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霍尔对当代英国政治作出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分析。从《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这一集体的现场调查，①到《艰难的复兴之路》这一论文集②,他把保守党政府都理解为新民粹主义的一部分，这种解释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撒切尔再次赢得大选，这种分析的有效性得到确证，接着也为批判地重估撒切尔主义提供一次新的机会。与此同时，雅索普和他的同事也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对应解释。双方在《新左派评论》上进行了有价值的交锋。③这一交锋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揭示出霍尔的国家思想存在一种重要的模糊性。
雅索普等人把撒切尔主义解释为对英国国家重新选择方向的政治学，这种政治学力图使英国远离凯恩斯主义式的干预，转向“新自由主义积累战略”④。撒切尔主义者们孜孜以求的是如何最好地推进这一经济政策。雅索普等人强调，这样的算计是“由首相身边的小圈子自上而下地精心策划出来的”,这些人主要把意识形态当作二次动员。⑤举例来说，媒体抨击工党控制的地方议会是“疯子左派”,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这是一种增加政治集权的大众支持的方法。这种集权化反过来又授权给撒切尔的经济策略，因为“它赋予了政府很大的灵活性，同时维护了它的自主决定权”⑥。首先控告这个“疯子左派”,随后，英国报纸们上演“民粹主义口技”,为“其真实动机力量”只能到别处找寻的“表明上的目的”提供合法的理由。①总之，雅索普等人将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看作是就事论事、一次一用的话语策略的集合”②。这些“话语策略”服务于而不是引发对特定政治行动过程的承诺。
霍尔的解释则不同。根据《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的研究，③变化的迹象，即根植于“普通人经验丰富的现实”的“弥漫性的社会不安”,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初。这种不安最终被入侵“国家政治复合体心脏”的“道德恐慌”所取代。④霍尔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扩展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撒切尔主义“在严格意义上的国家领域之外，并且在国家中——作为一种必要条件——获得正式权力之前，就锻造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权力和理论权力”⑤。大众媒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承担了“建设重要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常识”的职责。⑥它们对“疯子”议会的攻击，使种族主义的和性污染的修辞死灰复燃，从而使撒切尔主义在英国日常生活的不满中找到了自己的基础。在霍尔看来，这种媒体形象绝不是为了支持此前存在的策略而匆忙拼凑出来的选择，而是不可抗拒的和成效显著的。在撒切尔主义作为“威权民粹主义”的形成中，它们表达了要创生政治主体的意识形态承诺。
在撒切尔主义的理解问题上，中央集权式的理解和霸权式的理解，相互不认同，且各有各的充足理由。雅索普等人推出自己的中央集权式理解，发动对霍尔霸权式理解的轰轰烈烈批判，并不足为奇。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双方在《新左派评论》上进行的论战竟然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在雅索普等人看来，霍尔通过夸大意识形态的连贯性来淡化政治的灵活性。①他们提出要“补充和整合”霍尔的研究，尤其是他对“有用的”媒体的分析。作为回应，霍尔坚持认为，他把撒切尔主义解释为一个复杂的“话语场”,而不是一个“没有矛盾的庞然大物”。雅索普等人的误读，源于“虚假的激烈论战氛围”。针对“20世纪70年代的唯理论主义的泛滥”,霍尔捍卫了“突出政治一意识形态维度”的描述性分析。这伴随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因为权威民粹主义从来没有作为一般的或全球性的解释被推进，所以，至于其他分析层次，他无论如何也没有继承任何规定。”②这样的答复不过表明，霍尔与重要的解释差异没有发生密切联系。我相信，这个失败源于这一事实，即霍尔对国家作用的认识始终模糊不清。事实上，他对撒切尔主义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对撒切尔主义的“误读”,即夸大了撒切尔主义的意识形态连贯性和中央集权的整体性。
《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指出，“不是简单的国家发展，而是运用霸权的整体特征的发展，导致如此复杂的结果”①。霍尔等人理论分析的框架来自阿尔都塞的功能主义，②后者实际上把媒体还原为既有政治力量构建的仆从。③一般而言，《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中区分了国家和更广泛的霸权领域，但未能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缺乏清晰性损害了该书的主要论点，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对最终会毁掉英国核心政治体制的漫长社会危机的强调。霍尔随后把这场危机重新解释为由撒切尔主义引导“巨大的右转秀”,一个成功中和了人民与国家/权力集团之间矛盾的民粹主义统一体。④这种解释把国家归于撒切尔主义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因此继承了《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一书中曾赋予国家的功能主义含义。结果，撒切尔的领导体制变得貌似固若金汤。⑤例如，大众传播被描绘成肯定会听命于撒切尔的机构。诚然，较之于以前，它们呈现出更丰富的信息，却强烈传达出了它们对撒切尔政权的“顺从”和“专心致志”①。
霍尔关于撒切尔主义的分析，使其作品中最富价值的东西得到例证。他指向的不是那些制定决策的精英，而是趋向社会的极尽头的不和谐意义领域和误以为被超越的东西。撒切尔主义作为一个混杂的“社会集团”②、一个传统政治范围之外拥有多样化基础的工程而出现。为了确保这种分析安全有效，霍尔坚持必须“维持国家/市民社会的区别，不要将两者混为一谈，因为市民社会是共识生产的关键领域”③。不过，最终他也未能令人信服地捍卫这种区别。雅索普等人恰恰指向了他所产生的歧义。④因为霍尔甚至允许“在运行轨迹某一点上的”撒切尔主义“翻转或调整成中央集权导向的政治领导体制”⑤。通过提出这样一个首要的政治团体，霍尔本人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社会多样性和文化冲突的重要性。总之，霍尔对国家作用的模糊理解动摇了他对撒切尔主义的解释，并且削弱了其霸权方法的卓越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