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天气炎热，头顶烈日，我仍然兴高采烈地拎着箱子，穿过丘陵间的坎坷山路和蜿蜒曲折的田间小路，像往常一样，顺利地赶上前往重庆城的渡船。渡船上一如既往人满为患，让人闷得难受，也站立不安。当我最终上岸，脚踩大地，才能长长地缓口气。汗水流进了我的眼睛，让我不得不眨着眼睛辨别方向。衬衣被汗水湿透了，紧黏在我的皮肤上。我生气我自己，竟然忘了带上扇子。
最开初的几步石梯我还走得轻松愉快，但很快我就感到箱子越来越沉重，胳膊也越来越乏力。我几乎是拖着箱子和自己的身体在往上挣扎。越往上，呼吸越困难，越唇干舌燥。这里也永远人挤人，上的上，下的下，川流不息，还相互推搡。每次我都很紧张，不仅自己努力爬坡，还得注意不要挡了别人的道，那些轿夫和苦力挑夫们，常常埋头往前冲，稍微躲闪不及，就会被撞，总是让我担惊受怕。
好不容易爬到差不多一半，我又累又渴，正好看见一间挂有红灯笼的茶馆，便毫不犹豫地走进去，就像被海市蜃楼所吸引。
一个中年男子点头哈腰地迎上前来，欢迎我光顾。他的过度热情让我感到不太自在。
“小姐，请坐，请坐。”他一边说一边拖来椅子，还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他向我鞠躬，额头几乎碰到我的身体。我本能地后退了两步，不喜欢他这种待客方式。但我渴得厉害。
“小姐，我能为你做什么？”他咧嘴笑问。
“我想要一杯茶水。”我面无表情地说。
他鞠着躬向后退去，细长的黑眼睛依然盯着我。我避开他的目光，把手里的箱子放在身边，迅速掉头望着门外，身体僵硬地坐下歇气。没过多久，一只带盖和托碟的茶碗出现在我面前。“小姐请！”我听到身后甜腻的声音。
我说了声“谢谢”，他退开了。谢天谢地。
揭开盖子，一股白烟般的热气冒出来。来不及等待茶水变凉，我往水面吹了吹，就迫不及待地啜饮了一口，感到舌头都快燃烧起来。我张大嘴巴深深地哈气，享受着解渴的愉悦。直到这时，我才开始仔细打量这家茶馆，只见墙上挂着艳俗的红绸绣花帘子，之间还有一些字幅。有一幅上面写着：“享受吧，让香烟和芬芳带你去幸福的天堂。”
好奇怪的标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琢磨着。
房间里有几张涂漆圆桌，每一张都有四把相配的椅子，但我是店里唯一的客人。后墙有一扇挂着红色丝绒帘子的小门，将这间茶室跟隔壁的房间连在一起。那帘子后面不时飘出奇怪的气味，既不像香烟，也不像雪茄。我捧着茶碗，慢慢吮吸，同时努力辨别空气中那奇怪的气味是什么。
有人掀开帘子走出来，一个矮胖的中国男人，穿一件烟灰色带襻扣的旧式衬衫，配套的裤子和凉鞋。他的脸蜡黄浮肿，目光飘忽，厚实的嘴唇**着微笑，稀疏的灰发在头顶梳得整整齐齐。他向我友好地点了点头，匆匆走出茶室。因为他的出现，红帘子被拨开一道缝隙。我无意间朝那里瞟了一眼，发现里面有暗光浮动。再一细看，便惊恐地发现，那幽暗的光下，竟然横躺着一个枯槁的男人。他闭着眼睛，鼻子扁平，撮尖的嘴里含着一根长烟杆，一脸陶醉地抽吸着。稀薄的烟雾升腾着，盘旋着，将奇怪的香味扩散开来。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个词：鸦片！从历史课上我知道，欧洲人曾经用鸦片摧毁中国人的健康。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我来错了地方。难怪那个男人用那种目光瞅着我。我的脸发烫，脑子轰响。幸好母亲永远不会知道这事，否则我就麻烦大了。我匆匆起身，买单离开。没想到这杯茶非常贵，我只好硬着头皮，吃下这个哑巴亏。刚把一张钞票递出去，那男人就一把抓过去，向我躹躬着后退离开，还带着不可捉摸的微笑。
接下来的路上，我一直都想着这家茶馆。哦，不，是鸦片烟馆，茶馆只是它披上的伪装，掩人耳目。政府明令禁止抽鸦片，他们为什么还顶风作案？
终于来到银行大楼斜对面，看见那幢灰色的三层楼房。我掏出钥匙，打开底楼的大门。里面是一条长而暗的过道，后面有一条窄而陡的楼梯，被二楼窗户洒进来的微光弱弱照着，显得昏暗。我登上楼梯，转过一楼的走廊，来到二楼，再继续向上，抵达三楼。那上面的楼梯前有一扇小门，那应该就是父亲的房间。
轻轻敲门，没人应答。我加大力气，用拳头捶打。
“来了来了——”我听到父亲沙哑的声音。当他打开房门，一见是我，高兴坏了，“啊，汉娜，我完全没想到，你今天会来。你是怎么找到的？”
我解释了前来找他的原因，发现他脸上露出为我感到骄傲的欣慰神色。
打开箱子，我把挂在衣架上的西装递给他，又把那些装满中草药的纸包递给他。
“谢谢啦，小汉娜，走这么远的路，辛苦啦。这些草药尽管很难喝，但多少有点效果。”他把西装挂进窄小的衣柜，把草药包摆放在桌子上。
这是一套布置简陋的两居室公寓，边上带一间小屋，有一扇小窗面朝庭院。那是厨房，有水槽和冷水龙头，还有一个小灶台，上面搁了一个带双灶的电炉板。卫生间在后面，非常小。我想起父亲从前那套气派宽敞的办公室兼住房，努力把失望和难过掩藏在心头。
“你身体感觉好点了吗？”
“好点了。但我希望有一天会更好些。尤其是久站和爬楼，我仍然感到很吃力。昨天我得到一条好消息，假期结束后，等学校开学了，我可以去一所大学教外语。”他的眼里闪烁出快乐的希望之光。
但他曾经的优雅不见了，现在他衣着简朴，甚至不太干净，有点不修边幅。
发现我在打量他，他搓了搓手说：“离这里不远有一家小餐馆，很便宜，但味道不错。你想和我去吃点什么吗？”他大概想转移我的注意力。
“好啊，如果你不觉得麻烦的话。”
他左手挽着我的胳膊，右手拄着拐杖，我们就这样慢慢下楼，来到街上。几个妇女从我们身边匆匆走过，背上用布兜背着婴儿，手里还牵着刚会走路的小孩子。一行士兵列队走过。汽车喇叭的嘟嘟声、大卡车和巴士的轰隆声，在我们身边此起彼伏。父亲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夏日午后的城市像一座巨大的温室，空气又热又潮又闷，几乎让人晕厥。
还好餐馆的天花板有一把吊扇，呜呜地旋转出一股股热风。我们总算可以正常呼吸了。厨房里传出的饭菜香味，让我们立即感到饥饿。餐馆里人不多，我们选了一个靠角落的座位。我要的炸酱面香辣可口，父亲点的姜爆鸡也很美味。吃完后，他心满意足地靠在椅背上，点燃吸剩的半支雪茄。我笑眯眯地望着他抽烟。
他抽了几口，显得心事重重。突然他朝我探过头来，像讲悄悄话那样对我耳语：“我不相信他们的宣传，说蒋介石会取得胜利。目前，很多人都在抗议美国的干预。他们呼吁民众，不要利用美国的支持来对抗自己的人民。我也认为，美国人应该滚回去。他们在这里充当了太久的法官。蒋介石早就应该来一场改革，而不是过分相信他那些腐败的官员。现在，共产党已经占领了很多地方。依我看，蒋介石政府撤离重庆，是早晚的事。毛泽东的队伍走到哪里都会获胜。他很擅长通过宣传和社会组织，把老百姓发动起来，跟他一起战斗。时局看来要发生变化。”
父亲疲惫地往后一靠，头抽搐了一下，眼珠子转来转去，好像陷入空茫之中。然后他又吸了一口快熄灭的雪茄，半眯着眼睛，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尽管我还不能完全明白他讲的事情，我仍然很高兴，他能对我谈论这么重大的话题。
1949年底，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政治新闻总在讲：“蒋介石委员长已经率领随从离开了重庆”，“市长乘坐他的私人飞机逃跑了”，“共产党的队伍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已经进驻重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当我听到这些消息，我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还不太清楚。但我总会想到父亲的这一次谈话，也大致明白，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