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个四岁左右的孩童时，常与奶妈一同路过一家女修道院。记忆中仅有一次，修道院的大门敞开着。我看到院内的孩子们正开心地吃着蛋筒冰激凌，欢快地**着铁链秋千。那充满欢乐的场景，瞬间将我深深吸引，我满心渴望能走进那扇门，融入其中。然而，奶妈却拦住了我，告诉我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所以不能进去。第二天，当我再次路过时，门已紧紧关闭。此后的岁月里，那扇紧闭的门后，那场我被拒之门外的奇妙聚会，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我不断地想象着里面还发生了些什么。我甚至曾想翻墙而入，可无奈那时的我太过弱小。有一次，我还气冲冲地捶打那墙壁，心中始终坚信，在那道门的里面，一场奇迹般的聚会仍在热烈地进行着，而我却只能望门兴叹，无缘参与。
精神上的隔离，成为了我大部分创作的核心主题。我的第一本书就紧紧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几乎整本书都在探讨它，而在此之后，我所创作的所有书籍，也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这一主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爱，尤其是那种付出却无法得到回应，或是爱上了无法接受这份爱意之人的爱，是我笔下那些怪诞奇异角色的核心。在我看来，人们身体上表现出的无法去爱和无法被爱，正是他们精神层面上同样状态的外在体现，也就是他们所遭受的精神隔离。
对于艺术家来说，要理解一部作品，用心去注视、感知和体验作者所描绘的内容，并在情感上与之产生共鸣，是至关重要的。在哈罗德·克勒曼执导《婚礼的成员》之前——我由衷地感谢他的付出——其实早在很多年前，我仿佛就已经在自己的脑海中，对剧中的每一处细节进行过精心的构思和“导演”了。
在一部艺术作品真正完成之前，其内在的深刻意蕴往往很难被作者完全感知。这就如同一个逐渐展开的梦境，那些创作的念头悄无声息地生长、发芽。在作品创作的过程中，每天都会有无数的灵感如潮水般涌来。创作就如同在大自然中种下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在有意识的精心培育和无意识的奇妙灵感的共同作用下，在两者相互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不断生根、成长。
在创作时，我常常只能理解局部的内容。我能够深入理解书中的角色，但对于整个小说的全貌，却常常难以把握，导致情节模糊不清。而清晰的情节往往会在不经意间突然出现，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它何时会到来，尤其是作为作者的我。对我而言，每一次情节的清晰呈现，都伴随着巨大的努力。这些灵感的闪现，就像是上天对我用心琢磨的恩赐。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诞生的。对于一个依赖于这些灵感启示的作家来说，这种创作方式既充满了挑战和危险，又有着难以言喻的美妙。
记得在创作《心是孤独的猎手》时，有一整年的时间，我都在努力地写作，却对这本书的主旨和走向毫无头绪。书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在与一位主角对话，但我却始终不明白其中的缘由。甚至一度，我都决定放弃将它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打算把它拆分成一些短篇故事。然而，当我产生这个念头时，内心深处却涌起一种强烈的残缺感，让我感到无比绝望。那天，我连续写了五个小时后，便到外面去透气。就在横穿马路的一瞬间，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哈利·米诺维茨这个角色，他是所有其他角色都在与之对话的人物，而且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一个聋哑人。紧接着，这个名字又变成了约翰·辛格。就在那一刻，整个小说的脉络瞬间清晰起来，我也第一次真正地接纳和认可了《心是孤独的猎手》这本书。
曾经，来自美国大使馆的约翰·布朗前来拜访我。他伸出长长的食指，认真地对我说：“卡森，我钦佩你，因为你的无知。”我十分疑惑，便问道：“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接着问我：“黑斯廷斯战役发生在哪一年，是关于什么的？滑铁卢战役又发生在哪一年，是关于什么的？”我坦诚地回答：“约翰，我觉得我并不太在意这些。”他点点头说：“这就是我的意思。你不会让现实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干扰到你的思想。”
在《心是孤独的猎手》即将完成的时候，我的丈夫告诉我，邻近的镇子上要召开一次聋哑人大会，他觉得我可能会想去参加，以便更好地观察他们。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这是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因为我已经在脑海中完成了对聋哑人的构想，不希望再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我想，詹姆斯·乔伊斯大概也有着同样的想法，他一直住在国外，从未再回到过他的故乡，他心中的都柏林始终保持着一种固定的印象，或许也正是因为他不想让现实改变自己对故乡的那种独特感受吧。
在我看来，一位作家最大的优点就是拥有敏锐的直觉，因为过多的事实和信息往往会阻碍直觉的发挥。作家确实需要了解很多人间的事情，即便这些事情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健全”。
我每天都会认真阅读《纽约时报》的新闻版。我不仅知道那条发生刺杀案的情人小巷的名字，还了解那些《纽约时报》从未报道过的细节。比如在斯丹登岛那起尚未侦破的谋杀案中，有趣的是，当医生和他的妻子被刺死时，他们穿着摩门教徒的中袖睡衣。还有莉兹·玻顿，在那个她杀死父亲的闷热的仲夏日，她的早餐是羊肉汤。这些细节描写往往比简单的概述更能吸引读者的目光，提供更多的亮点。就像“耶稣左胸被刺破”这样的描述，显然比“耶稣被刺破”更加生动和具有冲击力。
人们常常会对一些看似“畸态”的事物进行指责，但作为一名作家，我只能说自己是在遵循着潜意识里那颗迟早会发芽开花的种子进行写作。在大自然中，万事万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没有真正的“畸态”，只有枯燥无味才是真正的“畸态”。对于作家来说，任何有生命的、在活动的事物，无论它们在做什么，都体现了自然和人性。
实际上，在《心是孤独的猎手》中，约翰辛·格这位聋哑男人，不仅仅是一个人物，更是一个象征符号；在《金色眼睛的映像》中，潘德腾上尉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同样也是一个符号，代表着残障和**。聋哑人辛格象征着疾病，而且他爱上了一个无法接受他爱意的人。这些符号相互交织，启发了故事的发展、主题的深化和事件的推进，它们紧密地融合在一起，让人难以分辨这种“启发”究竟从何而起。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完全沉浸在自己所创造的角色中，仿佛与他们融为一体，他们的行动也仿佛变成了我自己的行动。当我描写一个小偷时，我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小偷；当我刻画潘德腾上尉时，我仿佛成为了那个同性恋男人；当我塑造一个聋哑人时，在故事的推进中，我甚至感觉自己也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中，并且十分赞同拉丁语诗人特伦斯所说的：“人间事对我而言不足为奇。”
在创作《婚礼的成员》舞台剧版本期间，我正饱受瘫痪的折磨，身体状况糟糕透顶。但当写完手稿，我立刻给一位朋友写信倾诉：“噢，当作家的感觉太棒了，我从未如此开心过……”
写作这事儿，进展不顺时，作家的日子堪称世上最苦；可一旦灵感迸发，仿佛神明指引，文字行云流水般涌出，那种喜悦同样无可比拟。
有人不禁要问，既然从经济角度看，写作是最不划算的行当，那大家为何还坚持写作？我的律师曾跟我核算《婚礼的成员》的收益，结果是，我耗费五年心血，平均下来每天仅挣二十八美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婚礼的成员》舞台剧大获成功，赚得盆满钵满，以至于我得向政府上缴八成收入。虽说这让我多少有些无奈，但换个角度，也算是一种认可，理应感到欣慰。
人之所以写作，必定是源于潜意识里对交流和自我表达的强烈需求。写作就像一场梦幻之旅，创作者的思维在潜意识的驱使下，被想象力牢牢掌控。不过，写作并非毫无条理、毫无逻辑。优秀的小说和散文，行文精准如同电话号码簿，只是能达到这一境界的散文家寥寥无几，因为**与诗意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我向来不喜欢“散文”这个词，总觉得它太过枯燥。在我看来，优秀的散文应当兼具诗歌的灵动，诗歌也应像散文一样内容充实。
我时常思索安妮·弗兰克的经历，她的事迹广为流传，这不单单是一个12岁孩子的故事，更彰显了良知与勇气。安妮的生活无疑充满隔离感，但更多体现在身体层面，而非精神层面。几年前，安妮·弗兰克的父亲依照约定，在巴黎洲际酒店与我会面。交谈中，他询问我是否愿意将女儿的日记改编成剧本，并送了我一本日记——在此之前，我从未读过。然而，当我阅读时，内心莫名烦躁、浑身不适，最终不得不告知他，基于当时的心境，我无法承担剧本改编工作。
矛盾对立往往是沟通的线索，很多时候，“否”能导向“是”。尼采曾给柯西玛·瓦格纳写信：“哪怕这世上只有两个人懂我也好！”柯西玛无疑懂他。但数年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基于对尼采的曲解，构建了一整套哲学体系。令人唏嘘的是，尼采这样的伟大哲学家、瓦格纳这样的杰出音乐家，竟在无形中对20世纪世界的苦难“贡献”巨大。蠢人对事物的理解片面且主观，正是在这种曲解下，尼采的哲学、理查德·瓦格纳的创作，成为希特勒蛊惑德国民众的工具。希特勒将伟大的思想扭曲成那个时代的绝望——这是我们必须铭记的、真实存在的绝望。
当被问及哪些人对我的创作产生影响时，我会提到奥尼尔、俄国作家、福克纳和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看似文字简洁，实则是福楼拜呕心沥血之作，凝聚了他的深刻思考。这部作品汇集了福楼拜所处时代的真实声音，展现了现实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抗争。福楼拜行文优雅纯净，文字仿佛直接从笔尖流淌而出，一气呵成。创作这部作品，也是福楼拜直面自我的一次深刻尝试。
创作小说，离不开想象与真实。对我而言，单纯的现实并不重要。曾有老师教导，人应当写自己熟悉的事物，比如自家后院。但在我看来，还有什么比自己的想象更熟悉呢？想象力能将记忆与悟性巧妙融合，将现实与梦境合理编排。
常有人问我，为何不常回南方。对我来说，南方承载着我童年的全部记忆，是一段饱含情感的独特经历。每次回到南方，往昔的爱恨情仇都会涌上心头。我作品的背景，大多设定在南方，这里永远是我的故乡。我喜爱黑人们独特的口音，那抑扬顿挫的语调，宛如缓缓流淌的泥浆河。即便只是通过记忆和报纸文章，在短暂的南方之行中，我依然能捕捉到独属于我的那份真实。
许多作家发现，描写自己童年未曾接触过的新环境，并非易事。童年的声音和记忆总是格外真切，童年时见过的树叶、树丛，回忆起来依然清晰。当描写非南方地区时，我会纠结于当地鲜花的绽放时间和种类。除非角色是南方人，否则我很少让他们轻易开口。托马斯沃·尔夫对布鲁克林的描写堪称绝妙，但他笔下南方人的口音和说话方式，更是入木三分。对于南方作家而言，这些元素不仅是说话方式、树叶形态，更是整个南方文化的精髓——是心灵深处的家园。无论政治局势如何，无论南方作家的政治立场如何，他们始终与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紧密相连，包括独特的语言、乡音、树叶和记忆。
南方作家中，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并不多。福克纳在描写英国皇家空军和法国相关主题时，总让人觉得缺乏说服力；但他对约克纳帕塔法郡乡村的每一处描绘，都令人信服。在我心中，《喧哗与**》堪称美国小说的巅峰之作，它真实、宏大，最重要的是，将真实与梦幻完美融合，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温柔氛围。
海明威则与福克纳截然不同，他是美国作家中最具世界视野的一位。他的足迹遍布巴黎、西班牙和美国，童年时还听闻诸多印度故事。这造就了他独特的写作风格——简洁明快，极具表现力。海明威凭借丰富的创作经验，深谙如何塑造作品，让读者信服他笔下的各种故事。但在情感上，他像个漂泊者。在他的写作风格中，情感内容有时掩盖了其他特质。相比之下，我更偏爱福克纳，他的作品唤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让我感到无比熟悉，他也为追忆南方语言树立了典范。在我看来，海明威更多是将语言当作一种写作风格来运用。
天赋异禀的作家都是梦想家，且是清醒的梦想家。若不凭借爱，以及伴随爱而生的直觉，又怎能设身处地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创作者必须展开想象，想象能带来谦逊、爱和无畏的勇气。没有爱，没有在爱中的挣扎，又怎能创造出令人难忘的角色？
我耗费多年创作小说《没有指针的钟》，预计还需两年才能完稿。我的每部作品都耗时良久，这部小说如今正处于日夜赶工的收尾阶段。作为作家，我一直不懈努力，但我也明白，仅有努力远远不够。创作过程中，灵感至关重要——那宛如神明赐予的火花，能让作品条理清晰、结构均衡。
我曾问田纳西·威廉斯，创作《玻璃动物园》的灵感从何而来。他告诉我，祖父一位教友家的窗纱给了他启发。从那时起，这部被他称作“回忆剧”的作品便诞生了。至于窗纱的回忆如何与他童年的记忆相互交融，我们都难以说清，毕竟潜意识本就神秘莫测。
无论是哪种艺术形式，创作究竟是如何开始的？田纳西以“回忆剧”形式创作《玻璃动物园》时，17岁的我正在创作《神童》。这同样是一种回忆，但并非真实经历，而是对回忆的一种重塑。故事围绕一位学音乐的年轻人展开。我没有刻画现实中的音乐老师，而是描写了我们一起研习的曲子，因为我觉得这样更能体现真实。在我看来，想象往往比现实更接近真实。
《伤心咖啡馆之歌》中，我试图展现爱密利亚小姐对驼背小子李蒙表哥那种炽热又奇异的爱。这种爱，类似古老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之爱，以及厄洛斯之爱（相较于对上帝的爱、友谊之爱、无私大爱，稍显逊色），还融合了古希腊享乐之神、兄弟爱之神、男人之神所代表的情感。
作家的创作，不仅源于自身，还与出生的地域紧密相关。我有时会思考“南方哥特文学学派”，这一学派将诡异与高尚融为一体。南方人命不值钱的社会现象，并非这一学派形成的主要原因。在这方面，俄国作家与南方作家有相似之处。我童年时，南方近乎封建社会，且因种族问题，社会结构比俄国更为复杂。许多南方穷苦白人唯一的骄傲，就是自己纯正的白人身份。当一个人的自尊被如此践踏，又怎能学会去爱？总之，爱堪称一切优秀作品的核心要素，爱、热情、怜悯，紧密相连。
交流过程中，同一件事转述给不同的人，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但本质上，写作就是一种交流，而交流是通向爱、良知、自然、上帝和梦想的唯一途径。对我而言，越是沉浸于作品创作，反复研读喜爱的段落，就越能领悟梦想的真谛，理解上帝的逻辑——这无疑是一场与神明同行的奇妙旅程。
（本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