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对近代湖南人著名的“排外”形象，也还值得稍作界定。王尔敏观察到：湘军的成就，坚定了湖南人的“自信心与责任心，形成极端热忱的救世观念，为后日政治运动的动力源泉。”但他又提出：“因为自信心的增强，卫道的意识横亘胸臆；遂构成极深度的守旧的顽固势力，含有强烈的排外思想，而对所有的新事物新观念，无不深闭固拒，态度坚决，甲于各省。”[61]自信心与责任心何以会及怎样与趋新或保守发生逻辑联系，却未见说明。通常自信者既可守旧，也可趋新。张朋园就观察道：“湖南的保守派，其成就感与使命感绝不亚于维新派。”[62]
有意思的是，多数时人和后来的研究者都一面说因湖南人排外，故对西方事物所知甚少；同时又说湖南封闭，故当地士人对外事了解不足，所以排外特甚。这在逻辑上多少有些问题。历史当然不是逻辑地发展，士人的行为也并非总是理性的。但一般读书人的言行，总不能太出常轨。试想湖南人既然基本不知外事，何以要排外？而且排得那样厉害？同时还值得考究的是，湖南人究竟排的什么“外”？这个问题大概要以专文才能彻底解决，以下仅以与近代排外联系最密切的教案和涉教事件为例略作分析。
吕实强综合咸丰十年至同治十三年（1860—1874）十五年间“中国官绅反教有关大事”约五百余条，湖南仅占六条，分别在咸丰十一年（1861）、同治元年（1862）（4条）、同治十三年（1874）。[63]据陈银崑的统计，1860—1874年间，全国共发生教案284起，而湖南仅有5起，居第13位；在1875—1884年间，全国共发生教案199起，而湖南仅有7起，与江苏并列第11位；在1885—1899年间，全国共发生教案328起，而湖南有15起，与其余四省并列第6位。总计从1860—1899年，中国共发生教案811起，而湖南仅有27起，居第11位。[64]可以看出，湖南教案的确呈增长趋势，但总体说来，在全国尚不能算特别排外者。尤其是1860—1884年间湖南教案数量并不算多，实看不出湘军兴起导致湖南人排外的联系。
如果稍换视角，从涉教文件的数量（应能大体反映出涉教事件的多寡）来考察，仍可见与上述研究接近的结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据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编有《教务教案档》，涉及戊戌年以前的凡六辑，共一万二千余页，其中“湖南教务”篇幅不过四百页，不论是与总量或与他省篇幅相较，都不能算特别多。下表更能具体说明之：
咸丰十年至光绪二十五年湖南与各省涉教文字数量比较[65]
从表可以看出，在《天津条约》准教士入内地传教开初那几年间，湖南人大约不甚适应新形势，涉教事件偏多，但仍低于各省平均数（早期的涉教事件多受地方官鼓励，不一定代表民风）。此后直到光绪初年的十余年间湖南基本没有涉教事件，与其他省区涉教事件比前更有上升的情形适成反比。与前引吕、陈的统计数据参看，可知湖南这段时期确不以排外显。故说湘军兴起造成湖南人排外的说法，大致可确定为无根之谈。
约到19世纪80年代，湖南涉教文件开始激增，从不及各省平均数的十分之一到超过平均数，其中光绪十三至二十一年间（1887—1895）超过平均数一倍。不过那正是周汉反教事件之时，档案文件主要为相关的揭帖。据张朋园的统计，这段时间湖南教案共五起，案件数似不能算高。[66]甲午后湖南涉教事件可见明显回落，又大大低于各省平均数。
总体考察，在19世纪最后40年间，湖南涉教文件数量与各省平均数的比值为1∶0.72，与全不以排外著称的湖北持平而实际数字稍低。涉教文字的多少不一定完全反映是否排外的实际（比如湖北这段时期共有教案43起，就比湖南27起高得多，而文字的数量却非常接近），也有可能湖南民风的悍烈起了威慑作用，使传教士望而却步（这至少不适合于耶稣会士，盖成为殉道的烈士正是他们所向往的。同时，教案最多的四川省传教事业远比湖南发达也表明此说难立），也许更主要的是交通不便造成湖南的中外交往不多。总的说来，除周汉案这一特例外，从湘军兴起到戊戌变法时，统计数字似不支持湖南排外明显甚于他省这一习惯说法。
但湖南以排外著称又的确是当时许多人的共识。要到1897年年底，才第一次有外国人获准正式在湖南的常德府居住，衙门张贴的保护告示说：奉旨保护传教士，今有两名美国传教士江爱德（E.D.Chapin，其华名提示着他约是江戴德即Lyman D.Chapin之子侄）和卞良臣（F.B.Brown）在西门外赁屋居住，签有租约。故此沿街布告，本府子民勿得骚扰生事。美国驻华代办就此报告说：“这是外国人在湖南定居的第一例，因此颇值得注意。湖南的面积约与堪萨斯州相等，其居民向以强烈仇外著称。”[67]皮锡瑞也指出：耶教发展遍及全世界，并“及于中国，惟湖南省城无教堂，外府州县亦多有之”。[68]
可以说，在甲午前的一定时期内，湖南确以排外著称，其排外的名声很可能因周汉事件而鹊起；且因为湖南反教活动以揭帖等文字方式表述为多，流传各省，故实际影响或大于其他一些省区。[69]但周汉反教案有其特殊性，传教事业在湖南并不发达，与周汉等反教的激烈，似乎提示着反教是否厉害与当地的开放及传教事业的发展不一定成正比。林能士注意到：与他省比较，湖南反洋教揭帖“以整个中国为对象时居多，并且处处显示湖南与中国命运的关系”。[70]这最能说明湖南人的排外和反洋教活动以基于传闻的想象为主：正因为湖南本身几乎没有定居的传教士，故其反教只能以全国为对象，体现出一种强烈的防患于未然的意味。这与士人的文化忧患意识有很大的关系。正因其注重文化竞争，故特别为外国人所关注。
实际上，湖南排外守旧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外国人协助形成的。《湖南时务学堂公启》说“海内海外”咸以守旧目湘士[71]，即揭示出外人参与了这一形象的塑造。以汉口为中心长期在两湖地区传教的杨格非（Griffith John）于1891年年底说：“湖南排外运动的领袖是所有进步事业不共戴天的死敌，他们决心反对引进每一项新事物，不管其多么有利于中国。”[72]《万国公报》说：“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为天下良法，更未知新法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见，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设立之电杆，竟敢拔而投诸火。种种乖僻，皆自困之道也。”《国闻报》也说：“湖南士民向来勇于守旧，故中国通商数十年，而洋人之车辙马迹，于湘省独稀。即一切泰西利国新法，亦丝毫不能举行。”[73]
前引江苏人关于湖南由旧变新的描述，也极有可能自西人处转手而来。他说：“湘中向不与外人通，读书积古之儒，几至耻闻洋务。西人所谓守旧之党，莫湘人也。”[74]连“守旧党”的称谓，也是西来。该文后面屡引西人西报之说，可知作者相当熟悉西人言论。其称湘人“丕变”，也不排除转自西人。盖湖南人从守旧“幡然改变”为趋新，同样也为上引《万国公报》和《国闻报》消息所道及，似已成为在华外国人的共识（两报均承认地方官的作用，其中《万国公报》又特别强**会印刷品的功能）。杨格非也于1897年5月发现：“长沙的一些学生显现出对西方知识的真正渴望”，并相信湖南地方官“倾向于支持引进西学和每一种类的西方改良措施”。[75]
前已述及，湖南的开放与否，与排外似不构成正或反比例的关联。与本文关系更重要的是，一个地区的开放或排外与否，与新政是否推行的直接关联也并不紧密。湖南常德府的情形很能说明这一点。卞良臣报告1897年年末那里的情形说：“（当地）一切都非常平静地继续，人民友善，而官吏为保证我们平安甚为尽心。衙门走卒（Yamen runners）每日仔细地照料我们。”他确信将保护传教的告示沿街张贴，是“这一封闭的省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向福音和外国人开放的象征”。[76]
到1898年年初，江爱德进而报告说：“这里的居民对外国人比省内几乎任何其他地区的人对外国人更友善。过去的一年中，可见甚大的觉醒（awakening，此词有明确的宗教含义）及对西方知识和事物的新需求。”其表现是“该城的士人正在组织学习英语的班级，并要求提供外国书籍，而更进步的人士已在讨论开通一条常德与汉口之间的轮船航线”。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一个巨大变迁和进步运动（forward movement，此语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的证据。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变迁和运动并不仅仅与贸易和科学相关，因为同时也出现了对基督教的新兴趣。已有少数人受洗而皈依成为教徒，其他人也表现出兴趣并在探询关于主的意旨。毫无疑问，不论就贸易还是传教事业的目的而言，常德府都是一个最重要的中心。”[77]
但常德人在新政期间似乎未表现出比其他地区更积极的态度，而省城的新派官绅在将新政往地方州县推进时，也并不特别考虑常德的特殊性。这很能说明开放与否与新政推行的直接关联实不紧密。在甲午战败的全国性大刺激下，以闭塞和排外著称的湖南独能努力推行新政，而开放得多的湖北便不如湖南那么热烈，号称更开放的广东和其他沿海省区大多未推行新政，已充分证明一个地区是否实行学术和政治改革，更重要的毋宁是地方官吏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