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是这样做的。在罗马统治英格兰的四个世纪里，除了少数几次惩戒性质的探险，苏格兰人很少暴露在文明光辉的笼罩下。他们延续着同爱尔兰岛上凯尔特兄弟的古老贸易关系，几乎没什么需求，也绝少与其他世界发生联系。古罗马人的高墙已经消失，但即便在今天，苏格兰人依旧自顾自过着非常“苏格兰”的生活，他们已经可以发展出专属于自己的文化了。
苏格兰是这样一片贫瘠至极的土地，这一现实或许反倒帮助他们保住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的大半土地都是高山。在人类诞生前很久，这些山也曾和阿尔卑斯一样高。风雨渐渐将它们磨平，地壳变化完成了余下的工作。随后到来的是冰川，同样的冰川曾经覆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山谷里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一点点泥土被它一扫而空。这也就难怪只有10%的苏格兰人能够在苏格兰高地生存了。其他90%的人口都挤在低地，那是一条狭长地带，宽度常常不超过50英里，西起克莱德湾，东至福斯湾。在这段河谷里，火山活动铸就了两道山脉（苏格兰的大部分城堡都建在死火山的山口上），一道宽大的裂隙横过两山之间，其中坐落着苏格兰的两座大城市：古都爱丁堡和现代城市格拉斯哥，后者以钢铁、煤炭、造船和制造业著称。一条运河连接其间。另一条运河连接林尼湖和马里湾，小型轮船可以经由它直接往来大西洋和北海，而不必被迫穿行约翰奥格罗茨、奥克尼群岛和设得兰群岛之间的危险水域，那都是古老大陆留存至今的残迹，从爱尔兰一路向挪威北角延伸。
然而，能够令格拉斯哥繁荣的，未必能令整个国家富庶，大多数苏格兰农民日夜劳作，收成却不过刚够免于饿死，从来无法让他们真正尝到生活的滋味。这或许会让他们对每一分钱都不免太过斤斤计较，毕竟赚钱不易，但同时也教会了他们，无论这个世界上其他人会说什么，都要努力自力更生，善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
历史充满了机缘巧合，伊丽莎白女王的去世让英国王冠落在了她的苏格兰远亲——斯图尔特王朝的詹姆士国王——头上，于是，苏格兰成了英国的一部分。从此以后，苏格兰人可以随意出入英格兰，若是觉得本岛太小，容不下他们的勃勃雄心，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走遍帝国下辖的每一个角落。他们节俭、智慧，通常都冷静自制，正是担任偏远地区领导者的最佳人选。
THE FREE STATE OF IRELAND 爱尔兰自由邦
现在，轮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了，那是诸多无法解释的人类命运悲剧故事之一。在这个故事里，一个在精神世界拥有无限可能的民族却扔下了手头的工作，把精力都消耗在注定要失败的无用功上；与此同时，附近一座岛屿上的死敌却永远保持着警惕，下定了决心，要冷酷无情地羞辱和奴役那些没能领悟文明的利己主义乃首要生存法则的人。
能怪谁呢？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怪地理环境？很难。爱尔兰同样是史前北极大陆的残骸碎片，若是在板块变化的时代里它的中心没有这般深陷山区，情形应当会好很多。这片土地沿海多山脉，使得整个国家的地形就像一个汤盘，仅有的几条河若是不拐上无数个弯是无法抵达海洋的，因此，它们事实上根本就无法通航。
怪气候？不。因为它的气候和英国并没有太大差别，只是有可能再稍稍潮湿一点，雾再多一点。
地理位置？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因为美洲大陆发现以后，爱尔兰就是欧洲所有国家中距离新大陆最近，最方便开展商贸往来的地方。
那究竟是什么呢？我恐怕答案要再一次归结到人的身上，就像无数类似的例证一样，人为因素颠覆了预言，将一切天然优势变成残疾，将预订的胜利导向失败，抛弃勇气，认命地接受死气沉沉的不幸命运。
是跟风气之类的有关吗？我们都听说过爱尔兰人有多么喜爱他们的童话故事。每一出爱尔兰戏剧、每一个爱尔兰民间传说里都会提到小精灵、狼人、小妖精、矮妖，可说实话，即便在这样乏味的日子里，我们也难免有时会厌倦这些家养小精灵、恶作剧的小妖怪以及它们的那些亲戚。
又跑题了，你会说，对不起，可这些跟地理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说的是那种一一列举山川河流、城市乡村以及人口统计与煤炭出口、羊毛进口关联动态的地理，没有关系。然而人类并不只是一副为觅食而生的肠胃。它还有头脑，还拥有天赋的想象力。然而，在这个名叫爱尔兰的国家里，总有什么不太对劲。当你远远看着其他国家时，你会对自己说：“那边有一片陆地。看起来很高，或者很平坦，是棕黄的黑的或绿的。有人在那里，也许正在吃喝，有美有丑，有人高兴有人悲伤，他们生活然后死去，在神职人员的照料下或是就这样直接被埋葬。”
但爱尔兰不一样。爱尔兰透着另一个世界的气息，事实上，是非人世的气息。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离世索居的气息。孤独感几乎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无论昔日真相如何，如今全都迷蒙不清。只有几个小时之前的情形是简单清晰的，然后在某个瞬间就突然变得错杂起来。岛屿西面是静谧海洋的深渊。可要论神秘，它也比不上人们脚下的土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爱尔兰人都被视为低人一等的种族。想到他们不愉快的过去和曾经遭遇的可怕命运，爱尔兰人总是怪罪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但在他们自己的心灵世界里一定存在某种特质，一种微妙的感知力缺失，能够允许堪称独一无二的情形一年又一年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就我所知，这样的弱点根源于土地，就是在这样的土地上，人们准备好了随时赴死，却很少为生存打算。
征服了英格兰的诺曼人刚刚把到手的新家整饬得略微有序，就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爱尔兰海对岸。和北海一样，爱尔兰海事实上也是一个被海水淹没的深谷，并不属于真正的海洋。环境助长了他们投放在这个富饶岛屿上的野心。土著首领之间永远内讧不休。所有试图将整个岛归于一个君主的努力都失败了。在同时代的征服者威廉[14]眼里，爱尔兰是一片“颤抖的草地”。瞪大了双眼的神职人员蜂拥而至，渴望着将基督的赐福带给全世界的异教徒，可是，这个国家没有道路，没有桥梁，没有任何形式的交通设施与工具。这些都是小节，但若想令平凡的日常生活再舒适一点、和谐融洽一点，却全都非常重要。然而，从来没有人关注它们。岛屿中央部分比边缘低得多，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是个沼泽。因为沼泽有个不幸的习惯，它拒绝排干自己，至于人类，当灵魂中满溢诗情时，双手就会忘记还有盘子要洗。
英法两国的统治者都是强大的君王，那时本与掌控整个世界的力量相处和谐。要是教皇英诺森三世没有急于援助他心爱的孩子约翰，宣布《大宪章》“无效”[15]，诅咒胆敢逼迫国王签署下这种出格文件的贵族们堕入地狱，事情又会怎样呢？当一位好战的爱尔兰酋长求助于亨利二世以对抗他势如破竹的对手们（我已经不记得当时究竟有多少部落参战了），看不见的线便握在了罗马手中，教皇阿德里安四世热心地签署了一份羊皮纸文件，允许他的英国陛下世代享有对爱尔兰的统治权。一支由两百骑兵和不到一千其他兵士组成的诺曼底军队随即占领了爱尔兰，强迫生活在部落时代的人民接受封建体系，他们原本还享受着早已被世界其他民族抛弃的简单美德与快乐。一场争端就此开启。严格说来，这场争端直到几年前还没有结束，甚至在今天也仍然可能随时爆发，冲上新闻头条，就像火山喷发一样剧烈而突然。
同爱尔兰人的精神一样，爱尔兰的地形注定它本身就是谋杀与偷袭的理想战场，高尚的理想和低劣的背叛行为互为矛盾，却无望地纠缠在一起，以至于似乎唯有彻底灭绝原生土著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唉，这可不是一句空话。征服者们好几次寻找机会发起灭绝式的大屠杀、大驱逐，以国王及其追随者之名没收爱尔兰人的一切财产。比方说，克伦威尔在1650年镇压起义之后对爱尔兰人所做的[16]，爱尔兰人有着不可思议的非现实感和在错误时间做错误事情的了不起的天赋直觉，他们选择了不值得支持的查尔斯国王。若干个世纪过去了，当初大屠杀的邪恶罪行却仍然留在许多人的脑海里。这种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爱尔兰问题的行径带来的结果就是：岛上人口减少到了80万，饿死率（生存率从来都不太高）飙升到如此高，以至于无论是偷是借还是乞讨，只要能凑到够一趟短途航海的钱，人们就立刻离开，去往其他国家。落在后面的只好怀着怨气，修整着他们的墓地，以土豆维生，靠希望支撑，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最终的解脱。
从地理的角度看，爱尔兰始终属于北欧范畴。从精神上说，直到最近之前，爱尔兰都置身于地中海中心的某个地方。即便到了今天，这座岛屿已经跻身主权国家之列，享受着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或南非同样宽泛的自治权利，却仍然游离于世界之外。人们不再为赢得一个完整的祖国而努力，而是分成了两个部分，各自独立，却又相互敌对。南部的天主教区域容纳了岛上75%的人口，享受着“自由邦”的状态，仍旧以都柏林为首都。北部的一半通常被称为阿尔斯特[17]，包括六个郡，居民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当年新教徒移民的后裔，它依旧是英国的一部分，远在伦敦的英国议会里总有它的代表席位。
这就是本书付印时爱尔兰的情形。一年或十年后究竟会怎样，没人能知道。但是，一千多年来，爱尔兰的命运第一次被掌握在爱尔兰人手里。他们可以自由地修建自己的海港，将科克、利默里克和戈尔韦变成真正的港口城市。他们可以尝试已在丹麦大获成功的农业协作体系。他们的奶制品能够与世界任何地方的产品在同一标准线上竞争。作为自由、独立之民，他们终于可以扮演与世界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的角色。
只是，他们是否能真正放下过去，为未来做好明智的准备呢？
[1]爱尔兰于1916年发起自治运动，南部26郡成为自由邦，1918年爆发爱尔兰独立战争，1921年结束，英、爱双方达成休战协议。次年爱尔兰岛南部诸邦脱离英国独立，东北部6郡组成的北爱尔兰至今仍为英国的一部分。
[2]纽约东部河流。
[3]罗马人对于今苏格兰地区的称呼。
[4]《圣经》记载以色列共有十二个分支部族，后因不尊神谕，大约于公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打败，其中十个分支部族被驱逐出境，就此消失，即为“失落的部族”。
[5]即英国历史上的诺曼王朝。王朝领土包括今英格兰和法国诺曼底地区，君王是来自法国的“诺曼底的威廉二世”，1066年加冕为“英王威廉一世”。
[6]安妮·博林（Anne Boleyn，约1501—1536），英王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的母亲。
[7]莎士比亚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的犹太高利贷者。
[8]乔叟（Chaucer，约1343—1400）被誉为“英国文学之父”，中世纪最伟大的英国诗人，代表作包括《坎特伯雷故事集》等。
[9]这两座桥常常被混淆。塔桥是伦敦地标之一，建成于1894年，在泰晤士河两岸各有一座塔楼。伦敦桥位于塔桥上游不到1公里处，最初建成于1209年，1831年时一座新的伦敦桥取代了服役600年的老桥，而如今的伦敦桥于1971年建成开通。
[10]英国中部的工业密集区，位于伯明翰以西。
[11]又名易洛魁联盟，最初的创立可追溯至12世纪由美洲原住民易洛魁族的莫霍克人、奥内达、奥农达加、卡尤加人和塞内卡人五个部落组成。1722年后塔斯卡洛拉部落加入，遂成为“六国联盟”。
[12]中世纪的盎格鲁王国，位于今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西南部。
[13]12—20世纪的英国西北部郡，1974年并入坎布里亚郡。
[14]即英格兰国王威廉一世（William I，William the Conqueror，约1028—1087），出生于诺曼底，1035年即位诺曼底公爵，1066年加冕。又称“征服者威廉”或“杂种威廉”。
[15]英诺森三世（1161—1216），罗马天主教教皇，坚持神权高于君权，强化教皇的权利，积极介入欧洲各国事务，曾迫使英格兰的约翰王（又称“无地王约翰”，1166—1216）臣服于教会并缴纳高额岁贡。约翰王是亨利二世的第五子，出生于诺曼底，登基后因战争不力且征收高额税赋与贵族阶层产生冲突，后被迫签署《大宪章》（又称《自由大宪章》），其中对君权做出了限制，是后来英国宪法的基础。
[16]这一时期的爱尔兰起义始自1641年，次年英国内战爆发，反对英国国王查尔斯一世的议会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陆续爆发三次战争，1648年查尔斯一世以叛国罪被捕后，克伦威尔于1649年率军镇压爱尔兰起义，在德罗赫达围困战后屠杀包括保皇派军人及平民等在内的3500人，此举被认为是此后三个世纪爱尔兰与英国、新教与天主教冲突的源头。
[17]过去的爱尔兰北部省份，包括今爱尔兰共和国的阿尔斯特省三郡和北爱尔兰六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