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高坡镇政府想了许多办法来隐瞒事件，暂时平息了刘爱国亲属的闹事行为，但是这一桩死人的事件还是给捅出去了，而且后果比预想的还要严重。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刘爱国妻子娘家有一个远房侄子，在北京一个什么研究所工作，那几天正好回来探亲，从家人口中听到了刘爱国喝农药的事。这位年轻人对此想不通，回到北京后，给省纪委一位同学打了一个电话，反映了刘爱国的事，要求通过一定的渠道把这件事查处一下。这位同学正好是省纪委副书记贺成刚的秘书，便把这件事给贺书记汇报了。贺书记听了后十分生气，立刻要求省纪委纠风办查处这件事。纠风办又把电话打到高城市纪委，让市纪委立刻派人调查处理，并尽快将调查和处理结果上报省纪委。
罗羽飞得到通知后，马上通过电话，向正在石堡县搞调研的陈振宏作了汇报。陈振宏听了后十分震怒，要求罗羽飞马上抽调纪委、检察院、信访局、农牧局及其所属的减负办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调查组到长河调查处理。陈振宏在电话里严厉地说，短短的几个月里，长河县一连发生了两次恶性事件，说明县委、县政府在干部思想教育以及自身作风建设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忽视和疏漏问题，市委、市政府必须追究县上有关领导的责任。现在彭行中因为建筑案件已经停职了，发生这样的事，尹全伟必须作出深刻检查，如果尹全伟不适合再继续当这个县委书记，那市委就得考虑把他换掉。
罗羽飞立刻召集有关部门的人员开了一个会，成立了调查组，由纪委副书记钟朝录任组长，农牧局副局长范怀五任副组长，成员有检察院的小赵和信访局的老宋。会上决定，调查组第二天就奔赴长河县开展工作。
这天晚上，钟朝录的胆囊炎忽然犯了，半夜里住进了医院。第二天早上，调查组出发时，钟朝录去不了，只好又从纪委抽了一位姓吴的科长暂时顶替，等钟朝录病好了后再换回来。这样，调查组便由范怀五带队，坐农牧局的车去长河县。
这是12月隆冬的天气。车一开出高城市区，就下起了雪，落到路面上结成了冰，路上的车比平时少了许多。路有些滑，开车的沈师傅年纪大了，行车便格外小心。好在这几个人都是熟人，以前也多次在一起工作过，因而坐在一起并不感到沉闷。
刚开始是相互敬烟。范怀五掏出自己的“红中华”，首先发给大家。除了信访局的老宋不抽烟外，其他人都接过烟，点上火抽起来。
小赵美滋滋地吸了一口，吐了一个圆圆的烟圈，打趣地说：“到底是局长，抽烟的档次就是比一般人高。”
老宋说：“这烟一看就是别人送的，范局长自己哪里会买！”
小赵便问：“范局长，你实事求是地说，这烟到底是别人送的，还是自己买的？”
“这烟一条400多元，要是让我自己买啊，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五条这样的烟。”范怀五的脸笼罩在烟雾中，“老实说吧，我一辈子除了抽人家的烟，喝人家的酒，从来没有贪污受贿过，这方面吴科长是有案可查啊！”
纪委的吴科长嘿嘿笑了笑：“没有听说过吗？抽烟的人，都不买好烟；买好烟的人，都不是给自己抽的。”
“世风如此啊，也不是一两个人能改变得了的，”范怀五笑着说，“小赵不要急，将来当了领导，就不愁抽不上好烟了。”
范怀五今年五十五六岁，是一位工农兵大学生，三十几岁上就当上了副县长。他是改革开放初重用知识分子时，从一般干部直接提拔为副县级领导干部的，当时他在长河县农技推广站工作。虽然很早就当上了副县级领导干部，但是不知为什么，他这个副县级一当就是十多年，后来一直没有晋升过。有人说他是一个书呆子，不善于在官场里混，自然不会有出息。他自己认为，之所以没有混出个头，是由于他太老实，一辈子不会吹，不会拍，有时还老说大实话。他在实践中体会到，在官场流行的潜规则里，大实话是被禁止的，谁说谁等着倒霉。
范怀五在同僚们眼里，也是个有名的倔脾气，大老实疙瘩。有一年市里开财政会，主管财贸的市长问各位县区长，谁家的任务没完成？本来，几乎所有的县区当时都没有完成，但是其他县区长都拍着胸脯说，自己所在的市县区完成了，只有他一个人照实说没有完成，结果让市长当着其他人的面给训斥了一顿。这样一来，说假话的受到了表扬，说真话的受到了批评。尽管后来市长也知道其他人说了假话，而他一个人说了真话，但是市长仍然认为他该被批评。因为市长的逻辑是：别人虽然说了假话，总还让人感到一种鼓舞，说明他们对完成任务有信心；而他虽然说了真话，却让人感到泄气，对搞好工作不利。
慢慢地，范怀五才明白，自己虽然在官场混了十多年，却一直改不了书生气。人家一个副县长，干一届就转正了，他是连着干了两届，还没有干出个样子。4年前，长河县县长位置空缺时，他这个常务副县长眼看着就要熬出头，顺顺当当地坐上县长的位子了，谁料结果是，当上县长的是资历浅得多的彭行中，而他却被调整到农牧局当了一名副局长。前一段时间市委调整干部，他的级别被提成了正县级，也是排名仅次于局长的二把手，但行政职务却仍然是副职。自以为有资格正儿八经当个一把手的他，并没有因为待遇成了正县级而沾沾自喜，反而为此还伤感了一段时间，也从此有点儿心灰意冷。
现在让他去调查刘爱国事件，他觉得实在是遇上了倒霉事。谁都知道农民负担问题是一团乱麻，即使把这一桩事件调查清楚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长河县是他曾经当副县长时所在的县，自从离开后他就没有怎么再去过，他怕见当年曾经一块儿工作过的同事，更不愿见那些当年的下属。让他去查刘爱国的案子，不是自己给自己找没趣么？本来他想找个借口不去，已经通过一把手牛思荣把意见反映上去了，谁料让罗羽飞在电话里给批评了一顿。没办法，他只好又硬着头皮来了。早晨出发的时候，他听到本来担任调查组组长的纪委副书记钟朝录，又十分蹊跷地病了，他这个副组长临时成了带队的，心里便有些疙疙瘩瘩。
车窗外的雪越下越大，由于气温低，路面上的冰越结越厚，因而车走得更慢了。范怀五十分忧虑地说：“咱们冒着雪，到底去干啥呢？让人家不得安宁。”
老宋说：“就是啊。这类事也很多了，要认真去查，人家实在是不欢迎咱们。”
吴科长说：“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去查给农民带手铐的案子，县上、乡上、村上的人，都把我们当贼防呢！”
小赵说：“我在报上看到，现在有些地方真是不得了，为了收缴税费，除了动用派出所抓人之外，还在乡镇上私设拘留所，叫着办‘学习班’，谁不交税费就把谁关押起来。”
吴科长说：“可不是，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政策，现在很难落到实处。农民负担年年喊减，表面上看负担确实没有增加，但农民的收入下降了，这样一来，相对负担等于年年加重了。”
范怀五说：“现在说点儿真话实在是难了！上级领导听到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硬是逼得人说假话呢！我在这方面经历得多了。在县上、乡上当领导，如果不出假典型，不报假数字，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你就当不了这个领导！”
小赵说：“现在办个事就是难，不给送礼就根本办不了。前两天老家来了个熟人，说他买了一台小四轮拖拉机，到县上农机管理部门办入户手续，去了几次人家推三阻四的，就是不给办。可是上一周他去办理时，却十分顺当地办妥了。你们猜，他想了个啥办法呢？”
“送礼了吧？”老宋说。
小赵说：“你们肯定想不到他是怎么办的。原来那一天，他先到牲口市场买了一头羊，去办手续时，把羊顺便拴到人家院子里的一棵树下。管事的人看到他赶了一只羊来了，以为是送给他们的礼物，二话没说就把手续给办了。谁知这位熟人拿上手续，出去时又把羊牵走了，让那开手续的人吃了个哑巴亏！”
车上的人都笑起来，连连称赞这个农民太有心计了。
就这样说说笑笑地走着，大约过了一个小时，车子来到了林缘地带，开始要爬坡了。忽然，车子抖了一下，停在了路边。大家往窗外一看，前边停了好多车，原来是堵车了。沈师傅下去打听情况，几分钟后回来说，前边肇事了，两个小时前就堵了车，看来12点钟前无论如何都到不了长河县了。
“那怎么办？”小赵不禁焦急起来。
“不要急，大不了在这里耽误一天。”范怀五却并不着急，他透过车窗往外看了一会儿，指着不远处的一排楼房说：“咱们到长龙山林场去找苏麻子，让他给咱们管一顿饭。”
长龙山林场场长苏铁军，因为长了一脸麻子，大家便都叫他苏麻子。范怀五在长河县当副县长时，苏铁军是县林业局局长，之后被提拔为副县长，两个人私交不错。他调到农牧处后不久，苏铁军被提拔到长龙山林场当了场长，级别成了正县级。
范怀五掏出手机给苏铁军打电话，一联系，苏铁军正好在单位上。于是车子便掉头往林场开去，不大一会儿就到了，远远看见苏铁军在门口等着。范怀五连忙从车里出来，上前和苏铁军握手，接着便把身后的其他人，也一一介绍给对方。
进了院子，范怀五看到有一辆眼熟的小车停在院子里。便问：“市上有人来了吗？”
苏铁军回答：“是市委宣传部的毛部长，昨天带人来场里写材料。咱们农场有一位职工，要参加全省道德十佳模范人物评选。”
范怀五不禁咧开嘴笑了：“这老兄可是个活宝，不仅善于说笑话，又特能喝酒，号称市上的‘四大酒家’之一，吃饭时有好戏看了。”
转上办公楼二楼，几个人来到苏铁军的办公室。范怀五四下看了一下，觉得林场单位虽然地处山区，但是办公条件十分不错，办公桌、沙发都是上等木料制作的，如果从商场购买，价格绝对不会低。于是他打趣地说：“你这个山大王，看样子日子过得很自在啊！”
苏铁军一脸苦相：“唉，我这是背运到家了，让人家给贬到山里当了孙猴子，哪里能比得上你们呆在城里舒服！就说孩子上学吧，实在是不方便，至于生活上的难处，就更不用说了。”
“这里空气清新得很，有利于健康啊！”老宋说。
“毕竟是在山沟沟里，呆上十天半月还可以，让你常年累月生活在这里，也心急啊！”苏铁军说。
老宋说：“这倒也是。”
大家在一起随便扯了一阵，很快就到中午12点钟了。这时有人推门进来，对苏铁军说：“苏场长，饭好了。”于是宾主一起来到林场办公楼后面的职工食堂，进了一个看样子专门招呼客人的包间。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明办主任毛金龙，早已坐在了包间，和陪同他的林场领导闲聊。看到范怀五来了，便笑呵呵地打招呼：“哎呀呀，啥风把你老兄也吹到这里了啊？看来中午划拳有对手了。”
范怀五和毛金龙握了握手：“去长河调查个案子，半路上遇到堵车走不了，就拐到这里来打搅一下苏场长，没想到和你老弟喜相逢了。”
照例是一番谦让，结果是范怀五坐了首座，苏铁军和毛金龙分坐两边，之后分别是调查组其他成员和毛部长的随员，林场的两位副场长和办公室主任老冯，便在末位坐下了。
范怀五在长河县当副县长时，毛金龙是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两个老熟人见了面，自然少不了相互打趣。范怀五说，毛部长这个人爱吃臊子面，下乡时总是打听谁家女人面擀得好，管欢迎不欢迎，就硬往人家跑。有一次听说一个小媳妇面擀得不错，毛部长就找去了，去了后盘着腿坐在人家炕头上，看着那媳妇擀面。看着看着，毛部长的口水就流下来了，知道是啥东西把毛部长香成这样子吗？原来，农村的女人一般都不戴乳罩，那媳妇擀面时，两只奶子在胸膛上跳来跳去，像两只钻在衣服低下的兔子，把毛部长的目光给紧紧地钩住了，结果毛部长的嘴不自觉地蠕动着，就像孩子吃奶一样。你们想想，他香成这样子，哪里还记得自己是来吃臊子面的？早在心里盘算着吃人家的奶子啦！这样口水还能不下来吗？
在座的人，包括毛金龙自己都咧嘴笑了。
笑过之后，毛金龙说，你们大概不知道老范都在长河县干了些啥事吧？大家都摇头说，不知道！毛金龙说，既然不知道，那我就给你们披露一下。长河县有一家很有名的种畜场，出产的驴鞭很有名，县上去省里争取项目时，常常少不了带这种东西，省上的领导尤其是一些老领导，就喜欢吃这玩意儿补身子。老范这个人呢，也很爱吃这东西，每次回家时都要特意买一两条带上。有一次，老范回家时买了两条，结果到家中一看，老婆去娘家了，老范扑了个空，只好自己动手把那东西煮熟给吃了。吃完后，老范走到院子里吐了口唾沫，正好旁边有一只公鸡，在他吐的唾沫上啄了两口。谁知过了没有几分钟，这只公鸡就**了，满院跑着追母鸡，只追得一群母鸡无处躲。公鸡只是在老范的唾沫上啄了几口，就激动到了这种地步，大家想一想，老范如果把两条驴鞭都吃了，如何能安分呆着？问题是老婆又不在家……
毛金龙没有说完，满桌的人已经笑得前仰后合。
这时，菜上齐了，林场的办公室主任老冯也给大家都斟满了酒，于是苏铁军端着酒杯站起来说：“欢迎市上各位领导光临指导，都干了！”
相互之间的敬酒喝过，苏铁军提议从范怀五开始打关。范怀五说还是让毛部长打头吧，他可是有名的拳家和酒家。毛金龙也不谦让，挥起胳膊划了一圈，胜多输少，大家都夸他拳划得好。毛金龙便顺势吹起来，说拳不好，如何能成为‘四大酒家’之一！在长河县工作时，老范和老苏就基本上没有赢过他。轮到范怀五打关时，却是输多胜少，大家便又都夸他酒量好。范怀五谦逊地说哪里啊，比年轻时差远了，那时一场能喝一斤二两呢！几乎所有的人都打过一圈后，苏铁军又提议说：“咱们在长河县干过的三位老朋友，再特约一下。”所谓特约，就是坐庄的人自由邀请别人应关。于是三位老朋友便相互特约起来，毛金龙越划越勇，范怀五和苏铁军几乎难以招架，饭桌上不时响起喝彩声。
一顿饭一直吃到下午3点钟，一共喝了7瓶“五粮液”。范怀五醉得一塌糊涂，身子软成了一根面条，舌头硬得连话也无法说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范怀五抬到林场招待所的客房里，安排他睡下。其他人虽然没有完全醉倒，也都行动不便了。
苏铁军说：“各位老朋友都不要走了，晚上就住在林场里，明天我陪你们到天池玩一下。”
吴科长便给长河县纪委打电话，说路上遇到堵车，今天是肯定到不了。晚上就近住在了长龙山林场，明天再联系。
范怀五睡在**，不知是由于醉酒，还是由于胃疼，总之是一直翻腾个不停，而且嘴里还哼哼叫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不时地说着胡话。苏铁军在旁边听了一阵，听出他是抱怨组织没有重用他，知道这位老同事心病重，便悄悄退出来。他吩咐招待所的女服务员，让她留神一下，别让范怀五出什么事。
除了老宋酒量大，没有被放翻外，其他人都不同程度地有了醉意，因而整个下午都在林场招待所的房间里蒙头大睡。到吃晚饭的时候了，老冯挨门去叫。范怀五基本上没有醒过来，只是不再呻吟和呕吐了；吴科长和小赵一个说头疼，一个说中午吃的还没有消化，因而两个人都表示不再吃晚饭，结果只有老宋一个人去吃了晚饭。
晚上11点钟时，范怀五发起了高烧。老冯便把林场的吴大夫找来，一诊断是急性胃肠炎，于是又给范怀五打点滴。直到凌晨3点钟时，范怀五才退了烧。调查组其他几个人，还有苏铁军和老冯，都被折腾得没有睡好觉。毛金龙也半夜从**爬起来，关切地过来看望范怀五，说了一些安慰的话。
第二天早晨起来，范怀五虽然不发烧了，但是浑身发软，头晕得很厉害，从**爬起来站立不住，只好又睡回去，早饭也没有吃。这样，其他人也走不了，只好继续呆在林场里，于是吴科长又给长河县纪委打了一次电话。苏铁军看其他人闲呆着无聊，便提议老冯带他们去天池看看，老宋说吴科长和小赵去吧，我留下看护范局长。老宋这样一说，小赵便不好意思去了，说老宋和吴科长你们俩去吧，我年轻，留下照顾范局长。苏铁军说，范局长让医疗室的人看护，大家还是去天池吧，平时机会不多呢！司机沈师傅说，你们谁也不要留，都去天池，我留下来看护范局长，天池我以前去过，确实值得一看呢！老宋和小赵便都看着吴科长，吴科长沉吟了一下说，那就不要辜负了苏场长的好意，咱们去天池吧！
这样决定了之后，老冯很快地找来一辆吉普车，几个人便由老冯带着去天池了。范怀五便由沈师傅看护着，继续躺在招待所的客房里挂针。
到了第三天，范怀五的病才好了，只是看起来脸色有点儿苍白。苏铁军说，要不就再多呆一天吧！反正迟也就迟了。范怀五说什么也不愿再逗留了，一心要往长河县赶。这时，正好钟朝录打手机给吴科长，问起调查工作的进展情况，吴科长只好说，半路上遇到了堵车，就近住在了林场里，之后范局长又病倒了，便在龙王山林场耽搁了两天，现在正往目的地赶呢。钟朝录说，他自己的病也基本稳定了，过两天看情况再决定是否下来，让调查组先在范怀五带领下开展工作。钟朝录的电话让范怀五心急火燎，匆匆向苏铁军告别，车子就向长河县方向进发了。
走了一会儿，范怀五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已经耽误了两天，咱们就先不到招待所了，直接到刘爱国的那个村吧，这样也顺路。”于是吴科长又给长河县纪委打电话，告诉了调查组的行程安排。
大约走了将近两小时，等调查组赶到榆树湾村时，县上和乡上的领导已经等候在哪里了。县委书记尹全伟，县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唐鑫，还有尚未正式上任的副县长杨彪，以及县农牧局、信访办的负责人，一见调查组的车停下了，便老远跑过来和范怀五几个人热情握手。
尹全伟说：“天气冷，各位领导是不是先到村委会办公室，喝一口热茶再工作？”
范怀五说：“不忙，咱们先去慰问一下刘爱国的家属吧。”
尹全伟不好再说什么，便让村支书蒋志贵带路去刘爱国家。到了刘爱国家门口，蒋志贵一看门关着，便扯开嗓子喊：“有人吗？”一连喊了几声，没有人应答，倒是邻居家的狗被惹得叫起来。蒋志贵只好去推门，一推就开了，原来门是从里面虚掩着。蒋志贵哈着腰，先把领导们一一让进院子，接着又跑到前面，几个屋子里搜寻着刘爱国的媳妇。
这时，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婆婆，从一间屋子里出来，一看这么多的人涌进了院子，便大声嚷道：“你们把人都逼死了，还要来收钱？干脆把我这把老骨头，也拿去熬了油算了。”说着腿一弯，跌坐在房檐下的台阶上，嚎啕大哭起来。
蒋志贵给范怀五介绍说，这是刘爱国的母亲，已经七十多岁了。
范怀五便走上前说：“老嫂子，我们不是来收费的，是来调查处理你儿子的事情的。”
“有啥调查的？反正人也让乡上干部给逼死了。我儿死得好冤枉啊！呜呜呜……”刘爱国的母亲捶胸顿足，撕心裂肺地哭着。
范怀五把腰弯了弯，说：“老人家，不要伤心，我们会把事情调查清楚，给你们亲属一个交代的。”刘爱国的母亲只是使劲哭，一点儿也不理会。范怀五想了想，把手伸进口袋掏出200元钱，塞到老婆子手里。“把这点钱拿上，您看缺什么就去买吧，别把身子哭坏了。”
其他领导一看，也都纷纷掏出钱，往老婆子手里塞。
范怀五问蒋志贵：“刘爱国的媳妇呢？”
蒋志贵有点儿为难的说：“在炕上睡着呢，叫她起来，她不吭声。”
范怀五走近刘爱国媳妇住的屋子，把头往门里边探了探，看到有一个头发乱蓬蓬的年轻女人，脸朝里面睡在炕上，觉得不便进去，只好又退回来。他扫视了院子一周，看到三间土屋年久失修，院子里零乱得像柴禾铺，地上到处都是鸡屎，便感觉出这一家人经济上是十分拮据的，现在死了顶梁柱，以后的日子会更难。于是他叹了口气，对旁边的尹全伟说：“咱们去村委会吧。”
范怀五向刘爱国的老母亲告别：“老人家，请您保重身体！我们走了！”
刘爱国的母亲已经止住了哭声，她手里紧紧地捏着钱，嘴里不住地向领导们道着谢意：“让你们都费心了，感谢领导来看我这个死老婆子！”
范怀五提出要到附近的农民家里去看一看。尹全伟默不做声，杨彪也面有难色。范怀五知道，他们都不愿让调查组去农户家里，但是为了能了解到真实情况，还非去不可。于是，他也不管县上和乡上的领导同意不同意，自己先抢到前边，敲开了一户农民的院门。
这是一户和刘爱国家情况差不了多少的人家，主人是一个约有六十多岁的老汉，看见这么多的领导来了，脸上露出胆怯的神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他的印象中，除了催粮要款和搞计划生育，好像还没有这么多公家人进过他的院子。
看见这位农民一脸惊慌的样子，范怀五上前和他握了握手，又拍了拍他的肩膀，尽量显得温和一点地说：“不要紧张，我们这次来，一不收缴税费，二不刮宫引产，是想了解一下农民负担情况。”
老汉一听不是来收款的，没有刚才那么紧张了。他做了一个把客人往屋里让的手势，嘴里连连说道：“进去坐，进去坐！”
范怀五便和尹全伟一起进到屋里，在炕头上坐下来。发现屋子里虽然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但是卫生打扫得很不错，墙上还贴着几张花花绿绿的年画。老汉在柜子里摸索了半天，摸出一包盒子揉得皱皱巴巴的香烟，拿过来给范怀五敬了一支。给其他人敬，其他人都摆手不要。
范怀五把烟点着抽起来，对又张罗着要去倒水的老汉说：“你老不要忙了，过来我问你几个问题。”
老汉便又折回来，恭顺地站在范怀五面前，脸上挂着谦卑的笑容，两只手不自然地在一起搓着。范怀五说：“老人家，去年你们能收入多少钱？”
老汉不好意思地在后脑勺上抓了一把：“唉，就打了点粮，没有收入多少钱。”
杨彪在一旁插嘴说：“去年我们镇农民人均纯收入是1520元。”
范怀五扭头看了杨彪一眼，笑了笑，回头继续问老汉：“去年农业税、牧业税、农林特产税，还有三提五统，等等，这些负担一共加起来有多少？”
还没有等老汉开口，杨彪抢先说：“去年全乡每一口人平均负担是65元。”一边说，一边给老汉使着眼色。
范怀五又看了杨彪一眼，转过脸问老汉：“负担一共有多少？”
老汉有点惊慌地望望杨彪，又看看范怀五，显得十分为难：“这个，嗯，和杨书记说得差不多，也就是六十几块吧。我老了，也记不清了。”
“哦！”范怀五想了想，朝旁边坐着的尹全伟看了一眼，“有没有负担卡？拿给我看看。”
老汉说：“有，我去取一下。”
这时，杨彪干咳了一声。要去取负担卡的老汉迟疑了一下，转回身说道：“负担卡也不知放哪里去了，我这记性差，一时怕找不出来。”
范怀五感觉到杨彪不愿意他了解这些，便说：“一时找不到？那就算了。”他又问了问老汉家里的情况，老汉一一回答了。
之后，一行人来到村委会院子里。会议室里已经坐着十多个村民，这是按照调查组的意思，为开座谈会安排的。等调查组的人员和县上的领导们都落座后，范怀五朝县委书记尹全伟点了点头，示意座谈会开始。尹全伟环视了在座的人一周，声音低沉地说：“刘爱国事件发生以后，市委、市纪委十分重视，专门派出了调查组来进行调查处理。首先，我代表县委和县政府，对调查组领导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他们给予我们工作的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大家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既摆事实，又讲道理，尽可能地给调查组提供更多的情况……”
坐在一旁的杨彪，看样子内心十分紧张，他不时地给调查组和县上的领导递着烟，每当和人打照面的时候，都勉强地挤出一丝笑容，让人觉得他似乎受了莫大的委屈。蒋志贵提着水瓶来回跑着，给每一个人的茶杯里都注上水，他不像杨彪那么心事重重，但是黧黑的脸膛似乎比平时显得更黑。尹全伟讲话时，大家都表情严肃，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得喝水的人嘴在吸溜着。
尹全伟讲完话后，微笑着请范怀五讲话。范怀五说，我到最后再说，现在请大家发言。可是范怀五一连催促了几次，就是没有人发言，会议室里似乎比刚才还静，静得连喝水声都没有了。请来的村民代表们都低着头，仿佛压根儿就不打算说什么，他们中有的人偶尔抬头在调查组人员脸上扫一眼，又很快地把目光移开，似乎怕哪位领导点名叫他们开口。
一连静了10分钟，还是没有人说话。范怀五坐不住了，他用求救的目光看了看县委书记尹全伟，又望了望县纪委书记唐鑫，发现他们俩都面无表情地抽着烟，似乎没有意识到冷了场。范怀五心里很不满，但是脸上仍然谦和地笑着，他的目光缓缓地移动着，最后停留在杨彪脸上。“杨书记，哦，杨县长先说说！你带个头，后面的人跟上。”
杨彪听到点他的名，脸上掠过一丝慌乱。他朝县委几个领导脸上看了一眼，感到实在逃不脱了，这才吭吭哧哧地说：“那我就说几句吧！出事的时候，我不在现场，具体过程说不上。只是在事后才了解到，刘爱国这个人，平时就是个刺儿头，在村里不服管，欠着许多税费不愿交，给税费收缴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当然，也是由于我们的干部，在工作中不注意方式方法，才导致发生了这样的恶性事件。总之，不管怎么说，作为镇党委书记，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今后，我们一定要改进工作作风，吸取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
杨彪说得很艰难，看样子为寻找自己认为合适的词汇，很动了一番脑筋。他好不容易说完时，额头上已经挂满了细密的汗珠。他说完后，又冷了一阵场。
范怀五不时地看着表，看样子也很急，便叫村民代表们发言。村民们你看我，我看你，就是没有人愿意说。范怀五催促了几次，仍然没有人发言，于是用手指了指他们当中一个三十几岁的大个子年轻人，让他说。旁边的人见了，便都捂着嘴哧哧地笑，那个被点了名的年轻人也傻乎乎地笑。
范怀五很是诧异：“不发言，笑啥呢？”
村民们笑得声音更响了，那个年轻人一边傻笑着，一边发出叫人听不懂的“嘎嘎”声。
范怀五吃了一惊，他认真看了看那个年轻人，这才发现他表情呆痴，不像是个正常人。于是他问道：“咋回事呢？”
听到范怀五大声的询问，蒋志贵从一旁站起身，朝那个年轻人喊道：“三娃，出去！”
被称着“三娃”的年轻人很不情愿地站起来，一边嘴里哇哩哇啦地说着什么，一边朝范怀五打了几个手势，走了。
蒋志贵向范怀五陪着笑脸，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村上的一个哑巴，就爱凑个热闹。”
范怀五觉得受了莫大的愚弄，他把茶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脸色沉了下来。
尹全伟一见范怀五生气了，脸上也挂不住了，立刻冲蒋志贵发了火：“胡闹，这简直是胡闹！咱们是开座谈会，你们咋搞的，弄了个哑巴来充数？还有没有规矩？”
“谁也没有叫他，他自己就来了。”蒋志贵小声嘟囔着。
尹全伟继续咆哮着：“出了这样大的事，我看咱们有些人还满不在乎，还没有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起来。让发个言，又不是要你们出钱，就这么难？你们还觉得事出得不够大吗？……”
尹全伟足足发了半小时的火，看样子他是真正愤怒了。他讲完，坐在座位上还呼哧呼哧喘了好一阵子气。范怀五一看，气氛弄得有些紧张，便说：“市上派我们几个人来搞调查，受到县上、镇上和村上的高度重视，我代表调查组全体成员，对大家的支持表示感谢。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是近年来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特别是由此引发的一些恶性案件，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大家万万不可对此掉以轻心。刘爱国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反映出我们一些乡镇干部工作作风粗暴，对农民缺乏起码的感情。市委、市纪委对这个案件的查处工作很重视，要求我们一定要搞清基本事实，按照党纪国法的有关规定，该处理的人一定要处理，该记取的教训一定要记取，决不能让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我希望相关责任者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该检讨的要检讨，该说明的要说明，这样才能深挖干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给这次事件的处理提供基本的条件。”
范怀五讲完后，尹全伟看看上午时间差不多了，便和范怀五小声商量了一下，之后宣布散会。市、县、镇上的人一起回到镇上，匆匆吃过午饭，稍稍休息了一下便接着开会。
范怀五重申了座谈会的意图，主要是联系这次发生的恶性事件，深挖乡镇干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便对这次事件的处理形成初步的意见。和上午在村上开座谈会一样，让大家发言时仍然冷了场。
范怀五只好提问，他问杨彪：“去年你们镇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
杨彪歪着头想了一下，回答说：“350万元。”
范怀五在笔记本上把这个数字记下来，又问：“县上给你们下达的财税任务是多少？”
杨彪迟疑了一下：“也是350万元。”
“任务和收入数字一样吗？”范怀五反问道。
“我们就是根据县上下达的指标收缴的。”杨彪解释说。
“那你们的支出是多少呢？”
杨彪扭头和坐在旁边的镇长田有满小声耳语了一阵，回答说：“支出一共是510万元。支出部分主要是教师工资，大概要占70%左右。”
范怀五拿出计算器敲了几下，之后说：“支出比收入多出了160万元，你们怎么解决这160万元的缺口的？”
杨彪说：“剩下的我们千方百计自筹，实在筹集不起来，也就只能欠账了。我们历年的欠账加起来还有300多万元呢！”
范怀五说：“缺口的资金，你们究竟是怎么自筹的呢？”
“这个嘛，”杨彪吞吞吐吐地说，“有时候贷款，有时候也借钱，不过，大多数时候欠账。”
“哦，”范怀五盯着杨彪看了看，“能不能看一下你们的账本？”
杨彪脸上现出为难的神色：“会计这两天不在家，账本取不出来。”
范怀五望着尹全伟笑了笑，没有坚持要账本。
调查组的吴科长这时问道：“我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如果不折不扣地按照国务院制定的农业税、牧业税和农林特产税征收办法，究竟能不能有350万元的财政收入呢？请你实实在在地回答我。”
“这个，这个，嗯……”杨彪脸上现出为难的神色，他望了望坐在斜对面的尹全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这时，尹全伟从沉思中抬起头，很严肃地替杨彪回答道：“实事求是地讲，如果真正按照国务院制定的办法征收，在高坡镇无论如何是征收不到350万元的。不但高坡镇征收不起来，全县大多数乡镇也征收不起来，因为很多贫困乡镇，根本没有足够的财源，也就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范怀五笑着说：“这么说，县上给乡镇下达的任务太重了啊？”
尹全伟说：“一样啊，市上给我们县下达的税收任务每年是一个亿，而我们的实际财力，恐怕连7000万元都达不到。咱们县工业方面的税源，也就煤业集团真正有一点，每年达到4000万左右，大多数税收任务都要靠乡镇来完成。如果我们不给乡镇压任务，就没有办法完成市上给我们下达的任务。”
县纪委书记唐鑫插嘴说：“咱们长河县，从整体上来说还是一个农业县，工业底子薄，三产也没有形成规模，税收也就只能主要靠农业这一块了。”
尹全伟咳嗽了一声，抬起头目光盯着天花板，缓缓地说：“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包产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实际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因而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但是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农业增长速度放慢和生产资料成本的不断增加，许多地方的农民收入不仅没有多大的实际增长，甚至收入还在相对减少。除了经济作物还可以有利可图之外，粮食生产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了赔钱生意，所谓增产不增收的矛盾日益突出。农业税源没有完全培植起来，收缴税费也成了目前农村工作的一大难点……”
范怀五插话：“这是不是农民负担过重的深层次原因呢？”
“对！”尹全伟应答着，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继续缓缓地说道：“尽管农民的实际收入没有大幅度增长，农村的税源也没有大幅度增加，但是，由市、县层层分解、下达到乡镇的财税任务却年年在加大。而且。从财税体制来说，现在是县乡财政分灶吃饭，乡镇支出实行包干，这种局面致使一些乡镇有限的税源，不能满足费用支出不断增长的需要。现在好多乡镇都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保吃饭、保工资，缓解财政矛盾，就要加大数额向农民征收各种税费，由此导致与农民发生冲突。作为县上来说，也常常陷入两难境地，年初或年中总是要召开减轻农民负担方面的专门会议，大讲特讲防止农民负担过重对于农村稳定的重大意义，但是一到年终税费收缴任务紧迫的时候，就只能一个劲地催促基层尽早足额完成征收任务了，而恶性事件常常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尹书记讲的这些问题，在咱们县是不是也存在呢？”老宋问道。
“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问题，并非只有长河县才是这样的。”尹全伟扭头望了老宋一眼，回过头继续说，“经常看到报纸上这样讲，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乡镇政府不顾政策禁令搞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造成的，上面有些领导也这样讲。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深层次的原因是，乡镇财源严重不足、财税体制不顺，从根本上来说造成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为了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达到多收费的目的，一些乡镇便过高估算或人为加大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额，不得不增加‘三提五统’的征收数额，加上个别基层干部在收缴这税费过程中作风粗暴，不讲策略，结果便引发了恶性事件。据说，中央明年要在农业税政策方面有大动作，我们期待着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尹全伟的发言，在会场上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范怀五有很多年的农村工作经验，知道尹全伟讲的都是实话，观点基本上也是对的，分析也有一定的深度。但是开这个会议的目的，不是要分析财税体制方面的缺陷，而是要检讨乡镇干部工作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对这次恶性事件的处理形成初步意见。
于是，范怀五说，前面尹书记的讲话，主要揭示了发生恶性事件客观方面的原因，下面请大家再从主观上找一找导致这次恶性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提高思想认识。
镇长田有满首先发了言。他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心情十分沉痛，感到自己辜负了组织的培养和期望。这两天我回想了一下，觉得许多乡镇干部，包括我这个当镇长的，在工作中感到十分迷惘。按照乡镇党委、政府的职能，我们的工作任务，主要是组织、帮助、服务农民发展农村经济，带领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致富奔小康，确保农村社会的稳定。但是现在呢，为了解决工资保吃饭，完成上面下达的税费收缴任务，有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中心工作，而代替税务和工商部门，充当税费征收员。现在乡镇干部常年的工作，变成催粮要款、刮宫引产了，而这是目前农村工作中最难的两样事。对此我思考了很久，也想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把工作保质保量地做好，又不会和农民发生冲突。现在我们镇发生了恶性事件，作为镇长，说啥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愿意听从组织的处分，请领导们对我做出严厉的批评，我虚心接受！”
田有满发完言，一直低头坐在角落里的焦大鹏，喉咙里咕地响了一声。事情出在他所带领的小组中，无论如何他都是主要责任人，因而他心里压力很大。他想检讨自己的错误，但是由于情绪过于紧张，嘴张了几张，却一时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到最后只剩下呜呜地哭了。范怀五看他实在发不成言，就示意他坐下。
等其他人发过言后，杨彪抬起头看了看大家，觉得还需再说些什么，于是便心情沉重地说：“我们镇这次发生这样严重的恶性事件，作为镇党委书记，我本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里我先向市纪委调查组，也向县委和尹书记作一个初步的检讨，并向刘爱国的家属表示沉痛的歉意。”他停顿了一下，站起身朝四周弯了弯腰，之后又坐下来，声音低缓地说，“我本人在乡镇工作有十几年了，深深地感觉到农村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稍不留心就会酿成大错，不但使我们的工作陷入很大的被动，而且还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这次发生为收缴税费而导致的恶性事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充分暴露了我镇干部在思想、作风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给我们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我本人应该做出全面的反省，愿意接受组织给我的任何处分，也愿意尽最大的努力切实做好善后工作……”
座谈会开了两个多小时，能发言的人都发了言。县上、镇上、村上的相关的领导和干部们，基本上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检讨。之后，范怀五代表市纪委调查组讲了话。他说，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好，相关人员剖析了工作作风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挖掘了引发这次事件的深刻的原因，应该说座谈会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尽管有许多客观因素，但毕竟还是发生了因干部作风粗暴而造成农民死亡的恶性事件，为了给群众一个应有的交代，也为了严肃党纪政纪，必须对有关当事人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同时也要做好死者家属的抚慰工作，把造成的恶劣影响降到最低点……
调查组和县上领导，一起离开高坡镇榆树湾村回到县上。经过反复和长河县县委、县政府领导们讨论研究，又与市纪委书记罗羽飞、副书记钟朝录等领导们交换意见，第三天，市纪委调查组与长河县县委共同作出处理决定。鉴于刘爱国事件已经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决定给予直接责任人贺飞开除党籍的处分，撤销其高坡镇武装部长的职务，建议行政开除其公职；给予负有重大责任的副镇长焦大鹏党内和行政记大过处分，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降职为一般干部；给予负有重大领导责任的镇党委书记杨彪和镇长田有满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杨彪镇党委书记职务，建议市委撤销其作为长河县政府副县长候选人的提名，调离高坡镇另行安排工作；给予榆树湾村党支部书记蒋志贵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村党支部书记职务。对其他几个有关的工作人员，也都相应地给予了不同程度的纪律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