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是美国人最早接触的有关日本的人类学著作，对西方的日本学研究以及人类学学科都具有重要意义。一位研究日本的美国学者曾表示：“自从《菊与刀》1946年出版以后，似乎任何人对日本的研究都只是在给这本书加脚注罢了。”
我第一次读《菊与刀》时还是一名学新闻的大四学生，对菊与刀所象征的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印象极为深刻。如今我已学习了四年的人类学博士课程，重新翻译《菊与刀》让我得以细致地阅读英文原文，仿佛与生活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本尼迪克特进行了超越时空的交流。
曾修过一门“女性人类学家”的课，课上介绍了许多和本尼迪克特同时代的女性人类学家。作为一个人类学女学生，我一直对她们心怀崇敬。那个时代的女性必然在个人生活中付出了巨大代价，才能在男性统治的学术界中赢得一席之地。而本尼迪克特是她们中间最为特别的。
本尼迪克特1887年生于纽约中产家庭，大学主修英国文学，曾以多个笔名发表大量诗歌。她于1921年（34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人类学，师从美国人类学之父法兰兹·鲍亚士。1931年留校担任助理教授，1946年（59岁）被推举为美国人类学会会长，并于同年出版《菊与刀》。
不同于许多早期的美国女人类学家离经叛道的形象，本尼迪克特始终显得温柔、害羞和内敛，这或许和她童年时患病丧失部分听力有一些关系。当她在书里强调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时或许已经意识到：其实每个人的性格，包括她自己，都可能是丰富而矛盾的。
本尼迪克特的父亲在她童年时便去世了，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年幼的她从此格外抑制情感流露，甚至直言：“我不爱母亲，我恨她沉溺于悲伤。”本尼迪克特从小迷恋死亡，她曾经研究了不同印第安部落对死亡的反应，并出版《文化模式》一书。她虽与一位生物化学家结婚，但更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她与志同道合的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之间的爱情。这一切表明，虽然本尼迪克特外表隐忍内敛，其实内心又很固执和叛逆。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不断想象日本人若读到书中的种种描述会做何反应。我写信给日本成城大学的陈力卫教授，询问日本人对《菊与刀》的看法。他答复：“该书是否经得起历史的验证，只需看看至今为止在日本的发行量。”截至1995年，口袋书小开本已被加印101次；截至1999年，日译本《菊与刀》卖出230万册。它被誉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亦被战后的高中教科书引用。假设日本人反对书中的描述或者心存不满的话，这本书是不可能在日本保持半个多世纪的畅销纪录的。
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命研究日本人的国民性格、思维和行为方式，其研究成果将帮助美国政府预测日本人的行动并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成果中的一些内容是加密的，非机密部分则在日本投降后加以补充并出版成书。以鲍亚士为代表的文化人格学派认为文化是个体性格的聚合；性格根源于文化并受文化制约，而不是一系列孤立的生理特质。他们采用心理分析式的方法研究文化模式和性格的关系，《菊与刀》便是这种方法的典范。
人类学研究几乎都离不开掌握当地语言和在实地中的参与性观察，但由于时间紧迫和受到战时国际关系的局限，本尼迪克特没有学习日语，所用素材也都是访谈、传记、小说、电影、广播等二手信息。但令人钦佩的是，她对日本战败后短期状况的预言几乎都被证实是正确的，这或许可以证明二手信息的可取之处。这种间接研究方法近年来又重新受到重视，为“虚拟人类学”所借鉴，用于研究网络群体等对象。
《菊与刀》在大众中广为传播，但业界对它的学术价值却褒贬不一。我给本系老师大贯惠美子写信，约她谈一谈对本书的看法。大贯惠美子是目前最著名的日裔美国人类学家之一，她深入研究过日本士兵，并出版了诸如《神风特攻队日记：反思日本学生兵》《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等著作。
我们约了一个上午在她的办公室见面。大贯博士一走进办公室，立刻准确迅速地从摆满上百本书的书架上拿起一本英文版《菊与刀》，说：“这本书已成为研究日本的‘圣经’了。”
“你认为她对那个年代的日本人的描述准确吗？”我问。
“不够准确。许多印象都比较刻板，比如觉得日本士兵‘不怕死’，宁可剖腹自杀也不投降。但其实并非如此。”
“你的意思是，日本士兵并不会为了天皇顽抗到死？”我略有些吃惊，因为这正是本书试图解释的一个谜团之一。而日本军人极为效忠天皇，动辄以剖腹自杀谢罪。这也是许多中国人经常在文学、影视中看到的。
“不，不，日本人不是这样的。”她拿给我看她的两本书，“他们一样很怕死，和美国、中国的士兵没有区别。他们被迫冲锋陷阵，不然指挥官就会开枪打死他们。没人会快快乐乐地去为天皇赴死。他们视死如归的形象只是日本领袖们的期待罢了。我的这两本书研究了大量神风特攻队士兵的日记和书信，有的士兵甚至在信中埋怨：‘日本政府这么做是在谋杀我们。’”
“那么，过去和今天的日本人对天皇的真实看法是什么？”
大贯博士讲述了天皇在日本的历史地位变化，和《菊与刀》的描述相同。随后，她说道：“天皇对大多数日本人特别是普通百姓来说是隐形的，几乎不存在。至于二战，不少人认为天皇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至少会埋怨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宣告投降，这样就可以避免第二颗原子弹和那么多日本平民的伤亡。”
“那么，你如何看待本书的价值？”我又问。
“我不能简单给出一个‘好’或者‘不好’的答案。它无疑是伟大的，但还是避免不了刻板印象。”
“可本尼迪克特写此书的目的之一正是要打破美国人心中的日本人非理性、野蛮、未开化等刻板印象。”
“对，但她陷入了另一种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那个时代的美国人类学家喜欢总结群体性格，相当于默认每个文化中的人都是一样的，比如，美国人都是热爱平等和自由的，但是你看看这里，”她指着窗外说道，“你觉得路过的每个人都在意平等和自由吗？社会中有不同的阶级、年龄、性别、种族，文化内部的差异是巨大的。”
我追问道：“如果我们完全放弃‘集体特征’，会不会让‘文化’这个概念本身都失去意义？因为所谓文化也是一种对集体特征的提炼。”
“这确实是个问题。”她回答，“但要知道，文化不是静止的，是多层次的，需要放在历史的进程中去看。”
和大贯惠美子一样，一些评论家也持有相似观点。他们认为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具有双重性，他们表面上对政府无比忠诚，实则保留了真实的自我和生活方式。文化研究的缺陷在于把文化置于社会、经济、政治、历史之上，没有考虑时代背景变迁，也没有考虑社会内部的阶层关系，更没有关注文化永远是开放的，个人的能动性也会塑造文化趋势。他们指出，《菊与刀》没有区分统治阶层（政权、军队、官方语言）和普通民众，把代表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资料当作日本普通民众的观点，比如《军人敕谕》。又譬如，“恩”主要是政权的自我呈现，而不是日本人日常用语的一部分；那些宣扬精神战胜物质的广播代表了军事观点，而非日本的民间文化。
但本尼迪克特真的忽略了这些吗？我却不那么认为。她把日本归为耻感文化，而非罪感文化。两者的区别在于耻感不是来自绝对道德，而是来自外部制约，是需要观众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社会、政府和他人见证，恶行没有被揭露，人们不会感到羞耻。既然日本社会的外部制约一直随时代变化，道德观也就应势而变。这个观点其实点明了日本人有一个和外部制约分离的自我。本尼迪克特描述了现代人对履行某些义务的怨恨，证明了她并没有忽略日本人的身心分离。本尼迪克特并非想要分析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具体想法，她要预测的是他们在外部制约下的行为，哪怕违心，也是出于对外部评价的介意。
有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菊与刀》抬高了美国式民主、自由，贬低了日本文化，并透露着种族优越感。我忍不住替本尼迪克特叫冤：作为鲍亚士的学生，她遵循了文化相对主义，时刻避免着民族中心主义。她本人又是女性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其他几部著作甚至曾得罪南方的白人至上主义人士，被称为“共产主义者”。本尼迪克特并没有一味谴责日本的等级制度。譬如，日本的《取缔奢侈令》规定了什么阶层的孩子可以玩什么样的玩具。对此，追求平等的美国人感到震惊和恐惧。但本尼迪克特却指出，美国不同收入家庭的孩子玩具其实也差异巨大，但人们从不质疑这种基于金钱的约束规则。她不断把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做比较，并时刻保持着自省。她也并没有极力推销美国式民主，相反却谨慎地告知美国人：鉴于日本特殊的文化背景，西方制度对日本重建和平国家未必那么有效，普选也顶多起辅助作用，而美国人如果把自己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强加给日本人，则必定会失败。
而经历过日本侵略战争创伤的中国读者可能会觉得本尼迪克特过于“中立”和“包容”了。中国读者更希望读到她对二战时期日本国民性格的谴责和鞭挞。但《菊与刀》是一部人类学著作，而非纪实文学。正如著名日本文化研究学者伊恩·布鲁玛所言，只有客观的评估才是有效的、有价值的，而保持中立也是人类学的价值所在。
《菊与刀》不仅帮助世界了解日本，也成为美国占领日本和进行政治干预的工具。人类学从最初受聘于殖民政府研究非洲、南美洲、亚洲部落文化，到后来服务位于发达国家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其与权力阶层的合作一直为人诟病。而今天的人类学家们会回避某些带有明显政治和军事意图的研究项目，严肃考虑其中的道德关系。
1945年以后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日本人的生活。当然，每一个社会都是极为多元甚至分裂的，并且时刻经历着变迁。要了解一个社会，恐怕仅凭一本书或一个结论提供的画像远远不够。而了解一个国家亦是如此。
何晴 2015年11月 于美国麦迪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