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SSIA, THE COUNTRY WHICH WAS PREVENTED BY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FROM EVERFINDING OUT WHETHER IT WAS PART OF EUROPE OR OF ASIA 俄罗斯:脚踏欧亚两洲,尽得地利庇护的国家

在美国政府眼里,俄罗斯并不存在。它的统治者不合法,它的外交代表被拒绝入境,美国公民得到警告,如果要去俄罗斯,风险自担,绝不能指望在遇到麻烦时得到华盛顿的援手。然而,就地理而言,俄罗斯占据着我们这颗星球上70%的陆地,面积是整个欧洲的2倍、美国的3倍,人口数是欧洲各国人口总和的4倍。就连蒙罗维亚和亚的斯亚贝巴[1]都有我们的外交官,可莫斯科却一个也没有。

这一切的背后必有缘由。表面看,那是个政治理由。实质上,源头无疑应归于地理,因为俄罗斯本身就是其自然环境的产物,我想不出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一点上比它更典型。它从来没能明确地知道自己是想要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还是亚洲的一部分。复杂的情感引发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导致了如今的种种现状。只要一张非常简单的地图,我就能说清楚这一切。

不过,首先让我们回答一个问题:俄罗斯究竟是欧洲国家还是亚洲国家?为了方便讨论,你可以想象自己是楚克其人[2],生活在白令海峡边,并不喜欢正在过的生活(我不会为此责备你,因为要在那个西伯利亚东部的冰封角落里生存实属不易),假设你决定听从霍勒斯·格里利的建议,到西部去[3]。再假设你不太擅长翻山越岭,决定留在从小生长的平原地区。好了,接下来你可以朝着西面走上两三年,除了不得不游过几条宽阔的河流稍稍惹人心烦之外,不会遇到任何阻碍。当然,到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自己迎面遇上了乌拉尔山脉。在所有的地图上,乌拉尔山脉都以亚欧分界线的面貌出现,这些高山其实并没有那么不可逾越,要知道,最初迁徙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探险者(原本都是逃犯,然而一旦找到了有价值的东西,就立刻升级成体面的“探险家”了)可是扛着他们的船翻越乌拉尔山脉的。你试试扛一艘船去翻越落基山脉或阿尔卑斯山看看!

待到将乌拉尔山脉抛在身后,接下来是又一段为期半年左右的长途跋涉,它会将你带到波罗的海。就这样,你从太平洋徒步走到了大西洋(说到底,波罗的海也只是大西洋的一个分岔),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同一个国家。这个极其平坦的国家完全坐落于一个平原上,这个平原覆盖着三分之一的亚洲和一半的欧洲(因为它与德国大平原相连,一直延伸到北海),却为一个巨大的自然劣势所苦:直面北冰洋。

那是古老俄罗斯帝国身负的诅咒,千百年来,俄罗斯为此挥洒了大部分的血汗与财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徒劳地试图抵达“温暖的水域”。这也是苏联面临的最大不利因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古老的罗门诺夫王朝灭亡后的政治继承者)就像一栋有800个房间的8层建筑,却只留出两扇小窗通向三楼背后的防火安全梯。

美国人习惯了与法国、英国这样小得有趣的国家做比较,喜欢将自己的国家想象成庞然大物。然而,这个从一端到另一端都飘扬着俄罗斯旗帜的平原是法国的40倍,英国的160倍,欧洲其余部分的3倍,占据了整个星球上1/7的陆地。它的主要河流鄂毕河同亚马孙河一样长。它的第二大河勒拿河同密苏里河一样长。至于它的湖泊和内海,西部的里海相当于苏必利尔湖、休伦湖、密歇根湖和伊利湖的总和;中部的咸海比休伦湖大400平方英里;东部的贝加尔湖则几乎是安大略湖的两倍[4]。

南部的山峦将这块平原与亚洲其他地方隔开,山峰高耸,足以与美洲大陆最高的山峰比个高下,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山海拔也不过20,300英尺,而高加索的厄尔布鲁士山就有18,200英尺。地球表面已知最古老的地方就是西伯利亚西北部,只是它位于北极圈内的平原区域就等同于法国、英国、德国和西班牙的总面积。

这个地区千方百计地鼓励走极端。无怪乎这些干草原和冻原的居民会表现出如此明显受自然环境影响的性格,会有那样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显得非常古怪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无怪乎在保持了数个世纪最虔诚的信仰之后,他们可以一夕之间抛弃一切有关天主、上帝的念头,将他与他的名字从教育体系里剔除得一干二净。无怪乎千百年来他们都乐于臣服在一人之下,认为他永远正确,如神一般超凡,直到某天再起而推翻他,随后接受一个以非个人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暴政——它或许许诺了一个了不起的未来,但当下之冷酷、残暴与专制却是连沙皇未尝敢于付诸实践的。

很显然,罗马人没听说过俄罗斯。到黑海求取谷穗的希腊人(还记得金羊毛的故事[5]吗?)——就像今天的美国人正在做的——曾在那里遭遇过野蛮人的部落,他们称之为“挤马奶者”,从流传至今的几尊花瓶上的图画看来,他们很可能就是现代哥萨克人的祖先。当俄罗斯人确凿无疑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时,他们生活的地方是一块四方土地,南有喀尔巴阡山与德涅斯特河,西临维斯瓦河,北侧和东侧以普利佩特沼泽和第聂伯河为界。更北面的波罗的海诸平原上住着他们的表亲,立陶宛人、列托人、普鲁士人,最后一个更是将他们的名字冠在了现代德国最强大的一支力量上,所有这些人都出自同一个斯拉夫部族。他们东面住的是芬兰人,如今被圈在了北冰洋、白海和波罗的海围出的土地上。南面是凯尔特人、德国人和两者混居的区域。

稍晚一些,日耳曼部落开始在欧洲中部游**,他们发现,随时随地侵入北方邻居的营地掳劫奴仆是很方便的事情。这是个温顺的民族,面对命运强加的一切,只会耸耸肩,默默接受,至多叹一句:“唉,这就是生活!”

这些北方邻居为自己起的名字大概在希腊人听来类似“Sclaveni”。人口贩子侵入喀尔巴阡山区囤积他们有生命的“货物”,总是说他们抓到了许多“Slavs”(斯拉夫人)或“slaves”(奴隶),久而久之,“slave”就变成了一种商品名,代表所有身为他人合法财产的不幸生命。同样是这些“Slavs”或“slaves”,最终却发展成了当今世界最大也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这真是历史开的最大的玩笑,不幸的是,被嘲笑的是我们。如果我们近代的先祖稍稍多一点远见的话,我们也不会陷入今天这样的窘境。对此,我会尽可能简洁地予以说明。

斯拉夫人原本平静地生活在他们小小的三角地带里,衣食无忧。很快,他们开始需要更多土地。向西去的道路上据守着强大的日耳曼部落。罗马和拜占庭关闭了通往奢华富足的地中海的大门。剩下的只有东面了,于是他们大量涌向东方去寻找更广阔的土地。他们越过德涅斯特河与第聂伯河,不停地向前走,直到伏尔加河,“大河”,这是俄罗斯农民对它的称呼,表示“众河的母亲河”,因为它无比丰富的鱼类能够养活无数人。

这条伏尔加河是全欧洲最大的河流,自北而来,发源于俄罗斯中部高原的低矮群山之间。那些山岭为修筑要塞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大部分俄罗斯早期城市正是出现在这一地区。为了汇入海洋,伏尔加河不得不绕过群山,兜上一个大圈向东流去。它如此亦步亦趋地紧贴山脉而行,以至于右岸又高又陡,左岸却低平和缓。这条因循山脉而成的路线很值得思量。从河流源头附近的特维尔到里海,直线距离不过1000英里。可伏尔加河走的这条路却足足有2300英里长。说到水域面积,它更是欧洲河流之最,比美国的密苏里河还要大上差不多40,000平方英里(伏尔加河为563,000平方英里,密苏里为527,000平方英里),所覆盖的区域等同于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总和。但身为俄罗斯的一员,这条大河也绝不能例外,必定要干点儿古怪的事。伏尔加完全是一条通航河流(战争前,它的河面上足有40,000条小船往来),但在到达萨拉托夫之后,它便降至与海平面齐平。最后几百英里更是在海平面之下流淌。不过这也没听起来那么不可思议。毕竟它汇入的是里海,这片位于盐漠中央的水域下陷得如此厉害,到今天已经比地中海海平面低了85英尺。再过个一百万年,它就能和死海一较高下了,后者如今保持着低于海平面1290英尺的纪录。

顺便说一句,伏尔加河就是那条被认为出产了我们吃到的所有鱼子酱的母亲河。我刻意使用了“被认为”这种说法,是因为,非常多的时候,伏尔加河只能算是鱼子酱的“继母”,为那远近闻名的俄罗斯美味做出贡献的也并非鲟鱼,而是金枪鱼。

在铁路全面兴起以前,河流和海洋就是人们赖以经商或劫掠的天然通道。既然西面的对头条顿人和南面的竞争对手拜占庭人阻断了通往广阔海洋的道路,一旦被迫要获取更多免费土地,俄罗斯人唯一的选择就是依靠他们的河流。从公元600年至今,俄罗斯的历史始终与两条大河紧紧相连。一条是伏尔加河,刚才已经说过了。另一条是第聂伯河。在两者之中,第聂伯河要重要得多,因为它参与构成了连接波罗的海与黑海的主要通道,毋庸置疑,这条通道和穿越德国大平原的马车道一样古老。请看着地图,和我一起走一遭吧。

从北部开始,我们会发现芬兰湾与拉多加湖(大小和美洲的安大略湖差不多)之间有涅瓦河相连,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就位于这条河边。随后,从拉多加湖向正南方向延伸出一条河流,名叫沃尔霍夫河,一直流入伊尔门湖。在伊尔门湖南面,我们会找到洛瓦季河。洛瓦季河与第聂伯河相距不远,其间地势也足够平坦,可以容许人们完成陆地运输。一旦克服了这点困难,北方来的旅行者就可以轻松地顺着第聂伯河而下,直抵黑海,入海口就在克里木半岛以西几英里外。

贸易不分国界,商业无视种族。将货物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土地带到拜占庭人的土地上,商人有利可图,这也是他们能够在这些地方稳稳立足的原因。公元后的头五六百年里,这就只是一条商路,纯粹、简单,沿着低洼地延伸,一侧是加利西亚和波多尼亚的丘峦(喀尔巴阡山脉的外围),一侧是俄罗斯中部高原。

可是,当斯拉夫移民渐渐填满这个地区时,情况改变了。那时候,商人变成了政治首领,不再没完没了地四处游走,开始安顿下来,化身为某个王朝的创建者。俄罗斯人虽然拥有很多出色的品质,却从来就不擅长管理。他们比旁边的条顿邻居更加缺乏严密精确的思维。他们的心灵充斥着太多疑虑。他们的心思太容易分散到别的地方。而且他们说得太多也想得太多,没办法玩好需要专注与快速决策的游戏。这样看来,让一群人分散开来,各自充当一小块地方的领主,事情就容易多了。当然,一开始他们的胃口并不大,只是需要一个地方安身。接着,一旦建立了自己的半封建家园,他们就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安置臣仆随从。大多数俄罗斯古城都是这样形成的。

无论如何,城市总是很容易吸引外界注意,在它们年轻并且充满活力时尤其如此。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传教士听说了这个拯救灵魂的美妙新机。他们乘船沿第聂伯河北上,就像几个世纪前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顺流南下那样。他们与本地统治者结成了联盟。修道院成了王宫的附庸。为罗门诺夫王朝搭建的舞台竣工了。南部的基辅和富庶的商业城市大诺夫哥罗德(和下诺夫哥罗德没有关系,后者位于伏尔加河与奥卡河的交汇处)变得如此繁华,声名远扬,就连西欧都听说了它的存在。

与此同时,坚忍的农夫们依旧像过去一万年里那样扩大着他们的数量,当再次发现自己需要更多农场时,他们便挣脱家园的束缚,离开肥沃的乌克兰谷地——那是全欧洲最富庶的粮仓——开始进入俄罗斯中部高原。一旦抵达最高点,他们便沿河向东进发。非常缓慢地(对俄罗斯农夫来说,“时间”算什么!),他们下到奥卡河谷,最终抵达伏尔加河,发现了另一个“新城市”,或者说,“诺夫哥罗德”,并就此宣布,这些平原将永远属于他们。

然而,所谓“永远”从来不会持续太久,至少在历史方面是这样。13世纪初,一场灭顶之灾骤然降临,截断了他们所有的雄心。数以千万的小个子黄种人穿行在乌拉尔山脉、里海和乌拉尔河岸苦咸荒野之间的宽阔通道上,小跑着奔向西方,到最后,就像是亚洲要将它的全部人口都倾倒进欧洲的心脏地带一般。西面的斯堪的纳维亚-斯拉夫小公国毫无防备,被一一攻占。短短不到三年时间,整个俄罗斯平原、河流、海洋、群山,统统落在了鞑靼人手里,德国、法国和西欧其他部分之所以没有遭遇同样的命运,完全是侥天之幸(因为鞑靼人的马群遭遇了一场瘟疫)。

新马群刚一长成,鞑靼人立刻再一次开始尝试他们的运气。但德国和波希米亚的壁垒牢牢守住了边境,入侵者绕了一个大圈,一路烧杀掳掠,穿过匈牙利,最后停在俄罗斯东部和南部,开始享受胜利果实。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只要遇到可怕的成吉思汗的后人,所有信奉基督教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不得不跪倒在尘埃里,亲吻他们的马镫,否则就会被立刻杀死。

欧洲听说了这些,却并不在意。因为斯拉夫人用希腊人的方式供奉上帝,西欧用罗马人的方式供奉上帝[6]。所以,就让野蛮人猖狂去吧,反正有俄罗斯人去当他们最悲惨而卑微的奴隶,永远在外国人的鞭子下瑟瑟发抖,谁让他们是异教徒呢,本就不配享有更好的命运。最终,这样的冷漠让欧洲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因为那些坚忍的俄罗斯人会接受任何“拥有权力的人”加诸他们肩头的负担,在被鞑靼人统治的两个半世纪里,他们更是养成了不假思索就臣服的可怕习惯。

只靠自己,他们永远无法摆脱这可怕的枷锁。小小的莫斯科公国是斯拉夫人在东方的古老前沿岗哨,它的统治者们担负起了解放自己国家的任务。1480年,伊凡三世(俄罗斯历史上的伊凡大帝)拒绝向金帐汗国缴纳岁贡。反抗由此开始。半个世纪后,外来者的时代走到了尽头。然而,鞑靼人虽然消失了,他们的制度却留了下来。

新的统治者对于生活的“现实”天生有着良好的感悟力。大约30年前,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领,最后一位东罗马帝国的君主倒在了圣索菲亚大教堂[7]的台阶上。但他留下了一名远房亲戚,一位名叫佐伊·巴列奥略的女子。她刚巧是一名天主教徒。眼看有机会将希腊教会的迷途羔羊引回自己的羊圈,罗马教皇建议伊凡与佐伊结合。婚礼举行了,佐伊将自己的名字改作了“索菲亚”。但教皇更进一步的计划没能得以实施。相反,伊凡变得比从前更加独立。他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机会,可以担起从前拜占庭统治者所扮演的角色。他将君士坦丁堡的盾形纹章纳为己有,纹章图样是大名鼎鼎的双头鹰,代表东西两大罗马帝国。他将自己捧上了神坛,将贵族变成了臣仆。他将拜占庭皇庭古老严苛的礼节照搬到了自己在莫斯科的小小朝堂。他摆弄起一个概念:伊凡,是当前世间仅存的唯一“恺撒”。在治下一系列成功的鼓励下,他的孙子[8]最终宣布自己是所征服地区的“全俄罗斯的皇帝”,或沙皇。

1598年,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入侵者的最后一名后裔,留里克家族的最后一名子孙,死去了。内战打了15年,最后,一位罗门诺夫家族的成员夺得了沙皇头衔。罗门诺夫原本只是个不起眼的莫斯科贵族家族,可从此以后,俄罗斯的地理就彻底变成了一位又一位罗门诺夫政治野心的投射。无疑,他们犯过很多错,但同样确定无疑的诸多优点功绩足以令我们忽略他们的许多过失。

然而,这些罗门诺夫全都固执地认为,只要是为了打通前往“开放水域”的道路,无论多么巨大的牺牲都不为过。他们尝试向南走,开辟道路,一直到了黑海,到了亚速海和塞瓦斯托波尔,到头来却发现土耳其人截断了通往地中海的道路。不过,这些活动确保他们得到了哥萨克十部落的效忠,十个部落的祖先有古老的哥萨克人、强盗、探险者,也有逃亡的农奴,他们在此前的五百年里为了逃离波兰或鞑靼人主子而跑到荒野里生活。他们一直忙着和瑞典人打仗,后者在三十年战争[9]中收获了成功,又经过半个世纪的征伐,实际控制了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彼得大帝可以命令千千万万臣民迁入涅瓦河边的沼泽地里为他修建新都圣彼得堡。却无奈芬兰湾每年总有四个月冰封水面,“开放水域”依旧那么遥远。他们沿着恰好流经苔原区(北极圈内的长着苔藓的平原)中心的奥涅加河与德维纳河前行,为自己在白海边修建了一座新的城市,用大天使米迦勒的名字来称呼它。可是不适合居住的卡宁半岛离欧洲太远了,和到加拿大冰封的哈得孙湾一样远,至于摩尔曼海岸,所有荷兰和英国的船长都会小心翼翼地避开它。任务看来是不可能完成了。除了向东,再也无路可走了。

公元1581年,一群来自半打欧洲国家的逃奴、投机者、战犯等总共大约1600人穿越了乌拉尔山脉,并且,为了生存而袭击了东进道路上遇到的第一个鞑靼王,一个名叫西比尔或西伯利亚的地方的统治者。他们打败他,瓜分了他的财产。可他们知道,莫斯科的手伸得很长,与其等到有朝一日“小父亲”[10]的军队闻风而至,把他们当成逃兵和叛徒吊死,倒不如主动将这片土地献给沙皇,就像真正乐于为敬爱的君主增光添彩的爱国者那样,换得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