个来去匆匆的姓名黯然成灰。而因为停战和亲的原因，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一个女人赫然成名，这个人就是王昭君。昭君出塞时，就曾途经兵沟浑怀障，古城有情，当她回望长安时，花泪顿洒。传说，现在兵沟大峡谷内的月亮湖就是当年王昭君的眼泪化成的一泓碧水呢。昭君走了，和很多来往于此的人一样，他们走过的路，风很快就抹掉了，随之抹掉的还有许多历史中隐藏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没有了刀光剑影，也没有羌笛幽怨，几围枯木，寒鸦噪秋，这情景真让人有断肠人在天涯的触动。
不管今人的心里是何种滋味，浑怀障都用它的累累伤痕见证着历代王朝的盛衰兴亡。汉之后，浑怀障一地基本都在北方少数民族的控制范围之内。北魏太和初年（477 年），浑怀障被称作历城，据郦道元《水经注·卷三》记载，北魏孝文帝拓跋在平定“三齐”后，“徙历下（今山东济南）民居此，遂有历城之名”。而之后的北周天和年间（566—572 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又在此先后设置了历城县、建安县，后又设历城郡。直到隋朝再一次统一全国之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 年），历城郡才被废，在随后的时间里又频频改名。唐高祖武德五年（622 年），经历了800 年风雨和战火的古城浑怀障最终被废弃了。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追溯历史，古城浑怀障曾经车马喧嚣、炊烟袅袅，但为什么此地一下就被废弃了呢？有些史学家分析，很可能是灵武的兴起替代了浑怀障的地位和作用；也有人说，当萱沙的改道和冲刷导致城障被毁而最终废弃，或者是沙漠化的结果等。不管是人为因素、自然因素还是历史因素，浑怀障还是像袅袅升起的炊烟一样消失了，带着那些战地悲欢的史诗，渐行渐远，留给后人的只剩下苍凉悲壮的原始峡谷地貌和古地遗址，以及后人在这里演绎的旧时故事。
廉县城——石嘴山市境内最早的县级行政建制古城在石嘴山市境内的古城障中，如果说浑怀障是这些古城障历史的“起”的话，那么廉县城就可以说是起续前承的“承”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廉县城是石嘴山市境内最早的县级行政建制，廉县城的地位自然也较浑怀障又多了一层政治意义。
据研究，廉县城为西汉时设置，廉县城的兴建是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 年）前后，距今2100 年。故址在今平罗县下庙乡暖泉三队，现存的汉代城堡遗址的轮廓仍十分明显。为什么说这个古城遗址就是廉县城呢？据《水经注》中记载，黄河“东北经廉县城东”，又据《汉书·地理志》中：“黄河主流北流至廉县，改为东北向至室外浑怀障。”由此可见，在北魏时期廉县城应位于当时的黄河河道西侧，贺兰山的东南方向，从廉县城和一河一山二者方向的夹角位置来判断，廉县古城就在今平罗县的西南部。这和《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北地有廉县，阚马因言，在富平北。”以及位于平罗县西南下庙乡现存的汉代古城遗址在时间、地点上都是相吻合的。
尽管现在的廉县古城遗址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光，但当你用手轻轻摩挲表面粗糙的城垛，遥望颓败而沉寂的荒垣时，一定会产生这样一个念头：这座古城当年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会在这里筑起并设一个县城？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带着这些谜团，我们再一次正视廉县古城，在时间的缕缕蛛丝中，寻找着古城缱绻千年的梦帷。
西汉初年（202 年）汉武帝任用卫青出河套复缮古塞浑怀障，霍去病则出北地（即北地郡）筑廉县城，并迁移大批民众到此居住。从辖区范围看，当时的廉县城可比现在一般的县大了许多。据史料显示，廉县当时下辖包括今永宁县以北的银川市。石嘴山市大部分地区，是西汉初年（202 年）北部重县，即为管理屯田移民的行政中心，也是贺兰山东麓的边防要塞。从这两个意义上讲，汉朝初败匈奴后北部边境设县移民，屯垦驻军，其用意是显而易见了，就是要巩固成果，并以此为基地，打击匈奴，开拓疆域，逐步实现汉武帝“横扫外夷，皆我汉家天下”的雄才大略。往事越千年，尽管当时的廉县城修筑规模不小，也曾为汉王朝北御匈奴发挥过不小的作用，但我们也只能靠史籍中不多的记载来想象它的模样、想象它的“丰功伟绩”。唯一可考的一段战绩，也可能是我们对廉县这一北部边境重县“管中窥”的一点慰藉吧。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记载：东汉熹平三年（174 年），“鲜卑入北地”。光和年间（177—183 年），“鲜卑”大人（即部落首领）石槐死，其子和连代立。在和连成为鲜卑首领后，他于中平四年（188 年）率兵进攻北地郡廉县，《后汉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子和连代立。”“后出攻北地，廉人善弩者身手中和连，即死。”这里的“廉人”即为当时廉县抵御和连攻城的守军，这善射的廉县汉军将士在射死和连后，鲜卑军一时群龙无首，兵败后越贺兰山而走。由此，廉县不但声震塞北，而且也留下了“廉人善射”的美名。尽管这次战役在史书中笔墨不多，但是唯一记叙廉县战事的一次，这对于今天身处廉县故地的我们来说，可以说是弥足珍贵。
在讲述石嘴山市的历史沿革时，我们也多次提到过廉县。这和它在石嘴山历史上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密不可分的，作为市境内第一个县级行政建制，廉县除了史籍中差强人意的一点记载外，还流传着一段骇人听闻的传说。而这段传说，或者说是史料记述，在很多文献资料中都有所援引，很能吸引国内外许多研究者的目光。据范晔《后汉书》记载：“秋七月庚审，廉县雨肉。”又据蔡东藕《后汉演义》记载：“七月间，廉县雨肉，形似羊肺，或如手掌，远近称奇。”这两段文字记载，别说当时人觉得不可思议，就是现代人也会感到惊奇，至于它的真实性是否经得起考证和研究，只能有待于进一步探究了。
在这以后，东汉献帝在位时中原大乱，鲜卑部落又重新侵占廉县，复仇式的烧杀抢掠，导致县城顷刻间被毁。廉县最终被无奈地废弃了。从西汉武帝时筑城设县到东汉献帝城破被废，廉县前后共存在了300 多年。这座历经多年苦心经营的古城，像一座戈壁沙砾的舞台，最终在悲剧的尾声中落下了帷幕。
苍茫的天宇间闲云远去，尽管留下的故事不多，却留给了后人太多嚼头。
廉县无论是作为市境内第一个县级建制，还是廉人射杀鲜卑王，廉县的过去也已经被它身后的漫漫时空一点点地驱尽，成为一种追慕，成为了一种黯然。
定远城——与佛塔有关的古城
石嘴山市境的古城障自浑怀障到廉县城，它们的变迁就像历史潮流上翻腾的小朵浪花一样，在秦汉时期的辉煌篇章中也映出了几分光芒，但随着它们的废弃，市境一下子沉寂了，这一沉寂就是500 多年，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唐朝，才又焕发出了昔日的生机，定远城的设置，就是这一时期市境复苏的一个体现。
其实从史料看，唐朝时在市境设置的第一个行政建置不是定远，而是崇岗镇。崇岗镇是唐高祖武德年间设立的军事据点，崇岗的名字也从那时起一直沿用至今，故址就在今天的平罗崇岗乡一带，崇岗见诸史籍也是因为战争，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唐武德五年（622 年），洪都大总管宇文歆在崇岗镇阻击突厥进犯，杀敌千余人，大获全胜。但遗憾的是，自此之后，崇岗的名字就再没有见诸史书了。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讲的定远城才开始初露端倪。
定远城建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 年），故址在今平罗县姚伏附近，和崇岗一样，定远城的设置也是军事需要。据《元和郡县图志》上记载，时任朔方大总管郭元振上书朝廷，“以西城（今内蒙古五原县附近）远阔，丰安（今宁夏中宁县黄河北岸附近）势孤，中间千里无城，烽堠杳渺，故置定远军”。由此可见，设置定远军的目的是加强黄河沿岸的西城和丰安的战略联系，更重要的是，筑定远城，拓地千里，使戍守军队有了屯驻之所，从而屯垦畜牧，安居乐业，（《旧唐书·郭元振列传》），对此地的安定和农耕生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山之东，河之西，有平田数千顷，可引水灌溉，如尽收地利，足可赡给军储也。”其后，在727 年至736 年，信安郡王李祎（时任朔方节度使）“更筑羊马城，幅员十四里”，使得当时位于黄河之滨的定远城牛羊遍地，谷物充足，出现了少有的繁荣景象。尤其是郭元振，在征战闲暇，感怀之至，曾多次赋诗记之，其中的《宝剑篇》《塞上》等诗作写的都是当时在朔方的经历和感触。
塞外虏尘飞，频年出武威。
死生随玉剑，辛苦向金微。
久戍人将老，长征马不肥。
仍闻酒泉郡，已合数重围。
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位武将兼诗人的拳拳报国之情。也许是描写塞上的文学作品太多，描绘的塞上风情又太相似的缘故吧，唐代诗人李益的《五城道中》描写的定远城的所见所闻，和郭元振的《塞上》也有十分相像的地方。
天寒白登道，塞浊阴山雾，
仍闻旧兵老，尚在乌兰戍。
这从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塞上包括朔方军节度下的定远城等边塞城郭戍边御敌的本质所在。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 年）十月，灵武节度使杜叔良在定远城大败吐蕃来犯之敌两万余众。唐宣宗大中五年（851 年），“定远城使史元破党项九千赊帐于三交谷，敏中奏党项平”。由于定远城是漠北少数民族势力通往宁夏府城的必经之地，因此，在定远展开的战事也就比较多。定远城的要塞地位在《定远城碑》中也有详细记述：“乃朔方保障，沙漠之咽喉。”正因为这样，定远城也成了许多血性男儿杀敌建功的主战场。唐代诗人张祜的《投陈许李司空二十韵》一诗中就鲜明地写道：勇冠临危貌，勋崇定远名，
突围亲斩首，开道看擒生。
读到此处，不由得使人浮想联翩，让人仿佛回到金戈铁马的定远古战场冲锋陷阵一样。
战火未熄，靖边未宁。在随后的时间里，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定远城“其后为上县，属灵州。景福元年（892 年），灵威节度使韩遵表为州”，称为警州，辖定远、怀远（今银川市）、保静镇（今永宁县南）等城，治所在今宁夏平罗县东南，是唐代的“河外五城”和“朔方六城”之一，被称为西北边防的战略要地。
虽然在唐朝之后，五代的后唐、后梁仍在定远城一地设警州，但随着山河分崩离析，到后晋天福七年（942 年）四月，后晋高祖石敬瑭将警州降为威肃军（《五代会要·军》），其政治地位和要塞作用也比以前的定远城逊色了许多。
在这之后据《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等史籍记载，北宋重新收拾河山之初，曾在此地置定远镇，管辖富儿、小阿父儿等“四蕃部”，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 年），又升格为威远军。宋朝是一个多战事的朝代，尤其是和北部少数民族的冲突日趋激烈，契丹和党项政权的强大，使得北宋朝廷在北部边境连遭败绩，许多边塞重镇逐渐被少数民族统治。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 年），党项羌族首领李继迁率军攻占了定远镇，从此，定远纳入了西夏政权的版图，据《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景宗大庆元年（1036 年）五月，元昊将定远镇“即堡镇号州”，称为定州，俗称“四州”。说到田州，有一点颇值得一提。据史书上讲，田州是西夏时定州的俗名，在宋元之后的《明一统志》中记载：“田州城在卫城（今银川）北六十里，本唐定元城，元昊改为定州。”同时，在《平罗纪略》中也这样写道：“田州为唐定远城，唐朔方域，宋威远军，夏改为定州，俗称田州。”可见，定远城曾经俗称“田州”不是虚妄之言，至今仍矗立在平罗姚伏，即定远城旧址上的田州古塔，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田州古塔，建立于佛教盛行的唐宪宗元和五年（810 年），西夏时期曾经对其进行修缮扩建。定远城也因为田州古塔的缘故，在西夏时期俗称为“田州”。明朝边关守将胡琏曾写过《过田州城》一诗，用白描的手法和细腻的笔触记述了当时田州一带肃杀的边塞图景。
其实在胡琏到田州之前，元代仍然在此设州，据《元史·卷三十五》记载，官方的称谓仍然叫“定州”，由于元朝对西夏国以及西夏文化灭绝式的破坏，原属西夏的定州也几乎被毁坏殆尽，尽管设了州，但已经逐渐显现出了颓败的景象。到了明朝初年，各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定州终于被废。据明宣宗宣德年间的《宁夏志》记载：“唐定远镇遗址尚存”，“南至今军城（今银川市）一百里，恐今所谓定州者是也，今俗称为田州”。由此看来，定远城在明朝初年只剩下断壁残垣的遗址，至于建置等都随之不复存在了。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设置到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1399 年）定州被废，历时650 多年。
定远城虽然早已消逝在边风塞雨中，但田州古塔却执拗地孤标拔地，向后世诉说着定远城600 多年的风火岁月，诉说着这座与佛和佛塔有关的古城的前世今生。
省嵬城——宁夏唯一尚存的西夏城址省嵬城，是目前唯一被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确定下来的西夏古城，也是宁夏唯一尚存的西夏古城遗址。
宋、辽、西夏对峙时期，石嘴山是西夏的腹地，也是北出狼山、西至黑水城的交通要冲。由于战争的破坏，不要说西夏的王都，想在西夏的核心地带找到西夏时期城市的遗址，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保存至今的西夏城市遗迹更是寥若晨星。只有省嵬城，还残留着一些城池的旧貌，隐隐透出的神秘诉说着千年之前血雨腥风的故事。
省嵬城位于今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省嵬村，是党项族首领李德明于北宋天圣二年（1024 年）所筑。那么，党项人为什么要在此处筑城？又为什么要冠以“省嵬”二字呢？要解开这些疑团，就要从西夏建国的历史说起，西夏建国之初，它的城市建筑分为都城和地方城市两种，都城如兴庆府。地方性城市又分为沿用前代旧城址的和新构筑的城市两种，省嵬城就属于西夏构筑的新城。据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记载：“天圣二年春二月，德明做省嵬城于定州（即唐时定远城，西夏时称为定州）。定州省嵬山，在怀远西北百余里，土地膏腴，向为蕃族樵牧地。德明于山之西南麓筑城，以驭诸蕃，屏蔽兴州。”从这一段记载我们不难看出，李德明之所以在今惠农庙台一地筑省嵬城，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党项诸蕃族，同时也作为兴州（今银川市）的屏障，以保证党项政权的稳固。再者，此处土地肥沃，适宜耕牧，简直就是游牧民族的理想家园。
这样的风水宝地不建筑新城岂不是太可惜了。尽管当时西夏还没有正式建立政权，但李德明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领域，拥有了一些中心城市，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建立政权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城市构筑在了理想之地，它的命名就更显出了李德明的深谋远虑。那么，“省嵬”二字究竟做何解释呢？这还要从党项民族的变迁说起。据史料印证，党项民族最早是东北鲜卑系统的民族，由于迁到西北地区与羌族混居，到了唐宋时期，原属鲜卑系统的党项民族的风俗习惯基本上已“羌化”，或称“吐蕃化”（汤开建《党项源流新证》）。为了唤醒鲜卑党项的民族自尊，加强党项民族内部的凝聚力，也为之后建立新王朝做准备，李德明就用鲜卑旧姓“嵬名（元）”替新建的城市取名，叫作“省嵬城”。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德明在命名省嵬城时想法就不仅仅是建一座城市那么简单了。果然，他的这一宏图大志在他的儿子李元昊身上实现了。1032 年，西夏王李德明卒，其子李元昊嗣位，首先去掉了唐宋时期所赐的李、赵姓氏，自号“嵬名氏”，自标“吾祖可汗”，形成了西夏王国和自成一体的西夏文化体系。
岁月悠悠，穿越千年的时空，静静凝视着今天的省嵬城，我们不难想象出它当年的模样和气势。省嵬城遗址为正方形，边墙长600 米，曾设东南两个城门，墙体为黄土夯实，残墙最高处3 米。1965 年，宁夏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曾在这里做考古研究，发掘出了许多唐、宋、西夏等朝的钱币，其中尤以宋钱居多，反映出西夏经济对宋朝的依赖。钱币中时间最晚的是南宋“建炎通宝”
（1127—1130 年铸），还有一枚金代的“正隆元宝”（1157 年铸）。从这些出土的钱币上看，省嵬城是西夏时期所建，而且它的遗址在今石嘴山市东南，银川市东北100 多公里处，这与史书记载的方位、距离是相符的。据《宁夏府志》记载：“省嵬城在省嵬山下。西南去府（今银川市）东北一百四十里，逾黄河。”
加之吴广城《西夏书事》中“德明做省嵬城于定州（今石嘴山市境内）”的记载，这样相互一对照，可以判定，现在我们看到的省嵬城遗址，就是西夏时修筑的省嵬城。另外，从此处出土的其他文物来看，都明显具有西夏时期的特征，如出土瓷器的特征，瓷碗只在器内和外口沿上釉，外表露胎，这与宁夏、甘肃出土的西夏瓷器具有完全相同的特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省嵬城曾经出土过一具秃发瓷制人头，这件弥足珍贵的实物，也足以证明省嵬城乃西夏所建。秃发是鲜卑族的传统习俗，为了统一境内各民族对鲜卑的认同，宋仁宗景祜元年（1034 年），李元昊下令，境内不管是汉人，还是吐蕃、回鹘、鞑靼，均要秃发，违者即行处死。因此，西夏境内的民众都是以秃发为标志，而这件秃发瓷器人头的出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证明省嵬城确为西夏所建无疑。
可以说，省嵬城见证着西夏的兴盛与衰败。在其兴盛时，省嵬城是何等的繁荣兴旺，而待其如枯叶飘零无所依时，省嵬城也毁于一旦。由于蒙古人的焚烧掳掠，西夏的很多典章史籍都付之一炬，因此，省嵬城从建成新城到变成一片废墟，所有的历史几乎成了断章，留在史书上的，就只剩下几句简短的记载。
据《明一统志》记载：“省嵬城在河东，河东废城也。”又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省嵬城，河东废城也，未详其始。”看来，省嵬城留在后人笔触中除了“未详其始”之外，最多的就是“废城”二字了。尽管省嵬城也曾经承载过李德明、李元昊等人的雄心壮志，但最终还是化作了一抔一抔的黄土。那么，省嵬城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毁弃的呢？是因为1227 年成吉思汗殄灭西夏国时，被蒙古人屠城焚毁的呢？还是像传说的那样被大地震摇倒的呢？现有的史书中都没有记载，但从现在省嵬城坍塌的情形看，很多史学专家推测是地震所致。因为据资料记载，宁夏地区在宋元时期地震较为频繁，明清时期也曾有过几次大的地震。因此，在没有确切的史籍记载的前提下，分析省嵬城的毁弃原因只是停留在推测上。省嵬城是先被蒙古铁骑毁坏又遭遇了地震，还是直接是被地震毁掉，还是岁月变迁人为挖掘毁掉的呢？种种假设莫衷一是，倒是有关省嵬城被地震摇倒的一个传说至今都流传在惠农区庙台乡省嵬村人们的闲谈之中。传说大地震前三天，有位白胡子老头，眼前吊着两个柿子，手里拿着枣子和梨，边走边在城里喊：早（枣）离（梨），早（枣）离（梨），事（柿）在眼前！早（枣）离（梨）！人们都以为他是个疯子，根本没人理睬。到了第三天，只有一老一少两个放羊人赶着羊跟着白胡子老头走了。就在这天晚上，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把省嵬城摇倒了。传说，当时在城内的数千居民和士兵没有一个幸免，全都长眠在了残瓦垒土之中，留给后人的只有无限的叹息和茶余饭后的谈资，以至于现在仍然有“摇倒省嵬城，打起宝丰城”的说法。
站在省嵬城的城墙遗址上，曾经有过的街道、房屋、人声鼎沸都化成了荒凉的原野。残缺的城墙黄土松软，墙体倒塌后显得非常宽厚，每走一步都会陷于碎开的城皮薄土中。举目四望，方方的城墙在周围白色碱滩的映衬下十分明显，不时地有一些村里的小孩在上面玩耍，倒让人忘却了眼前这座历时800多年的古城苍凉悲壮的过去。走下城墙，踩在城中空旷的泛着片片碱花的白地上，脚下爆裂出碱花破碎的声音，像是谁的骨骼被碾碎一样，让人又不由得想起那些西夏党项悲歌。
月挂长空，日益破损的省嵬城遗址，在贺兰山与黄河之间发出了幽幽的哀怨，悲壮而又无奈，空空****地向人们倾诉着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西夏离宫
说到西夏，人们总是首先想到李元昊，想到西夏王陵，而当你真正俯下身子，慢慢地靠近西夏的历史，用心去感受时，才会发现，在近200 年的西夏历史中，还支离破碎地保留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遗迹——西夏离宫。它无言地躺在大山的怀抱里，弥漫着党项民族高歌猛进后的浮华之气，沉吟着一代枭雄李元昊的悲歌。
西夏王朝是以鲜卑党项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多民族政权。李元昊的祖上拓跋思恭由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赐姓李。从此，依附唐朝的势力，到了李德明时期，鲜卑党项已经发展得兵强马壮，年轻的李元昊向父亲建言：“衣皮毛、事畜牧，蕃性祈便。英雄之生，当王耳，何锦倚为？”待到李元昊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便不向宋朝称臣，而是洞察时势，与宋、辽开战，使大夏国的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今固原、平凉地区），北控大漠，地方万余地”。党项人的豪悍枭勇、勤奋智慧，都在当时的大夏国日趋繁荣的大幕下展现得淋漓尽致。李元昊励精图治，东征西讨，为西夏建立了丰功伟业，连史书上也评述说：“元昊之世，为西夏全盛时期，卓然独立，与宋辽鼎足三分。”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也高度评价李元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一时间李元昊“东取河套之地，西攻回鹘，拓地万里”，败宋师、破契丹，借黄河之利，农业发展，贸易活跃，经济繁荣，成为了党项英雄。到了这个时候，英雄被眼前的景象蒙蔽了双眼，飘飘然不知所以，人性的另一面也就自然而然地战胜了理智，被无节制地、放大化地释放了出来。贪慕虚荣、腐化堕落、嗜杀成性，成了李元昊雄图大业迅速被摧垮的致命弱点，修建西夏离宫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大规模展开的。
和历史上许多帝王一样，元昊也在开创功业的同时修筑了自己的离宫，位置就选在了贺兰山东麓一带。但有一点需要着重说一下，就是李元昊的西夏离宫不但绵延数百里，而且规模宏大，有历史学者称其可与秦朝的阿房宫相媲美。最近发现的一处西夏离宫遗址，基柱比故宫的还要粗，离宫的规格可见一斑。那么，雄才大略的李元昊为什么也选择了这么短视的做法呢？据《西夏书事记载》：“庆历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 年）春五月，为太子宁令哥娶妇没移氏，见其美而自纳焉，号为‘新皇后’”。“秋七月，自夺没移氏，阴闻宁令哥有怨言，大役丁夫数万，于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中，悉以国事委之讹庞。”由此可见，贪好女色、躲避宁令哥是李元昊修建离宫的真正原因。那么，与没移氏诸妃游宴又何以绵延数十里甚至上百里修建离宫呢？这到底是谁的主意呢？这个人就是李元昊委以国事的没藏讹庞。讹庞对李元昊献媚说：您南讨中原，北伐契丹，称雄一方，离宫自当建造得宏大壮丽、连绵不绝，这样才能显示大夏国的兴旺，耗费些许民力，有何不可？
李元昊被这种说法冲昏了头，调集数万军马，将贺兰山上的树木砍伐殆尽，建造百里皇家林苑、佛寺宫殿，夜夜笙歌享乐。这样的后果不但动摇了国力，同时也失去了民心。而这时，没藏讹庞怂恿宁令哥刺杀李元昊，实现了他的夺权阴谋。就这样，“元昊强梁凶悍，以天下之力，临区区一方，染未尝少挫。及败于女色，劳役无时，众怒方兴，祸发其子，此天道也”。这些离宫在使李元昊骄奢**逸的同时，又何尝不是让他自掘坟墓呢？最后，再连绵华丽的宫殿，不都化成焦土了吗？面对遗迹里破碎不堪的瓦砾，我们能够想象得出离宫是什么样子的吗？
经考古发现，贺兰山东麓由南向北的滚钟口、拜寺口、大水沟等地都有大量的西夏建筑遗址，其中大水沟为最大的西夏离宫遗址。大水沟在今石嘴山市平罗县西南，沙湖向北10 公里处，西夏离宫就建在大水沟沟口两侧，南北长约4 公里，据《平罗县志》记载：“位于平罗下庙大水沟侧的西夏离宫之雄伟，建筑台地十余座，其中座台面长100 余米，前台宽70 余米，高出地面12 米左右。”由此不难想象，当年西夏离宫巍峨辉煌、富贵华丽的气势。离宫依山而建，位于大水沟南侧，有建筑台地十余座，北侧则有3 组建筑台地，高低搭配、错落有致，既各成体系又相依相连，体现出了西夏建筑“杂用唐宋、兼而有之”
的特点。尽管眼前的离宫已成废墟，但从建筑和审美的角度上看，还是颇有些独到之处的。
那么李元昊为什么偏偏要把离宫建在大水沟而不是建在离都城兴庆府（今银川）更近的滚钟口等地方呢？据史学家分析，主要原因还是逃避宫廷、躲避宁令哥。但是，近几年来，西夏学家通过不断地研究发现，西夏离宫的选址和元昊本人尊崇佛教、善晓浮屠有很大的关系。站在现在的西夏离宫故址前，你会很直观地感受到：这里不但气候凉爽，景色宜人，而且地形前水后山，山形颇似一尊巨型坐佛，而离宫恰好建在大佛的两手之上，这种景象在远离离宫遗址的地方看会更明显。李元昊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心理因素，最终决定建离宫于大水沟旁，沾沾佛光，好保佑他的大夏国基业永固！大水沟处敬佛在随后的朝代中也有所体现，大水沟南山岸上就有庙宇一座，俗称上庙，沟外侧则有下庙。根据上庙后方摩崖石刻的内容：“钦差分守宁夏北路……于万历十一年秋季重修。”我们知道，上庙应建于明神宗万历年间，即1583 年左右。那时重修一座小庙都惊动了钦差，可见，大水沟符合历史上很多人崇尚风水、尊佛敬佛的潜意识，李元昊也不例外。但敬佛归敬佛，劳民伤财、贪恋女色、贻误国事，什么佛也不会保佑李元昊的。连绵数十里的离宫废墟，用它们冰冷破碎的瓦砾无言地印证着元昊的桩桩暴行。
让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一座仅存台面，就像瓦砾场一样的离宫吧。大水沟离宫遗址上有建筑地数十座，沟口南侧有十余座，其中最小的台面长20 多米，宽70 多米，高出地面12 米左右。而沟口北侧则有3 组建筑台地，第一组台地分上下两层，下层台地高出地面30 米，第二组台地位于第一组台地之北，自上而下分四层，修筑在沿山长200 米的山上，第三组台地位于第二组东北，共有3 处，修筑在沿山坡500 多米的地方。所有的台地台面都较平坦，其中端是将山坡削去，与台面形成直角，前端则以块石砌成壁，台的两侧或正中侧砌有石阶梯，以便上下行走。这些残留的离宫数字是枯燥的，在这枯燥的背后，则是散落在附近大量的西夏琉璃砖瓦、鸱吻瓦当和滴水等建筑残件，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西夏离宫规模之浩大、气势之宏伟、劳民伤财之极致，不能不让人可憎可叹啊。不但如此，离宫下，李王渠的挖掘更是加速了元昊统治的瓦解，在西夏离宫前5 里的山坡上，有一条南北向的废渠，蜿蜒上百米，就是李王渠遗址，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靖虏渠，元昊废渠也，旧名李王渠，南北长百三里，但石坚不可凿，沙深不可浚，财耗力困，竟不能成。”当然，如果李王渠其能开挖成功必定会比建造离宫更能让百姓归心。但转念想来，山下李王渠万民辛苦，开山凿地，而山上离宫歌舞升平，恣意尽欢，这样一幅反差强烈的场景，试问：李王渠又如何能有保障地修下去，离宫又如何能无忧无虑地住下去呢？最后只能落得万民辛劳付之东流，元昊大厦江河日下，留给今人的只有遗憾和叹息。那些曾经在马背上叱咤风云的创造者们，一旦耽于享乐，就不再是众人仰慕的英雄，迟早有一天会像眼前的西夏离宫一样，飘零无依，再有几多哀愁、几多感叹，都无济于事了。
春去春又来，尽管西夏离宫遗址前古老的桃花林依然开得粉红喜人，但目光所及，桃花背后的废墟却似向人们讲述着“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感慨和无奈。李元昊的雄才大略和他的贪色嗜杀都成为了历史，连同这一座座西夏离宫，都正在一点一点地消失，最后沦落为一种风景，沦落为一段谁也不愿提及的故事，像风一样散去了。
石嘴山的古渡口
黄沙漠漠，水浪滚滚。置身于明清时期最负盛名的黄河渡口黄沙古渡，虽不闻“嘿呦呦！嘿呦！”那古老、粗犷、雄浑的号子，虽不见那把粗绳勒在肩上弯腰前行的强韧、健壮的纤夫背影，但还是感受到了一种来自信念的力量，感受到了生命底纹里的沉重色调，感受到一种历史的悲怆。古往今来，黄沙古渡一带是兵战之地。相传，蒙恬、卫青、霍去病抗击匈奴，康熙亲征噶尔丹，都在此渡河。惨烈的战火，一次次把这里变成悲风凄凄、江水恸哭的废墟。
滔滔万里黄河在宁夏腰部穿过，流程390 多公里，在宁夏有许多古老的渡口。据《西夏记事本末》卷首所附的地图看，就标有顺化渡、吕渡、郭家渡等渡口。据一些地方志记载，明清时期的官渡有横城、高崖、常乐、新墩、广武、青铜峡和田家滩南等16 处，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横城渡口。横城位于银川市东30 余里的黄河东岸，站在这里登高东望，是浩瀚无垠的黄沙，隔河西眺，则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滔滔黄河水从这里向北奔腾而去，蜿蜒的明代长城向东南延伸。
横城渡口是一处古老的黄河渡口，早在西夏时期就已有了，当时称为顺化渡。顺化渡是西夏重要的交通咽喉。由这里往北，直通辽国都城，沿途在西夏境内就有13 个驿站；由这里往东，可经过“园信驿路”或夏（西夏州名，在今陕西靖县白城子）、绥（今陕西绥德，当时宋朝在此设绥德军）驿道，直达宋都沛梁；向西30 里，便是西夏国都兴庆府。由于横城之北有个地名叫黄沙嘴，所以明代又把横城渡称为“黄沙古渡”。黄沙古渡在明代时更加繁盛。明代翰林玉家屏，曾把这里的盛况写进他的《中路宁河台记》一文中。宁河台是明朝为了保护这个渡口畅通无阻而修筑的戍台。台高5.5 丈，上面建亭3 楹，四面建成厢房。台外有一道城墙，周长90 余丈，高2.4 丈。城墙四面各有重门。管理渡口的官员和保卫渡口的士兵，都住在宁河台上。当时宁夏地处边防前沿，属明代“九边”之一，《中路宁河台记》指出：“横城之津危，则灵州之道梗。灵州之道梗，则内郡之输挽不得方轨而北上，而宁夏急矣！”这说明了黄沙古渡在军事、交通上的重要性。前人曾对黄沙古渡繁忙有所描述：“河流东下自昆仑，浊流排山晓拍津。来往行人喧渡口，只因名利少闲身。”
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把黄河古渡当作黄河水运的重要港口。446 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了一道诏书，命令驻守薄骨律镇（今宁夏吴忠市西南）的将军刁雍把河西囤积的50 万石谷粮运到内蒙古的沃野镇（今五原县西北），作为军备，并指定几个地区调5000 辆牛车来运送。刁雍算了一笔账，从河西（今宁夏青铜峡市、永宁一带）到沃野，800 里路程，牛车一年往返两趟，每车载20 石粮食，一趟能运载10 万石，一年两趟只能运送20 万石，50 万石粮食需要两年半才能运完。按一车一牛一人计算，两年半要耗费一万多个劳力、上万头耕牛，不仅耗费人力和畜力，而且影响农业生产。因此，刁雍上表奏呈太武帝请求改水路运输。太武帝诏准。当年冬刁雍集中船匠建造木船200 艘，每艘可载粮1000 石，仅用半年时间，就运完了50 万石粮食。这是黄河上游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木船水运。自北魏开辟黄河水运以后，兴盛不衰，唐代的朔方军镇设在灵州，所需军粮经常从北都（山西太原）购买，然后溯河而上，运到灵州。
唐高祖李渊为防御突厥，曾下令在灵州置水师，派大将于筠到江南招募船匠来灵州造船，在黄河上建起我国第一支军事船队，黄沙古渡一时又变成了军港。唐朝还建立六城水运匣，专门管理今宁夏、内蒙古一带的黄河水运业。
元代科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建议宁夏黄河通漕运，元世祖忽必烈采纳他的建议，同时还下令建立应理州（中卫县）到内蒙古东胜的水驿，沿河设立驿站10 个，有驿船66 艘。
黄河古渡自古以来是宁夏水运的重要港口。清代康熙皇帝于1688 年亲征噶尔丹，派左都御史于成龙在宁夏调运军粮，征集船只103 艘。康熙及随从经陆路来宁夏，返京时则从黄沙古渡乘船走水路，共用船只101 艘，其中还有一艘“楼船”。康熙途中作诗一首：“历尽边山再渡河，沙平岸阔水无波。汤汤南去劳疏筑，唯此分渠利赖多。”以此描述黄沙古渡的繁忙景象以及在交通上的重要地位。
黄沙古渡周围的黄沙与绿野、烽火台与万里长城、黄河与渡船、滩渚与芳草、戍卒与渡客，构成了一幅独特的塞外风光。朱元璋第十六子，庆靖王朱旃，曾作《黄沙古渡》一诗描述这里的塞外景色：“黄沙漠漠浩无垠，古渡年来客问津。万里边夷朝帝阙，一方冠盖接咸秦。风生滩渚波光渺，雨打汀洲草色新。
西望河源天际远，浊流滚滚自昆仑。”诗中“帝阙”指明都北京，“咸秦”即咸阳、秦中，也是陕西的关中。这首诗不仅描绘了黄沙古渡的壮丽景色，而且还阐述了黄沙古渡在交通上的重要地位。
历史上，石嘴山（原石嘴山区）的确曾经辉煌过，是享誉西北的“水旱码头”。据《石嘴山志》记载，早在1571 年（明隆庆五年），明王朝就在平虏（平罗）附近设立了蒙汉互市的“夷厂”；清初又将其移至石嘴子（原石嘴山区），成为当时河套地区民族贸易的重要“市口”。包兰公路通车前（1958 年），宁夏、甘肃西部以及内蒙古阿拉善、额济纳、鄂尔多斯的皮毛、药材、水烟等交易多集中于此，市境内的煤炭、陶瓷等产品也经水路南上北下，“装载货物之舟停泊者动逾数百”。清末民初，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西北，石嘴子一度成为西北地区城市外贸的中级市场，天津外国洋行也在此设有十家分行，甘、宁、青皮毛多集中于此，经过加工后装船外运，年约运出羊皮百万张、毛3000 万斤，呈现出“各洋商均集与此，货财山积”（民国《朔方道志》）的畸形繁荣景象。
石嘴山在历史上以险关要隘著称，贺兰山至北，突出为嘴，因以名之。因其地连内蒙古，扼水陆交通之要冲，处农牧富庶之胜地，蒙汉交错，贸易频繁，故有清一代设易市、置主簿，以通蒙汉之有无。原石嘴山镇有石碑一块，文曰：“蒙古一二月出卖皮张，三四月出卖皮毛，五六月羊，七八月马，九月茶马，毕岁以为常……”清光绪年间，外资入侵，设立洋行，遍收陕、甘、宁、青、蒙牧区皮毛，一时商贾辐辏，贸易繁盛，行商络绎，船驼麇集。
外国洋行来石嘴山之确切年月和经营情况，因无文字记载，无可考稽，今仅凭曾在洋行工作过的冒良臣( 当学徒)、王焕章( 与其父均当理发工) 和其他几位老人的口述，窥其端倪。
石嘴山设专门收购羊毛的外国洋行约在清光绪六年(1880 年)，最后撤走是在民国十五年(1926 年)，前后共40 余年。当时，天津为各国在北方设立洋行的大本营。约在光绪五年(1879 年)，天津英商雇用了一名叫“葛秃子”者( 一说“葛鬼子”，原名未悉)，只身潜入西北，做首次之试探。
不到一月余，即收毛4 万斤，并作价每百斤银2 两。他雇了两只船，由黄河顺流而下，到包头由陆路运到天津，据说每百斤售银20 两。葛秃子从此不但有了资本，变为富翁，而且正式和天津英商挂了钩，订了合同。光绪六年(1880年)，他携带现银第二次回石嘴山以后，在石嘴山挂起第一块“高林洋行”的招牌，开始用现款收购皮毛。后来有人说西宁毛质较宁夏为优，葛又在西宁开辟了一个“新大陆”。但不久天津英商“仁记洋行”挟其雄厚的资本跟踪而来，并带来一批天津人，规模气派都超过葛秃子。“仁记洋行”一面用钱收买了张三、王万银作为向导；一面拉拢地方头面人物作为引线，真所谓“后来居上”，展开了与“高林洋行”之间的斗争。此后相继设立的洋行共有10 家，其中英商8家，德商2 家，而资本较大者6 家，故称“六大洋行”。
据王焕章先生回忆，有一次他给“新泰兴”大老板理发，有人问他今年收了多少毛，老板说收了200 多万斤。
再根据洋行打包工人杨华林老人说，每个行每年船运数不少于100 船，每船载重是2 万斤，那么总数还是200 万斤。
又据冒良臣老先生( 在平和洋行当过学徒) 说，他曾给洋行办过海关三联单，平和洋行每年船运一百二三十只，驮运不少于千峰。每船2 万斤，每驼250斤，总计约260 万斤。若以六大行的总运量来算，则年达1500 万斤以上。
根据《西北丛编》所载：“各洋行专门收购甘、宁、青各地皮毛，并在石嘴山加工打包，由河运、驮运至天津出口……昔贸易盛时，年可收皮百万张，羊毛约3000 万斤。”
石嘴山虽然是一个边远的小镇，但英、德等国却以此为据点，撒下了掠夺西北皮毛的天罗地网，垄断了这一地区的皮毛业，剥削这一地区的人民达40余年。各个洋商都成了百万富翁，效忠他们的买办们也跟着发了横财。据郭耀先老先生讲，新泰兴的大老板宁星普( 天津人) 撤庄后回到天津已是拥资百万，富甲津门，被天津商人选为商会会长。
按说西北产毛区是他们发财致富的“天堂”，是他们的“聚宝盆”，哪儿肯轻易放弃呢？可是最后他们却匆匆撤行而去。畜牧业破产，毛资源枯竭，洋行无利可图，这是洋行撤走的主要原因。随后石嘴山的水旱码头也没有了车马喧哗，萧条了许多。
古镇黄渠桥
在宁夏石嘴山市东部平原上有一个小镇，叫黄渠桥，说她小，用本地人的话讲是：“皮条长的街，簸箕大的城。”说她远近闻名，仅从现在人们普遍的知晓度上看，多半是因为她独一无二的风味小吃——黄渠桥羊羔肉。但回溯历史，你会发现，黄渠桥还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历史古镇，有着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翻阅尘封的历史，黄渠桥的名字最早被史书标注和记载，是在清乾隆五十年（1785 年）的一张平罗县地图上，黄渠桥位于通润堡西边。而在留存的另一张清乾隆四年（1739 年）的平罗县地图的同一位置上，却没有黄渠桥的名字。
可见，黄渠桥有确切考证的历史至少220 多年了。说她是历史古镇一点也不为过，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黄渠桥的历史会更久远一些。因为按常理讲，一个地方的地名除了官方直接命名外，大部分是这个地方在当地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称谓，而且约定俗成的称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在建置封镇或绘制地图时，就自然而然地引用了当地约定俗成的地名。我们不妨这样认为，从乾隆四年到乾隆五十年之间，黄渠桥古镇或许早已存在多年了，只不过没有历史资料印证罢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们穿越时空，从清雍正年间发生在这里的一件事情说起。
在石嘴山市境内有一条贯穿惠农、平罗的古渠——惠农渠，修建于清雍正四年（1726 年）。惠农渠的开挖修建正像它的名字一样，确确实实惠及农民、泽被后世，到现在还发挥着重要的水利灌溉作用，那么这个惠农渠和黄渠桥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据考证，由于惠农渠是引黄河水灌溉，加之渠水是黄的，所以当地老百姓又把它叫黄渠。黄渠在平罗过去有7 座古桥，分别是通平桥、通城桥、通伏桥、通润桥、单家桥、四渠桥和通丰桥。其中，通润桥又被当时的人叫作黄渠桥。可见，黄渠桥的产生是和开挖惠农渠密切相关的，而且黄渠桥的名字在雍正年间就已经有了。由于开渠垦田，沿渠一带自然形成了一些堡，即现在我们说的村镇，黄渠桥就位于通润堡边上。慢慢地，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独立的聚居村落，黄渠桥也最终成为了一个商贩云集、市场繁荣的小镇。而这时的小镇黄渠桥，才是经过60 年发展的乾隆年间平罗县地图上标注的那个黄渠桥。
尽管现在讲起来，觉得黄渠桥古镇似乎和其他一些农村集镇的形成一样，没什么特别之处。但细心的你会发现，上面我们说到的包括黄渠桥在内的7 座桥，它们中有5 座桥名字的第一个字都是“通”字。这又是为什么呢？这里面难道又有什么故事吗？以黄渠桥即通润桥为例，的确，这些桥名的“通”字隐含着一段冤屈不平的故事，故事就从这段冤案开始。话说当年，雍正钦命开渠的是时任大理寺卿的通智，通智到任之后，带人勘察地形，组织人力、物力挖掘，历经3 年，又辟两条大渠修建完工。因为带领百姓修渠和开发这里的人是通智，所以当地民众把这里的地名和桥名几乎都以“通”字起了头。而正是因为这个起名之故，大渠完工之日，也是通智被诬陷之时。雍正七年（1728 年），通智被雍正皇帝以贪功的罪名斩于当地的郑闸桥上。也许是冤案的缘故，据说，通智被斩后头断身不倒达数日之久，直到当地百姓焚香祷告才倒地。尽管这是一个传说，但人们拥戴为民谋利的好官的愿望却是真真切切。后来，雍正皇帝知道冤枉了通智，随即为他昭雪平反，并号召当地军民在每年开闸放水之日祭奠这位爱民如子的好官。同时，1729 年，雍正还钦定通智修的两条渠分别叫“昌润渠”和“惠农渠”。站在惠农渠边，看着奔流不息的黄河水被引向广袤的田野，滋润着这里的庄稼和人民，不禁让人感慨万千。这汩汩流淌的黄河水仿佛流进了我们的心田，化作了激昂和崇敬的血液，温暖和激励着每一个站在这里的人。
由于昌润渠和惠农渠的建成，当时市境内的平罗、惠农两地的耕地大面积增加，在一段时期，形成了古时难得的物产丰饶、民众乐业的繁荣场面。站在这座三孔石桥黄渠桥上，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清道光年间的平罗县知县徐保字也禁不住有感而发，作诗吟诵：“水田飞白鸟，野庙矗青杨。小市人声散，空街夜色凉。”这是徐保字《通润桥散步》一诗中的几句。因为通润桥就是黄渠桥，所以诗中描绘的场景正是那时黄渠桥周围怡然自得的田园风光。据史料上讲，徐保字也是位为民办实事的清官、好官，或许他站在黄渠桥上赋诗的时候，脑海里也曾经浮现过通智开渠的故事，因此，在诗的结尾发出了“萧然尘外意，一曲在沧浪”的感叹。
时光飞逝，历经了200 多年的风雨，通润桥的名字就像一片落叶顺着桥下的黄河水漂向了远方。而黄渠桥这个名字却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反而是越来越响亮了。说它响亮，并不只是因为现在这里出了远近闻名的羊羔肉，而是因为黄渠桥见证了百年来石嘴山大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在这座小桥上，走过冯玉祥和共产党员刘伯坚率部援陕的部队；在这座小桥上，碾过军阀马鸿逵的车辙；在这座桥上，范长江驻足采访过，写出了“欲固宁夏，必守石嘴山”的《中国的西北角》；在这座桥上，也走过了吉鸿昌、杨一木、高岗等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员。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杨一木还在黄渠桥建立了石嘴山地区第一个中共支部——黄渠桥北校党支部，发展党员30 多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革命思想传播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小小的黄渠桥，还是石嘴山地区最早设立电话局的地方。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黄渠桥电话局设立。总之，19 世纪30 年代的黄渠桥是一个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的地方，多种势力活动频繁。据说有一次，日伪特务上报军情时，把黄渠桥说成了黄金桥，导致日本人派出3架飞机轰炸黄渠桥，所幸的是炸弹都落在了河滩上，黄渠桥安然无恙。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不可知，充满了偶然。在清乾隆三年（1738 年），石嘴山市境内发生了8 级大地震，新渠县和宝丰县两个县城在一夜之间全部成了废墟，而在两县城之间的黄渠桥却依然挺立在惠农渠上。看到这里，每个人都会想真是太巧了，太不可思议了。确实，黄渠桥历经风雨而遗迹仍在，这不能不说是天意，是对我们研究石嘴山市古代历史文化的馈赠。
“公暇揽幽胜，渠流跨土梁。”黄渠桥的历史是沧桑的，而黄渠桥的现在则是飘香的。人们一提到“黄渠桥”，就仿佛闻到了羊羔肉散发出的诱人的香味，这一点儿也不夸张。据《平罗食品志》记载，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黄渠桥金保国的“忠兴饭馆”和固干臣的“益顺居”就有羊羔肉出售，当时有诗这样写道：
古城夜宵美食多，爆炒羊羔热门货。
脆嫩香辣任品尝，深更夜巷唤开锅。
可以说，诗中最后一句“深更夜巷唤开锅”，无疑是对众人喜食黄渠桥羊羔肉最生动、最形象的描述了。时至今日，黄渠桥羊羔肉的名气更大了。天南地北越来越多的人都品尝过它诱人的味道。尽管黄渠桥羊羔肉的品牌被银川人抢先注册了，但说起哪里的羊羔肉最正宗，大家都会告诉你：石嘴山市的黄渠桥镇！黄渠桥镇的羊羔肉谁家最正宗，大家也都会说：周家羊羔肉饭馆开得最早！总之，黄渠桥羊羔肉是窗户里吹喇叭——名声在外啊！
说了半天，黄渠桥的羊羔肉真有那么好吃吗？用句西北地区流传的俗语讲，叫：“兰州的拉面西安的馍，黄渠桥的羊羔肉赛燕窝。”由此可见一斑了。其实，黄渠桥羊羔肉的全名叫“黄渠桥爆炒羊羔肉”。根据多名有经验的厨师讲，黄渠桥的羊羔肉之所以好吃，一是水土，二是原料，三是技术。很多人现在才明白过来水土非常重要，羔羊和羊羔肉离开了黄渠桥一带的水土，就是不如在黄渠桥香。因此，有一些在外地卖羊羔肉的饭馆，要专门去黄渠桥采购羔羊，甚至拉水回去烹调。原料也很关键，要选2~3 个月15 斤左右的羔羊才可以，不肥不腻又有营养。剩下的就是厨师的技术了，这个火候一般只有当家厨师才能掌握好。羊羔肉一出锅，色泽棕红，肉嫩味香，食者无不叫好称快。正应了那句古话：“周八士闻香下马，汉三杰知味停车。”
可以说，黄渠桥羊羔肉在一定程度上是古镇黄渠桥现在的特色，而蕴藏在古镇内里的那段历史，则使今天的黄渠桥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漫步在黄渠桥边，历史与现实一下子涌过来，这种氛围会一直萦绕着我们，就像横卧村口的古树一样，在历史的阳光雨露的滋润下，吐出新芽，再结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