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1年的夏天，我正帮着一位朋友收拾行李。这位朋友叫麦克，住在我房间正对面，隔着走廊。天气好的午后，城市上空的天空泛着浅灰与蓝的色调，我们常常在屋顶碰面。
麦克总是靠着一根烟囱坐下，手边常放着一本书，因为下班后他还要去纽约大学上夜校。苏加几乎每次都会陪他一起待在楼顶，脑袋枕在他的膝盖上。苏加是一只小巧又机灵的狗，对人十分讲礼貌。此刻，我们收拾行李时，它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时不时哀鸣一声，微微颤抖着，似乎察觉到有什么它不明白的事情正在发生。我们之所以收拾东西，是因为麦克申请成为志愿兵并被顺利录取，他即将奔赴战场。
房间里一片狼藉——地板上散落着书、衣服和留声机唱片。旧报纸四处摊开，上面彩色和黑白的头条新闻，满是关于毁灭的报道，还有那些废墟的图片注释。麦克快速地整理着他的物品，毫不犹豫地决定哪些该留下，哪些该带走，很多东西都不得不舍弃。
麦克23岁，身材矮小却结实，一头红发，脸上布满雀斑。此时，他的表情格外阴沉，眉头紧锁，因为刚拔掉了一颗智齿，正不自觉地用舌头舔着嘴里疼痛的伤口。我们一边用装着细刨花的板条箱装唱片，用钉子钉住装书的箱子，一边为即将到来的离别和随之而来的巨大变化而焦虑不安。
我们说出口的寥寥话语，不过是内心思绪的碎片。我们的思绪，大概也循着相似的轨迹。我们有着相似的背景，成长于不富裕也不贫困的家庭，拥有安稳的童年，接受正规教育，也被鼓励去探寻和肯定自身内在的精神价值。简而言之，我们是作为美国人长大的。我们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思考，太多的回忆，也有不少的遗憾。
“可为什么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才下定决心呢？嗯？”麦克说道，“守在收音机前，不停地聊天，却什么实际的事都没做。为什么？你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吗？”
苏加顺着他的声音望过来。麦克养了它六年，在家吃饭时，苏加就坐在他对面的餐桌旁，吃着和他一样的食物——早餐的鸡蛋、胡萝卜，什么都吃。每当麦克给它特别美味的东西时，会把食物凑近它的鼻子，它就会优雅地伸出右爪，那姿势既像是向主人讨要，又像是在向仆人赐福。
然而，此刻的麦克完全没心思理会苏加。
“事情是这样的，”他说，“一种美德之所以是美德，只有在它真正带来好的结果时才成立。一旦它被当作弱点，成为为邪恶铺路的工具，那就另当别论了……”
麦克把一件运动衫揉成一团，扔到角落里的一堆衣服上，接着说：“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确实明白他的意思。我们曾经都是和平主义者。在青春期和青年时代，我们压根没料到会有战争爆发。战争是邪恶的，上一次世界大战在我们的记忆中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但我们听说和阅读过关于它的一切。我们童年的英雄不是战士，而是伟大的冒险家，比如伯德，比如林德伯格——我曾觉得林德伯格太棒了，还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表达我的敬佩之情。那是1927年的事了，如今回想起来，恍如隔世。
后来上了高中，我的高中和美国成千上万所高中没什么两样。每周四，我们都会上一门叫“当今时事”的课程。老师满怀**地向我们灌输战争的恐怖。其实她不必那么担心，因为我们本就有着和平主义的观点。
比起她在课堂上讲的内容，我更记得她的各种肢体语言和怪癖——讲到重点时，她会用铅笔敲自己的头顶；生气时，她会摘下眼镜，用手指着自己的眼球，嘴里发出“啧啧！啧啧！啧啧”的声音。每当她这样时，总会引起同学们的笑声，这时她就会戴上眼镜，愤恨地环顾四周。
当时，有裁军会议、国际联盟，德意志帝国新成立了一个由希特勒领导的政党。但这些对我们来说，似乎都没什么特别的意义。每个人都坚信，不会再有战争了。哪个国家会挑起那样的事端呢？即便真有战争，为什么会在欧洲呢？美国青年的生命，绝不会再消逝在欧洲的泥潭中。
“他们说的是实话，他们是对的。”麦克说道，我抬头看向他。他还在打包书籍，其中有《K连》《永别了，武器》《战争之路》以及《巨大的房间》。在我们的青春期，关于过去战争的痛苦与毁灭，这些书已经将其表达得淋漓尽致，它们对我们的影响不言而喻。麦克按书的大小将它们分类，堆叠起来。
“他们是对的，但那只是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没意识到，有些东西比战争更可怕。你明白吧？”
“是的。”我回答道。
书都装进箱子后，麦克停下来歇了歇。他走到药品柜前，张大嘴巴，在发炎的牙龈上涂抹碘酒。然后，他在一个还没打包好的箱子上坐下，双手撑着额头，脸色通红，额头满是汗珠。
“听着！”麦克突然说道，“你还记得1935年5月吗？你能想起那么久以前发生的事吗？”
苏加抬头看他，他没有回应，苏加深深地叹了口气，肋骨都凸显出来，然后低下头，把脑袋枕在爪子上。
“那年五一节，我刚上大学一年级，还是学生俱乐部的成员。我们在阅兵场游行，我举着一条巨大的标语，上面写着：‘反对战争和法西斯’。那时候，一切都很简单，战争是邪恶的，法西斯也是邪恶的，它们之间可以画上等号。我们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们得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
“那一年，德国也举行了游行，”我赶忙回应，“但他们的游行标语没得选。”
“是啊，”麦克说，“他们也在游行。”
麦克开始叠他的那套西装，准备放进旅行袋里。“是西班牙，”他说，“西班牙的局势让我们大多数人清醒过来。”
“那是第一回合，我们输了。从那以后，我们被迫采取绥靖政策，时间太久了，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都放弃了。战争不是我们挑起的，为什么我们要卷入其中呢？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些呢？我们就这么坐在这里，喝着潘趣酒，看看会发生什么不好吗？也许地球另一边的那些野蛮之徒根本不会注意到，我们也参与到这场斗争中了。”
他的话有一定道理。过去的一年充满了怪异和不确定性。闪电战、欧洲的溃败，收音机里播放的葬礼进行曲，预示着每一次新的沦陷——曾经所谓的“民主政治”如今已满目疮痍。我们身在美国，无法立刻理解这一切的复杂性。我们时刻准备着，为改善民主政治而战，因为为民主而战，让战争不再是一场卑鄙的争斗。
我们从未想过，为了避免彻底的毁灭，我们必须全力抗争。我们曾一度士气低落，要与自己的内心达成和解，调整我们的传统观念，以作为一个立场坚定的国家采取行动，这花费了我们太多的时间。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的理想，放下许多东西，不得不面对一场我们未曾充分准备的道德危机。但最终，我们得出了结论，并做好了行动的准备。我们挺过来了。
民主政治——知识的自由、道德的自由，能够自由选择最适合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建立我们独立的精神价值体系，这就是“美国理想”的核心。我们美国人会为保护它而奋战到底。我们已经握紧了拳头，不取得胜利，绝不松手。
“感谢上帝，这一切终于有了定论。”麦克说道。
他指的或许是过去的犹豫不决，或许是收拾行李这件事终于结束了。我们收拾完了，纸箱和手提箱堆放在满是灰尘的房间里，此时的房间弥漫着一种悲伤和荒芜的气息。麦克下楼去拿啤酒了，等他回来后，我们关上门，爬上了楼顶。那是一个安静而温暖的黄昏，湿衣服挂在晾衣绳上，鸽子在护栏上昂首踱步。我们坐下来休息，背靠着烟囱。
麦克打开啤酒，由于天气炎热，啤酒泡沫从瓶口喷涌而出，溅到了他的手上和胳膊上。他把胳膊伸向苏加，苏加立刻优雅地舔舐着溢出的啤酒，显然它很喜欢这个味道。它慢慢地抬起右爪，向麦克讨要更多。麦克把苏加拉到膝盖中间，从后面挠它的耳朵。明天，苏加就会被送上火车，送到麦克在特拉华州的兄弟那里。
我们沉默了很久。当麦克再次开口时，他的声音平静而克制。
“他们说我们清楚敌人是谁，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而战。他们想让我们停下来，想出一些口号。这就好比问一个喉咙被卡住、快要窒息的人，为什么要挣扎一样。那个人不是自己想着要挣扎，而是在呼吸困难的紧急关头，他本能地想要获取空气。他不会提醒自己空气中有氧气，也不会去想在氧化过程中身体能获得维持运转的能量。他不会静静地躺着，告诉自己还有三分钟的时间，也不会在这三分钟里去思考，为什么要反抗压住他的人，以重获呼吸的权利。处于那种险境的人，会自然而然地抗争，为了解放，为了空气，为了生命，他会用尽身体里的每一分力量去挣扎，直到失去所有的意识，或者重新获得呼吸的机会，否则他绝不会停止。”
暮色渐浓，一架飞机从渐渐变暗的天际飞过。麦克没有再说什么——无需多言。明天，他就将投身军队。
麦克，以及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人，并非怀着狂喜和虚荣的荣耀感去面对眼前的斗争。他清楚，这场斗争将让他们这一代人付出自我牺牲和痛苦的代价。然而，他已经度过了充满疑问的阶段——以坚定的信念取代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