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年时候起，陈独秀就不算默默无闻，只不过闻名的范围不同。他十七岁以第一名进学成为秀才，在当地就是名人。后来留学日本剪监督之辫，回乡组织安徽爱国会，到参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在东京和安徽，均非碌碌无名之辈。[5]但真正使他名满天下的，还是他的文章和他所办的刊物，特别是《新青年》。还在1914年，陈独秀已因发出了时代的声音，在遭到短暂的“举世怪骂”之后，很快成为具有预见的先知；他自己也因此改变了对世人和出版的悲观，以创办《新青年》开始了人生的新路。
先是袁世凯在1913年秋间被国会选为正式大总统，不久即解散国会，使很多读书人对共和的期望变成了失望。因参加二次革命而逃亡在外的陈独秀于次年致函编辑《甲寅》杂志的章士钊说，“国政巨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一年间的改变，竟不啻五六百年，强有力地表述出“国政巨变”对读书人的冲击。陈氏把那时的中国人分为两部分，一是“官吏兵匪侦探”，一是其余所有处于“生机断绝”状态的人。在这样的局势下，“外人之分割”反成为“国人唯一之希望”，他自己也准备赶快学习世界语。[6]
最后一语大概是故意言之，以彰显中国可能被外人分割的判断。不久陈独秀为《甲寅》撰《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再申中国“瓜分之局”已不可逃，更提出“国不足爱，国亡不足惧”的痛言。[7]该文引起大哗，《甲寅》“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但约半年后，当初不得不因陈文而“逊谢”读者的章士钊却说，“爱国心之为物，不幸卒如独秀君所言，渐次为自觉心所排而去”。甚至梁启超新近发出之“惊人之鸣，竟至与举世怪骂之独秀君合辙，而详尽又乃过之”。故陈文实“写尽今日社会状态”，不啻“汝南晨鸡，先登坛唤耳”。[8]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发表于1914年11月，次年初即有日本“二十一条”的提出，虽印证了“亡国”的现实紧迫性，然而在危难之际，举国兴起一股“爱国”的**，与陈文主旨适相对立。在这样的情景下，何以陈独秀反能以先见之明警醒世人呢？一是因为他的意见反映了当时读书人的一个倾向，即眼光向外，探寻中国问题的外在解决[9]；二是因为袁世凯政府未能审时度势，很快开始大举“筹备帝制”，引起很多人的反感。
以共和制取代帝制，本是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尝试一种前所未有且所知不多的全新政治体制，对任何个人和群体，皆非易事。入民国后，用当时人的话说，国体改变已是定局，对新政治模式的探索，主要落实在政体层面。观各类非“革命派”人士的言论，不论其内心是否赞同民国，大体都在接受国体改变的现实之下，探讨未来政治运作的各种可能性（康有为等更将政治提升到政教的高度）。[10]而“筹备帝制”的举动，一方面把国人对共和的思考从政体引回到国体层面，同时也使国人本已外向的眼光又被引回国内。
从晚清开始，由于时人强调从“大一统”向“列国并立”的转换，“国家”很大程度上从纵向的上下关系转为横向的中外关系（例如，“国乐”以前是指最上层的国家级乐典，而后来则专指与异域音乐区分的中国音乐。两者大致是“国家”的代表，但一是内在的，侧重上下；一是外在的，指谓各国之一的中国）。因此，当眼光向外时，更容易体现国与民的一致；而眼光一旦内转，便可能看到国与民的对立。
就袁世凯一方而言，走向帝制或许是解散国会之后的自然发展。但其间的“二十一条”风潮大大改变了民风士气，在中国兴起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风潮；如何凭借此东风以整合内部，既是当政者的机遇，也是其所面临的问题。从技术层面言，当年北京政府在外交上不无成功之处；然其最终对日屈服，仍成为国耻的象征。[11]此时不展现“卧薪尝胆”的雪耻意愿，反欲改变国体，适从政府角度予人以“国不足爱”的观感。
国人眼光由外向内转换，便有人想起了被解散的国会。包公毅即慨叹，自从“国民意思之机关”被取消后，国民虽有热心，却无“正常之机关以代表民意”。[12]《申报》一位重要撰稿人分析说：正因国与民之间没有联络机关，则“国自为国，民自为民。故民虽欲爱国，而无法可爱；民虽欲救国，而无法可救”。[13]这里民意的“代表”，即代为表述（representation）民意之本义，故他们虽从通上下的传统思路在思考“国”与“民”的“联络”，却也直达代议制的本源。
用章士钊的话说，当时中国的问题在于“国与人民全然打成两橛”。[14]如果这是一个新现象，当然也就是共和制度下出现的新问题。换言之，在帝制改共和这一根本转变之下，“国”与“民”的关系显然需要厘清和重构。陈独秀敏锐地感觉到，在对共和失望的普遍焦虑中，形成了国与人民两分的语境。他的文章虽有些言过其实的故意表述[15]，其核心恰在探讨民国新政治模式里“国”与“民”的关系，呼应了许多读书人之所思，并言及其所欲言。[16]
民初的几年间，并非“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时代。比陈独秀大不了多少而早享大名的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皆健在（影响最大的梁启超比陈仅大几岁），并未停止其努力。陈独秀能一举引起瞩目，即因其只眼独具，提出了很多人积蓄于心中的关键问题，发出了时代的声音。当年多数读书人并不熟悉共和新制背后所蕴含的学理基础，难以区分“国家”和政府；[17]政府既然以其行为证实“国不足爱”，遂使陈独秀引起“举世怪骂”的言论，反成为带有先知先觉意味的预言。
章士钊看到了陈独秀文章的示范作用。不过短短几个月，思其所思、言其所言者颇众，其中不乏重要人士。如名记者陈景韩公开宣称：“今后之所望者，非他国之援助也，非政府之作为也，我国民而已。”[18]他不仅呼应了陈氏弃政府而寄望于国民的观念，其所谓“他国之援助”，也因应着陈独秀所说的“瓜分”。而梁启超在1915年6月发表的《痛定罪言》，更以主要篇幅讨论外国因素的影响和中国士人的自觉。[19]
传统中国社会虽然主张以民为本，负“澄清天下”之责的，却是四民之首的士。伴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晚清逐渐兴起把国家希望寄托在一般人民之上的“民”意识。[20]但这一新兴的“民”并未表现为一个思虑相近的整体，恐怕也不一定有承担天下重任的自觉意识。陈独秀强调自觉心重于爱国心，已隐约提出解决中国问题要从“国”转向“民”。而“自觉”的提出，尤意味着每一个体之“民”都需要有所提高，以认识到自身的责任。
不过，当“民”之规模乃数以亿计之时，他们就是有参与政治的意愿，也缺乏参与的实际可行性，何况多数老百姓并无参与的愿望。而当时正在兴起的青年学生，社会地位虽尚处边缘，却既有参与的意愿，其数量也大到足以左右其身与之事业。陈独秀在致《甲寅》的通信中曾对举国之人多“无读书兴趣”深感失望，也不看好办杂志。[21]但其文章引起的热烈反响，可能改变了他的认识。章士钊在讨论陈文的社会反应时特别指出：那时“国中政事，足以使青年之士意志沮丧，莫知所届者，日进而未有已”[22]。这一观察，或许对陈独秀有所提示。他随即决定创办《青年杂志》，专注于读书人中的青年一辈。[23]
或因其自身地位不那么显赫，或因其对菁英读书人的失望，陈独秀似比当时多数人更早体察到中国社会变动产生的新力量（梁启超也曾看重少年，但其主要关注仍在已确立社会地位的菁英身上）。《青年杂志》创刊后不久，复由于偶然因素而更名《新青年》，无意中把范围缩小到青年中的趋新者之上，反增强了影响力。这些直觉和远虑交织的选择，固半带偶然，却适应了中国社会变动的新趋势。在听众决定立说者命运的时代，陈独秀和《新青年》一呼百应的契机，已然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