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求学时代
中国安徽省南部，青葱的黄山山脉绵延，清明的新安江静静地流淌。
新安江上流有一座著名的古城——歙县，旧时唤作徽州。山脉围绕着它，风景很美。
陶行知于一八九一年九月十六日生在歙县城西王墩源村。家境清贫，他原来的学名叫陶文濬，后来改名行知。
他的父亲任潮公，是一位谨严的家长，他接管了祖上遗留的一片酱园，勤苦经营，但终因大家兄弟不和，把酱园停闭，分了家。他在王墩源村组织了小家庭，靠自己的劳力过活。
他的母亲是一个慈祥勤俭的农村妇女。家境艰难，种田、挑水、烧饭、洗衣，样样都要操作，甚至丈夫儿子剃头，都是她亲自动手，省些钱来打油买菜。她生了二男二女，长子长女都没成人，她的心血全部放在文濬和女儿文渼身上了。
父母的勤苦劳作，在陶行知的生活上留有深刻的影响，使他的一生走向人民的道路。
六岁时，父亲教他识字，后来进入私塾经馆，习读封建社会的一些“圣贤”诗书。他在学习上显露着惊人的聪明——在三刻钟的时间内能熟读背诵四十三行《左传》。父母对他怀着很大的希望。
自帝国主义撞进了封建中国的大门，深山僻野都有外国传教士建起的教堂和学校，高山峻岭也堵挡不住这汹涌的潮流。歙县城内有内地会教堂办的崇一中学，陶行知十五岁时从经馆跳进这个“洋学堂”，开始接受资本主义的教育，习读英文数字。由于他的聪敏勤奋，三年课程，提前一年结业。
师友们都鼓励他出外升学，年青的陶文濬也很向往外面的天地。他向父母说明自己的心愿，请求到杭州学医。
一个没有成年的孩子，竟要单枪匹马出外读书，在那时真是骇人的事情，远亲近邻议论纷纷，都劝他的父母不要让他远离。
慈爱的父母深深苦恼了：让他去吧，小小年纪远离家乡，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实在放心不下；不让他去吧，埋没了他的志向，误了他的前程！坚强的意念终于克服了内心的矛盾，把深厚的同情给予了儿子。
病弱的父亲并且发誓戒断嗜好，用尽所有的心血，也要供给他读书的费用。
一九一六年春天的一个早上，父亲亲自送他搭上开往杭州的帆船。第一次的远别呵！三十年后，他回忆这初别的情景，泪落如雨地写下动人的诗句：
古城岩下，
水蓝桥边，
三竿白日，
一个怀了无穷希望的伤心人，
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
向船尾直射在他的儿子的面上，
望到水、山、天合成一张大嘴，
隐隐约约地把帆影儿都吞没了。
才慢慢地转回家去。
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
何处能寻得当年的泪珠？
到了杭州，他很容易考进了广济医学堂。如果他在这里读完医学课程，也许他后来就成功一位名医，但是人生的路途，好像万山中间的溪流，经过许多曲折，才流到宽阔的河道。他进入学堂就碰到阻折了。
医学堂是教会开办的，规定是信教的学生才可以享受免费实习二年的待遇。于是问题摆在陶文濬的眼前了：他或者垂下头让那红衣牧师在额上划个十字，接受洗礼，就可得到特别待遇；不然，他就得另找出路。
他深深愤慨了：“学校怎能因为学生的信仰不同，就不同待遇！”
他不肯低头，毅然离开了杭州。
他跑到苏州找到了他的表兄。贫困的生活开始考验这个青年。他们时常要把衣物送上当典的高柜，才能应付两餐饭。饥饿给人的感觉，不能不发生人生影响！
这样的生活撑持半年之久，他得到崇一学堂校长唐俊贤的帮助，考进了南京著名的金陵大学文学系。他开始追求人生的许多问题。宋代理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深深打进他的思想。王阳明的《传习录》，反对正统学派的束缚身心的教育理论，主张“教育童子，应该让他自由发展个性，教师只是诱导他向好方向就成。如果一味拘束督促，学生看学校如牢狱，看师长如寇仇，勉强装出规矩，养成诡诈顽鄙的习气，教他为善，实际迫他为恶”。这成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胚胎。
后来他曾把名字改叫陶知行，就是表示他对这位理学大师的景仰。
大学中的陶行知曾是一个活跃分子。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革命思想感染着那一代的青年人。他在课外编写着《金陵光学报》，组织爱国演讲。虽然他攻读的是文科，但由于运算的良好基础，他常常帮助别科的同学解决数学上的难题！
因为成绩特别优良，他又赶早一年修完了大学课程，并且以第一名毕业！
这时，他的全家移居南京，他和他的前妻纯宜结了婚。她是一个朴厚的女子，和他的妹妹文渼同学。后来陶行知献身教育，她们给他分担了不少辛劳。
辛亥革命给古老中国一个新生的希望，吸收“西洋文明”的思想风行，“乘长风破万里浪”到欧美留学，是青年们最感光荣的期望，他也多么为这个期望所激动啊！
但是，钱呢，没有钱能够到外国留学吗？他不得不向亲友求助，用了不知多少恳切的言语和信件，持着“十扣柴门一扇开”的希望，总算借到了一笔赴美的旅费。
一九一四年秋天，他搭上开往美国的外国轮船，从一个封建落后的国度，向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度航行！
希望和依恋的情感，交织在他心中；蓝色的海洋没有边际地展在眼前；狂放的海风掀起波浪，掀起他的澎湃的思潮。他所去的国度的一切，曾在书本上或别人的口中，给描画出一个朦胧的轮廓：矗天的楼厦，庞大的机械，都模糊地显现了。在兴奋的**下，他写下了最初的诗篇《海风歌》，可惜它被遗失，像海风吹过，没留踪迹。
船在大海愈行愈快，他自言自语地说：
“好极了！”他想着教科书上说，这是蒸气机关推动的，于是便走到机器间去参观那复杂的机器，又一路走到舱门口，只见几个赤膊活人，像天津鸭子在那里烤着，烤出一身的黑油，身上、脸上、手上黑得如同他们所烧的煤球一样黑！这印象，照他自己的话说，“简直像硝强水刻到心窝里”。但这时，他内心所激起的，远不过是一种泛爱思想的同情，只在十几年后，中国劳工的力量成长臌大，他的思想向现实更深突进的时候，他才更明确地认识到工人主人翁的地位！
到了美国，他最初进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半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他成为美国实验主义教育家杜威博士所赏识的学生，在这时奠定了献身教育事业的志愿。
杜威的实验主义注重生活的实践，人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支配生活环境；遇到困难，要假设问题试验着去解决；不能解决时，再用别的方法试验。他的教育思想口号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这种学说是适合美国资本主义要求的，实际是一种唯心的理论，但所主张实践精神有积极性的一面。陶行知接受这积极的精神，为他以后教育工作的思想基础！
在留学生中，显明分出界限：有的经济富裕，纵情享乐，求学不过是“镀金”罢了；但也有少数贫寒青年，不能不过着艰困的生活：课外时间向茶馆、工场寻找工作，换取一段时间的生活费用。他也是其中的一个，有时以劳役取得报酬，更多的是卖稿，或者举办演讲，这样来维持学业！
他潜心在研读之中，勤苦奋斗，按时地把生活情形报告家中。遥远的祖国的书信，也是他最亲切的安慰。但不幸第二年他的父亲去世了，这真是突然而来的打击，他热泪涌流，伏在**痛哭！
他悲痛十分，妄想飞回国内，望慈父最后一眼，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明澈的理智使他不被哀痛的情感淹没。他感到责任的加重，抹去泪水，仍然按时听课，课外的时间就埋头在图书馆中。常常到深夜，敲了闭门的钟声，他才独自一人踱回宿舍。过度的疲劳使他沉入睡眠，但又常从梦中痛哭醒来。后来不久，接到家信，他的妻子生了第一个儿子，全家欣喜，他也得到一点安慰。但对于亲人的情思，直到他的晚年，还不时地流露在诗文中间。诚挚的至情，随着他思想的进步，扩大为对人民的热爱，对事业不屈不挠的精神！
二、平民教授
一九一七年的秋天，他从美洲回国，踏上祖国的海岸，他的口袋中带回了出国时所带的钱。他完全靠自己的劳动维持三年学业。
三年离别，见了母亲、妻子、妹妹，真是悲欢交集，他双手举起幼小的儿子桃红，频频亲吻他的脸颊。时光是多么快的飞过，真像一个梦境，仿佛记得自己还是父亲的爱子，醒来却是孩子的父亲了。
人生事业也从此标出一个起点！
他接受了南京高等师范学堂的聘书，开始了教授生活。他抱着一个改造中国教育的愿望，细心考察当时各级学校的教育实施情况。
他看到所有的学校，都还用着陈腐不合理的教育方法，“教师只会教书，只会拿一本书要儿童来读它，记它，把那活泼的小孩子做个书架子，字纸篓；先生好像是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家；学校好像是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厂！”
“有些学校的教师，教学方法比较进步了，把注意的中心点，从书本上移到学生身上来了，凡是学生需要的，教师都拿来给他们，然而学生还是处在被动的地位，因为先生不能一生一世跟着。热心的先生，因想将他所有的传给学生，然而世界上新理无穷，先生安能尽把天地间的奥妙为学生一齐发明？”
对于教育上这种种的毛病，他认定有改革的必要。于是他在校务会议席上，提出用“教学法”代替“教授法”的主张。他说：
“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就是把教和学联络起来。对于一个问题，不是要先生拿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学生，乃是要把这个解决的方法，如何找来的手续程序，安排停当，指导他，使他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相类的经验，发生相类的理想，自己将这个方法找出来，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
这一个破坏传统教育方法的提案，仿佛立刻刺痛了在座的教授们，使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损伤。他们对他，这一个初回国的青年教授，都投来轻蔑的眼光，联合反对他的“标新”主张。
为着理想的实现，他也不肯示弱，举出了许多实例，引出了许多理论，来辩论解释。结果，两小时过去了，大家争得面红耳赤，他的提案仍然不被通过。因此他也拒绝担任教育专修科主任的名义。
初步的教育改良的理想，顽固的社会都伸出铁掌拒绝容纳，他不免感到一些失望。但他绝不退却，仍然把自己的主张写成了一篇“教学合一”的论文，在《时报》的《教育新思潮》上发表。不久“五四”运动发生，学校中同事无暇坚持反对意见，他就把全校的“教授法”改为“教学法”。后来这“教学合一”更进一步发展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系统，成为他的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
“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新文化的道路，“平民思想”渗进文化的各部门，陶行知和一些朋友，积极提倡平民教育。
一九二○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举办了第一次暑期学校，发动留校同学，每晚进行教邻近的一些“平民”识字。他在晚饭之后，总要按时跑到学校去查看。他和那些车夫、小贩亲切地谈话，问长问短，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架子。
有一个晚上，月亮那样好，他和几个朋友围坐在园中草地上，互相谈说各人的志愿。有人问他：
“知行，谈谈你的抱负？”
“我吗？”他沉着地回答着，“我的志愿就是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他解释平民教育的宗旨就是要叫种种人受平民化：“一方面我们要打通层层叠叠的横阶级，如贫贱、富贵；老爷、小的；太太、丫头；等等。素来是不通声气的，我们要把他们沟通。又一方面我们要把深沟坚垒的纵阶级打通，纵阶级最昭著的是三教九流七十行，江南江北，浙东浙西，男男女女等都有恶魔把他们分得太严，这种此疆彼界也非打通不可。”
这种想法后来是被现实粉碎了。可是当时他是精神十倍地来推行这个理想。
他从和民众的接触中，首先发觉服装的不同，使他和广大的民众，不能像一家人样亲近。于是，他毅然把知识分子的衣服脱掉，丢开了。他买了一件棉袄，一双布棉套裤，一顶瓜皮帽，穿在身上，戴在头顶。这种行动引起了人们的议论，认为是他的矫情。可是，他自己非常得意，觉得完全是一个中国人了，并且与一般人民相近很多了。
他高兴地写信给他的妹妹说：“我本来是一个中国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把我向外国的贵族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的平民化的路上奔流回来了。”——他像一个行脚僧各处奔跑，亲自把“平民教育”给人家送到大门上。他跑遍了南京的旅馆、茶馆；“大客栈”、“小乐意”、“万全楼”都有他的影子。
南京栖霞寺很有名胜，一九二三年的双十节他跑到寺中去玩，知道寺中有四五个和尚不识字，可是他看见有个慧空和尚在看《封神榜》，他就和慧空招呼，问他说：
“和尚要修行成佛，不会念经可以吗？”
慧空回说：“不可以！”
他说：“要念经念得好，不会读书可以吗？”
慧空回说：“不可以！”
于是他就很恳切地说：“你们庙里还有四五位和尚不识字，就不会念经；不会念经就不会成佛；大和尚何不去超度超度他们呢？”
然后，他又把自己编的《平民千字课》的效验告诉慧空，劝他把全庙的和尚、俗工教得个个识字读书，考过及格，就给他一张平民教师的证书。慧空明白了道理，很情愿地担任了。
就用这类似的方法，他又到附近乡村私塾里，劝他们把《平民千字课》拿去代替《三字经》、《千家文》、《百家姓》，劝他们教过了《平民千字课》再教《论语》《孟子》。
一九二三年，他担任了《北京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任干事，全家搬到北京居住。他组织了很多“平民读书处”，自家的门口，也挂上了一块笑山平民读书处的牌子。
这时他已经有三个儿子了，他教桃红把《平民千字课》教小桃识字，后来他们就拿来教奶奶、教厨子老妈子。从这里他发现了“连环教学法”。
他用十分兴奋的心情，把这亲身的发现告诉朋友们，劝告他们采用这个方法去教不识字的人，他说：
“这个法子是用家里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我教你，你教他，他又教他，一家当中，先生教师母，师母教小姐，小姐教老妈子，每人花不了多少功夫，就可以使全家读书明理了。”
他利用一切可能的社会关系，在北平、南京、安庆许多地方建立平民教育的组织，不分寒暑，南来北往，甚至连自己最宝贵的生日都忘记了。
但是，实践给了他深刻的教育，人从客观的现实出发，再好的主观意见，都会证明是错误的。
当他检查了工作成果的时候，他有一个觉悟，他说：“在实践中渐渐觉得平民教育的偶像也要打破，各地平民教育的影响一百分之九十九限于本地。他们对于别的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要整普遍的影响就须普遍地办，就须放弃模范的偶像。”
他和许多平民学校的学生通信，用最简洁、亲切的话，说出自己的意见，对于小朋友的信，更看得非常宝贵，读着那些信，他说：“如同吃甘蔗一样，越吃越有味！”
他把收到的信件好好地收藏起来，每逢疲倦的时候，把那些信件打开阅读，精神就立刻加增十倍。
“小朋友的信啊，你是我精神泉源！”在他的诗文，书信中间，随处都可以发现天真，热情！
但是，他又具有多么坚韧的意志——
我们在社会上做事，就要预备碰钉子……碰钉子的时候，有两个法子解决，第一个是硬起头皮来碰，假使钉是铁做的，我们的头皮就要像钢一样，叫铁钉一碰到钢做头皮上就弯了起来，第二是要把我们的热心架起火来，把钉子烧化掉，我们只怕心不热，不怕钉子利害！
积极的战斗精神，使他的工作有些表现，至少使教育出了学校的大门。然而，他的理想，单凭教育力量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以博爱的观点同等地去看老爷、小姐、太太、丫头都不能不被现实粉碎了。
三、“野人生活”
平民教育的失败，使他看到中国教育的“山穷水尽”。但是，他仍然努力追寻一条生路。
他在工作中，更深刻地发现了中国教育的毛病，是仿效外国，不合国情，任何教育都是为着少数有钱人的子弟，没有钱的非富贵子弟，绝没有受教育的福气。
他认识到中国的国情是“以农立国”，人民百人中有八十多个都住在乡村里，教育只有下乡，然后才能收到普遍效果。
一九二六年他和他的好友赵叔愚先生商量着开辟乡村教育的道路。虽然，他们看到困难重重，却相信前途有无穷的希望。他们有一个志愿是，要提倡一百万所学校去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个个乡村都得着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
这是一个天真而宏大的志愿，他把全部的感情和精力，为着这个志愿奋斗了。
那年的冬天，他们就计划着先开发一所试验乡村师范，在南京城外荒芜的劳山山麓，勘定了根基。站在那荒凉的山坡上，可以望见滚滚长江，山脚下一个小小村落，就是以后全国闻名的晓庄，生活教育的发祥地。
那时正是大革命浪潮高涨的时期，第二年春天北伐军打到了苏杭地带，南京城也在战事包围中，可是乡村师范依照计划按时开学了。他发出了开学通知单，上面写道：
“农夫在炮火中安心种田，与农夫只甘苦的学校，也不能为战事而停止招考与开学。”
三月连日春雨，十五日天空放晴，校舍还没有盖好，他们就在半山搭起四个篷帐，举行了开学典礼，学生只来了十三个，也只有很少的人。
他很高兴地对着大学说：“晓庄不同平常学校，一无校舍，二无教员。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青天，下面踏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一样地安心充溢于天地间。草原不过避风躲雨之所。本校只有指导员而无教师，我们相信，没有专能教的老师，只有比较经验稍深或学识稍好的二指导，所以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可做我们的指导员，因为我们很有不及他们之处。我们认真了这两点，才能在广阔的乡村教育路上前进！”
新的生活开始了，他和十三个学生一同劳作。自己挑水，自己煮饭，自己种菜，自己挖厕所。没有宿舍，大家就先分住在农民家中，除掉了一张破烂桌子，两三张板凳以外，什么都没有，白天劳作，晚间就围在豆大的火点下，谈论着问题。
遇到雨天，他们还得上街买菜，头上戴着草笠，衣服撩在腰里，裤管挽过大腿，手里提着筐，挂着瓶，尖着脚踏入污泥，雨打在身上。
这样的生活，他告诉他的母亲说，“我快乐得像活神仙一样。整天打赤脚穿草鞋，自由得很！”
有时，他竟然这般打扮走到城去，和穿马褂的先生们一块儿吃饭。自己都觉得很有趣味！
慢慢地，一座一座的茅屋建造起来了：阅书室，办公室，会议室，迎接室，音乐室，书画室，陈列室，研究室都有了，他们把圆桌的礼堂，题名“黎宫”，把阅书室题名“书呆子莫来馆”。
黎宫里每星期举行着讨论会，不论生活问题，学习问题都提出来，大家争论辩解。他总是这样地听着大家的意见，随时指出问题的要点，不论什么时候，他都提示给同志们，实际生活是真正的指南针。
他说：“实际生活向我们供给无穷的问题，要求不断的解决。”我们朝着实际生活走，大致不至于迷路，在实际生活里问津的人，定要破除成见，避免抄袭。我们要运用虚心的态度，精密的观察，证实的试验才能做出创造的工作。
书呆子莫来馆收集了古今中外的书籍，同学们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了问题，除了向师友请教，又可到这知识宝库里，探询前人的经验。
他是最反对学生读孔子，做书呆子的。主张，做什么事，用什么书。
他说：“旧时代之学生的生活过程，有三个阶段：一是死读书；二是读死书；三是读书死。新时代之学生也离不了书，所不同的，他是：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什么是活书？活书是活知识之宝库。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水……都是活书、活的人、活的问题、活的文化……是活的知识之宝库，也都是活书。活的书只可活用，而不可以死读。新时代的学生要用活书去产生，用活书去实验，用活书去建设，用活书去革命，用活书去树立一个比现在可爱可敬的社会。”
乡村师范的学生们在附近村庄最先开办起中心小学，可是农民都用不信任的眼光来看他们。他们到农民家中劝说，请他们让孩子到学校读书，得到的是一些冷漠的回答：
“你们是教洋书的！”
“你们是要教小孩信洋教的。”
“你们不会念孔子的四书五经吧！”
“怎样好好为人教书，会不要学金的，必是所教的害人、骗人！”
“你们学堂安寄好衣服，我的孩儿不能进！”
工作碰了壁，他们确切知道，要使工作顺利，就是得先和农民做朋友，改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态度，拜农民为先生，主动地去接近农民，要切实为农民做有益的事，所以为人都规定时间“会朋友去”！
他们在附近乡村办了很多中心民众茶园，放有书报，棋子，利用农民空暇，提介正当娱乐，娱乐中进行教育。还办了医院，诊所，合作社，都分头由讲师带领同学在干着。而他每星期必有一次实地参加生活，共同研究、讨论、解决种种问题。
事实胜于千言万语，农民们和学校很快打成一片了。大家热心地响应学校的号召，参加修路、开运动会、展览会。中心小学一个一个办起来。
一周年时，家家都停了工，参加学校的庆祝会。黎宫挂满了“我爱农村”，“新我农村”的匾额，农民都穿上了只有新年日方穿的新衣，打锣敲鼓，吹笛吹笙，放鞭炮，欢呼着从绿色的村野到学校来！
他时常警惕同学，努力合作实现乡村师范的计划，他们抱着“训练真农民，使生产力与武力会合而为一”的理想。他告诉同学：“我们第一步要谋中国三万四千万农民之解放，第二步要助东亚各国农民之解放，第三步要助全世界农民之解放，这个学校不但要做中国教育之出发点，并且要做世界教育革命之中心。”
那时，农村中土匪很多，他便把晓村周围十几里路的村庄民众组织联村自卫团，买了二十多支毛瑟枪，还有几支手枪盒子炮，并且请了一位当过团长的教官做指导，晓庄的同学们都编队受军事训练，轮流站岗守夜。
自卫团组织起来，乡村比较安定一些。但是，土匪的恐吓信却不断地向学校投来了。同学得日夜巡哨防范。有一次，传说土匪夜间攻打学校，空气紧张起来。他却镇定地安慰同学们：
“土匪当真来了，不要怕，不要乱开枪。土匪也是人，他也需要教育。他如果来把我们同志捉了去，就去办土匪教育，把他从土匪里抢救出来。”
在学校中，他像一个慈爱的母亲一样，关怀着同学们的生活起居。学校经费困难，他和指导员都只拿很少的生活费，有时，他还得把稿费捐出来，渡过难关。
学校有一个时候，困难到极点，有人主张把唯一的一个校工裁去，留下的工作由同学们替做。他很沉痛地表示不赞成这样办法，他说：
“打破我们唯一校工的饭碗，我心里有些不忍。我们的生命里，都含有他的气力所变化的血液，他也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决不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们因为经济的缘故而失去同志，是可耻的。”
多么深沉的发自内心的话语！这种诚挚的爱护，他随时给予每一个人，不论同学，不论老百姓。
“在立脚点要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
可以说是他的新的道德观点。他从没有轻视别人，或把别人的头压下去，把自己的头高出来。
他最明白下层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有一次工人给学校凿井，没有到泉下就停止了。临走的时候，请他题字，他就写了八个大字：“下层工作，务须彻底！”
他很高兴地把这个小故事，讲给别人，希望大家一齐下井挖到活泉为止。
“下井挖到活泉”这就是他们所以能够不断进步的根据。
三年不断的刻苦努力，晓庄由一个荒山变成生机勃勃的新教育的实验园！
生活教育的理论系统，在他的实践过程中全都建立起来。“生活即教育”是他的教育本体论，“社会即学校”是他的教育领域论，“教学做合一”是他的教育方法论。
生活教育的钟声，在整个中国击响了洪亮的声音。
但是，政治的迫害向这个园地袭来了。
由于晓庄同学和农民的结合，背叛了人民的南京政府害怕起来。他们编造许多荒谬的谣言，说晓庄私通“匪党”，“窝藏武器”，“图谋暴动”。
一九三○年的秋天，晓庄被宣布死刑。宪兵把封条贴了黑板，有几个被捉去了。并下令通缉陶行知。
陶行知不得不开始逃亡生活。
……
[1] 原载麦青：《陶行知》，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