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洛茨的肖像画《舞女阿妮塔·蓓蓓尔的肖像画》（Bildnis der T?nzerin Anita Berber，1925）彩图51极尽夸张之能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蓓蓓尔在欧洲各大城市表演色情舞蹈，红极一时。画面色彩是刺眼俗艳的鲜红，这种红不仅构成背景色，而且是人物衣服和头发的颜色。除了大片整块的红色以外，红色还星星点点地散布于画面：人物眼睛下方的红晕、鼻孔的红色、嘴唇的猩红、长长的红指甲。一袭紧身衣裹着舞女的身体，虽非**却有胜似**的挑逗意味，摆姿作态的样子和耸起的右肩流露出**妖冶；细长眉梢、黛色眼圈、长而卷的睫毛显然是精心打扮的，兔子嘴、窄瘦脸、尖下巴暴露出人物的衰颓丑老。舞女刻意想美却遮不住丑，主观显美与客观现丑形成讽刺性的反差，这也可视为对性欲与死亡之间微妙关系的隐喻。红色基调在此象征美貌与衰老之间的对抗，恣肆流淌的红色既暗示着情色挑逗，又暴露出人物神经质的躁动心理。
蓓蓓尔肖像画没有描绘具体空间，人物处于抽象的单色背景前，与此不同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另外两幅女性肖像画将人物置于极具时代特色的都市公共空间中。奥托·迪克斯创作于同年的油画《女记者苏尔维娅·封·哈尔登》（Die Jounalistin Sylvia von Harden，1925）11也以红色为主色调，不过墙壁是内敛得多的暗红色。人物身穿黑红格子的连衣裙，配上裙子、丝袜、涂了口红的嘴唇、短发、眼镜、香烟、鸡尾酒等“道具”，看上去有种不男不女的怪异，脸颊细长瘦削，门牙突起。画家采用夸张的漫画手法展现出同时代的新兴职业女性，将人物所处环境置于当时流行的咖啡馆中。无论发型、眼镜（暗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等打扮装束，还是抽烟喝酒等自由化做派，都截然不同于传统“淑女”，而是展现出追求生活中的奢侈与享受、谋求展现经济与精神独立的新女性形象。女性出现在咖啡馆这类都市公共场所，这类题材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让人联想到法国印象派画家马奈的油画《桃子》（1877）和德加的油画《苦艾酒》（1876），还有基希纳油画《花园咖啡馆里的绿衣女子》（Grüne Dame im Gartencafe，1914）中的独坐品饮。
11 迪克斯，油画《女记者苏尔维娅·封·哈尔登》，1925
克里斯蒂安·沙德（Christian Schad）的作品《蓉娅》（Sonja，1928）12场景也是文学咖啡馆，坐在蓉娅身后的背景人物都是西装革履的男士，从其外貌特征可以指名道姓地认出是当时的某位作家和记者。蓉娅身穿黑色连衣裙，上臂半透明，右手优雅地拿着一支加了吸嘴的骆驼牌香烟，这是当时的时尚品牌，说明她对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效仿，发型是当时流行的短发，表现出自信独立的都市新女性形象。画家的笔触像解剖刀一样精细冷静，仿佛在显微镜下观察各个孤立的人物，一切动作都像是凝滞不动似的；画面透出奇特的静止感，浓重的黑褐色基调透着一丝忧郁，极度的现实刻画营造出某种超现实的距离感和陌生感。
12 沙德，油画《蓉娅》，1928
沙德曾就读于慕尼黑造型艺术学院，刚入学一年就因战争爆发而中断学业；1915年，他迁往苏黎世，加入达达派，创作了拼贴和浮雕作品，尤其热衷于实验摄影。1920年，他移居那不勒斯，开始创作写实主义绘画，1928年返回德国，定居柏林，结识了迪克斯和科罗茨，接触到德国的新写实主义（Neue Sachlichkeit）。这一艺术流派以冷静的笔触描摹现实，于1925年在曼海姆艺术博物馆举办画展，共展出23位艺术家的124件作品。
新写实主义的重要代表画家迪克斯认为，艺术家应当是客观的报道者，应当借助犀利的观察反思周围世界，并将之以艺术手段加以表现。其作品《双亲肖像画之二》（Bildnis der ElternⅡ，1924）13既采用写实主义手法，又不乏温和幽默的漫画色彩，透露出对人物的深厚亲情，比如对其五官、头发、双手的夸张表现，头发的蓬松曲线，手上清晰的骨节经络，人物似乎有些拘谨地避开观者的目光，双手无助地放在面前。这对老人的脸庞和身体透露出倔强的生命力和长年的辛苦劳作。
13 迪克斯，油画《双亲肖像画之二》，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