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过去三十年左右，在一些与其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公认，不如说是老旧的问题上，出现了自称为新的研究方法。文化研究就是其中之一种。它稳健迅速地全面崛起，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已经成为一门显学。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文化研究教科书认为，这种进步意味着与文化社会学的根本分离。
解释将文化研究和为人所熟知的后现代主义信条绑在一起，坚持在反对社会总体和普遍真理的观念中来定义文化。文化研究是一种“后现代的危机论”。它反对任何具体化的文化身份，追踪到处流浪的“游牧主体”。这种“游牧主体”“在流动的语境中”时常被重新塑型为一组“不断移形换位的向量”①。于是，意义在没有参照系的情况下驶向社会组织的持久原则。通过放弃参照系，文化研究成了一种话语分析模式，一项关于高度碎片化的和不稳定的“文本”的研究。这种方法忽视了让意义得以确定的社会进程。特斯特(Tester)宣称，文化研究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已经破产，②这虽然有点夸大其词，但并非是完全不着边际。③
很多人都对当前文化研究的多样化发展趋势持保留态度，其中斯图亚特·霍尔的声音最受重视。④我认为，很清楚，霍尔强调了“多元主义极端散漫形式”的风险。他警告“对文化研究自身话语进行一边倒的文本化处理”很危险，因为这种文本化将权力变成廉价的漂浮能指，也将文化研究变成一种该被诅咒的东西。这些批判非常重要。这不仅仅因为霍尔在文化研究的创立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从20世纪70年代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一直到今天，他始终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力。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期待，他不会完全赞同文化研究的反社会学定义。因为伯明翰中心20世纪70年代的工作经常深度介入社会学，力图恰当批判而非彻底放弃社会总体性、亚文化、标签化等概念。①事实上，多年来，霍尔一直是开放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以及(在撰写本文之时)英国社会学协会主席。
在某些方面，文化研究的反社会学定义其实重复了霍尔本人较早时期的评估。纵观霍尔伯明翰时期的思想发展，他因为社会学的固有静态总体观和对意识形态的忽视而批判“主流”社会学。②他以毫不妥协的术语强调文化研究中心“断裂”然后“进入”阿尔都塞(Althusser)所提出的“复杂的马克思主义”。霍尔的批评与20世纪90年代更直接反对社会学的后现代主义不同。③不过，借助于他的评论以及阿尔都塞关于认知优势主张的力量，当代转向得以实现。事实上，霍尔坚持认为，正是从社会学领域出发，推动了文化研究中心向“它自己恰当的完整领地”的前进。我认为，这些言论足以表明，霍尔很多作品中都存在一个重要的漏洞。他20世纪80年代写作的大量关键文本缺乏一以贯之的社会学维度。这个漏洞有一系列后果，能够且应当被填补起来。霍尔谴责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松散的多元化”和“文本化”,但我相信，他应当对此承担一定的责任。
评价霍尔的作品，事关沟通其不断变化的重点，而非简单地强调哪一点最重要。我特别关注他对霸权的解释，这是一个他一直非常有影响的领域。总的说来，霸权关注的是意义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这是他始终强调和主张的东西，而主流社会学和文本化的文化研究对此少有思考。葛兰西用霸权这个术语把统治理论化地表达为首先在市民社会的“战壕”中成型的“智力和道德的统一”。①像葛兰西一样，霍尔认为，对全社交网络的共识的文化动员就是对政治权力的巩固。葛兰西的作品是出了名的晦涩，因此，霍尔等人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葛兰西“开辟了道路”②。霍尔建议诉诸一系列源自结构主义竞技场的概念，深入推进葛兰西开辟的道路。就术语而言，对政治权力的巩固事关国家，对共识的动员事关话语，两者被一种总的接合过程跨越社交网络相互联系到了一起。我认为，对葛兰西想法的理论重构先是支撑起了霍尔的霸权方法，然后是其理论的各个方面。
我最初研究的是霍尔关于撒切尔主义的分析，主要聚焦他与雅索普(Jessop)等人就国家权力的作用发生的争论，然后研究的他对拉克劳(Laclau)和墨菲(Mouffe)对霸权的话语解读的回应。20世纪80年代中期，霍尔与这些著名国家理论和话语理论家展开论战，试图澄清自己的方法论。这种方式很特别。霍尔善写观点尖锐的文章，同时也不忘关注当下的政治问题。不过，我关注的是更具普遍性的问题。我认为，这些交锋同时揭示了霍尔方法的价值和不足。雅索普等人赋予固定在阶级结构中的狭义政治权力特权，从而降低了文化动员和社交网络多样性的重要性。相比之下，话语解读将意义和场所消解得如此彻底，以至于霸权呈现出流动的不确定性特征。基于这些原因，霍尔不同意雅索普等人以及拉克劳与墨菲的观点。但他的反对模棱两可。在作为集权的国家权力的霸权和作为自由运转的话语的霸权之间，霍尔的态度摇摆不定。我认为，他对接合概念的多样化使用表明，这种不稳定性是从一种不充分的社会生活理论那里而来的。
在一次著名的陈述中，霍尔将文化研究定位在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①前者将权力溶解于流动意图，后者把意义还原为既定立场。霍尔试图调和唯意志论和决定论，认为“非还原的确定性”问题是“问题的关键”。“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他坚持认为，“解决之道就在于利用文化研究的最大容量去替换理念论和还原论之间的无尽冲突”。一方面，文化不能被渲染为不确定的，政治也一定不能垮塌沦为这种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文化绝不能降低为对既定政治权力的条件反应。但这种“非还原的确定性”是怎样被设想的呢?霍尔的答案是将葛兰西的“智力和道德上的统一”作为结构化的接合过程。可接合观念有效地瓦解了社会权力和从属于它的政治权力。这种政治的特权化既巩固了中央集权式的霸权，也巩固了话语的霸权，并使霍尔无法超前它们各自的弱点。
最终，霍尔无法避免“观念论和还原论之间无休止的冲突”。他在话语的和中央集权的方法之间游移不定，无法解决上述冲突，因为他将社会关系从属于政治接合。霍尔的困境表明，需要另一种组合逻辑，以及一种不能被还原为政治学的团结理论。理解霸权要求一种社会生活观念，而不仅仅是场所的灵活差异。这不是要重新授予社会学以社会科学女王桂冠。可以肯定的是，社会学对文化研究的贡献，还需要进一步工作方才查明，前提是我们先搞清楚那些一般性的术语。即便如此，现在就谈专门的社会学维度的复兴为时尚早，但我将基于这个方面的一些评论得出最终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