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可是怎么盘问他，他也不说。

回家的路上，我又说：

“咱们俩那么好，你跟我保什么密呀！你说，我保证不告诉别人，连徐晓东都不告诉！”

这回，他不但不说，还装疯卖傻，明摆着想蒙混过关——他忽然叫一声：

“好小子，违反学生守则！”

我生气地说：“我又没揍你，随便问问，怎么就违反守则？”

他心不在焉地回答：

“没说你。”

接下来，他又双手捂住耳朵，好像吓得要命：

“危险！”

怔了好半天，他才放下手，长出了一口大气说：

“好家伙，这要是着起火来……唉，可惜那十个二踢脚了！”

虽然“着火”是疯话，“二踢脚”我却明白。我不无歉意地说：

“徐晓东这家伙不够朋友！没关系，赶明儿我给你买一挂大号的‘二百响’……”

这事本来就算过去，反正再蒙上大头的眼睛，他什么也瞧不见了。

可是开学这一天，徐晓东跟我说：

“二踢脚我不领你的情！”

他确实用不着领我的情，因为二踢脚本来就不是我的。奇怪的是，他怎么会知道？大头是我头号哥们儿，我了解他。他绝不会为讨徐晓东的好儿，把我搁进去。

我试探地说，“你凭什么不领我的情？”

徐晓东哼了一声说：“还没等我放，它们自己就响了，一次就全部报销！我没玩着不算，还吓了个半死！”

我一下子就想起来那天大头的“装疯卖傻”，大头说的“违反学生守则”我也猜出了几分。

为了证实，我诈唬徐晓东说：

“你老实交代：那天你违反了学生守则没有？”

徐晓东的脸一下子就白了。他偷瞥了我一眼，局促不安地问：

“你们……没走啊？”

我穷追不舍：“甭管！你就说，违反了学生守则没有？”

徐晓东可怜巴巴地说：

“烟不是我买的……从我爸抽屉里拿了一支。我不吸烟，这是头一回，真的，不骗你！也没挨着二踢脚，它自己就在桌子上响了，飞得满屋子都是……”

二踢脚明明锁在小柜子里，怎么跑到桌子上去了？情况大体上已经清楚：我们走了之后，徐晓东点上一支香烟（谁知道是他爸爸的还是他自己买的），然后把那一捆二踢脚拿到桌子上摆弄。可没想到香烟头儿碰到了二踢脚，再不然就是掉下个火星儿，把炮仗捻儿点着了。

徐晓东问我：“大头看见没有？”我说我想要回两个二踢脚，自己回去的，看见他抽烟，就没进去。他又问我告诉过谁没有，我说咱们俩那么“铁”，哪能呢！他接着就苦苦哀求，要我千万别把他吸烟的事告诉别人。

从来都是他诈唬我，我求他，什么时候他求过我？我有好几条小辫子攥在他手里，他可以随时摆布我。哈，这回，我也攥住他一条小辫子，而且这条小辫子相当粗！

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

更让我激动的还是大头神秘的本领。他莫名其妙地喊出“违反学生守则”的时候，我们已经拐过了两条胡同，离开徐晓东的家相当远了，他居然能够知道徐晓东的一举一动，如同目睹一般。这就是说，他的鼻子不仅能够看，而且那“鼻光”能够穿透许多座房屋、许多层墙壁！

我怀疑大头的鼻子再看不到东西是他装出来的。假装看得见，这很难，但是假装看不见就太容易了！

我追问大头，他死活不认账。我提出这事，好像还使他很害怕。对于暴露出用鼻子看东西的本领，他显然也感到后悔。大头是实诚人，可一旦犯了倔，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我想，要是吓着了他，我怕是一辈子也别想知道他的秘密了。所以，我干脆装成把这件事忘了，再不提起。

过了大约三个月，我们家里出了档子事：几名歹徒乘我爸我妈都上班，闯进我们家，把我们家那个外地小阿姨捆得跟个粽子似的，屋子里翻了个底儿朝天。我爸锁在抽屉里的三千元现款也没了。

“我们家那个小阿姨还真有点儿像刘文学！”放学的路上，我给大头讲完这事，发议论说，“她跟歹徒英勇搏斗，让人打得浑身是血。可一个女孩子怎么打得过三个家伙？这也就很难得了！别的也没什么，就是不能请你上我们家看录像啦——那三千块是我爸刚从储蓄所取出来，打算买录像机的！”

没想到大头说：

“刘文学个屁！哪儿来的‘三个歹徒’？说是‘一个哥们儿’还差不多，就一个！这一个也没打她呀，是她自己照着自己鼻子给了一拳！”

“你是什么意思？”我站住了，瞪着他，“胡扯些什么呀！”

就连我这个知道他秘密本领的人，一想到他坐在教室里居然瞧到我们家屋子里去了，还是不免满腹生疑。何况，他又说得那么离奇。我放学之后回到家，亲眼看到小红姐姐（就是我们家那个小阿姨）倒绑着两条手臂，在地板上打滚儿。

“没什么意思，”大头心平气和地回答，“那个女的和那个男的合演了一场戏。那男的明摆着跟她是一伙儿的。她打破自己的鼻子，那男的还挺难过地哄她，还给她擦。那个女的推开他，自己往衣服上滴血。他捆上她了还……还……还对她挺亲热。”

小红刚来我们家没几天，大头还没见过。我让大头说说小红是什么模样儿，他说得一点儿都不错——多高的个儿，梳什么样头发，穿什么衣服。那个男的连我都没见过。据大头说，比小红还矮一点儿，可是长得很敦实。除了“腮帮子上还贴着一块果丹皮”让人不得要领之外，别的他都讲得很清楚。

我完全相信了大头。由于大头拼命嘱咐我别讲出是他说的，我回到家把这事当作我自己的怀疑，悄悄跟我妈说了。为增强说服力，我讲那天上午我们有个同学请假去换煤气罐，十一点经过我们家门口时，瞧见了一个长得很敦实的矮个子从门里溜出来。

“那是小红的表哥！”我妈跑去把门关严，蹑手蹑脚地走回来，满脸惊愕，“从老家到北京来干木匠活儿，说是要挣钱回去跟小红结婚——要是没这一层关系，我还不让他登咱们家门呢！你没见过？短粗的身材，脸上还有一块红胎记。”

我差点儿乐出声来。“腮帮子上还贴着一块果丹皮”，亏他想得出！

我妈问小红，出事的那一天是不是她表哥来过。小红矢口否认。这一下更让我妈心里有了底，于是我妈就“交代政策”，说讲了实话，交回拿走的钱和东西，赶走了事，否则就送去坐牢。小红到底承认了她和她表哥演的那场戏。虽说私自审讯和放走小偷都不合法律，我还是看上了录像——那三千块钱看样子确是准备回去结婚用的，一分也没动。

我恭恭敬敬把大头请到家里来看录像，是《黑雨》和《第三滴血》，打得好热闹，大头看得极开心。可是我妈妈的脸拉得好长，十分不痛快。大头刚一走她就发牢骚：

“这回可倒好，咱们家成了电影院了！”

我心说：别那么没良心。不是人家赵新新，您还打算看录像？门儿也没有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