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但是，由于哲学家总是在比自己所处的时代更广阔的背景下和更基本的原则上去理解时代精神和哲学使命，因此，同一时代的哲学却会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这个更为基本的原则，就是哲学家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如何理解社会历史，在最深层次上制约和规范着哲学家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认识，制约和规范着哲学家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
传统哲学以追求思维把握和理解世界的全体自由性为目标，以整个世界（古代哲学）或人类意识（近代哲学）为对象，把哲学的根本价值视为给人类提供某种永恒的终极真理和某种永恒的最高支撑点。这从其最深层的哲学观念说，就在于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归结为思想的历史，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理性的力量，把社会历史的进步归结为理性的胜利。
这种理性进步的历史观，不仅表现为柏拉图对“哲学王”的憧憬，黑格尔把拿破仑称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而且一直延伸到空想社会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社会指斥为“人类理性的迷误”。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现实之所以是应该否定的，是因为它不符合人的理性，而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应该追求的，则在于它符合人的理性。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只能是一种“以人的天性为准绳而设想完美立法的企图”[1]。以这种历史观为基础的哲学，不可能实现辩证法理论的彻底的批判本性，因此，传统哲学总是把批判的辩证法变成非批判的形而上学，无法达到彻底的辩证法理论。
整个传统哲学的历史观，就其实质而言，就是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和自我发展，即理性进步的历史观。在黑格尔哲学中，这种“无人身的理性”是历史的统一性的基础、历史的必然性的逻辑和历史的进步性的根据。它以思维范畴逻辑推演的形式，使理性进步的历史观获得了最为集中而深刻的哲学表达。
正是以这种理性进步的历史观为基础，传统哲学雄心勃勃地追求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全体自由性，满怀自信地构筑一个又一个宏伟的哲学体系。在这些哲学体系中，传统哲学家们去寻求关于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原理的终极解释、关于人类最高支撑点的终极价值。他们把哲学的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和人类思维的无穷无尽的指向性，都凝聚为本体论的终极关怀。
现代西方哲学把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视为“狂妄的理性”或“冷酷的理性”，而要求“谦虚的理性”或“丰富的人性”，从而展开了对黑格尔哲学乃至全部传统哲学的批判。这种批判的深层“底色”或“基调”，就是对理性进步的历史观的批判。
毫无疑问，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这种批判中，确实是揭示了黑格尔的“无人身的理性”的“狂妄”和“冷酷”，从而深化了对理论思维前提的内在矛盾的认识。但是，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这种批判中，却不仅是否定了传统哲学的理性进步观，而且是否定了历史进步观，即否定历史本身是进步的。
人类生活的必然性信念、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信念，都在现代西方哲学中隐退了；非理性的和相对主义的价值观、真理观和历史观，构成了现代西方哲学文化批判的基调。这就是说，虽然现代西方哲学合理地否定了传统哲学以理性的实现来解释历史的进步，却错误地否定了历史本身的统一性、必然性和进步性。
现代西方哲学文化批判的这种基调，突出地表现在对“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态度上。尽管现代西方哲学对本体论持有各异其是甚至恰相反对的态度，但都把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追求理解为对绝对确定性的终极解释的寻求，都把传统哲学本体论追求的根基归结为对理性至上的承诺。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科学主义思潮还是人本主义思潮，都是反本体论的，即拒斥传统哲学的绝对主义和理性主义，张扬现代西方哲学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而二者的区别则在于：科学主义思潮从反对绝对主义和理性主义出发，把本体论追求视为“无意义”的“假问题”而予以“拒斥”；人本主义思潮从关注人自身的存在出发，剔除本体论对世界统一性（终极存在）和知识统一性“终极解释”的追求，而把本体论归结为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但又否认这种关怀是对“终极价值”的追求）。
消解、拒斥、烦恼、焦虑，代替了大一、统一、和谐、全体。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都认为，生活是根据下一步必须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来考虑的，而不是根据人们会被要求为之献身的终极价值来考虑的，并把当今的时代概括为“相对主义时代”。
美国当代哲学家宾克莱在其所著《理想的冲突》一书中引用了一首诗，也许可以形象地表达这种相对主义的和非理性主义的哲学观念。
全看你在什么地点，
全看你在什么时间，
全看你感觉到什么，
全看你感觉如何。
全看你得到什么培养，
全看是什么东西受到赞赏，
今日为是，明日为非，
法国之乐，英国之悲。
一切看观点如何，
不管来自澳大利亚还是廷巴克图，
在罗马你就得遵从罗马人的习俗。
假如正巧情调相合，
那么你就算有了道德。
哪里有许多思潮互相对抗，
一切就得看情况，一切就得看情况……[2]
这种本体论追求的拒斥与丧失，具有深刻的理论根源和强烈的现实根源。从对人类理性的理解角度看，现代西方哲学的文化批判是从传统哲学片面夸大人类思维的至上性，走向了片面地夸大人类思维的非至上性；而从理论与现实关系的角度看，则是理论地折射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我同意这样的看法：“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无论是现象学、存在主义、符号学，还是哲学人类学、解释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解决现代人精神的惶惑、形上的迷失、人生的危机和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我情感、自我意识的疏离。”[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西方哲学的文化批判才得以凸显出来。
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文化批判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的理性进步历史观的批判，不是否认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必然性和进步性，而是反对传统哲学用人类的理性来解释历史的进步，并从而把历史的进步性奠基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现实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在社会有机体众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在社会形态曲折发展的过程中，在社会意识相对独立的历史更替中，肯定了社会生产力的最终的决定作用，从而在表面上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发现了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社会生产力是整个社会生活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它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具有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批判的力量。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马克思主义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在其最深层的“底色”或“基调”中，容含着这种现实的批判力量。只有唯物辩证法，才具有彻底的批判本性。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找到了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生产活动，并把它视为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现实基础，因而以它为出发点去说明人类的全部文化现象，去说明语言、艺术、宗教、伦理和科学，去说明由它们的交互作用而构成的人类历史的进步性、局限性和正在展开的可能性。这就不仅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发展为“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而且彻底地把辩证法的批判本质贯注于对理论思维前提的反思。
在对理论思维的反思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承认理论思维的追本溯源式的追求和无穷无尽的指向性，而且认为，它具有自我批判的内在否定性。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这是人类实践和人类思维作为对象化活动所无法逃避的终极指向性。这种终极指向性促使人类百折不挠地求索世界的奥秘，不断地更新人类的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追寻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这是人类思维在对终极存在的反思性思考中所构成的终极指向性。对终极解释的关怀，就是对思维规律能否与存在规律统一的关怀，也就是对人类理性的关怀。这种关怀促使人类不断地反思“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引导人类不断地在更深的层次上探索理论思维的前提。追寻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这是人类思维反观自身的存在而构成的终极指向性。对终极价值的关怀，就是对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怀。这种关怀促使人类不断地反思自己的全部思想与行为，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理想目标。因此，与现代西方哲学在批判传统哲学的过程中所提出的“拒斥形而上学”、“反对本体论”的基本观念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为基础，以实践活动的历史展开性去看待哲学本体论所表达的人类思维的无穷无尽的指向性。
哲学本体论所表达的理论思维的追本溯源式的寻求，它的可能达到的目标并不是它所追求的“本”或“源”，它的真实的意义也不在于它是否能够寻求到它所指向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本体论追求的合理性在于，人类总是悬设某种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理想目标，否定现实的存在而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本体论追求的真实意义在于，它启发人类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性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既永远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又不断地打破这种“微妙的平衡”，使人类在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为中，永远敞开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间。在对本体论追求的辩证理解中，深刻地体现了辩证法的批判本性。
马克思主义对理论思维前提的唯物辩证法的实践论批判，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文化批判的重大分歧不是偶然的。哲学家如何思考理论思维的前提，首先取决于哲学家如何思考思维的主体。近代西方乃至整个传统的哲学家，从本质上看，是把思想家自己视为思维的主体，因而他们总是从纯逻辑的视角去思考理论思维的前提；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从本质上看，是把科学家的科学活动视为思维的主体，因而总是从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的视角去思考理论思维的前提；现代西方文化哲学，从本质上看，是以较为宽泛的人文学者的文化活动为主体，因而强调从人文立场去思考理论思维的前提。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则是以“社会化了的人类”或“人类的社会化”为主体，因而能够实现对理论思维前提的实践论批判。对于唯物辩证法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这种深刻分歧，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把这种分歧简单化。
把全部哲学理论区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是运用划分哲学派别的标准考察哲学理论所得出的基本认识。没有这种基本认识，就会模糊甚至混淆哲学发展进程中的原则性斗争。但是，仅仅用划分哲学派别的标准去考察哲学理论，却会严重地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借鉴和汲取其他哲学的理论成果，从而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与发展。
在哲学发展史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水平的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特定时代的唯物论、辩证法是同自己时代的唯心论、形而上学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在特定历史时代的哲学斗争中，总是表现出提出问题的方式的共同变化，以及解决问题的特点不断增长的一致性。这是因为，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每个时代的哲学都表现为对先前哲学的反思层次的跃迁、传统问题的深化和思维方式的更新。
从“无人身的理性”回到现实的人，从根本上说，就是回到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以实践为核心的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环节，是无限丰富的。在这个意义上，以“科学”为出发点的现代科学哲学，以“语言”为出发点的现代语言分析哲学，以“理解”为出发点的现代哲学解释学，以“符号”为出发点的现代哲学文化学，以“存在”为出发点的现代存在主义哲学，以“对话”为出发点的现代后文化主义理论，都是对理论思维前提的实践论批判的不同程度的展开和具体化，即都是唯物辩证法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哲学是与唯物辩证法处于同一时代的现代哲学。坚持和发展唯物辩证法，就不是拒斥它们对理论思维前提的文化批判，而是通过切实的批判反思使之转化为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内容。
因此，我们应当从两个角度去对待唯物辩证法与文化批判的关系：一方面，如实地把理论思维前提的文化批判视为唯物辩证法的题中应有之义，使之转化和升华为唯物辩证法对理论思维前提的实践论批判；另一方面，自觉地坚持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道路，用唯物辩证法去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由片面夸大实践活动的某个环节而导致的错误倾向。作为这两方面的统一，唯物辩证法就会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自己的批判本性。
[1] [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27—2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2] [美]宾克莱：《理想的冲突》，9—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 郭齐勇：《熊冯金贺合论》，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