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公元前277年的某一天，在湖南长沙一带的湘江河畔，一位身材瘦长、面容苍老、脸色灰暗、披头散发的男子在岸边长时间徘徊着，沉思着，看样子十分落魄潦倒。他有时一边走一边高声在吟诵着什么，有时又停下脚步，朝西北的方向久久地凝望着，花白的长发被夏天傍晚的风吹得凌乱不堪，他好像也浑然不觉。眼看着太阳就要西沉，湘江上弥漫起薄雾，他似乎还没有离开的打算。[2]
不远处有一位打鱼的老翁，他注意这位男子几乎整整一天了。渔父收起渔网准备返回，他特意绕到男子身边，上下打量了他好久，忽然眼睛一亮，脸色顿时变得恭敬起来，他对着男子深深一拜，拱手问道：“敢问这位先生可是三闾大夫？您怎么会来到这儿呢？”
男子的沉思被打断，也拱手回礼道：“在下正是屈平。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没有地方可以容得下我，所以我就被流放漂泊到了这里。”
渔父说：“圣人可不应该像您这样迂腐固执啊！圣人应该能够随着世俗的风气转变而改变看法，伸缩自如。既然全世界的人都浑浊，那您为什么不能混在里面也一起和稀泥、同流合污呢？既然别人都昏昏沉沉大醉不醒，那您为什么不混在其中连酒带渣也一起喝他个酩酊大醉呢？先生您为什么非要把事情看得那么透彻深刻，为什么非要让自己的言行举止那么高洁，那么与众不同，以至于为世人不容而被放逐呢？”
屈平长叹一声，回答道：“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先掸去帽子上的灰尘，再将帽子戴在头上；刚洗过澡的人，一定会先把衣服上的灰尘抖掉，再穿上干净的衣服。我怎么能让自己干干净净的身体裹在污浊不堪的衣服里面呢？我做不到啊！我宁可投身湘江，去喂河里的鱼，也决不能让自己洁净的身体沾染上世俗的尘埃污垢！”
渔父听了，微微一笑，也不再答话，他知道已经不可能再说服屈平。于是，渔父拱手告别屈平，他一边摇着船桨叩着船舷，一边高声唱起了楚地流行的歌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歌声清晰地飘到屈平的耳朵里，他注视着渔父逐渐远去的小船，再一次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为什么他就不能像渔父劝他的那样生活呢？无论水是清澈还是浑浊，他都应该随波逐流吗？好心的渔父看出了自己的痛苦，他是希望自己不要再执着于改变世道的浑浊，而是首先要保全自身。就算不能和那些人一起同流合污，也可以选择退隐山林，过一种逍遥自在的生活啊！[3]
当屈平自认为已经濒临绝境、不知该何去何从的时候，渔父的劝告仿佛是为他指出了另外一条出路。他能做得到吗？
屈平，也就是屈原。“平”是他的名，“原”是字。后人提起他时，总是以字敬称，称他为“屈原”，甚至称他为“屈子”，认为他和孔子、孟子等那些大家一样，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
屈原，出生于湖北的秭归[4]，根据屈原在他的长篇诗歌《离骚》中的自述，他的出生日期非常特别——他出生于寅年寅月寅日。“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摄提是岁星也就是木星的别名；贞，是正当的意思。孟，开始；陬则是夏历正月的意思。因此这两句诗可以解释为：岁星恰好在孟春正月晨出东方，庚寅的这一天我降生了。据当代学者推算，屈原应当是出生于公元前342年夏历正月二十六日庚寅，也就是楚宣王二十八年己卯。[5]
关于屈原的出生，唯一可以依据的资料就是他自己的这两句诗，按照不同的计算方法，历代都有学者对他的出生日期进行推算，结论也有诸多分歧。[6]但有一点目前已经取得了共识：那就是屈原出生于楚宣王后期，主要活动于楚怀王和顷襄王时期，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屈原具体出生于哪一天虽然还有争议，但没有争议的是，屈原既然自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说明他对自己降生在特别吉祥的日子里充满骄傲，也充满了一种特殊的使命感。因为按照古代的礼法，男子如果生于寅，那就很不一般，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先兆了。[7]
屈原的身份确实不同一般：他是楚国王室的后裔，和楚国的君王本来是同姓的宗亲，正宗的楚国人，而且他年纪轻轻就进入了楚国的政坛中心——在他20出头、楚怀王当政时候已经官至左徒。[8]
左徒是一个什么官呢？当时楚国的官职和中原诸侯国的体制不一样。楚国最高官职是令尹，相当于丞相，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首相，或者是国务院总理了。左徒大约是仅次于令尹的官职，很可能类似于“副相”的职位，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
屈原流浪到湘江河边时，渔父称呼他为“三闾大夫”，这是因为除了左徒外，屈原还做过“三闾大夫”的官。这个官职的主要功能是掌管楚国王室三大宗族之事，并且还承担了培养王族子弟的教育任务。
既是王室宗亲，又是朝廷贵臣的屈原，此时却也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面临着艰难而痛苦的抉择。公元前277年，屈原已经虚岁66了。历尽沧桑的他怎么会走到如此进退两难的境地呢？
时间首先要回溯到一年前。也就是公元前278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让屈原坎坷的命运雪上加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件大事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公元前278年，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如果将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后接受周天子周威烈王册命，成为正式的诸侯国，形成历史上所谓“战国七雄”视为战国的开始[9]，那么公元前278年，已经是战国的后期——战国时期进入了第125年，离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战国局面的前221年仅剩下57年。
战国，战国，顾名思义即为战争之国。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战乱频繁，同时这又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社会最动**、思想最活跃也最为激动人心的时代。七国争雄，名士纵横，套用一句广告词，这正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
到公元前278年的时候，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行将结束，燕、赵、魏、韩业已衰落，真正的强国实际上只剩下秦、楚、齐三家。这三家诸侯国之中，秦国号称军事力量最为强大，齐国是当仁不让的文化强国，楚国则是版图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它占有几乎整个长江流域的中下游，西起陕西汉中，东到大海，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四省，还有江西的大部分，以及陕西、河南、贵州、四川、重庆、广东、浙江、山东等省和地区的一部分，将近今天中国面积的一半了，堪称地大物博，实力雄厚。
此时的周王朝虽然还存在，但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对诸侯国几乎丧失了控制力，各诸侯之间的较量已成为事实上的“国际形势”变化。三大诸侯国之中，又以秦国和楚国的实力最为强大，甚至当时流传有“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的说法。[10]
因此，如果说从当时的历史趋势来看，中国的统一已经成为必然，而肩负着统一重任、又不乏统一雄心的国家非秦、楚莫属。俗话说得好，一山容不得二虎，战国后期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就在两大强国——秦国和楚国之间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公元前278年，对中原虎视眈眈的秦国再次向它最强大的敌人——邻国楚国发起强攻，它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大良造白起率领秦军大举南下，进攻楚国。尽管号称是两大强国之间的较量，但真正一交手就会发现，地大物博的楚国在军事上显得有些外强中干，秦军一开始便占据了主动优势。秦军势如破竹，楚国当时的都城郢危若累卵。[11]
其实就在前一年，也就是公元前279年，大良造白起已经率领秦军连续拔下鄢、邓两座城池。[12]鄢、邓距离郢不过一两百里路程，可以说是郢都的最后一道屏障。这道屏障一旦失守，郢都就**裸地置于秦军的血盆大口之下。
郢都，事实上已经是一座孤城。
此时的秦国，无疑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军事强国，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而且骑兵骁勇善战，横扫天下，又因为军功赏罚分明，将士无不踊跃冲锋陷阵，几乎是所向披靡，“虎狼之秦”的名声在各国之间渐渐流传开来。
更重要的是，战国时期的秦国，一代又一代名将横空出世：司马错、樗里疾，其后继之以白起、蒙骜、王翦、王贲、蒙武……一时间，将帅之才如群星闪耀，令众诸侯国闻之胆寒。
而率领秦军进攻楚国的大良造白起正是秦昭王时期声威赫赫的一代名将，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白起不但为秦国屡立战功，他还有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名声：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略举几例：
秦昭王十四年，白起攻韩、魏，斩首24万。
秦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斩首13万。
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韩，斩首5万。
最令人发指的是秦昭王四十七年，据《史记》记载，长平之战后，白起杀赵国降兵45万人，天下震恐……
公元前278年，正是秦昭王二十九年，这时的白起虽然还不像后来那样如日中天，但也正是他的声威如日东升的时候。可以想象，当白起的大军兵临郢都城下的时候，楚国上下是何等惊慌！
郢都，危在旦夕！
楚国，生死攸关！
而有一位楚国人，此时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
这位楚人，正是屈原。
此时的屈原，既不是楚国的王侯将相，也不是朝廷高官，他甚至连楚国的一介平民都算不上，他只是一个被楚王放逐的罪臣，这时正在长江以南流浪，远离都城、远离故乡的他，已经这样流浪很多年了。
秦楚交战，白起攻郢势在必得，即便是早已被排挤在楚国政坛之外的屈原，这一切信息对他而言也是极其敏感的。他的一生，也因此而走到了痛苦最强烈、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
他真希望：现在的他，不是在远离郢都的地方“闲逛”，眼看着楚国大厦将倾而束手无策；他多么希望能够率领楚军，布阵在白起军队的前方，就算是背水一战，就算是明知败局已定，他也会倾尽全力、倾尽智慧，为楚国做最后的一搏。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不正是屈原的勇气和胆量吗？
他不止一次地假想，假定他还在楚王的朝廷效力，还能鞍前马后地为朝廷献计献策，而楚王也还像当年一样对他言听计从，也许战国形势不会像今天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秦国的强大，眼睁睁地看着六国衰弱，这其中，包括他的祖国——楚国。
可是，这一切在现在的屈原看来，都只能是假想——尽管当年，他自信完全有可能令楚国政局改观，重现楚国的辉煌与强大。然而，现在的他，早已丧失了左右楚国政坛的一切机会。
他，只是一个罪臣。流亡多年，楚王也许早就忘了还有屈原这个人吧？他当年共事的那些同僚、他当年教育过的那些王族子弟，也早就忘了还有屈原这个人吧？
但是，他不会忘记，他的一生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忘记楚国，他是用对待爱情、对待爱人般矢志不渝的感情来爱着他的楚国。而且他的楚国这个“爱人”一度也是那么地爱着他、信赖他，尽管后来她对他有点反复无常，到最后甚至还绝情地抛弃了他，但他仍然抱着热恋时的那份情感执着地守望着他的“初恋”——这也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热恋”。
如今，“爱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在屈原的内心深处，他渴望赴汤蹈火地去救她。可他的“爱人”已经不再爱他了，甚至还断绝了一切他可以接近她的机会；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爱人”在生命垂危之际苦苦挣扎，谁能了解他内心如此强烈的痛苦？
屈原，就这样站在了生命的“悬崖”：进，是万丈深渊，粉身碎骨；退，他还可以苟活于世，但是那样的他只剩下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白起即将围攻郢都的消息将屈原推向了一生矛盾的顶峰，但是，他的心中还残留着最后一线希望。
不错，楚国就像他生生死死唯一眷恋的“爱人”，可是他的“爱人”却不是仅仅只有他这一位“护花使者”，尽管屈原深信没有人会比自己对她的爱更强烈、更不顾一切。但，为了“爱人”的平安，他还是保留着最后的希望：他的“爱人”身边围绕着的那些“护花使者”——那些朝廷重臣，能够帮助她绝地重生，哪怕只是争取到一线生机。
屈原，就这样怀着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伫立在“悬崖”边上，等待着来自郢都的每一点消息。
此时的郢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慌乱之中，早已看不到昔日富庶繁华的景象。城里的老百姓乱成一团，哭的哭喊的喊，逃的逃散的散，也有一些死守着多年经营的家，眼巴巴指望楚国的军队能够保护他们的家园。
而老百姓眼巴巴指望的他们唯一的保护伞——楚国的朝廷现在也乱成了一锅粥。
正在位的楚王是顷襄王熊横，公元前278年，也就是顷襄王二十一年。白起即将兵临城下，围困郢都，生死存亡之际，顷襄王理所当然地寄希望于围绕在身边的那些“股肱之臣”，他紧急召集大臣们出谋划策，希望能够在最后关头冲出一条活路来。
可是，平时在他周围纵论国际形势滔滔不绝的那些朝廷重臣，那些平日里侃侃而谈好像学富五车的大夫卿相，现在竟然比他还慌乱。这个说：赶紧向秦国求和吧，咱们实在是没有还手之力了啊！大王您是秦国的女婿，说不定秦王会看在姻亲的分上，接受我们的投降，保全郢都啊！
那个说：别给大王出馊主意了！秦国的狼子野心谁还看不出来？！白起又岂是一个心慈手软之人？！他们杀起俘虏来可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我看还是别白费力气了，不如趁早保护大王赶紧逃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以后我们休整好了，再把郢都夺回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
……
这些人在顷襄王耳边叽叽喳喳个不停，你指责我，我嘲笑你，顷襄王颓唐地看着眼前这些晃来晃去的脑袋，看着那些喋喋不休的嘴皮子，心想：这就是他平日里极度信任的左膀右臂？这就是他平时赏赐无数的股肱大臣？一时间，他失望到了极点，也气愤到了极点。
正当朝臣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向昏聩没主意的顷襄王倒好像忽然清醒了。他左右一权衡：战吧，最近几场大仗和秦国交手下来都是完败，朝中几乎已经没有可以带兵打仗的将领了；投降吧，秦王和白起绝对不可能接受；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们答应，投降过去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他的父亲楚怀王被秦国拘留至死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想来想去，三十六计只有走为上计！
楚王这一拍板，那些贪生怕死的酒囊饭袋们高呼三声“大王英明”，迅速打点好金银细软，带上宠姬美妾，簇拥着顷襄王和他的后宫妃嫔们，手忙脚乱连夜逃出了郢都。
当然，君王出逃自然不能说是“逃跑”，他们公之于众的理由是“迁都”。但无论理由是什么，总之，事实上，楚王跑了！
楚王弃城而逃的消息不胫而走，大王跑了，留守的楚军当然不会再为他卖命，老百姓也失去了最后的庇护。白起攻郢，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有效的抵抗。楚国，就这样丢失了它的都城。
从楚国先祖楚文王熊赀定都郢以来，郢都已历经二十代君王，又经过楚平王等几代王朝的不断修缮、加固，四百多年的苦心经营，当时已号称是天下最美丽、最繁华的都城。
白起率秦军进驻郢都后，将其更名为秦国的南郡，还纵火焚烧了楚先王的陵墓夷陵。[13]侥幸逃脱的郢都百姓一路流亡，哀鸿遍野。一夜之间，繁华都市变成一片废墟。白起则因为这场大胜而被秦昭王加封为武安君，并且乘胜追击，又一举拿下了楚国的巫郡和黔中郡，改为秦国治下的黔中郡。[14]
郢都陷落的消息传来，尽管这个结果应该早在屈原的预料之中，但他还是不敢接受、也不忍心接受这样的结局。他甚至一度希望这个消息只是老百姓因为惧怕秦军而产生的谣传，或者是秦军为了动摇民心而散布的流言。正是这残存的一点希望，让他流浪的脚步不自觉地迅速迈向郢都的方向。
但是，当他越来越接近郢都的时候，这最后的一点幻想也破灭了。因为不久之后他就遇到了一批又一批从郢都仓皇逃出来的老百姓，他们一个个衣不蔽体，面色惨痛。
郢都已经完全被秦军控制，没有办法再靠近了！
意料之中的结局终于成了无可挽回的现实！屈原泪如雨下，他发出了撕心裂肺的痛哭，也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哀郢》：“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15]
皇天，意为“伟大的老天爷”。皇，是“大”“美”的意思，这里是表达屈原对天的一种尊敬。纯，专一、始终如一之意。震，震动，震惊。愆，即罪过。因此“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的大意是：“至高无上的老天爷啊，你为什么对楚国这么残忍，为什么要让我们的老百姓遭受如此灭顶之灾而流离失所呢？”
《哀郢》，顾名思义就是哀伤郢都的陷落。其实，让屈原陷入极度伤心和绝望的，还不仅仅只是国都陷落，君王和百姓的流亡。对他而言，可能更痛苦的是，作为真正的楚国人，自信是楚国最坚贞最勇敢的守护者，眼看着“爱人”遭受惨无人道的**，自己却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他更不能在“爱人”遭遇灭顶之灾后，自己却还逍遥地苟活于世，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在这一刻，屈原下定了决心。
此时的屈原，从湘江流域又漂泊到了长沙东北即今岳阳地区的汨罗一带。
漫长的流亡过后，屈原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醒地看到：楚国的未来和自己凄凉的晚年一般，也将在历史的潮水中渐渐被湮没。尽管从表面看来，顷襄王已经逃离，郢都的陷落并不意味着楚国的灭亡，楚国也许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但是在洞察世事的屈原看来，顷襄王以及他身边围绕着的那群臣子，他们浑浑噩噩地过了大半辈子，遭遇大难后的楚国，也不可能再指望这样一帮糊涂虫来复兴了。
而屈原自己，也不得不相信，自己这一生再也没有可能返回他朝思暮想的郢都。他愿意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为楚国的复兴尽忠尽智。但是正像他对渔父所说的那样：“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全世界的人污浊不堪，只知道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而苟且钻营，只有他一个人保持着内心的清洁；全世界的人都昏昏沉沉，完全不顾国家的安危，只有他一个人保持着头脑的清醒。这样一个充斥着污秽的楚国，怎么可能容得下他这样高洁的人呢！
正因为如此，多年以前，他才被那帮小人视为眼中钉，不断地编造罪名陷害他，最终促使顷襄王将他流放，逐出郢都。那时，他的心情仍然清晰得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跖”。（《哀郢》）
“心婵媛而伤怀”，他的心情沉痛悲伤，他怀着对郢都的无比留恋，一步一回头地走出城门。“眇不知其所跖”，他面前的路那么遥远迷茫，让他一眼看不到尽头，他不知道从此将要何去何从。
前途虽然渺茫，屈原的心却从来没有迷茫过。此后很多年，他一直在江南漂泊，但他的目光从没有一刻离开过郢都。他的足迹往东，他的视线却总是往西，聚焦在他梦萦魂牵的国都。他不止一次地在诗中流露他的悲哀：“哀故都之日远”“哀见君而不再得”。（《哀郢》）尽管内心的悲哀如此深厚，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过希望——也许在他的有生之日，他还有可能再西行返回故都郢，见到楚王。正是这唯一的一线希望，支撑着他漫长而艰苦的流浪生涯。
但公元前278年，白起破郢，楚王弃城逃亡，屈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随之破灭。
“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在汨罗江畔，屈原放眼四望，想将楚国的这片江山牢牢地刻印在自己心里，最后，他的目光定格往西北——那是郢都所在的地方。“冀一反之何时”，他曾经那么期待着可以一返故都，但现在，他的身体已经不可能再回去了，他只有让自己的灵魂飞回那个他牵挂了一生的地方。正像他所咏叹的那样：“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鸟儿无论飞到哪里，最终还是要返回故乡的；狐不管死在什么地方，头必定是朝向着它洞穴所在的那个土丘的。
屈原长叹一声，朝向郢都所在的西北方长跪不起。
此时，渔父的话又在屈原的耳边响起：“既然全世界的人都浑浊，那你为什么不干脆也在里面和稀泥、同流合污呢？既然别人都昏昏沉沉大醉不醒，那你为什么不混在其中连酒带渣也一起喝他个酩酊大醉呢？你为什么非要把事情看得那么透彻深刻，为什么非要让自己的言行举止那么高洁，那么与众不同呢？”
不，他做不到像渔父说的那样逍遥自在的生活，他没有办法放弃自己坚持了一生的干净和美好，他做不到与浑浊的世事随波逐流。他没有办法改变楚国的现状，但他也不能因此改变自己的信仰。
顷襄王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77年五月五日，汨罗江水终于淹没了屈原。这一年，屈原六十六岁。[16]
“狐死必首丘”，屈原长眠的一刹那，他的头该是朝着郢都的方向的吧。
汨罗江水仿佛还像从前一样平静，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称得上“伟大”的诗人，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涅槃、重生，而中国的历史从这一刻起注定要掀起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