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五四运动”向有广狭两义：从字面义言，是特指1919年那次以学生为主的运动；然而通常说到“五四”，大约都会往前后各推移几年，是所谓“广义的五四运动”（也有人名为“新文化运动”）。两种“五四”的并用已经约定俗成，且今人已在思考怎样继承“五四遗产”，其实不论广义还是狭义的“五四”，都未到盖棺论定的程度。
据说老子曾对孔子说：“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这是《庄子·天运》中所言，义甚悠远。如果“履之所出”乃履迹而非履，而昔人之陈迹未必是其“所以迹”，则西方文论所谓文本一经产生，即具有了脱离母体（即作者）的独立生命，似亦可由此索解。章学诚就曾说，文本一经写定，解读就变化多端；所谓“言一成，而人之观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于有向而有背”。[2]
在某种程度上，历史叙述中的“五四”，就像一个含义丰富的文本，早已被历来的众多解读者“千百其意”了。然而文本不论多独立，仍有其产生的母体。从时间视角看，其实也可以说，文本一产生，就已经是过去式，也就成为历史了；而与其相关的语境，自然同样是历史的。不论是就文本解读文本，还是将文本置于其产生的语境中解读，恐怕都不能不考虑历时性的因素。熟读老庄的鲁迅主张：“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但我也并非反对说梦，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3]
照鲁迅的意思，不顾文本作者及其时代而就文本论文本的“说梦”取向，是可以存在的；但听者（即文本诠释的接受者）应当区分并明了“说梦”与“说事”两种取向的不同。这样，若取上述文学批评理论解读“五四”，最好能指明其所解读出的，乃是作为“独立文本”的“五四”之意涵，而非与“作者”关联的那个“五四”；或将两者进行区分，让“听者心里明白”他们所听的是“说梦”还是“说事”。
更重要的是，如果选择了“说梦”取向，在解读时当就已“独立”的文本进行诠释，而不宜将其解读还赠文本的作者，指出某某主张如何、某某赞同和反对什么，等等。不幸的是，一些持“说梦”取向的“五四”研究者，却未能遵循其所借鉴的理论，常将其想象力丰富的解读，还赠“五四”的当事人，使我们认知中的“五四”形象更加扑朔迷离。
而“五四”的基本史实，就还很有一些没搞清楚。仅举一例，梁启超曾说，要“了解整个的中国，非以分区叙述为基础不可”。[4]即便是狭义的“五四运动”，也不仅是发生在北京一地。当年的学生运动多少有些偶然，尽管有很多当事人的回忆，究竟是哪些人实际领导了学生的运动，以及“五四”当天路途上发生了什么事，迄今尚存争议。连北京市区的运动过程都不够清楚，遑论各地的运动了。虽然也有一些地方的资料集和研究文章，增进了我们的认识，但各地的“五四”情形，基本仍不明晰。[5]
在区域因素以外的其他方面，“五四”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五四”，没弄清楚的具体内容也还不少，仍需继续探索。这样说可能让有些专门研究“五四”的学人不快，但在很多人以为主要历史问题已被研究得差不多的时代，认识到像“五四”这样的重大事件都还大有可为，不也是快事一桩么？本文无意于系统的论述，仅从“五四”时当事人中老师一辈的一些即时观察和事后反思，试探索“五四”本身及后人认知中“五四”那丰富多歧的面相（本文会频繁使用“五四”一词来指称狭义和广义的“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