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美国人参与了日本政府的管理工作——他们完全有理由对此感到自豪。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三方联合制定了美国在这方面的政策，并于1945年8月29日通过电台发布，最终由麦克阿瑟将军巧妙地付诸实践。但美国人自豪的理由常常被美国报刊及电台中的党派吹捧和攻击所掩盖。即使是足够了解日本文化的人，也不确信目前的政策是否明智可取。
日本投降时期的一个重大问题还是占领的性质问题。胜利方是应该继续保留利用现有的政府乃至天皇呢，还是应该废弃它们？是否应该让美国军政府的管理渗透到县乡一级？意大利和德国采用的模式是在当地设立盟军军政府总部并作为战斗力量的一部分，把地方行政事务掌控在盟军行政官员手中。当日本投降的时候，太平洋地区的盟军军政府官员以为在日本也会采用同样的模式。日本人也不知道他们将被允许保留多少对本国事务的责任。《波兹坦公告》上只是说：“日本领土上由盟军指定的点都应该被占领，以确保完成我们在此提出的基本目标。”并且必须永远消除“那些欺骗和误导日本国民并使之发动世界侵略战争的势力”。
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联合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出的指令，体现了对以上事务的重要决定，即日本人将对本国的行政管理和重建负责。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也完全支持这个决定。“最高司令官将会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机构和机关行使权力，直至能够满意地推进美国的目标。而日本政府将会被允许在麦克阿瑟将军的指导下，在内政事务上行使政府的正常职能。”因此，美国对日本的管理方式与德国和意大利的管理方式很不一样。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仅仅是一个利用日本从上到下各级官僚的组织。它直接向日本帝国政府传达信息，而不是向日本国民。它的职责是替日本政府指明努力的目标。如果某个日本内阁大臣觉得这目标不可能达到可以提交辞呈，但如果他的反对有道理，也可以让指令得以修正。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这个政策的好处足够明显。正如同希尔德林将军在那时说的：“利用国民政府的好处是巨大的。如果没有日本政府为我们所用，我们将不得不直接操纵这台管理七千万人口国家所需的复杂机器。这些人在语言、习俗和观念上都与我们不同。通过清理日本政府机构并把它当作工具加以利用，我们节约了自己的时间、人力和资源。换言之，我们要求日本人收拾自己的家，同时会提出明确要求。”
在华盛顿制定政策的期间，依然有许多美国人担忧日本人**沉消极和不友善。一个伺机复仇的国家可能会破坏一切和平计划。事实证明这些担忧是多余的。其原因不在于关于战败国、政治或经济的普遍真理，而在于日本独特的文化。很可能，这个善意的政策在其他任何民族那里，都不会取得像在日本一样的成功。在日本人看来，战败固然残酷，但这个政策促使日本实行新的国策，使他们不感到那么羞耻。他们如此顺从地接受这个政策，恰恰因为受文化制约的特殊国民性格。
在美国，人们不断争论采取的和平条约到底应该是严厉的还是宽厚的。但真正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严厉还是宽厚，而在于把握好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的分寸，以打破传统的、危险的攻击性模式，设定新的目标。最终选择哪种方式取决于国民性格，以及该国的传统社会秩序。譬如说，正因为普鲁士的专制主义已经在家庭和日常市民生活中根深蒂固，某种和平条约对于德国便是必不可少的。对德国采取的明智和平的指令自然也和对日本的不同。德国人和日本人不一样，不认为自己对世界和历史亏欠恩情。他们奋斗不是为了偿还不可估量的债务，而是为了避免沦为受害者。父亲是一个专制的形象，和其他地位高的人一样，如那句俗语所说，由他来“强迫别人尊重他”。如果不能得到尊重，他会感觉受到威胁。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每一代儿子都会在青春期反抗专制的父亲，在成年后，又会向父母所过的那种单调乏味的生活妥协。德国人的人生最高峰就是狂飙突进的叛逆青春期那几年。
但日本文化的问题不是极端的专制主义。日本父亲尊重年幼的孩子，这在几乎所有的西方观察家看来都称得上出类拔萃。正因为日本孩子习惯了和父亲之间真正平等的情谊并公开以父亲为傲为荣，父亲只要简单改变一下语气，就能令孩子按照嘱咐行事。但父亲不会对年幼的孩子严厉，日本的孩子也不会在青春期反抗父母的权威。相反，青春期的日本孩子们在世人评判的目光下，成为自己家庭富有责任感和顺从的代言人。如日本人所说，他们显示出对父亲的尊重，是“为了练习”或“为了训练”。意思是，作为受尊重的对象，父亲成了一个超人格的符号，象征了等级制度和恰如其分的生活方式。
父亲在孩子最初的经历中所扮演的角色，亦是整个日本社会的模式，即位居等级制上层且受到最高级别尊重的人，并不行使专制权力。位于等级制顶端的官员们通常并不掌握实权。上至天皇，下至底层，都有顾问和隐藏的势力在幕后发挥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青龙会式的超民族主义组织之一的领导人，对东京一家英文报纸的记者说过一段话，可谓对日本社会最精确的描述之一。他说：“日本社会是一个三角形，由一个角上的大头针固定。”换句话说，三角形躺在桌上，所有人可以看见，但大头针是看不见的。三角形有时候偏向右边，有时候偏向左边，都是以一个隐蔽的支点为中心，左右摇摆。如西方人经常说的，一切不过是“镜中迷惑人的幻象”。日本社会尽一切努力把专制权威藏在幕后，令一切举动看似在对象征性地位示忠，而这个象征性地位通常都是和实权疏离的。日本人一旦发现了剥掉面具后的权力根源，就会把这根源视作剥削者，配不上整个系统。这和他们对放高利贷者及暴发户的看法如出一辙。
正因为日本人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所以无须成为革命者便可以反抗剥削和不公。他们并不希望破坏社会的基本结构。日本人可以在不攻击整个系统的前提下开始实行最彻底的改革，正如明治维新时期做的那样。他们称之为“复古”，即“退回”到过去。但他们从来都不是革命者。西方作家有的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发生意识形态领域的群众运动；有的则夸大战争期间的地下运动，希望从中找到可以带领日本投降的领袖；有的自日本投降后就一直预言激进政策会在日本民调中胜出——但是他们全都严重错估了形势。他们所做的一系列预言都是错的。保守派首相币原男爵在1945年10月组阁时发表的演讲更符合日本人的想法：
新日本的政府有一个尊重全体国民意愿的民主形式……在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天皇都是把他的意愿作为国民的意愿。这是明治天皇宪法的精神，而我讲的民主政府正是这种精神的真正体现。
他用这种措辞来表达民主，对美国读者来说似乎毫无意义。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复古之说的基础，比起西方的意识形态基础，将更有利于日本扩大公民的自由领域，提高国民福利。
当然，日本也会试验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但是西方的制度在日本不见得就能像其在美国一样，成为改善世界的可靠工具。普选以及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固然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但同时也制造了同样多的问题。当这些问题愈演愈烈时，日本人就会修正美国人赖以实现民主的这些方法，到那时美国人就会激动地声称这场战争白打了。他们总是相信自己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普选在日本重建和平国家的漫长过程中，至多不过起辅助性作用。自从19世纪90年代试行第一次选举以来，日本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小泉八云所描述的一些老问题今后还可能重现：
在那些激烈的竞选中确实不含任何个人仇恨，而此类仇恨曾令很多日本人失去生命；在令人震惊的充满暴力的议会辩论中，也很少见到针对个人的敌意。政治斗争并不是个人之争，而是藩阀利益之争，或者党派利益之争。而每个藩阀或者党派的忠诚追随者，都把这种新的政治理解为一种战争的新形式——为了领袖而打的效忠之战。
20世纪20年代选举中，村民们通常会在投票前说：“我的脖子已为刀清洗过了。”这句话把选举比作过去有特权的武士对普通百姓的侵犯。哪怕在今天，日本选举所包含的意义也和美国的不同，而无论日本是否在推行危险的侵略政策，情况都是如此。
日本赖以重建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它能够在一个行动方针失败后立刻投身于其他方针。日本人具有灵活应变的品质。他们曾试图通过战争在世界上赢得“恰当的地位”，但失败了。现在他们可以抛弃这个方案了，因为所接受的训练使其有能力顺应任何方向的改变。而那些拥有更绝对伦理观的国家总是相信自己在为原则而战。当他们向胜利者投降时，会说：“我们战败了，正义一方输了。”而他们的自尊会要求他们继续努力，下一次扭转局面。否则便会痛心疾首，不断忏悔。但日本人不是这样。投降后的第五天，在美国人尚未登陆之前，东京一家大报《每日新闻》在谈及战败及其带来的政治变化时说：“但是，所有这些对于最终拯救日本来说，都是好事。”社论强调，每个人都应当时刻牢记他们完全被打败了。正因为凭武力建造一个强国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他们必须走另一条和平国家的道路。东京另一家大报《朝日新闻》也在同一星期发表文章，认为日本后期“对军事力量的过度信赖”是一个在内政和国际政策中的“严重错误”。它说：“过去的观念令我们一无所获，反而遭受那么多苦难，我们应该抛弃它并迎接一个基于国际合作与爱好和平的新观念。”
西方人认为这种改变是原则性的改变，因而持怀疑态度。但是，无论在人际交往中，还是国际关系中，“改变”都是日本人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某个行动方针落空，日本人便认为这方针是“错误”的，并把它当作已注定的败局抛弃，因为他们不可能固守注定要失败的方针。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普遍认为军国主义是赢得世界崇拜的途径，尽管这种崇拜只是针对武装力量。他们接受了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所需要的全部牺牲。1945年8月14日，天皇——日本最具发言权的人——向国民宣布他们战败了。日本人接受了这个事实及其暗含的一切。它意味着美军要来了，于是日本人欢迎他们；意味着皇朝扩张事业失败了，于是他们愿意制定一部宣告战争非法的宪法。投降后的第十天，国民报纸《读卖新闻》以“新艺术和新文化的起步”为题写道：“我们必须坚信军事失败和国家文化价值毫无关系。军事失败可以变成动力……只有国家战败的教训才能使日本人真正走向世界，客观看待一切。过去扭曲日本人思维的每一种非理性因素都必须经过彻底分析，并予以消除……正视失败的残酷现实需要勇气，但我们必须对日本文化的未来有百分百的信心。”他们的行动方针失败了，现在他们开始尝试体会人生的和平艺术。社论里也重复提到：“日本必须赢得世界其他国家的尊重。”日本人有责任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赢得这种尊重。
这些报纸的社论不仅仅代表了少数知识分子的声音。东京街头和偏僻村庄里的普通人也同样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美国占领军难以相信，眼前这些友善的人们不久前还立誓要拿竹矛奋战到死。日本人的伦理观中包含了许多美国人会驳斥的观点，但美国人在占领日本期间的经验充分证明了，与己迥异的伦理观也可以有许多值得称赞的方面。
在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美国人已经认可了日本人履行新路线的能力。如果美国人坚持用羞辱的方式阻挠日本人履行这一路线，在西方文化中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西方的伦理观相信羞辱和惩罚是促使恶人认罪的有效社会手段。这样的认罪是改过自新的第一步。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人对此看法不同。他们的伦理观要求人们对自己行为的一切影响负责，而犯错导致的“自然后果”会让他们相信这并非原本想要的。这些“自然后果”甚至也可能包括了全面战争的失败。但是，日本人并不会因为失败而觉得自己被羞辱了，从而心生怨恨。在日本人的词典里，个人或国家只能通过诋毁、讥笑、轻蔑、贬损以及揭露丢脸的事等手段来羞辱对方。当日本人认为自己被羞辱了，复仇便是一种美德。无论西方伦理观多么强烈地谴责这样的信念，美国占领日本的有效性取决于美国人在这点上的自我克制。日本人严格区分哪种是他们十分憎恶的嘲笑，哪种是投降条约带来的包括解除军备及负担苛刻赔偿在内的“自然后果”。
日本曾取得过战胜另一强国的巨大胜利。只要敌国没有羞辱自己，日本作为胜利方就会小心避免羞辱被俘的敌人。有一张妇孺皆知的照片拍摄了俄国军队于1905年在旅顺口投降的情景。照片显示俄国人佩带了日本人的军刀，由于他们没有被缴械，只能通过制服的不同来区分俄国军人和日本军人。根据日本人对此次投降广为流传的描述，当俄国司令官斯提塞尔将军示意他愿意接受日本的投降条件后，一个日本上尉和翻译便带着食物前往他的司令部。“除了斯提塞尔将军的那匹马外，其他马都已经被杀死吃掉了，所以日本人带给他们的五十只鸡和一百个鸡蛋的礼物非常受欢迎。” 斯提塞尔将军和乃木将军在第二天如约会面。“两个将军紧紧握手。斯提塞尔表达了他对日本人的勇气的钦佩，而……乃木将军则称赞俄国人长时间英勇的防守。斯提塞尔对乃木在战场上失去两个儿子表示同情……斯提塞尔把他的白色阿拉伯骏马送给了乃木将军，但乃木表示，尽管他十分希望能从将军手上接过马并留下，但必须先把马呈献给天皇。但他同时承诺，如果这匹马被下赐给他——这非常可能会发生——他会像爱护自己的马匹一样好好照顾它。”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将军在自家前院中为斯提塞尔将军的骏马建造了一间马厩。据描述，这间马厩甚至比乃木自己的家更为气派招摇，在乃木将军死后，这个马厩成了乃木国家神社的一部分。
据说，自俄国人此次投降到占领菲律宾的那些年间，日本人已经改变了许多。譬如，全世界都听说过他们在菲律宾的残暴、肆意的毁灭行为。但是，对于一个道德观应势而变的民族，上述结论不一定是必然的。首先，敌人在巴丹战役之后没有投降——只有局部地区投降了。甚至后来当轮到日本人在菲律宾投降时，日本人也依然在战斗。其次，日本人从不认为俄国人在20世纪早期曾“侮辱”过他们。然而，每个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长大的日本人，都认为美国人的政策“很看不起日本”，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视为粪土”。日本的这种反应主要是基于《限制亚洲移民法案》，以及美国在《朴次茅斯和约》和《华盛顿海军条约》中所扮演的角色。美国在远东日益增强的经济角色及其对世界上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态度，也加强了日本人的这种看法。因而，日本在战胜俄国后和它在菲律宾战胜美军后的两种做法，显示了其在自身受辱和不受辱的时候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
美国最终的胜利使日本人所处的形势再次发生改变。正如同日本生活中的惯例，最终的战败令日本人抛弃了以往履行的方针。日本人独特的伦理观允许他们把旧账一笔勾销。美国的政策和麦克阿瑟将军的对日管理只坚持那些在日本人看来是“自然后果”的惩罚，避免在刚撤销的账目上又添上新的屈辱。这种政策奏效了。
保留天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处理得非常好。正是天皇首先拜访麦克阿瑟将军，而非麦克阿瑟将军先拜访天皇，这对日本国民起了示范作用，其意义是西方人难以估量的。据说，当麦克阿瑟司令部建议天皇否认自己的神性时，天皇提出异议道，要从他身上剥离他原本就没有的东西，会让他很难堪。他真诚地表示，日本人从未把他当作西方意义上的神。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则劝说道：“西方观念中认为天皇自称是神，这对日本的国际声誉很不利。”最终，天皇愿意承受否认神性可能会造成的难堪。在新年第一天，他发表了声明，并要求把全世界媒体对他声明的评论翻译给他看。读完这些评论后，他给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带去信息，表示他很满意。显然过去外国人并不理解，他很高兴自己澄清了这一点。
美国的政策也允许日本人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的联合指令上详细说明：“对于以民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劳力、工业和农业团体，应当给予鼓励和提供便利。”日本劳工在许多行业中都组织起来了。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传统农民组织又重新显示其力量。对许多日本人来说，现在他们改善生活的积极主动性证明了，日本人也从战争中有所收获。一名美国记者曾描述道，一个东京的罢工者抬头看着美国大兵，兴高采烈地说：“日本赢了，不是吗？”今天日本的罢工在许多方面类似于过去的农民起义，而过去农民的诉求总是和他们背负的、妨碍了正常生产的沉重赋税和无偿劳动有关。但日本的罢工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也并不试图变革系统本身。今天，整个日本的罢工都不会令生产减速。他们最喜欢的罢工形式是：工人“占领工厂，继续工作，通过增产让管理层丢脸。三井持有的一家煤矿，罢工者把所有管理层阻拦在矿井外，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在足尾铜矿的工人在‘罢工’期间也增加了产量，并把自己的工资翻了一番”。
当然，无论推行的政策显示出多么明智的判断力，对任何战败国的管理都不是一件易事。在日本，粮食、住所和经济转型等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变得十分尖锐。但是如果对日管理不利用日本政府部门，这些问题则可能更为尖锐。美国当局在战争结束前特别担忧日本士兵的复员问题，如果没有保留日本官员，这一问题的威胁性肯定会更大，尽管现在也不容易解决。日本人很清楚其中的难度，上个秋季的报纸都曾充满感情地谈道，对于那些吃了那么多苦的士兵来说战败多么令人痛苦啊。但是报纸恳请他们不要让感情干扰“判断力”。被遣返本国的士兵通常都显示出令人瞩目的“判断力”，但失业和战败也令一些人投身到以民族主义为目标的旧式秘密结社中。他们很容易憎恨自己现在的处境，因为日本不再赋予他们过去的特权地位。过去，受伤的士兵穿一身白色，街上行人纷纷向他鞠躬致礼。哪怕在和平时期，村民们也会为入伍的新兵举办欢送会，为退伍的老兵举办欢迎接风会。聚会上备有酒水茶点，村民盛装舞蹈，士兵坐在受尊敬的主座上。但现在，复员士兵得不到这样的关注了。只有家人会安置他们，仅此而已。在许多城市和乡镇，他们甚至受到了冷落和疏远。一旦了解了日本士兵对这种变化的痛苦心情，就不难理解他们会多么满足于和老战友相聚、缅怀过去日本将荣耀托付于军人的时光了。有一些老战友也会告诉他：“那些已经在爪哇、山西和满洲与盟军作战的士兵是多么幸运啊。为什么要绝望呢？你也会再度作战的。”民族主义秘密结社在日本是很古老很古老的组织；它们为日本民族“洗刷污名”。那些只要有仇未报就感到“世界失衡”的人一向都是秘密结社的潜在成员。这些团体（如黑龙会和玄洋社）所提倡的暴力，是日本道德观允许的为了“对名声的义理”而采取的暴力。日本政府如果想要消除这种暴力，必须在今后的若干年中继续努力淡化“对名声的义理”，并强调义务。
仅仅要求正确的“判断力”是不够的，对日管理还需要重建日本经济，以令那些二三十岁的日本人拥有生计，并“各就其位”。农民的生活必须改善。每当经济萧条时，日本人就会回到过去的农村。但许多小农场债务缠身，不少地方还要交佃租，无法养活那么多人口。工业也必须发展起来。由于日本人强烈反对由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继承遗产，因而后者只能到城市中去寻求财富。
毫无疑问，摆在日本人面前的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但如果国家预算在重整军备上节省了财力，他们就有机会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准。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十年中，日本把一半的国家财政收入花费在维持军备和军事力量上。像这样的国家，只要摒弃此类财政开支，并逐渐减轻农民的赋税，就有可能为健康的经济打下基础。如前文所述，日本人对农业产出的分配是60%归耕种者，40%交纳赋税和佃租。这与同是水稻国的缅甸、泰国形成强烈对比，在后两个国家中，留给耕种者的传统比例都达到了90%。而正是农民身上沉重的赋税，使日本政府有可能负担得起庞大的军费。
在下一个十年中，任何不扩充军备的欧洲或亚洲国家都将比那些搞军备扩张的国家更具有潜在优势，因为前者的财富可用于建设健康、繁荣的经济。美国人很少会在对亚洲和欧洲的政策中考虑到这一点，因为美国人知道他们的国家不会因为昂贵的国防项目而陷入贫困。美国没有被战争摧毁过。美国不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并且工业产能过剩。美国具有完善的用于大规模生产的机械设备，如果不开启军备、奢侈品或福利和研究设施的大项目，大量人口会失业。他们对可盈利的资本投资需求十分紧迫。但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情况又不一样了，甚至在西欧也很不同。尽管背负了巨额的战争赔款，一个不允许在今后十年内重新武装的德国将会为健康、繁荣的经济打下基础，这对于将扩充军备的法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日本对中国也具有相似的优势。军事化是中国目前的目标，而它的雄心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日本的财政预算中如果不包含军事化目标，它将为今后许多年的繁荣提供支持，并让自己成为东方贸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可以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和平利益的基础上，并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准。这样一个和平的日本可以在世界各国中赢得受尊重的地位，而美国如果能继续利用其影响力支持这个项目的话，也会对日本很有帮助。
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的一件事是，通过命令的方式创造一个自由、民主的日本。这在任何被统治的国家中都从来没有奏效过。没有外来者可以强迫一个有自己习俗和观点的民族按照外来的方式去生活。不能以写入宪法的方式强迫日本人接受被选举者的权威，不能强迫他们忽略等级制中设定的“各就其位”，也不能强迫日本人效仿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包括自由轻松的人际交往、对独立的迫切要求，以及对自主选择伴侣、工作、住所和履行义务的热忱。但是日本人自己相当明确哪些方向是有必要改变的。自从投降后，他们的公众人物便说，日本必须鼓励本国的男性和女性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相信自己的良知。尽管他们没明说，但许多日本人都把他们的话理解为在质疑“耻”在日本的角色，以及希望同胞拥有更大的自由，即追求不惧被“世人”非议和排斥的自由。
无论日本人多么心甘情愿去承受社会压力，这种压力对于个人来说还是太苛刻了。社会压力要求他隐藏个人的感情，放弃个人的欲望，作为家庭、组织和国家的代言人站出来承担责任。日本人表明了，他们可以承受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要求的一切自我约束，但压在他们身上的分量实在太沉重了。他们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高度压抑。日本人不敢去冒险过一种心理代价较小的生活，但最终被军国主义者引上了一条需要不断付出代价的漫长道路。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后，他们变得自以为是，并看不起那些道德观没那么苛刻的民族。
日本人通过承认侵略战争是个“错误”、是失败的方针，迈出了社会变革的第一步。他们希望能在和平的国家中赢回受尊重的地位，这就必须实现世界和平。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如果俄国和美国都为了准备开战而扩充军备，日本会利用它的军事经验参战。但承认这一点并不能质疑日本实现和平的内在可能性。日本的动机是应势而变的。如果情况许可的话，它会在和平的世界中寻求自己的位置；否则，它会成为武装阵营的一员。
当下的日本人视军国主义如熄灭的火焰。他们会关注军国主义在世界其他国家中是否也一样会失败。如果没有失败，日本会重燃自己的好战**，并显示出能对战争做出多大贡献。如果军国主义在别处也失败了，日本就会证明它吸取到一条多么深刻的教训：帝国主义的扩张绝不是一条通向荣誉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