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葵的家在村南，她哥满多跟村里要了宅基地，把老宅子跟俊以的哥哥俊卿置换了。俊卿不孝顺，他老娘经常蹲在墙角哭，磕磕巴巴喊俊以爸的名字：“徐……徐成刚，你个该死的。你……你走带上我啊！”
徐成刚已经走了很多年了。那时他还没退休，休假回家从大集买了只野兔。他剥兔子时蹲得腿麻，想站起身，却一下子摔倒了。
俊以妈经常哭这样一句话：“我……我就是属兔子的，你……你这是剥我的皮啊！”
每逢俊以妈哭，俊卿的媳妇四翠就撇嘴。她鄙夷地说：“你都哭多少年了，要是真想让死人带走，早走了。”
听说我回了家，小葵从村南来我家住了一晚。我们睡在一张**，聊四虎奶奶。那个跟头栽得神奇，四虎奶奶一个骨碌滚儿，居然真是没大碍，只是没能去看花，让张德培用独轮车又推了回来。难道那些钙片真很神奇，让四虎奶奶从此变成了钢筋铁骨？要知道，老年人的骨头比麻花都脆，稍微碰一下就能骨折。可四虎奶奶回家却做病了，她不吃不喝，神情恍惚，嘴里喊王大山的名字。王大山是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张德培说，四虎奶奶得了撞客，得猜。他故意把镜子端到大街上，手里握着一枚鸡蛋往镜子上戳，嘴里念念有词：“王大山你站住。王大山你站住。你在那边需要啥，跟我说，我烧给你，你可别迷四虎婶子，她身子骨弱，经不得！”
我父亲活着的时候，跟张德培就不是一路人，他们俩是正副队长，没少争争吵吵，他多少有点怕我父亲，因为父亲是个炮筒子脾气，得理不饶人。张德培猜撞客，有夹带私货之嫌，这一点，我看得真真的。而且又是在大街上秀，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很愤怒，说他若真有孝心，就应该把四虎奶奶送医院去，做全面检查。拿个臭鸡蛋瞎捣鼓什么！母亲对此无动于衷，她远远看着张德培念念有词，说他爱咋折腾咋折腾，管他干啥。母亲平和的一句话，灭了我心中的火。想起张德培的百般算计，我也懒得跟他再说什么。
上一次见面，我跟小葵说了我要写四虎奶奶的故事。小葵有点兴奋，说：“能捎带上我不？”我说：“如果捎带上你，我就用小葵这个名字，我懒得给主人公起名，麻烦。”小葵说：“没问题，只要不用大名就行。”
小葵问我小说写到哪儿了，我说：“写到跟着四虎奶奶拾白薯、拾芝麻、拾棉花了……”小葵说：“拾黑豆、拾黄豆、拾花生……你给我念念，我看写得像不像。”我起身拿了笔记本电脑放到**，用手膜开机，把那一大段文字念给她听。小葵失望地说：“你没写全啊。有一次我们过河，四虎奶奶的小脚不敢蹚水，是我把她背过去的……还有一次，也是我背过去的……这些你咋都没写上？”我说：“我写的不是表扬稿，你做的那些好事我用不上。”小葵说：“可你写了张帅买钙片！”我说：“张帅是买了钙片啊。他们这一家，我就觉得张帅是在凭心做事，他对四虎奶奶有感情。”小葵说：“张帅买钙片不定是因为啥呢。”我说：“因为啥？”小葵说：“不管因为啥，他也不会啥都不因为，他是张德培的儿子，做事没有目的，你信？”我笑了，说：“这种阴谋论你从哪学来的？”
小葵也有点儿不好意思，掀开被子放了个屁。好响啊，像放了个小炸弹一样。小葵鬼魅地说：“是好人你也得把他往坏了写，这样你不就报仇了？”我说：“我跟他没仇没恨。”小葵说：“张德培说你挑唆四虎奶奶，这不是仇恨是啥？”
哈。要笑死我了。
小葵不满地说：“你吃笑药了。”
我跟小葵交代这个小说的背景。那年大旱，洼里没水，水塘里的鱼都晒成了干儿。如果洼里有水，是会写到涉水的故事的。我记得很清楚，四虎奶奶第一次蹚水，脚小站不住，水流一动人就倒，裤子都打湿了。
后来再遇到水都是小葵背，我背不动。所以小葵有理由对我不满意。小葵说：“我看出来了，你也愿意写俊以。那时俊以漂亮。”我说：“我愿意了吗？”小葵说：“里面都是俊以的事情啊。”我想了想，告诉她，我写俊以是因为小葵那天拉痢疾，没有跟我们去大洼。否则，这个小说里连俊以的名字也许都不会出现。因为，故事也许会走向反面。小葵不会去歪脖树下乘凉，也不会有关于水红褂子的故事。
当然，如果当年把俊以换成小葵，那次大洼捡麦子的经历也许根本就无从写起。
小葵说：“段玉春说四虎奶奶年轻的时候偷衣服，她偷了谁的衣服？”
我说：“当年的事你不记得了？”
小葵说：“当年的什么事？”
我说：“四虎奶奶偷了谁的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偷没偷。”
小葵说：“她到底偷没偷？”
我说：“你说呢？”
小葵说：“说别人偷有可能，说四虎奶奶偷，我不信。”
我说：“我也不信。难怪这件事现在还能戳痛四虎奶奶。段玉春也是好记性，她拿这件事攻击四虎奶奶，意欲何为？”
小葵说：“你这样说话，我有些听不懂。”
我说：“段玉春不说，连我都把那个地方忘了。”
小葵说：“哪个地方？”
我说：“你不知道，嘎拉村。”
嘎拉村就在大洼的边沿上，是一个柴火垛模样的小村庄。罕村有八个生产队，嘎拉村却只有两个，我们一个生产队有三百二十三口人，他们一个生产队，只有五六十口人。这些是我后来听说的。我们老少三人被嘎拉村的二十几个劳动力围在石头王八待的地方，开始是好言好语，让我们交代把衣服藏在哪里。后来变成了恶语相向。我们的身上，包括裤腿深处都被人摸遍了，一把一把的麦子破散开，查看里面有没有藏衣服。开始我们谁也没有惧怕，可时间一长，天要黑了，蚊子下来了。俊以首先哭了，她喊妈呀妈呀，快来救我啊。仿佛她妈是天兵天将一样。
她哭我也哭，我一边哭一边偷眼看周围。四虎奶奶也哭了，嘤嘤的像蚊子在叫。我们开始是站着哭，后来是坐着哭。可我们的哭声并没有换来那些人的怜悯，他们要回家了，却不放我们走。四虎奶奶一声接一声地乞求，说自己没有儿女，要那鲜红的衣服没有用，带着两个孩子出来，家里的大人不知道多惦记。四虎奶奶说什么那些人都不信，大辫子姑娘说：“衣服没藏在你们身上，一定是被藏在地里了。你们明天后天再来捡麦子，顺便就可以把衣服取走。”她一把薅住了四虎奶奶的头发，往下一摁，四虎奶奶的整张脸就朝天了。大姑娘恶狠狠地说：“你说，是不是这样？”大姑娘长了一个蒜头鼻子，在地里的时候，我觉得她很好看。这个时候，我觉得她就像吃人的狐狸精，专门欺负生人。可大姑娘的话，像一阵风在我脑子里掠了一下。她说把衣服藏在地里，藏在地里，就得挖坑，就得掩埋，否则水红的衣服在长着小玉米苗的地里很打眼。如果掩埋得不彻底，会不会在地面开一朵花？这让我想起俊以的惊慌，以及地上开的那朵小红花。我刚要仔细看，俊以把那朵花碾在了脚底下。这些画面一闪而过，并没有在我的脑子里做哪怕片刻的停留。我那时确实还没有开窍，没有能力把这些事情串起来统一思考。要过三四年以后，我才对这件事有了新的认识。我们就像战败的俘虏，抱着破散的麦子捆，被人簇拥着来到了嘎拉村。嘎拉村到处都是柴火垛，晚饭几乎家家都是烙大饼的香味。我们被带到了生产队的场院里，引起了更多人的围观。那些人说，衣服一定是中间那个老太太偷的。右边那个有点小，一看就是个二货。左边那个一看就是富裕人家孩子，穿得那么整齐，不会偷别人的衣服。俊以的罩衣是豆绿色，领子是圆的，带一圈荷叶边。总有人围着她观瞧，就像观看一只猴子。四虎奶奶的头发披散开了，她没了眼泪，脸上都是羞赧和憔悴。俊以总是抽抽搭搭地哭，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我早不哭了，四处打量这个陌生的村庄以及这些陌生的人，她们叫我二货，我知道这是骂人的话，我很委屈。那些人轮流回家去吃烙大饼，没有人请我们吃一口饭，喝一口水。我对那个嘎拉村的人痛恨死了。晚上九十点钟，父亲和张德培以及另几个社员来了，原来嘎拉村的人辗转去报了信儿。父亲他们费了许多唇舌，嘎拉村的人只肯放我和俊以走。他们坚定地说：“只要不找到那件水红衣服，就坚决不放四虎奶奶回家。”我坐在父亲的后车座上，俊以坐在张德培的后车座上，我们迅速离开了嘎拉村。父亲路上问我有没有拿人家的衣服，我坚定地说没有。父亲问我有没有看见那件水红的衣服。我的脑子里又掠过了歪脖树下的那朵水红，但我坚定说没看见衣服。
我没有把那堆水红和那件衣服联系起来，即使大姑娘明确说了衣服就放在了歪脖树下。我仍然没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嘎拉村的人说得对，我那时确实是个二货。
千辛万苦回到了罕村，饿了一天，我觉得连屁股都给饿瘦了，让后车座的边棱硌到了骨头。村头有个人影在走溜溜，即使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还是肯定地提醒父亲，这是四虎爷爷。几个人都没带来四虎奶奶，四虎爷爷很气愤，他觉得父亲他们不尽心，只顾及自己的孩子。父亲的火爆脾气受不得委屈，在那里跟四虎爷爷掰扯。父亲心里也有气，孩子毕竟是跟四虎奶奶出去的，丢这样大的人，很难说四虎奶奶没有责任。他们吵他们的，我和俊以溜下了车，用最快的速度跑回了家。下一分钟不吃饭，就有饿死的危险。这一刻，我们都把四虎奶奶忘了。
四虎奶奶是转天被四虎爷爷赶着队里的马车接来的。嘎拉村的人当然不放人，四虎爷爷把火柴点燃了，扬言要烧掉嘎拉村。
许多年以后，嘎拉村有个姑娘嫁到了罕村做媳妇，提起当年的那一幕，新媳妇还心有余悸。她说四虎爷爷把嘎拉村的人吓坏了。嘎拉村的人庄小人窝囊，没见过大阵仗，从没见过像四虎爷爷这么难揍的人。
哈，四虎爷爷在罕村，可是有名的老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