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琅何羌与小月氏、卢水胡
简文：
28．敦煌太守快，使守属充国送牢羌、□□羌候十二人。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琅何羌□□疆藏□□诣行在所。以令为驾二乘传，十一月辛末皆罢。当舍传者，从者，如律令。 （Ⅰ.TO210③:6）
按此简极其重要，准确分析，当为驿置交通使用的传致、过所文书。神爵二年十一月，由敦煌太守快（与《赵充国传》宣帝神爵元年六月进军治所言敦煌太守为同一人）发令，特派守属吏护送牢羌、琅何羌候共十二人，乘二乘传车晋谒皇帝所在之处。“□□羌候”，准下文可补“琅何”二字。“琅何羌□□藏□□”，所缺或为琅何羌候之种姓、名字。“行在所”即在行所在，一般指皇帝居住处。“二乘传”，《汉书·高帝纪》注如淳引律曰“四马高足为置传，曰马中足为弛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急者，乘一乘传”。又平帝纪注如淳引律云：“诸当乘传，及发驾置传者，皆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传、参封之。参，三也，有期会，累封两端，端各两封，凡四封也。乘置、驰传，五封也，两端各二，中央一也。轺车二马，再封之。一马，一封也”。按，综合诸记载，驿置之传车有驾一马轺车、二马轺车和分别驾上、中、下等各四马的置、弛、乘传。后者速度极快，故“急者乘一乘传”，所谓四马谓乘。二乘传、即入匹马的传车，可轮 驾车，速度更快。司马相如持节论蜀郡，弛四乘传。征昌邑王赴长安乘七乘传，俱见本传。也可以理解为四套、七套驾四马的传车。又据制度，乘传必须持木传信，参封。其实物，居延甲渠候官第四隧遗址曾出土两枚，形如棨戟 ，横木两端各一印匣一封，中央立木有匣一封，[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障隧遗址和新出土简牍文物》，载《文物》1978年1月。]是为三封。
按赵充国传言“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又“羌候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但悬泉简却作“琅何”，仅一字之差，反映出不同的褒贬态度。前者是班固修史的修辞，后者则是西汉郡守文书实录，一个琅字比狼字显出了天壤之别。
赵充国称狼何为羌，又说他是小月氏种，可谓知其根底。《史》、《汉》西域、大宛传，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在匈奴冒顿、老上单于时，被迫西迁，其“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后汉书》西羌传，附载“湟中月氏胡”，记述月氏被羌人同化甚详，“依诸羌居止，遂与其婚姻，……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大种有七，胜兵九千，分在湟中、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月氏胡逐渐羌化而融入羌人社会是经历一段历程的。大月氏被匈奴击来西走，约在元前200年左右，其小股遗民散落河西、西域南山间。《汉书·功臣表》武帝元封四年、五年分别封小月氏右苴王稽谷姑、小月氏王杆者为鞮兹侯和瓡言聂侯，仍保留其种姓称号。但又50年后即宣帝时，小月氏种狼何的一支已变称羌侯，并参加羌人叛乱，而同时期屯驻鄯善、伊循的长水校尉所率婼羌、小月氏兵，却属平叛的力量。可见小月氏处于演变、分化之中。简28表明战争结束后的琅何羌未被当作敌人。而是朝廷团结争取的对象。
约西汉末王莽时，小月氏力量渐强。其中，杂居张掖南山、卢水的，受辖于张掖属国，为割据河西的窦融所用。后汉书《窦融传》说“怀辑羌虏，甚得其欢心”。建武八年，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步骑数万，助刘秀统一陇右。居延破城子出土建武三年河西五郡大将军窦融令《勿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册，即指居住卢水（张掖羌谷水）的小月氏胡。秦胡，指秦时河西原住民月氏胡。秦胡卢水土民，乃卢水胡名称之滥觞初始，亦即前述羌虏（胡）小月氏。后来，据《窦固传》，永平十六年固与耿忠率张掖、酒泉、敦煌甲卒及“卢水羌胡”万二千骑出塞击匈奴呼衍王，依然依靠这支精悍的民族军队。
约东汉初期明帝时，河西南山的小月氏又向湟水迁徙发展。《西羌传》建武末、永平初，烧何羌因卢水胡来侵而请求内附可证。烧何羌为烧当羌近种，分布浩亹水左右。湟水流域的卢水胡，又名“湟中月氏胡”、“湟中胡”、“湟中义从羌胡”、“秦胡”、“湟中秦胡”等等，见西羌、邓训、段颖诸传。他们已经彻底羌化，融入羌人社会。但和其他小月氏一样，其亦羌亦胡的种族特性，及经常“首施两端”的政治态度，使他们与羌人之间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独立性，较少参加羌族反乱，大多数情况下是平叛的主力，为政府所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张掖南山的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了北凉政权。传统的说法是蒙逊祖先曾任匈奴左且渠官，因以官位为姓氏。但《宋书·大且渠蒙逊传》曰：“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蒙逊）世居卢水，为豪酋“。故姓氏沮渠也可能来源于羌人职官。关于卢水胡的族属，过去颇有争议，有匈奴说、月氏说、杂胡说诸家。准确分析，卢水胡乃是小月氏而羌化[作者过去曾主张卢水胡为小月氏，见初世宾：《秦人秦胡蠡测》，载《考古》1983年3期。]。疑小月氏曾降匈奴而任其且渠之官，并不等于是匈奴人。同样，世居卢水，与羌人为伍并羌化，也不等于是羌人。
以上是小月氏在阳关西南的狼何羌、在张掖南的卢水胡、在湟中的月氏胡的大概。
七、牢羌
简28中的牢羌，地位、待遇与琅何羌相同，又同时同地出发诣皇帝所在，这表明它与小月氏种的狼何羌关系密切，二者驻领地相去不远，也在敦煌附近。又敦煌为汉代朝廷驿置交通系统之最西端，据悬泉汉简，凡往来玉门、阳关之西域诸国使臣、官吏、贵人，皆持朝廷诏令或西域都护之传致过所，在敦煌交接。此处牢羌、琅何羌候乘传东行，亦由太守安排自敦煌起身，故牢羌亦应在敦煌两关以西某地。
《西羌传》永初七年夏，马贤、候霸“扼击零昌别部牢羌于安定”。安定曾安置烧当、先零降羌。烧当羌胁从有滇零者，为先零别种，其子零昌，而牢羌为零昌“别部”，其与滇零、先零、烧当羌等显然并非新近同种。也由它处迁徒而来。此牢羌与简30之牢羌显然是同一种羌，但后者较之早出百七十余年，也是关于牢羌的最早记载。
据前诸点，疑“牢羌”在罗布泊附近。《水经注》卷二数次引述《释氏西域记》言，汉之“楼兰”，西域语为“牢兰”，又西域语罗布泊为“罗布”（LOP、LOB）。玄奘《大唐西域记》，自且末向东北千里为“纳缚波”，即楼兰故国。斯坦因于若羌东北之米兰遗址古堡发掘之8~9世纪吐蕃文书，大量出现“纳布（NAB）”一词。字头辅音I、N可转换，尾缀轻唇辅音P、B在转译时或省略，故“牢羌”或为“牟兰羌”、“罗布羌”之省译。《水经注》又云：“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龙城，故羌赖之虚，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覆其国。”过去学界或以姜赖之墟为羌人故地，而郦道元以为是胡国。此种亦羌亦胡的现象，恰恰是小月氏的特征。牢羌，很可能和琅何羌同族。
按汉之南山（祁连、阿尔金山、昆仑），为古代羌、胡两大氏族集团地域之分野。沿南山东西，正是秦汉时月氏生息、西迁及所遗小月氏与南山羌人的结合地带。罗布泊正当其中间连接部，为河西、青海（羌中）、西域南—北道路的出入要冲，也是青藏高原与漠北蒙古在古代的南北向捷径。东起河湟，经青海（鲜水）、柴达木、出阳关西南的婼羌西行，在西域南道南侧山前之地，据前书《西域传》，过不当道之西夜、蒲梨、依耐、无雷等“羌氐行国”，越葱岭，亦可抵大月氏。又小宛、乌托、移支等国亦颇似羌人。后书《西域传》西夜相接有“德若”，俗同。这条并行于河西、西域大道的辅线，所过皆羌人居住和游牧的地区，我曾考证它是张骞首次通西域时发现的，称之“羌中道”，在宣帝神爵平羌战争中开通[见初世宾：《羌中道小议》，载《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2期。]。张骞在大月氏探悉此路，所谓“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后为匈奴所得。”（《汉书·张骞传》）羌中指今青海省境内。我们推测他翻越葱岭，沿昆仑山下诸羌氐小国，约到达婼羌、罗布泊一带，再被匈奴捕获。
《赵充国传》说，在河西走廊被汉军占领、严密防守的情况之下，匈奴赴羌中勾结联络，只能“道从沙阴地”（漠北），“出盐泽”（罗布泊），“过长阬 ”（柴达木盆地），“入穷水塞南”（张掖属国南塞之一，约在羌谷水上游），“抵属国与先零相直”（即金城郡及属国地）。又神爵二年匈奴在右地日逐王降汉，都护郑吉发西域诸国兵五万迎之，“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二十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见《汉书·郑吉传》。]。河曲在黄河“逢留大河”以上，即今青海贵德县西。日逐王属地在新疆哈密北之巴里坤、蒲类泽一带，何以得行青海境内河曲地，而不走河西道！？我曾认为郑吉与日逐王自敦煌南下入羌中并经河曲而抵金城。选择此路线，乃是为了避开当时河西匈奴正欲大举进攻的紧急形势。《释粹》发表后，披露二枚简文与此事有关：
简文：
29．广至移十一月谷簿，出粟六斗三升，以食悬泉厩佐广德，所将助御效谷广利里郭市等七人，送日逐王，往来 （Ⅰ.T0309③:167）
30.三食，食三升。按广德所将御□禀食悬泉，而出食，解何？
（Ⅰ.TO210③:168）
以上二简为一册之物，言广德七人迎送匈奴日逐王，本已在悬泉置领受了食粮，到了广至县七人又领受一次共计六斗三升；重领了口粮。或者本应在悬泉置领受口粮，而广至却发给，上级查问这是为什么！？从简文看，日逐王是进了玉门关，经敦煌置，遮要置、悬泉置、鱼离置和广至置的。而郑吉传所指路线不会有误。故敦煌郡广至县处，必有南下交通羌中的道路。拙文曾论述过这个问题，特补记于此。这一情况，也与前文述羌人欲自南籍端水（疏勒河上游昌马河），广至县南塞入侵敦煌是相符的。迎送日逐王，派遣了悬泉厩佐带领六名“助御”即车夫助手，可知车队较大。但为何在广至进食三次，颇令人费解。
八、婼羌
首见于《汉书·西域传》，位于阳关西南，距离最近而不当孔道，与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渠勒、于阗等国接壤。学界或以此认为记载有误，婼羌不可能东近阳关、西接于阗。实际上，《汉书》所记不错，应理解成其游牧领地东西绵亘较长，僻处西域南山之下，惟其王帐距阳关较近而已。
视婼羌之名，当属羌人。婼系种姓，不是地名。其音近“狼何”连读，而字头辅音R、N、L可互换转。它与小月氏种狼何羌都在阳关西南，疑是狼何近种，可能也是羌化了的小月氏。前书西域、匈奴传皆曰“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平帝元始时有王名“唐兜”，颜师古注：“言去离胡戎来附汉也”。又“为其去胡而来降汉，故以为王号”，可见政治态度是倾向于汉朝廷的。但“去胡来”非音译，乃仿照“归义”而自拟之号，因讹传而汉译为“去胡来”，颇不伦不类。此为《汉书》不经所致。唐兜，与简23之羌王唐调，仅一字之差。平帝时，因羌中东部赤水羌侵扰而告急，西域都护但钦不救，求守玉门关又不获准，千余人遂亡降匈奴，后被王莽引渡回来残害。
《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鱼豢 《魏略》引《西戎传》曰：“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这里所说的，正是前文所言婼羌以西沿阿尔金山、昆仑山分布的所谓“羌氐行国”。这是西域南山的小月氏和羌。
总之，在河西、西域的南山地区，东起河湟、西抵葱岭，沿河西祁连山、西域昆仑山麓，存在一道多民族聚居、融合的特殊地带，其特点是小月氏与羌的紧密结合与同化，其著名于史的代表性种族有湟中羌胡、卢水胡、琅何羌、牢羌、婼羌等。以张掖为主的卢水胡，保持民族特性和传承颇久，其他的小月氏，则逐渐被化没于羌人之中。
九、对宣帝神爵平羌战争的一点补充
两汉羌乱原因，需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西汉之开拓西部，必然遭遇胡羌联盟抵抗，与东汉的郡县豪强掠夺欺凌而激起羌变，两者性质根本不同。据赵充国传、西羌传，武帝元鼎五年西羌首次发难即勾结匈奴。后元时，先零、匈奴、小月氏相互计谋夺河西而共有之。昭帝之设金城郡，欲再隔羌胡，阻堵羌人北出河湟。而宣帝元康四年，匈奴使者又潜入羌中，先零、罕幵羌解仇盟誓；阳关西南狼何羌遣使去匈奴借兵，欲断西域鄯善之道；罕幵万人离开住地，屯聚鲜水（青海湖），欲寇酒泉、敦煌；先零则东出湟水临羌至浩亹，杀掠金城、陇西。骑都尉义渠安国将三千骑兵试图进击，在浩亹大败，退守令居，时为神爵元年春天。这是敦煌羌人叛乱的大致形势背景。
该年四月，将军赵充国率万骑自金城奔袭湟水至临羌。简23“闰月庚子”，《释粹》考证为神爵元年闰四月。时罕幵羌万余已经聚集青海湖一带，而赵充国抵达前线则刚一月，逼近敦煌、酒泉的羌人将反未反，塞上警备空气骤变，这与赵充国本传所述完全吻合，旧出敦煌简亦可作证：
简文：
31．制诏酒泉太守，敦煌郡到戍卒二千人，发酒泉郡。其假候如品。司马以下，与将卒长吏将屯要害处。嘱太守，察地形，依险阻，坚壁垒，远候望，毋 （TⅥb.i.289)
32．……陷陈却适者，赐黄金十斤。□□元年五月辛未下。 （TⅥb.i.125)
此二简，为斯坦因在凌胡隧（编号TⅥb)所出。王国维认为是一枚简析裂为二，乃宣帝神爵元年五月末所下诏书，命令酒泉太守辛武贤屯兵进军剿羌，但在拜武贤为破羌将军之前[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七《敦煌汉简跋》，《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其实，此诏书与“进军”无涉，只因形势危急，才从敦煌调二千戍卒至酒泉，加强防守，堵截羌人北上，此视简文即明。又王国维说简文的长吏为“长吏”，而劳干先生以为是县令、长、尉[ 见劳干：《居延汉简考证》一，四川石印本，1944年。]，两说似皆可商榷。该制诏是说，二千戍卒须按军吏秩品，由太守督察，候、司马、千人等长吏率屯各要害，依险坚壁，候望防范。一郡之长史才一人，县令长等依制度又不干预军事，故知此长吏非军吏莫属。二千甲卒，编制数相当于一至二校尉。每一校尉的下属，一般不少于五营部曲[汉兵制军阵，据文献及汉简约为“五五制”，如大将军统辖前后左右将军，连同自身中军共为五军。每一将军亦统辖前后左右连同自身的五部校尉、都尉；而都尉、校尉亦下辖前后左右中五部曲候、司马、千人；再下为前后左右中五材长之体制，基本如此。]，校尉的下属军假司马、千人、候等，才是领兵长吏。
以上是四月、五月、六月，以羌作战的方略上出现争执。宣帝误信辛武贤之上书，拜其为破羌将军，诏令辛及敦煌太守南下，长水校尉婼羌、月氏兵东进，令赵充国西进，三方面于七月廿二日会合歼灭罕幵羌于青海湖北。赵充国则以为先零为首恶，罕幵乃胁从，当先歼先零，不可“释有罪而诛无辜”。经他力陈再三，宣帝始允准赵充国遂于七月出兵击溃先零羌于湟南、河曲间。军至罕幵地、令军毋烧聚落、畜牧、田禾，敦煌、酒泉的罕幵羌叛兵闻汉军善待其家乡妻子，“竟不烦兵而下“。据此可推断，前引敦煌郡南塞诸寇盗反乱的羌人当属罕幵羌，其原居地在青海省中部。平羌战争主战场在青海省东部，而不论敦煌、酒泉，形势虽急，但尚未爆发激战。此点，文献、简牍所述非常一致。
前引之《羌归何怨诬羌驴掌谋反事》册（简20~22），所涉“谋反”事，很明显与神爵时平叛羌乱有关。册中的归何为敦煌南塞外原住民，诬言新迁徒而来的驴掌犯谋反罪，故由此推测驴掌等为鲜水迁来敦煌、酒泉之罕幵羌。去年案发而今年处理，其中归何是先告抢劫、后告谋反罪。所以，这个“今年”多半是神爵元年无疑。否则，文献记载与出土简牍决不至如此吻合。
神爵元年正当平羌乱激烈之际，敦煌郡官府对待羌人“谋反”的案件，却能客观、冷静，处置得当，这实属难能可贵。这首先因为西汉尤其宣帝时期的司法、吏治和民族政策比较清明。其次，也出于对羌作战方略的基本考虑，如严惩首恶先零羌而笼络瓦解罕幵羌，把战争局限于羌中一隅而保持河西、西域稳定大局等等。在这方面，悬泉汉简中还有不少例证，详见后文。
十、羌五、羌候与平羌战争的善后
简文：
33．出粟一斗八升，以食守属萧嘉送西罕候封调，积六食，食三升。
（Ⅱ.T0111①:174)
34．移羌人男子狼阳，责广汉士吏萧嘉，牧……
（Ⅱ.T0113③:3)
35．·元始元年八月，两乡羌□□……
（Ⅱ.t0115②:144)
36．出粟一石，马五匹送羌王索庐□，东。元始五年十一月癸丑，悬泉置佐马嘉，付敦煌御任昌。
（Ⅱ.T0113①:4)
37．出钱六十，买肉十斤，斤六钱，以食羌豪二人。
（Ⅱ.T0213②:106)
据赵充国传，征羌战争于神爵元年秋胜利结束，冬天罢兵，留万人屯田。神爵二年春，羌乱全部平息，五月罢屯还师。秋，置金城属国及允街、破羌等县，安置降羌。这时，先零羌诸酋豪，共斩其首恶大豪犹非、杨玉，罕幵诸酋率煎鞏、黄牴等种四千余众来降，于是封先零、罕幵羌有功酋豪二人为“帅”、二人为“侯”、四人为“君”。但战争开始，罕幵酋豪靡当儿、雕库二人曾向汉军报告敌情，却未封赏，不知何故？
简28敦煌太守遗吏护送牢羌、琅何羌候十二人诣天子在所，时在同年十一月，可能是前往领受封赏。
《赵充国传》又载神爵元年战争初起时，朝廷有诏颁布《购赏令》：“天子告请羌人，犯法者，能相辅斩，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少千钱。又以其所辅妻子、财物尽与之”。 从前引简22文可知征羌战争爆发，朝廷还曾发布《赦令》，惜不知其内容。居延破城子新出建武初年《辅斩匈奴虏反羌购赏科别》册（74.EPF22:221~235)，中有捕获从塞外潜入的反羌间谍一人，官吏增秩二等，百姓赏钱五万。简文说这是根据“收制律令”而新制订的。又归出居延简（267·19）“各持，下吏为羌人所杀者，赐葬钱三万；其印绂吏五万，又上子一人名尚书；卒奴婢二千；赐伤者半之。皆以郡见钱给，长吏临致，以安百姓也。早取以见钱□”。此简劳干先生以为是神爵元年出兵时所下诏令，其实当是二年羌平之后朝廷所发抚恤伤亡吏士的《抚恤令》。优抚等级，以印绂吏为界，分上、下二等。又奴婢被杀也有补赏，伤者则半额赏给。特别强调付给现钱，由长吏亲临监督兑现。
综合文献、简牍印记诸诏令，将羌人的封号、职位等编列为下表，可以窥视羌人社会的等级结构情况（限西汉）：
神爵元年诏书（购赏数目） 文献印记称呼 简牍中的称呼
称呼
大豪
（40万） 首帅、名王、大豪
王
中豪
（15万） 酋豪、王帅、侯、君
侯
下豪
（2万）
豪
豪
大男
（3千）
男子 男
女子老少 （1千） 庐落
表中的大男，是成丁男子，即羌人：“庐落”（户）的主人，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羌人的氏族，约由许多有血缘和种姓关系的庐落组成。这样的氏族，或是以某强盛氏族为核心的地域性各氏族联合，大约就是前表所谓的“豪”和“酋豪”、“侯君”之类。更大的稳定地域中诸酋豪的联合，即部落联盟，其首领当属“首帅名王”。
前引简23“羌王唐调”，即名王一级，前文分析他是罕幵羌王。赵充国传先零羌王有二人，一名杨玉，一名犹非。又西域传婼羌王唐兜，见前第八节。简36所引为平帝之始五年十一月事。“羌五索庐□，东”，即从敦煌乘传出发东行（简末书该传车由敦煌车父驾驭），路过悬泉置，除供应了食谷，还增加五匹驿马。由此可见此羌王为敦煌郡或以西某羌之王。按前述婼羌王唐兜和与赤水羌纠纷投降匈奴之事恰发生于元始末年，王莽威逼匈奴遣还，并于西域“恶都奴界上”“会西域诸国王”，陈兵斩之，时在居摄年间，见西域、匈奴传。又王莽传，元始五年四月，王莽拜宰衡，女立为皇后。五月，加九锡。秋，遣使多持金钱诱骗西羌（当属先零羌）豪良愿，率众万二千人求内附，献鲜水海、允谷、盐池，置为西海郡。此事发生在十至十一月，十二月平帝即崩。这是王莽篡政前玩弄的政治把戏之一，次年即居摄元年，先零羌“怨莽夺其地为西海郡，反”。以上是两件与羌人有关的重大政治事件，不知与“羌王索庐□”的这次活动有否关系！？聊备于此供参考。
王以下为侯一级。简33可能是宣帝时期简。所谓西罕侯封调，即西部的罕幵羌侯，当在敦煌境内，乃罕幵之一支。《赵充国传》记征羌战争结束时，封羌王（按此“王”为羌人自封）若零、弟泽为帅，离留、且种为侯，儿库为君，阳雕为言兵侯，良儿为君，靡忘为献牛君，共封八人。简28的十二名牢羌、琅何羌侯，也应是战争结束因有功劳而封赐的。但其中的狼何羌侯，可能是以前的封赏。
十一、护羌校尉、护羌使者与其属吏
38．七月壬午，御史大夫卿下吏，护羌校尉，将军…… （A）
七月癸丑，御史齐卿以来…… （B）
（Ⅱ.T0314②:179)
大司徒□□□□□□□蒲封□□□□□□□□□□……纬破。
39．入西帛布纬书二封
一护羌校尉□□□□□□。
（Ⅱ.T0114②：275）
40．□府。一诣御史。一诣左冯翊府。一诣武威府。一诣京兆尹府。一诣安定。一诣赵相府。一诣金城。一诣河南尹府。一诣□□。一诣护羌。一诣鱼泽。一诣□□。一诣渊泉。一诣宜禾护烽。一诣宜禾。一诣□曹护烽。一诣定汉尉。
（Ⅵ.91.F13C①:25)
41．护羌使者方行部，有以马为盗，长必坐论。过广至，传马见四匹皆瘦，问厩吏，言：十五匹使送者，太守用十匹。
（Ⅱ.T0215③:83)
42．护羌使者行期有日，传舍不就…… （Ⅱ.T0314②：72）
43．护羌使者良射伤羌男子，良对曰：伤，送调，马已死。第廿（A）
羌使者良射伤羌男子，良对：伤者送调，马已死□（B）
（I.T0112②:39)
44．鸿嘉三年九月壬戍，悬泉置啬夫叩头死罪，迫护羌使者良到，入
（Ⅱ.T0215②:42)
45．以食鼓下官奴庆等十五人，迎护羌使者……
（ⅠT0116②:7)
46、入东合檄四 其二后事田掾印。二敦煌长印，一诣牧君洽所，一诣护羌使者幕府□
(Ⅱ.T0214①:74)
47．移护羌使者移刘危种南归，责藏耶茈种零虞马一匹、黄金耳悬青碧一，会月十五日。已言决。
(Ⅱ.T0112①B:63)
48.护羌使者传车一乘。黄铜五羡一具，伏兔两头，柅两头，亶带二艹帘，鞇革伏、韦书薄各一。出故皂複盖蒙，完。蚤具毋金承。鞔勒二，完。中靳、对各一，完。传二，□韦把扛二，有阳。鞅韅各一，革豆革管各二。于于少四，韦鞮一，赤鞮各两，少。铜輨一具。河平二年七月癸巳，悬泉徒赵齐付遮要佐赵忠。 （I.T0110①:58）
49．朝与主羌使者从事佐□□，凡二人，往来四食，食三升，西。
（Ⅱ.T0215②:258)
50．出米八升，四月甲午以食护羌都吏李卿、从吏……
（Ⅱ.T0215②:192)
51．入……具敝。裴一，完。履橐一，新。鞇革伏、薄十一，完。币勒一，完。一□，完□。绥和元年五月乙亥，悬泉置啬夫庆，受敦煌厩佐并，送护羌从事。
52．入东，合檄一 护羌从事马掾印，诣从事府掾□□□……
（Ⅱ.T0214②:535)
53．入粟，以食骑马五十匹，迎护羌，士卅五人。元始……
（I.T0114④:36）
54．建昭二年二月甲子朔辛卯，敦煌太守强、守部候修仁行丞事，告督邮史众、欣，主羌史江曾、主水史众迁，谓县，闻往者，府掾、史、书佐往来繇案事，公与宾客所知善，饮酒传舍。请寄长、丞食，或数……
（Ⅱ.T0216②:246)
55．七月十一日庚申，主羌史李卿过西，从吏一人，用米六升，肉一斤 （Ⅱ.T0115②:5)
以上诸简38~55，记载汉代专理羌人事务的一批官职名称，颇需考证，补文献记载之不足，其中，明言“护羌校尉”者二简，“护羌使者”八简，“主羌使者”一简，“主羌史”二简。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也有属于略称的，如“护羌”二简，是护羌校尉或护羌使者的简称，但我们不知究竟指其中的何者？需要推断。又如“护羌者吏”有一例，“护羌从事”有二例，“主羌使从事”一例，问题同前，亦需判定。
关于护羌校尉：
据汉书武纪和后书《西羌传》，武帝元鼎六年，将军李息、徐自为将兵十万平西羌叛，“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羌事。后书《百官志》护羌校尉秩比一千石，本注曰主西羌，注引应劭《汉官》：“持节，长史[一人]，司马二人，皆六百石”。又本注：“置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之；掾，随事为员。”护羌校尉人选，多为熟悉边务特别是羌族问题的军政大吏，例如成帝时期尹岑以郎中令而转任护羌校尉。校尉地位略同西域都护，持节拥重兵，监视诸羌，并可便宜行事。
护羌校尉之屯兵、治所，西汉时在青海湖东侧。这是汉、羌势力分野所决定的。《水经注》：湟水“迳卑禾羌海北……东合羌水。水出西南山下，迳护羌城东，故护羌校尉治。又东北径临羌城西”。顾祖禹《读史舆纪要》云：护羌校尉常治临羌西界。但又引胡广曰，宣帝置护羌校尉治金城（郡）令居，自相矛盾。赵充国神爵元年四月发兵征羌，首先迅速抢占临羌一带。本传说，从金城渡河，过四望峡，经乐都，抵金城郡西部都尉府，即临羌附近。孟康注西部都尉府在金城，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置于允吾，皆误，当以临羌（西部都尉）西为是。至于胡广之令居说，或为某时期向东退守，亦不无可能。
西汉任护羌校尉的人，元鼎至神爵之间为空白，史籍不载。元鼎六年初次征羌，徐自为职郎中令，其时或以郎中令兼领护羌校尉亦未可知。从赵充国征羌，至王莽时西羌再反，《汉书》诸传所记护羌校尉之可稽考者，只不九任七人，此九任如下表：
辛临众（辛武贤兄）——辛汤（武贤弟）——辛临众——辛汤——窦某（窦融从祖）——尹岑——辛通（辛庆忌子）——窦况——温序
据赵充国传，征羌战事爆发时，护羌校尉乃辛临众。赵将军所上最后一奏云：“校尉临众，幸得承威德，奉厚币，拊循众羌，论以明诏，宜皆乡风。”由此可知其时，辛临众正在配合总战局进行安抚大幵、小幵诸羌的工作，卓有成效。但次年的神爵二年秋，可能因辛临从体弱多病，才“诏举可护羌校尉者”，“四府举辛武贤小弟汤”。赵充国即于病中上书，力陈辛汤酗酒误事，不可以典蛮夷，不如临众。“时，汤已拜受节，有诏吏用临众。后临众病免，五府复举汤。汤数醉?羌人，羌人及畔卒如充国之言。”由此知临众、汤两人各任护羌校尉两次。这时已是元帝初年，《元帝纪》：永元二年陇西羌彡姐别种反叛，左将军冯奉世讨平之，未闻谁人任护羌校尉。窦某，见后书《窦融传》云“高祖为张掖太守，从祖为护羌校尉”，推其时约当辛汤之后。尹岑任校尉在成帝永始四年，见《百官公卿表》。其后，据《卒庆忌传》，子辛通为校尉在成帝末，至平帝元始时，因忤逆王莽而被诛，其任期较长，至少十三、四年。窦况乃居摄二年为校尉平西海郡羌乱者，事载莽传。《后汉书·温序传》称，建武初，护羌校尉温序为隗嚣将军苟宇所杀。护羌校尉之制，东汉初一度废弛，建武九年始恢复，故温序任校尉当在王莽、更始时。
新莽之败，西羌复叛。更始时，先零羌杀金城太守而据有其地。建武初年，河西五郡大将军、张掖属国都尉窦融率军讨平之，故建武九年窦的幕僚班彪上书云：“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署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署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译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行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光武帝从其奏，即以牛邯为校尉，为东汉首任护羌校尉，见《西羌传》。《释粹》统计自建武迄延熹，见于西羌传的校尉共二十八任二十六人。实际上恐不止此数，其中肯定有佚漏，亦见于它处记载。例如《耿弇传》云：耿氏自中兴以迄建安，氏族、家内共出将军、九卿、列侯、中郎将、护羌校尉、剌史、二千石数十百人。”耿氏任护羌校尉，西羌传不载。
东汉护羌校尉之治所，因连年叛乱，羌人进据内郡，而汉、羌又交错杂居，屡战屡徒，使治所多次迁徒转移。见诸西羌传的，建武时治所在令居，明帝时治狄道，章帝时治安夷，后又陡临洮。和帝永元初，于“逢留大河”（今青海省贵德县段黄河又名）筑城驻军蓄粮，并造船架桥，逼迫烧当羌远遁依发羌，这是护羌校尉屯兵、治所出塞向西最远处。安帝初，复徒治狄道，再移治张掖，至末年再还治令居。令居地理位置险要，正位于羌中（青海）东出的大道上，故驻屯以封堵拦截。至东汉晚期，护羌校尉频繁将兵追剿叛羌，疲于奔命，已治无定所。
护羌使者：
按此官职为悬泉简所首见。或有因前引班彪上书护羌校尉可遣使、译，以为此职乃护羌校尉使者之省称。但此护羌使者设府治事（简46），可办理羌人诉讼（简47），可巡行驿置检查传马（简41），还曾射伤过一名羌人男子（简43）。汉制秩比二千石以上官吏设“府”，县级及以下衙署称“官”。所以，护羌使者是独立的官职，秩别与护羌校尉相同，不可能是护羌校尉派出的使者。又简48记录悬泉置备有一辆专供护羌使者使用的传车，车上的部件、装饰，如果与《后汉书·舆服志》的规定相比对，“黄铜五羡一具”相当于秩六百石以上，“得铜五末”，车衡两端、轭首、轴头可以装铜饰件。“故皂複盖”、“□（赤）韦把杠”，相当于“千石以上皂缯覆盖……，吏赤画杠”，指的是伞盖、伞柄的规格。“蚤具无金承”，则指伞盖骨端的鎏金“华蚤”，从简文看是本应装备而现在已缺失。以上种种迹象，说明护羌使者的乘车，是按照千石以上的规格装饰的。
文献记载亦有护羌使者，但仅见于《赵充国传》一例。“是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使行诸羌”，先零羌豪原湟水以北畜牧，“安国以闻，充国劾安国奉使不敬”。赵充国又奏请“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于是“举可先行羌者辛武贤”，而丞相、御史两府又“遣义渠安国行使诸羌”。义渠安国以光禄大夫、骑都尉的身份，奉诏作使者，率重兵“敕视诸羌”，其职位为“护羌使者”当属无疑。时护羌校尉为辛临众，此又确证护羌使者、校尉自为二职二人。据简41、42、45、47、53等，护羌使者良曾率其属吏到达敦煌郡部视察，时在成帝鸿嘉、河平年间。敦煌郡驿置安排官奴十五人、驿马十五匹迎送，还专备高级传置轺车一辆供差遣。简53则是另一次奉迎护羌校尉的出粟记录。似乎派出骑士卅五人、马五十匹的庞大阵容，时在平帝元始时，与前述校尉非一人。
又前引46之州剌史称“牧”，当在成帝绥和以后。简40称京兆尹、河南尹府，则当东汉初年。
总之，护羌使者一职不见两汉书《百官志》，但它确实存在过。最初出现于宣帝羌乱时，并延续至西汉晚期、东汉初。护羌使者秩比二千石，约与护羌校尉同。官制所以不载，或因其“随事而设”，属于“使者”（大使、小使）系列的官职，由皇帝因事而临时委任，派遣外出，奉诏行事，并非常设定制。据赵充国传，神爵元年西羌即将剧变，义渠安国为护羌使者，其任务以政治性的安抚，分化为主，配合护羌校尉行动，而安国冒然弹压诛杀诸羌豪三十余，斩首千人，违犯职守和朝廷初衷，终于激起叛乱。
以上可补史籍之不足。
主羌使者、护羌从事、护羌者吏：
主羌使者仅见简49一例，疑是护羌使者又称，并非另一职。《后汉书·百官志》本注，护羌校尉“主西羌”，是“主羌使者”即“护羌使者”，二者是一。
简44、45之护羌从事，又简49云主羌使者从事。后者准前文当护羌使者之从事。此简与简44出土地点同方同层，时代相同，故简44亦是护羌使者从事，简45亦同之，均与护羌校尉无关。
从事一职，又见为司隶校尉、州剌史属吏，《汉书·百官公卿表》记之过于简略，唯后汉书志云“司隶校尉一人……从事史十二人”。本注云，有都官、功曹、别驾、簿曹、兵曹、郡国诸从事。“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犯法者”；“郡国从事，每郡国各一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又“剌史……皆有从事、史、假佐，本注曰：员职略与司隶同”。想西汉制与此略同。两汉之司隶、剌史，最初乃奉诏持节，循行三辅、州郡，察举官吏犯禁之职，司隶除三公以外无所不纠；剌史周行郡国，以诏书六条问事。在这一点上，与中央派遣之“使者”相似。所谓从事，乃以诏书人事之意。此处之护羌使者从事，约同司隶、诸州之郡国从事，乃是派到各郡巡察的从事。至于简50之“护羌都吏李卿”，所指亦护羌使者的都吏，即相当前述司隶校尉都官从事之职，也是从事之一，主察举百官。都吏为都官从事之简称。在郡国，往往指督邮。
主羌史：
从简54、55文字看，此职为敦煌郡守府属吏，也是悬泉简所首见，为两汉官制不载，汉制郡府诸曹之正、副职分别为掾和史。顾名思义，主羌史是郡守府僚专司羌务的副官。但是，我们不知河西四郡是否皆设此职，或是设有专理“蛮夷”事务之曹。当然，也可能是临时性设置。汉代敦煌郡附近多羌人，又地处羌中道西边门户，踞西关，通西域，设此官职必事出有因。
十二、关于《护羌使者诏条》
前引“怨诬驴掌事”册，中有“使者条”，乃文书主办官吏援引的某律令，曰“相犯徼外，在赦前，不治”，说在徼外（即官府辖区以外）的犯罪，又属于赦令以前之事，概不收理追究。正因以此为准，故驴掌抢夺归何尚未返还的“以余马牛”341头，官府不再过问。汉时处理少数民族事务有一条原则，即除非重事，一般的多不干预。又汉时法律不许官府重新检举已下讼赦免的事，处理赦前之罪较赦后再犯为轻，见《九朝律考》等。所谓“使者条”，如同剌史诏条，当是护羌使者所奉诏书条令。《百官公卿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剌史，掌奉诏条察州”，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云“刺史周行郡国，以六条问事，非诏条不省”。所谓诏条、六条是一，即剌史所奉诏书规定的六条，职责：一察豪强不法；二察二千石背公徇私；三察刑赏无常、烦苛扰民；四察选举不公；五察二千石子弟依势违纪；六察勾结贿赂、不正之风。以此“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此类比，护羌使者奉诏敕行视诸羌，所奉之诏敕，应称《护羌使者诏条》，简称《使者条》。它大约规定了护羌使者的职责，与剌史诏条有类似处。前述徼外、赦前事不治云云，不同于“非诏条不省”，是明确规定不许干预的事项，防止越权和扩大，可见在处理民族事务上是很谨慎的。这是剌史诏条与护羌诏条之不同处。可惜我们不能知其全貌。据《赵充国传》史实，护羌使者行视诸羌的目的是：“行边兵，豫为备，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分别善恶”，”大兵诛有罪，明白自别，毋取并灭“等，所禁止之条，如不得残暴恶待无辜，不得烧燔聚落、畜牧、田禾等。以上这些，都可能属于《使者诏条》的内容，赵传中“厚币拊循众羌”和“天子告诸羌人：……”和购赏诏书等，也可能是《护羌使者诏条》的内容。
十三、关于破羌将军
简文：
56．效谷长禹、丞寿、告遮要、悬泉置：破羌将军将骑万人从东方来，会正月七日。今调米、肉、厨，乘假自致受作，毋忽，如律令（A）
掾德成，尉史广德 （B） （Ⅱ.t0114④:340)
57．·破羌将军，西河太守武贤，请假及长吏以下……（A）
出票七十二斤 （B） （Ⅱ.T0114③:214)
58．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丁丑，乐官令充敢言之。诏书：以骑马助传马，送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者冯夫人军吏，远者至敦煌郡。军吏晨夜行，吏、御逐马，前后不相及，马罢亟，或道弃，逐索未得。谨遣骑士张世等，以物色逐，各如牒。唯府告部。县官、旁郡、有得此马者，以兴世等。敢言之。 （Ⅴ.T1311④:82)
59．西，合檄四。其一封凤博印，诣破羌将军莫府。一封□□候印，诣太守府……。一封乐延寿印，诣大司农率史张卿治所。□□□封，阳阕都尉□□。 （Ⅱ.T0113③：152）
按《释粹》所录关于破羌将军的简例共四枚，即简56~59，已尽引如前。此四简同时代，所言破羌将军为同一人，即《赵充国传》平羌战争中的酒泉太守辛武贤，因上书言征发“武威、张掖、酒泉万骑”，“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幵在鲜水上者”，颇符合宣帝之意，即受拜为破羌将军，时在神爵元年六月。
两汉有破羌将军衔，约自此时始。此前武帝元鼎六年征西羌，但未闻有拜破羌将军者。唯《汉书·王尊传》载元帝初元时或永光初，王尊“为护羌将军转校尉”，师古注：”为校尉，主转运事而属护羌将军“》查《汉书·元帝纪》、《冯奉世传》，永光二年秋七月陇西羌反，右将军奉世率万二千兵击之，复遣奋武将军任千秋率五校尉兵六万并进助之，十一月又遣建威将军韩安国率万人参战，次年二月羌乱平。此次战役乃神爵征羌之后又一次大规模征羌战役，粮秣转运繁重，王尊之任”转校尉正在是役，也未闻有何人拜任护羌将军。其时，辛武贤病故，护羌将军或指冯奉世征羌之举亦未可知。
辛武贤之破羌将军衔，据《赵充国传》，其神爵二年春撤军酒泉后即罢免。七年后又于甘露元年“复为破羌将军征乌孙，至敦煌，后不出，征未到，病卒”。前引四简所记，即辛武贤驻军敦煌前后之事，其详情，《释粹》已考述。又东汉末，段颖于建宁元年拜破羌将军，张绣于建安中任破羌将军，皆与此无涉。
由简57可知，甘露元年辛武贤以西河太守而拜为破羌将军，可补传记不足。此简文字前有圆点状标记，又据文意，说他报请准允假给其军队长吏以下某种事物，《释粹》误解为“请假”。汉时官吏请求休假曰宁告、取宁，不称请假。
简56，敦煌郡效谷县长、丞通告遮要、悬泉置，说破羌将军辛武贤率万骑从东方将到，会合之期正月七日。由知此二驿置归效谷县属辖，而下此文告在正月七日之前，约当甘露元年、二年之交，故断定辛武贤军马是在元年十二月末、二年元月初抵达敦煌境内，元月七日将路过悬泉、遮要置，所以马上调去米肉厨佚，命令立即准备，不要客人到了不接待。所谓“乘假自致受作”，即正式和借用人员亲自接受、操作。这是破羌将军将到敦煌的情形。
简58，有明确纪年——甘露二年四月，酒泉郡泺涫县令向酒泉太守报告，奉诏书旨意，以骑马助传马，送破羌将军、穿渠都尉、使者冯夫人（冯嫽）军吏西去敦煌，马匹疲惫失散，请求太守关照县官帮助查找云云。
按此简非常重要。一是《汉书·西域传》，述乌孙公主解忧待者冯夫人与长罗侯常惠立大小昆弥之事，时间含混，无明确系年。此简证明冯夫人任“使者”，甘露二年初的二、三月，尚滞留敦煌郡。此后不见记载，推测她已赴乌孙。《西域传》云“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不出塞，还。”依此推断，乌孙大小昆弥之立，当在甘露二年后半。二是《西域传》说由竺次、甘延寿送冯夫人西行，此简则言与破羌将军同行、出入颇大，当以出土简牍为是。宣帝听取冯夫人关于乌孙内部的情报后，显然是采取文、武两手并举的策略，一方面命破羌将军万五千大军迅速至敦煌，重兵压境，以观动静。同时，派冯夫人出使乌孙贵族内部，晓以利害，很快使其内讧平复，军事手段与政治外交的配合，收到预期的效果。这次行动约始于甘露元年，宣帝亲自征询冯夫人并发兵征乌孙，皆在元年。其时常惠已屯戍乌孙王庭赤谷城。立大小昆弥之后，敦煌撤军（辛武贤病故），常惠返回内地，冯夫人不知是否留侍乌孙？次年即甘露三年，乌孙解忧公主以年老丧夫，奉诏回归长安。悬泉简有甘露三年十月乌孙公主经驿置东返的“过所”文书，其中无“冯夫人”名字。约二年末、三年初，常惠率三校尉再次出屯赤谷城，为大小昆弥划分地界、人民。宣帝黄龙年间，冯夫人曾再次出使乌孙。
关于破羌将军的这四枚简，虽然未提供有关羌人的任何信息，但辛武贤作为汉朝少数民族问题的专家和军人，亦曾参加神爵时的平羌战争，与赵充国齐名，然而其方略却迥然不同。辛武贤骁勇善战，恃强黩武，力主剿灭，缺乏策略。赵充国则总揽大局，审时度势，分别敌友，软硬兼施，故能稳操胜券。西汉时期，在国际外交、民族关系方面，往往是奏效致胜的，由赵充国的平羌策略，即可窥知其原因。辛武贤人品也有瑕疵，视赵充国为宦途政敌而施加陷害。见赵传。但这属于臧否历史人物，此且罢论。
(原载《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中国文物研究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
《二年律令·贼律》整理刍议
1983年12月，由湖北荆州博物馆发掘之江陵张家山247号西汉早期木椁墓中，一次便出土了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的《二年律令》，以及其它《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历谱》、《遣策》等多种重要简牍本典籍文献，共计有竹简1236枚（不含残片）。[参见《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85年第1期。]
我国地下出土之简牍文字，百多年来基本是两种情况，一是古遗址发现当时正使用的以行政文书档案为主的残留，例如敦煌、居延汉简即是；一是古墓出土随葬的先世或当时的著作典章，如银雀山、马王堆汉及两湖的不少楚、秦墓。后者往往发现早已失传的完整的逸典秘籍，价值之钜，难以估量。张家山247号汉墓正属于这种情况，其《盖庐》、《算数书》，分别是汉初之前的兵家、算学专著，后世失传，今又复得。而《二年律令》，则是继江陵睡虎地《秦律》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将亡佚已久的《汉律》重现于世间。
按秦汉律法是中国古代由上古转入中古时的法律，在法制史是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地位。其中，汉初律令沿袭秦制，而后经文、景、武、宣诸朝改革、完备，终于奠立了中央集权式国家律法之基础，此后虽代有增损，但成规不变。由于汉律和唐以前诸律俱已失亡，其源渊、发展与全貌湮没不明。清代经史考据成就可谓最著，唯律学式微不显。清末程树德留洋专学法律，积廿余年著汉魏等九朝律令，[见程树德《九朝律考》（此据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包括汉、魏、晋、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共九种律令辑考。]其汉律考用功最钜，搜辑散佚，钩稽考定，一代典章，所余不及全豹之十一。后我省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中，颇多汉律法制资料，乃当时正使用的律令原件，弥足珍贵。但这些文物，均属汉武开拓河西疆土之后的制度，又残章断牍，数量有限，研究者颇多，但多如雾山行旅，不得要领。现在有了《二年律令》，至少使汉初律法眉目已清楚。不仅可以探索秦、汉法制的联系，而且研究武帝以后律法的变革，乃至下启魏晋隋唐法律的轨迹，无疑是最直接可靠的规范、指南和钥匙。所以，这是中国古代史学、法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研究秦律、汉初律，也是研究敦煌、居延汉简的前提之一。我们治甘肃简牍，尤应扩大领域和视野，注意历史时空的纵横关系，此点不可不察。
一、《二年律令》的册式问题
按二年律令见载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一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下简称《竹简》）经整理发表，共有竹简526枚。
全部简文，包括二七种律和一种令。[《竹简》发表的二年律令中，无《囚律》。据说，整理小组有人认为，应从现存的《具律》中，分出《囚律》。这样，全部律令就应当包含二八种律、一种令。]二年律令本身无目录。但每种律令都有一枚律名简，律的名称写在该简上首，如“贼律”、“盗律”等等。律名的上方，染黑头符号，故全律有27枚律名简和1枚令名简，均排在每一律令的最末。
律的排次，贼律最先，次为盗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等，最末为津关令。贼律的首简，背面上端题署“二年律令”四字较大，上方亦染黑头符号。这应当是这二七律、一令的总名称。据整理小组研究，内中的具律，有“吕宣王内孙、外孙……”有罪可减刑的条款，吕宣王乃吕后之父，吕后元年（前187年）追封。同出之历谱，也终止于吕后二年。所以断定“二年”为吕后二年（前186年），其说甚是。高帝、惠帝时均无吕宣王事，文帝诛灭诸吕，律法中更不容许出现吕氏云云，故吕后二年说无大误，至少是该竹简本律令年代的下限，但不一定是制律的最初年代。
总名称署于首简背后，是为了自左而右收卷时，篇题露在册卷最外，便于昭示。《竹简》一书附录二·“竹简出土位置示意图”，图中所示该首简（即简一，出土号F14），确实位于册卷的最外围（按·所见为竹简的下端）。需特别指出，该书的此图细心画出1200余枚竹简出土时的原始放置状态。[这一示意图，可能是根据简牍出土状态的照片绘制的。
]这表明发掘、整理者对简牍的整理缀联是科学有方的。发表此图，并附以出土号、整理号的对照表，实属首创，对今后的简牍发掘整理，启益莫大。但我认为它还需增加一些必要说明。例如，图所示为简册的侧面的上下（天地）哪一头？各册是否一致？又编联情况如长度、枚数、内容，以及怎样收卷等等，均应一次交待清楚。
简牍册书一般呈卷状保存。关于收卷，《盖庐》据图示呈卷状，出土号G1—G55大致由外而内顺时针旋转，但内容是篇首位居册卷中心，篇末在外，故知此书从篇首即右端卷起向左收卷。图示的侧面是书简的天头。又《奏谳书》据图、表也呈卷状，篇的首、尾和收卷，与《盖庐》全同。看来前者55枚、后者228枚，都是从头到尾编缀成长册再收卷成一圆卷的。《二年律令》有别。526枚为《奏谳书》的二倍多，是通编到底？还是按律单编分开？或将单编的诸律令再缀联一起？《竹简》书中也未交待。其次据图，墓中二年律令呈较长而扁的状态，很像一个叠折的被褥，但也可能原来的卷状因位置挪动而拉长了。总之，二年律令的收卷、放置情况颇值得注意。
二、贼律的内容补阙
《二年律令》贼律共有竹简54枚，从现存的简数、容字、内容和保存来看，基本无缺佚。由于不知除了整理出的简以外，还有哪些残片，以及诸多原始情况，故以下各点质疑和补充仅供参考。
简三，文字残失过多，据捕律简一五一“捕从诸侯来为间者一人，拜爵一级”的内容，此残简“□来诱及为间者，磔。亡之□”，似可补为：诸从诸侯来或为诸侯来诱及为间，即来诱说策反，或作间谍探子；以及逃亡去诸侯国，或投降之，当论何罪云云。简一、二言据城池反叛并降诸侯，或不坚守而弃逃、投降诸侯，或谋反，皆处腰斩，并夷三族。此条言为诸侯耳目，助纣为虐，处磔刑（车裂），亦按谋反处置。做诸侯的游士说客、间谍和亡逃诸侯，可能还有别的罪目。此处，疑一简不足以容纳。又汉初诸侯反叛割据严重，更有勾结匈奴外患谋反事，如韩王信、赵相陈豨、燕王卢绾等。史汉本传载其“反，为寇”，“间使”匈奴，“与匈奴约共攻汉”。新出居延简《捕斩匈奴虏反羌购赏科别》有“生捕得匈奴间候”条（EPF22：225）。[见《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隧》（文物出版社，1990年7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94年12月）。]但不知二年律令原有无类似条款？
简一○，下端有残断，但文字内容似不阙。
简一四，顶端有残缺，视图版所缺为三个字。
简一七，《竹简》释文缺文作三方框，可补为“诸为书而误多、少其实，及误脱字，罚金一两。误，其事可行者，勿论。”所补参照简一二：“诸上书，及有言也而谩，完为城旦舂……”；和简一三：“为伪书者，黥为城旦舂”两条。
简四四、四五，开头的残缺，参照简三四后半，及简四一、四二的句型，补出“奴婢殴伤主父母、妻子者，弃市……”。后段，“其 诟詈主、主父母、妻子、同产者，以贼论之”。前后共补九个字。
三、关于贼律的某些句读标点
古籍句读，涉及对内容的词汇、语法、意义的正确界定和理解。古律文，更是言简意赅，不容作随意解释。贼律释文的个别一些语句的解读，还需斟酌。仅罗列如次。先列出改动了的句读，然后说明理由。
简一，“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要斩。”按此条“皆腰斩”为谋反罪，包含三种情况，以分号区别，而《竹简》作逗号。第一种情况是据城反叛并降诸侯，《竹简》反、降之间作逗号，易误解为二事。第二种是诸侯来攻而弃守，或投降，这是一种前提下的两种后果，《竹简》连读似不如逗开妥当。第三种为其它谋反罪。
本简又有“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建议妻子二字顿开。按此为谋反罪夷三族的律条。三族当为三代（辈），即父、己、子三辈，妻和同产兄弟均属己辈。妻、子如不顿开，易误解“父母、妻子、同产”即三族，或者有妻无子。
简四、五，“其失火延燔之，罚金四两，责所燔。乡部、官啬夫吏主者弗得，罚金各二两。”《竹简》于啬夫、吏主者之间作顿号，非是。此条上文有贼燔城池、官府、仓库，和燔烧官舍、民居、财物，前者在城邑县官，后者则指在野的乡里。乡部、官啬夫，正是乡里、城厢负责治安、捕捉盗贼的官吏，即所谓“吏主者”。如果吏主者是单独的责任人，乡部、官啬夫岂非成为多余？
简六、七、八，“船啬夫吏主者赎耐”，“船啬夫吏迁。”此二处，均同前条不应加顿号，后者更足证啬夫即吏，二者是一。
本条后半：“其败亡粟米它物，出其半，以半负船人，舳舻负二、徒负一。其可纽系而亡之，尽负之，舳舻负二，徒负一。罚船啬夫吏金各四百。流杀[流杀，《竹简》释淹死。按流当释漂流、流矢之流，即渡般因洪流或驾驶原因而失控、覆倾、撞岸、落水造成之伤亡。]、伤人、杀马牛，又亡粟米它物者，不负。”《竹简》以半负船人为句，两处“徒负一”均作分号，皆不妥。因为舳舻和徒就是船人，而负二、负一是半负、尽负的内部承担份额，即分别承担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上述两种情况，渡船将粟米它物泡水淹没造成损失，和本可拴系固定而避免淹没损失，管理船人的啬夫吏均有责任，需罚金。最后，《竹简》将流杀、伤人连读，实际这是两种罪。这里援用数罪罚重不并罚的原则，既定罪流杀、伤，就不再承担粟米它物的损失责任。
简九，伪造皇帝信玺、行玺，腰斩徇市。《竹简》行玺、腰斩之间作顿号，盖为排版印刷误。
简一二，《竹间》首句应句断，作“诸上书，及有言也而谩”，即上书谩和有言谩两种罪。
简一四、一五，“诸诈增、减券书”，“为书故诈、弗副”。此二例，《竹简》皆连读。诈增、诈减是二罪，前者即下文所指“受赏赐财物”故大其数，后者则减少“以避负偿”。二者又分别与下文的“所不当得为”与“以避论”相对应。《晋书·刑法志》引张斐注律云[前文注引程氏《九朝律考》引此或作“张斐律表”。按律表说误。晋志云：“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颁新律。其后，明法掾张斐以注律，表上之，其要曰…… ”云云，下文又有“表陈之”、“上书”、“上奏”、“上言”、“上议”等、均指所上表奏，故当称《律注》。《竹简》之注释，引程书亦皆作《律表》，不妥。]：“背信藏巧谓之诈”。本条指偷改增减券书契约和文书的数字以谋私利。为书故诈，承前义，用数字蓄意不实的文书以讹诈。副，《竹简》释作文书副本。其实，券契一般是同样的数份，最少一式两份，各执以为信证。弗副就是不做券契的另份，与故诈改数字不是一会事，因此要句断开。但弗副似乎也带有讹诈的性质。
简一七，“误多、少其实”。《竹简》连读，亦应点开。多少，多、少，词性不同。
简一八，“或命熣谓鼷毒，诏所令县官为挟之，不用此律。”《竹简》诏字前，作句号。据文意，指诏书允许县官挟用的熣毒等。
简一九,“军吏、缘边县道，得和为毒，毒矢谨藏。即追外蛮夷盗，以假之，事已辄收藏。匿，及弗归，盈五日，以律论。”按，军吏指军事系统如都尉、校尉、司马、候、千人之类，缘边县、道，指边郡县行政民事。匿，是私藏匿不交，而弗归是其它如丢失、失盗、毁坏等一切不归回的情形。此二处，《竹简》皆连读。
简二七、二八，“其毋伤也，下爵殴上爵，罚金四两；殴同列以下，罚金二两。其有疻痏及□，罚金四两。”罚四两、罚二两之后，《竹简》却分别作句号、分号,而两种情况皆属殴击未伤人。殴击形成皮肤破伤肿瘀，按《竹简》的标点，它仅从属于殴击同级及以下，罚金二两之例。其实不然，下爵殴上爵也会有疻痏破伤的。所以只能这样理解：其一是不论下殴上、还是殴同列，有疻痏一律罚金四两。其二是有疻痏本身罚金四两，殴击另按未伤计算。这样，下殴上致疻痏便要罚金八两。
简三四，“贼杀、伤”，《竹简》均连读。杀人、伤人为二罪。又简三八、四九、五○等，亦同此，应与简二一至二六的体例、句读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