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6年11月30日，农历丙戌年冬月初七，我出生在松花江畔的吉林市。
父亲是旧社会的职员，家里一直很穷，买不起课本之外的书籍。说不清为什么，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哥哥的课本，特别是语文、历史、地理一类的课本，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儿时的最大乐趣，就是读“小人书”。在那时的“小人书”店里，厚一些的2分钱看一本，其余的1分钱看一本。我的许多知识都是从“小人书”中看来的。上中学的时候，每周两元钱的伙食费，常常是母亲在周日向邻居借来的。在那么艰难的日子里，我居然订阅了两本杂志——《世界知识》和《文学评论》。工作以后，填写的各种个人材料中，常常有“爱好”或“特长”一栏。想来想去，唯一可以填写的，就只有“读书”这一项了。
大约是在上初二的时候，我读了李卜克内西和拉法格的《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又读了梅林的《马克思传》和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1966年，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报考了哲学专业，然而“**”开始了。在既无学可上又无工可做的几年中，在尚未关闭的图书馆里，我认真地阅读了《鲁迅全集》，并翻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翻阅这些著作的日子里，我的头脑中常常浮现出美国诗人朗费罗和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两句“格言”：“伟人的生平昭示我们，我们也能够生活得高尚”；“跟随伟大人物的思想，是一门最引人入胜的科学”。在到农村当“知青”的日子里，在回城当工人的日子里，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我也希望自己像马克思那样，“为全人类而工作”。
1977年，当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终于到来时，我又一次报考了哲学专业，从此开始了我的真正的哲学“专业”学习。1982年年初，我大学本科毕业，选择留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1986年，我又有机会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并在1990年以“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论辩证法的批判本性”这篇论文而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有的朋友问我，为什么会想到以“辩证法的批判本性”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为什么会想到哲学是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我想，这不仅是“专业”研究的一个成果，而且更是我从生活中体悟出的对“哲学”的理解。在20多年的教书生涯中，我以这种“前提批判”的哲学理念，大约写作和发表了200余篇论文，还写作和出版了十几本书，于是在自己60岁的时候，以这十几本书为主要内容，汇集成了现在的这套九卷本的个人文集。
二
我喜爱读书，还特别喜爱书籍中那些简洁、明快、深刻、睿智的“格言”。它们所蕴含的“哲理”，让我为之动容，为之感奋，乃至受益终生。
人生在世，悠悠万事，何事为大？“人应当尊重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这是西方哲人黑格尔的“格言”。我曾把它写在《现代教养》一书的扉页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尊重自己”，就是自己把自己当成“人”，以“人”的标准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而人之为“人”的标准，则是人类文明所达到的“最高尚的东西”，也就是自己生活的时代所达到的“真善美”。一个人只有“尊重自己”，只有“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哲学，它所要给予人的，正是引导人们“尊重自己”，“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
中、外哲人真是“不谋而合”。现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说，哲学就是“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哲学之“用”就在于“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于是冯先生提出他的“境界”之说和“觉解”之说。人本来是源于自然、遵循必然的存在，然而，源于自然的人类却创造了超自然的特性——改变自然而发展自身的特性，遵循必然的人类却创造了自由的特性——掌握必然而融入自然的特性。因此，人生就有了不同的“境界”：凭借自然本性而生存的“自然境界”；超越自然而专注个人的“功利境界”；超越自我而关怀他人的“道德境界”：超越自然而又融入自然的“天地境界”。每个人对人生的“觉解”不同，因而其人生“境界”各有不同。哲学，就是“觉解”人生而升华其“境界”之学。这样的学问，当然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尊重自己”以“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的学问。
然而，超越自然的人类，并不是超然“世”外的存在。人是“在世”之在，是人给自己构成的“世界”——社会——的存在。“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格言”。人的“社会存在”，就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过程”。因此恩格斯断言，他和马克思所创建的哲学，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这是与“人”最亲近的哲学，与“我们”最亲近的哲学。
我的“专业”是哲学，我的“事业”则是研究和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马克思的哲学观的那本书即《解放的哲学》的后记中，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反思和阐释马克思的哲学观，有一种强烈的感动——被马克思的伟大人格和崇高理想所感动。马克思是“人”而不是“神”，但他是自觉地“为全人类而工作”的人，他是自觉地为“一切人的全面发展”而献身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人”。只有这样的“大写的人”，才能为“大写的”人类贡献出“解放的哲学”。
反思和阐释马克思的哲学观，有一种强烈的震动——被马克思哲学所具有的“当代性”所震动。马克思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他以人类解放为目标和尺度而展开的“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特别是他对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生存状态的反思与批判，构成了真正具有“当代性”的“解放的哲学”。
反思和阐释马克思的哲学观，有一种强烈的激动——让马克思的哲学成为每个人的人生信念的激动。人生需要选择，选择需要标准。美国学者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一书中提出：“一个人在对他能够委身的价值进行探索时，要遇到许多竞相争取他信从的理想，他若要使这种探索得到满足，就必须对各种理想有所了解。”“一个人除非对供他选择的种种生活方向有所了解，否则，他不可能理智地委身于一种生活方式。”人生是丰富多彩的，生活是日新月异的，而人生和生活的真正的意义则在于实现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为“大写的”人类贡献的“解放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愿以这种感动、震动和激动与读者共勉。
三
我的第一本书，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即《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论辩证法的批判本性》，1992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形成，大约有五六年时间。自从开始哲学“专业”学习，我就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所从事的“专业”即“哲学”，它到底是什么？在后来出版的《哲学通论》中，我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追问：哲学不是宗教，为什么它也给予人以信仰？哲学不是艺术，为什么它也给予人以美感？哲学不是伦理，为什么它也引导人以向善？哲学不是科学，为什么它也给予人以真理？难道“哲学”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吗？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考中，我的思想逐渐地聚焦到“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上。
这个聚焦点的形成，是同当代中国的哲学改革直接相关的。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告诉人们：科学研究世界的“各个领域”，哲学则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科学提供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哲学则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因此，科学为哲学提供知识基础，哲学则为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这种解释，我向自己提出的追问是：如果哲学与科学是一种“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哲学”不就是一种具有最高的概括性和最大的普遍性的“科学”吗？“哲学”还有什么独立的特性和独特的价值呢？正是在这种苦苦的求索中，恩格斯的一段论述，使我感到豁然开朗，真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之慨。恩格斯的这段“格言”是：“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
哲学之外的全部科学，都是把思维和存在所服从的“同一规律”作为“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运用理论思维去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本身的规律；哲学则是把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自己的对象。这不是表明，哲学是对科学活动中的那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的批判性“反思”吗？哲学对科学的关系，是“反思”的关系；哲学的反思，就是揭示、考察和论述科学活动中所隐含的那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于是，我把“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确认为我对“哲学”的理解，以这个标题出版的著作，也就成了我的“前提批判理论”的“奠基之作”。
“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构成了我的哲学思想的“研究范式”和“解释原则”，贯穿于我的整个哲学活动之中。在1998年出版的《哲学通论》一书中，我对自己的“前提批判”的思想做出了系统的阐述。这就是：人类的思想活动可以区分为两个基本的维度，一个是“构成思想”的维度，一个是“反思思想”的维度。科学是把思维和存在服从同一规律作为“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去“构成”关于世界的“思想”；哲学则把科学所构成的关于世界的思想作为批判对象，“反思”科学所构成的“思想”。哲学对科学的“反思”，是“反思”科学思想中所隐含的各种“前提”，即科学活动中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问题；科学活动所遵循的逻辑规律、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问题；科学活动所造成的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科学活动所“悬置”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哲学是一种“反思思想”的“前提批判”活动。
在关于哲学的“反思思想”和“前提批判”的思考中，最重要的，是重新阐释了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科学活动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它并不是作为“问题”而存在的。只有在哲学的反思活动中，才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问题”而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正因如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才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这表明，在对“哲学”的理解中，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反思特性”是相互规定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决定哲学的反思特性；只有哲学的反思活动，才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自己的“基本问题”。我的全部哲学活动，就是在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中展开的。
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反思”，并不是一种超然世外的抽象的精神活动，而是一种“面向事情本身”的现实的思想活动。哲学所“反思”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其现实性上，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就是“人生在世”的问题。哲学的“反思”，是从人的存在方式出发去“反思”人与世界的关系，去寻求解释人与世界关系的各种“前提”：人如何构成同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人为何能把世界视为现象与本质的矛盾关系？人依据什么来“改变世界”？人根据什么来规范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人类所追求的真善美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这种关于“人生在世”的“前提批判”，使我把“哲学的目光”聚焦于对哲学的“本体论”的“反思”，聚焦于对“真善美”的求索。这种反思和求索的产物，首先就是我的第二本书《现代教养》。
1995年，吉林教育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约我写一本书，并明确地告诉我“写什么都行”。于是，我想到了对人生的“前提批判”，具体地说，就是对现代人的真善美的哲学反思。在我的夫人李璐玮的协助下，仅仅用了半年时间，就完成了《现代教养》这本书。但是，这本书所包含的人生感悟，却远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从20世纪80年代从事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以来，我个人始终萦绕于怀的，一是对“哲学”本身的追问，一是由这种追问所形成的对人生的感悟和理解，并有志于把这种感悟和理解以雅俗共赏的方式讲述给人们，尤其是青年大学生们。由于《现代教养》这本书是以散文的风格写作的，把我对人生的感悟和理解，展现在对真善美的哲学阐释之中，因而引起了青年人，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共鸣。几个月的时间，这本关于人的现代教养的哲学书就销售一空了。但是我深知，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习惯于哲学思辨的人来说，写好这样一本书，其实是勉为其难的。因此，在那本书的后记中，我老老实实地写下了自己的体会：
写好“现代教养”，大概需要三种东西：思想、知识和语言。
先说“思想”。这样的一本书，即使做不到“发人深省”，总要使人“受到启发”，这就需要“深沉”。而“深沉”是“玩”不出来的，这就需要长时期的“面向现实”、“面向本文”、“面向自我”的思想积累与升华。于是在写作中常常感到思想的贫乏。
再说“知识”。思想不够的时候，还可以边想边写、边写边想；知识不够的时候，边写边“找”、边“找”边写，勉强凑上，也像是往新衣服上打补丁。于是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
再说“语言”。一本谈“教养”的书，语言总该生动一些，优美一些，使人增添一些语言方面的“教养”。但语言这东西却只能是水到渠成，有意为之，反而做作了。于是慨叹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既然是写“现代”教养，思想、知识和语言，当然都应该具有“现代性”。但是，按照我们的理解，“现代”并不是历史的断裂。黑格尔曾经形象地把哲学的历史比喻为花朵否定花蕾、果实又否定花朵的自我“扬弃”的过程。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教养，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既力求其具有真切的“现代性”，又具有深厚的“历史感”。
在写作《现代教养》的过程中，我总是从对真善美的求索而联想到哲学的历史。人类所寻求的真善美，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崇高”。在人类的精神坐标上，崇高与渺小是对立的两极。黑格尔所说的引导人类“尊重自己”的哲学，冯友兰所说的“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的哲学，恩格斯所说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在其价值目标上，不都是对“崇高”的追求吗？那么，为什么哲学的历史又是黑格尔所说的“厮杀的战场”呢？为什么现代西方哲学要“终结哲学”呢？为什么恩格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呢？诉诸哲学史，我所形成的基本看法是：哲学的历史，在其价值追求的意义上，就是寻求崇高的历史；哲学在寻求崇高的过程中，却使自己变成了被异化的崇高。因此，哲学的历史又是自我批判的历史，即不断地“消解”那种变成了“异化的崇高”的哲学的历史；哲学的当代使命，就是重新确认崇高的位置，也就是重新规划“哲学”。哲学与崇高之间的这种“四重化”关系，构成了我的以“崇高”为核心范畴的“前提批判”，并形成《崇高的位置——世纪之交的哲学理性》这本书。1997年，该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哲学寻求崇高的历史，在其现实性上，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了人类存在方式的变革，表征了人类历史的文化内涵。马克思说：“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这样，我就从三个角度把握到哲学的历史：哲学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历史，就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人的存在形态变革的历史，也是揭示历史的文化内涵即寻求和重构崇高的历史。由此我感到可以比较系统地阐述我对“哲学”的理解了。1994年年底，吉林大学哲学学科被教育部确定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为了帮助学生按照哲学的本性学习哲学，我设计了一门新的课程，并从1995年起开始为本科生讲授，这门课程就是“哲学通论”。依据讲课录音，我的夫人李璐玮整理出了近80万字的讲课录音稿。经过近三年的反复修改，我撰写的《哲学通论》在1998年8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哲学通论》的立意很明确，就是阐述对“哲学”的理解。围绕这个主题，讲了七个问题：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的生活基础、哲学的主要问题、哲学的派别冲突、哲学的历史演进、哲学的修养与创造。《哲学通论》出版之后，获得了很多荣誉：1999年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001年获得吉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哲学通论课程和教材的建设与推广”又在2002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高等教育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分别在2000年出版了《简明哲学通论》和《哲学导论》。《哲学导论》从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的比较出发，讨论了哲学与宗教、艺术、常识和科学的关系问题，并阐述了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2004年，应北京大学出版社之约，我又为“名家通识讲座”系列丛书撰写了《哲学修养十五讲》。按照出版社的要求，这本书保留了课堂讲授的口语化特点，分别讲述了我以为是哲学的最重要的十五个问题：哲学与爱智、熟知与真知、人与世界、生存与生活、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小我与大我、理想与现实、标准与选择、历史与文化、思维与存在、思想与反思、存在与本体、存在与表征、理念与境界。
《哲学通论》积淀和升华了我对哲学的追问，系统地表达了我对哲学的理解。
哲学，它不是抽象的名词、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而是人类思想的批判性的反思的维度、理想性的创造的维度。它要激发而不是抑制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它要冲击而不是强化人类思维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它要推进而不是遏制人们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
哲学，它既是人类的光辉灿烂而又迂回曲折的文明史的理论表征，它本身也是人类精神的庄严崇高而又艰苦卓绝的不尽追求的理论表现。古往今来的伟大哲人，无不具有巨大的、崇高的使命感和强烈的、执着的主体自我意识。对人类进步的关注，对人类命运的深思，对人类未来的憧憬，这是哲学家的不可或缺的“人文情怀”；对自己所从事的哲学事业的挚爱，对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自觉，对自己所进行的哲学探索的自信，这是哲学家的极为重要的心理品质；对流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进行前提的追问，对人类的哲学理念进行创造性的重构与再建，对自己所承诺的哲学理念进行前提的批判，则是哲学家的永无止境的求索。
2000年，我在清华大学作特聘教授期间，应吉林教育出版社之约，写了《超越意识》一书，论述了人何以是世界上最奇异的存在——超越性的存在，以及由人的超越性而构成的“人的世界”。200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这本书以《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为基础，从新的角度表达了我对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的理解。2004年以来，参加新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编写工作，经过多次研讨和反复修改，我完成了该书的“绪论”和“认识论”部分。在此期间，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我以“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为题，分作“现代哲学革命”和“当代中国哲学改革”两部分，收入了我的相关论文。这本论文集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中的一种于2004年出版。
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对时代精神的哲学概括，一直是我最为关切的重大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我分别以《从两极到中介》（1988）、《从体系到问题》（1994）、《从层级到顺序》（2001）为题，概括了“现代哲学的革命”、“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和“当代哲学的趋向”。这些概括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此期间，还发表了《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解放思想的哲学与哲学的思想解放》等文章，表达了我对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的历程与趋向的理解。
四
逝去了的是无法重复的生活，存留下来的是仍然使自己激动的思想。如果这些让我激动起来的思想，也能够真实地激动读者，那当然就是我的最大的欣慰、最大的幸福了。
选择一种职业，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构成特殊的生活意义。科学家为人们揭示宇宙的奥秘，艺术家为人们激发生命的活力，政治家为人们开辟生活的方式，思想家应当为人们提供真实的思想。真诚地研究，真切地求索，真实地思想，应当是每一个以“思想”为生的“思想者”的存在方式。哲学就是思想，就是对思想的批判和反思，也就是思想的变革与创新。作为一个以“哲学”为职业的存在者，审视自己写过的这些文字，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曾经并仍在真诚地思想。这些思想能否真正地激动人心，只能说是“心向往之”了。
我在自己写出的这些文字中，表达的一个最基本的想法，是把哲学理解为对思想的前提批判，也就是对规范人们的全部生活的思想的前提批判。这些规范生活的思想前提，在我看来，就是古往今来的哲人孜孜以求的“本体”。哲学的本体论，是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是一种理论思维的无穷无尽的指向性，是一种指向无限性的终极关怀；哲学本体论追求的生活价值在于，人类总是悬设某种基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理想目标，否定自己的现实存在，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哲学本体论追求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它引导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性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既永远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又不断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从而使人类在自己的全部生活中保持生机勃勃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审美意识，永远敞开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就是本体论，就是本体论的自我批判，也就是思想的前提批判。
[1] 摘自《孙正聿哲学文集》总序和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