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场上，即使是最不善于观察的人，有时候也免不了要想想朋友们的生活状况；即使是最豁达大度的人，也不可能从不在意邻居们一年到头是如何维持开销的。
比如说，虽然我极其尊敬琴根士一家（因为每年总要叨扰他们两三餐），可我也必须承认，这一家子经常坐着敞篷大马车在海德公园出现，跟班的一个个人高马大，这对我来说永远是个无法解开的谜。虽然我知道那车是租来的，并且他们对仆人一律只提供吃住、不给工钱，不过三名跟班一辆车每年少说也要花六百镑，况且隔几天还要设宴席宴请客人；两个男孩上的是伊顿公立学校；而且为女孩子们聘请了一名很贵的家庭女教师，另有几位专科教员上门授课；秋天要么出国，要么去伊斯特本或沃辛旅游；一年一次要开一次舞会，酒席都是由甘脱饭店准备的，而且该店承办了大部分琴根士家的宴会，这样的盛宴我曾有幸应邀去凑了一个数，所以对此十分了解，我当时立即看出，那些菜的规格比招待二三流客人的家常饭局高出许多。我要说的是，哪怕是毫无兴趣管闲事的先生，也会禁不住纳闷：琴根士家怎么会这么有钱？那么，琴根士到底是什么人？我们都知道他只是个典签署长官，年俸不过一千二百镑。难道是他的太太有私房钱？不可能！弗林特小姐出身于白金汉郡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兄弟姐妹连她共有十一人之多。只有在圣诞节娘家才给她一只火鸡，而学校放假时她还要供几个妹妹的吃住；她的兄弟们来伦敦，也得管吃管住。琴根士是如何维持收支平衡的？这也是每一个朋友必定想知道的：他如何能够长期不露馅，一直过得这么潇洒？去年他从法国的波罗涅回来，所有的人都对这件事大为想不通。
这里的“我”泛指世人，也可以说是每一位可敬的读者经常接触的葛伦地太太145，其中谁都能举出若干熟人的家庭来，他们是如何过日子的只有天知道。我确信，我们都和那些好客的主人以前吃喝作乐，祝他们身体健康，而心中怎么也搞不清，他是从哪儿弄来的买那些酒的钱。
罗登·克劳莱从巴黎回来后，住进了梅飞厄克生街一栋舒适惬意的小楼。三四年间，在受到他们款待的众多朋友中，也许每个人都对这对夫妻的生活方式产生过上述疑问。
前面提到，没有什么是小说家不知道的。既然我能告诉大家，收入再多都没有的克劳莱夫妇那样的悠闲自在，那么，我是不是该请求惯于从各种期刊上大段地摘录别人文章的报纸，不要对下面详实的报道和精确的数据进行转载？作为这些材料的发现者，我应当拥有从中获得好处的权利。
“我的儿，”要是天赐我一个儿子，我会对他说，“通过深入调查和与他本人的经常接触，你会懂得，任何收入都没有的人是如何舒舒服服过日子的。但是最好不要和那些精通此道的绅士关系密切，需要资料的话，不妨去间接打听，就像使用对数表那样，倘若自己调查的话，得花不少钱呢。”
虽然没有任何收入，克劳莱夫妇却能在巴黎过上三四年逍遥自在的日子，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只能作一些非常简单的陈述。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他离开近卫军骑兵团，把自己的头衔卖掉，退出军界。当我们和他再次相逢的时候，除了他的八字胡髭和名片上的中校头衔外，再也没有给任何可以纪念他军事历程的东西。
笔者曾经提到，蓓基到达巴黎后，很快就在巴黎的社交界景致十足地引领着潮流，并受到王朝复辟后最显赫的一些法国贵族的热情款待。当时在巴黎的英国达官贵人，也都围着她转，以致于他们的夫人对这枝突然冒出来的交际花恨之入骨。她慢慢地在圣日耳曼区的沙龙里站住了脚，那些张开双臂欢迎她的朝廷新贵的府邸又是这样辉煌，有好几个月，凡此种种，曾让克劳莱太太心花怒放，也许还有点儿飘飘然。在那段春风得意的日子里，她可能不怎么瞧得上丈夫结交的那个圈子——大多数是一些年轻军官。
然而，陪太太出去应酬的中校，置身于公爵夫人等朝廷命妇中间，却觉得无聊到极点。那些老太太玩纸牌，仅仅因为五法郎的输赢会大吵大叫，克劳莱中校认为坐在这样的牌桌旁纯属浪费时间。因为不懂法语，他又欣赏不了她们谈话中的情趣。他总是思考：蓓基每天晚上何苦向一大堆皇亲国戚行屈膝礼？没多久，那样的晚会他便让太太一个人去参加，自己仍回到和他志趣相投的朋友堆里混，过简单的生活，找些简单的消遣。
如果要说某一位有脸面的人物压根儿没有进项，日子却依旧过得挺潇洒；事实上这“没有进项”四个字是个暗喻，意思是说：不知道这位有脸面的人物是如何维持其日常开销的。我们这位中校朋友对于所有赌博都非常地感兴趣，不管纸牌、骰子还是台球杆，我们用膝盖想一想，就知道他玩这些东西的功夫比偶尔玩玩的人自然高明得多。
要想在球桌上把球杆使得有模有样，就好像握铅笔、吹长笛或练击剑——一开始你毫无基础，只有反复练习并且坚持下去，并且须得有天赋，才能够驾轻就熟，运用自如。在台球这项游戏中，克劳莱原先只是个大众化的业余爱好者，现在已经是内行好手。就像一位伟大的将军，他的天才往往与危险一起增长。有时候，整场比赛他老是背运，人家都下注赌他输球。但在关键时刻，他会表现出艺高人胆大的本色，打出几杆惊人的绝佳球，一下子转败为胜，取得最后胜利，让所有的人无比惊诧——准确地些说，是令所有不了解他有这一手的人惊诧不已。看惯了这种场面的人，就决不会那样草率地下注赌一个人输球，因为说不定这个人后劲十足，会突然间让人眼花缭乱地大显身手，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
他也是玩牌的能手。晚上牌局刚开始时，他总是输钱，出牌一塌糊涂，运气也很糟糕，而且总是不被不知底细的人放在眼里。
可是，接连几次小输之后，他才打起精神来，开始集中注意力；这时你会发现克劳莱与刚才判若两人，而且很肯定的一点是，天还没有完全黑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把对手杀得血本无归。事实上，能自夸曾经赢过他的人简直少之又少。
因为他在赌道上战无不胜，难怪输红了眼和本来就眼红的人提起这事有时会说些相当难听的话。而有关威灵顿公爵从不打败仗这一点，法国人总说只是一连串惊人的巧合才使他成为常胜的福将，他们竟然认为威灵顿在滑铁卢耍了诡计，否则最后至关重要的那一仗赢不了。
相同的，在好赌的英国军人圈子里，有好多人总是风言风语，认为作弊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要不然为什么克劳莱中校总是百战百胜。
当时的巴黎赌风极盛，虽然此时弗拉斯卡蒂和沙龙赌场已经开张，可毕竟公开的赌场太少，无法适应那股迅速蔓延的狂热势头，于是私人家中也吆三喝四地赌起来。
通常在克劳莱家颇具情趣的小型晚会上也举行这种兆头不祥的娱乐活动，让娇小而贤惠的克劳莱太太特别不痛快。说到丈夫醉心于掷骰子赌博，她就会表现出忧伤的样子；无论什么人上他们家，她都会埋怨。她恳请年轻人千万千万别去碰骰子筒。
有一回，步兵团队的小伙子葛里恩，输了很多钱，佣人告诉那位倒霉的少爷，害得克劳莱夫人赔了一晚上的眼泪，甚至向她的丈夫下跪，求他一笔勾销葛里恩欠下的赌债，烧掉葛里恩所立确认欠债的字据。
可是克劳莱中校怎么可能这样做呢？轻骑团的勃拉克斯顿和汉诺佛骑兵团的本脱伯爵也赢了他自己那么多的钱呢。应该是，葛里恩什么时候方便，就什么时候还，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把字据烧毁完全是小孩子冒傻气干的事。
还有一些军官——以年轻人为主，喜欢在克劳莱夫人周围聚集的大都是年轻人——参加她家的派对回去时总是一脸的不高兴，他们多多少少在她家要命的牌桌上输了钱。克劳莱家的名声开始坏了。赌钱老手们告诫一些欠缺经验的人要提防危险。占领巴黎的部队之一第一团队的奥多上校，就曾这样告诫该团的斯卜内中尉。
有一次，这位步兵上校和他的夫人在“巴黎咖啡馆”吃饭，他们同也在那里吃饭的克劳莱中校夫妇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闹得无法收场。甚至连双方的夫人都卷入了这场冲突，奥多夫人在克劳莱夫人的脸上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称后者的丈夫是个“十足的骗子”。克劳莱中校要求和最低级巴思爵士奥多上校决斗，并且拿出那一对手枪来作准备，其中一支就是他当初打死马克上尉的凶器。总司令听到消息，派人把克劳莱叫去，跟他谈了一次话，方才没有举行决斗。要不是蓓基跪在德夫托将军面前求他帮忙，本来是要把克劳莱遣送回英国的。此后好几个星期他都没跟军人在一起赌钱。
罗登精通赌术不需要怀疑，虽然他基本上战无不胜，但是蓓基考虑再三，认清他们的地位始终是不稳固，尽管他们几乎不付任何账，然而他们这么点儿小小的本钱没准会在某一天花得干干净净。
“亲爱的，”她对罗登说，“赌博可以增加你的收入，但赌博到底不是正道。总有一天那些人不愿再玩了，那咱们怎么办？”
罗登承认蓓基说得有理，事实上他也注意到了，那几位绅士去他家玩了几个晚上、吃过几次宵夜以后，的确不想再跟他赌钱，蓓基的魅力也难以使他们每次都自己送上门来。
虽然克劳莱夫妇在巴黎的生活轻松舒适，但终究也只是饱食终日的闲混，蓓基觉得还是应该回国去安排罗登的前程。由此她必须在国内或殖民地为丈夫谋个职位，于是决定一旦扫清障碍便回英国。
第一步，她先让克劳莱卖掉军衔，离开近卫军，只领半薪。他在这以前已经不再担任德夫托将军的副官了。蓓基逢人便说德夫托将军的坏话，嘲笑他的假发，他一到巴黎就戴上它遮秃，他的紧身腰带和他的假牙，最为伤人的一点是：他企图征服所有女人的心，自以为是地以为他靠近的每一个女人都痴恋着他。
德夫托将军近来移情于浓眉重垂的白瑞恩脱太太——军需官白瑞恩脱的妻子，向她送鲜花、首饰，并请她在餐馆里吃饭，还让她享用自己在大剧院的包厢。可怜德夫托太太的愁眉并没有比以前舒展，漫长的夜晚她依旧必须和女儿们一起待在家里，即使知道将军身上喷了香水、捻着八字胡陪白瑞恩脱太太看戏去了。
当然，蓓基身边有一些崇拜者随时可以取代将军的位子，但是，她逐渐对这种无聊的社交生活厌烦了。她已经厌倦了大剧院的包厢和餐馆里的宴请；花球又不能最为日后衣食之计，她也不能指望一些小首饰、花边手帕和羊皮手套过日子。她感觉到声色犬马的空虚无聊，想着能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利益。
就在这个时候，在中校的巴黎债主中间传开了来自英国的一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罗登那位有钱的姑母，准备遗留给他巨额财产的克劳莱老小姐快要死了；中校必须赶回去见她一面。蓓基和孩子留在巴黎等候中校来接。
他先动身到加莱，人们原以为他紧接着要渡海到多佛尔，谁知他竟搭邮车去了敦刻尔克，再从那里辗转回到他仰慕以久的布鲁塞尔。事实上，他在伦敦欠下的债比巴黎的更多；他宁愿去这个不太大、又比较安静的比利时，也不愿在吵闹的英法两国首都中的任何一处呆着。
姑母死了，蓓基按照最严格的规矩为自己和儿子小罗登定制了丧服，而中校忙着办理遗产继承事项。他们现在住的是旅馆的二楼客房，不用像以前在布鲁塞尔时将就住在底层与二楼之间的夹层之中。夏泼要把房间重新布置一下，和旅馆老板商议了更新挂毯的事，还在地毯问题上还有过一阵无伤大雅的争执，双方最后就一件件小事情全面达成协议——只是账单未付。
重新装修期间，蓓基先坐旅馆提供的一辆车去别处暂住，她的孩子和一名法国保姆同车，殷勤的旅馆老板和老板娘站在大门口笑容满脸的热情相送。德夫托将军听说她离开了巴黎，马上无比气愤；白瑞恩脱太太则因将军脾气不好而对他火冒三丈。斯卜内中尉更像是心窝里扎进了一把刀。旅馆老板提前重新装修布置最好的客房，等候迷人的克劳莱太太和她的丈夫回来。他小心地锁好克劳莱太太郑重托付给他保管的几只箱子。但是，后来打开这些箱子时，却没有发现什么贵重的东西。
不过，在克劳莱太太去布鲁塞尔会丈夫之前，只身去了一次英国，把儿子留在欧洲大陆，由那个法国保姆照看。
蓓基和小罗登分开，对母子双方都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事实上，从那位少爷出生以来，做母亲的和他并没有见过几次。蓓基追随法国母亲们那种可爱的潮流，把孩子送到巴黎郊区一个村子里去请别人喂养，小罗登在一户有许多孩子的家庭里度过了他出生后最开始的几个月，他有好些个穿木屐的奶哥哥，倒也开心。罗登常骑马去那儿看他，看见儿子面色红润、浑身脏兮兮的，在花匠的妻子照料下做泥饼，正玩的开心，高兴地大声叫喊，做父亲的不由得满心欢喜。
蓓基不大高兴去看自己的儿子。有一回，儿子弄脏了她的一件浅灰色的新长袍。小罗登宁肯要奶妈，也不要妈妈，当他最后和那个待他胜似身生母亲的奶妈分开时，哭闹了好几个钟头。
后来他母亲答应他第二天就能回到奶妈这儿来，小家伙才安静下来。奶妈自己也觉得难以割舍，而且也被告知孩子很快就要送回来，所以有一阵子一直眼巴巴地盼着小罗登能回来。
从那时候起，欧洲大陆闯入了一群大胆的英国冒险家，在各国首都招摇撞骗。事实上，我们的些对朋友可以说是其中的先驱。在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一八年的那段太平的日子里，英国人的财富和信誉受到广泛的推崇。现在大家知道英国人有名的会斤斤计较的跟人讲价，据说他们当时还没有学会这套本领，欧洲的各大城市还没有被英国人所盘踞。
如今，几乎在每一个法国或意大利的城市，你可以看见我们某些高贵的同胞，摆出一副炫耀的模样以及傲慢的架势，赖旅店主人的账；用空头支票去对轻信的银行家实施诈骗；从车马店老板那里把马车抢走；从金匠那里掠夺首饰；玩纸牌掏空单纯的旅客钱包；连公共图书馆的书籍也无法幸免。但是，三十年前只要是一位坐自备马车旅行的英国绅士，不管到哪儿都乐意让你欠账，那些人们不会骗人，只有被人骗的份儿。
克劳莱一家走后，过了几周时间，他们在巴黎时所住的旅馆老板才发现自己损失惨重，提供服饰给克劳莱太太的莫拉布太太来过多次索要数目不大的账，还有王宫大厦金球首饰行的蒂拉洛先生也来了六七次，打听那位买了几块怀表和几只镯子的可爱女士有没有回来。
说出来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但这却是事实：甚至那个穷花匠的妻子，用奶养大了他们的孩子，但除了最开始的六个月，以后连半分钱也再也没有拿到过，尽管她以奶汁和母爱把那刚落地几天的婴儿哺育成胃口大、身体棒的孩子。的确如此，连奶妈的钱也没付——克劳莱夫妇实在忙得不可开交，哪里还记得他们还欠这么一笔微不足道的费用呢？至于旅馆老板，他在有生之年里一直把克劳莱夫妇骂得狗血喷头。他向所有的旅客打听是不是认识一个姓克劳莱的中校——他的夫人尽管身材娇小，脑筋却特别灵活。
“啊，先生！”老板会补上一句，“他们可把我害惨了！”
听他讲述蒙受重大损失的来龙去脉，实在让人觉得难受。
此次蓓基去伦敦的目的，是去跟她丈夫的一大批债主达成某种协议，建议每欠一镑支付九便士或一先令，只要能让罗登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已经归心似箭了。她在实施这场简直难于登天的谈判过程中到底采取了哪些手段，笔者不便细说。
不过，她向债主们说明，她能够付给他们的那笔钱，是她丈夫能凑到的所有家当。她说服他们相信，克劳莱中校宁肯永远在大陆侨居，也不愿背着一身债回到这里。她还向债主们证明，她丈夫从其他地方弄到钱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他们想得到比她施与的还债比率更多的钱是不可能的。
最后，她终于让中校的债主们同意接受她的条件，像是做梦一般，她仅用一千五百镑现金便一笔勾销了超过一万五千镑的债务。
蓓基在这次交易中，没有聘请律师。事情非常简单，就像她指出的那样，要与不要——你们自己决定吧，她让债主的代理人们自己去考虑。代表红狮广场台维滋先生的路易斯和代表可西多街马那先生的莫斯----中校的两户主要债主，甚至还对中校太太办事如此果断迅速大加赞叹，认为再专业的律师也不可能比她更厉害。
对于他们的夸奖，蓓基非常谦虚地接受，为了招待债主们的代理人，她吩咐将一瓶雪利酒和一大块蛋糕送到她办理此事期间居住的三流小旅馆。她与代理人们热情地一一握手告别后，然后径直返回大陆，与丈夫和儿子相会，把中校已无债一身轻这一好消息报告给他。至于儿子，那个法国保姆叶尼薇爱芙小姐在他母亲不在时根本不管他，因为她和加来驻军的一名士兵打得火热，她和那个军人在一起便会将自己的职责忘得一干二净。有一回，叶尼薇爱芙让孩子待在加来海边的沙滩上，然后自己走开了，可怜的小罗登差点被海水给淹死。
就这样，克劳莱中校和太太回到了伦敦，在梅飞厄克生街自己的家里，他们才真正施展出本领来——所谓没有收入还能潇洒生活的人，非得有这种能耐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