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简牍集成》代序
一
在中国近代的考古科学中，简牍学是与二十世纪同龄，并且开展最早的重要学科之一，至今它已有整整百年的历史了。
一九〇一年二月至三月间，英国的斯坦因（Aurel Stein）、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我国新疆进行所谓探险、考古，分别于尼雅、楼兰古遗址掘获魏晋时期木简，揭开了简牍考古的序幕。当时，地下出土竹木简牍文字资料还非常稀罕，故引起不小的轰动。此后在一个世纪之中，简牍古籍文书，犹如江河之源源不断，层出不穷，**迭起，令举世为之惊叹瞩目。据不完全统计，百年来已有一百二十余批次、总量达十八万枚以上的竹木简牍出土；其分布，跨长江、黄河流域的主要省区，占国土之半；其时代上及战国，下讫宋元；其内容早已超过《汉书?艺文志》的辑录范围，逸典秘籍，官私文存，应有尽有，不胜枚举。而简牍的发掘规模及其整理研究成果的盛况，亦属空前。总之，在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国际汉学领域与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简牍学的建树非常卓著，具有重要的地位、意义，已成为当今人文科学的一门显学。
二十世纪，正是中国不断觉醒、解放、自强和走向现代世界的变革时期。中国文化的传承久远、博大精深和富于智慧、创造，早曾独步世界之林，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近代中国因国家的衰弱，列强的欺凌，这一切却倍遭压抑、湮没，甚至于被遗忘了。因此，当上世纪初的简牍古籍和甲骨文、敦煌藏经、明清档案等先进古文明成就陆续问世，必然是极大地鼓舞国人，震撼学界。应当说，简牍学的开创阶段与甲骨文、敦煌学一样，也同样被打上时代烙印，充满着灾难与艰辛。出土国宝被纷纷劫流海外，中国处处失却先机。而后又连年战争，文化学术深受影响。故直至五十年代以前，简牍的发现和学术进展相当缓慢。但是，我国的学者先贤，出之于拳拳爱国之心，始终以保护、弘扬民族文化精粹为己任，为简牍学的奠基、开拓竭尽努力，堪为早期简牍学之主流中坚。其功不可没，自不待赘言。我要特别提到，如王国维当仁不让，敢为简牍研究之先。三四十年代马衡、沈仲章、劳干等多人，在中外合作考古中力保出土简牍主权；冒战火和生命危险抢救居延汉简；克服困难出版资料以避免研究中断。乃至五六十年代，陈梦家的继承经学传统，全面攻研简牍学方法论，等等，都是这种爱国精神、国学传统的体现，至今也依然起到典范作用。还应提到，同时期国外简牍研究的先行者，也是以崇高、探求中国文化奥秘的认真态度，从事简牍研究和著述。他们敏锐、新鲜的思维和方法，使简牍学超越国界，具有国际的更广泛的基础和动力。
简牍学的后五十年，峰回路转，呈现生机勃勃的良好局面。五十年代中，大陆、台湾竞相发布旧居延简的图版和考古资料，中外学者得以承先启后，将遗址文档类型的简牍考古推向更高深的层次。武威汉墓、信阳楚墓所出《仪礼》、《墨子》等，则为墓葬出土大量经典文献之开端，其学术研究为日后积累了宝贵经验。进入七十年代尤其是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简牍考古因国家政府重视、考古发掘的支持配合，重大发现如雨后春笋。其中，如内蒙古额济纳旗破城子，甘肃金塔肩水金关、敦煌马圈湾、悬泉置、天水放马滩，青海大通上孙家，山东临沂银雀山，河北定县八角廊，安徽阜阳双古堆，江苏连云港尹湾，湖南长沙马王堆、走马楼、慈利石板村，湖北云梦睡虎地、龙岗、江陵张家山、荆门郭店等大批重要文档、典籍的出土，依其性质、形式、内容与出土地之不同，基本可分为“遗址?文档”、“墓葬?典籍”两大类，各具规律、特色。以这些重大考古活动为中心和契机，不断地带动、促进简牍考古的全面发展。发掘、整理、研究的水平明显提高，手段、方法、日趋科学、完备。研究机构和人员逐渐扩大，不论国内与国外，都有相当数量的专门研究队伍。其中，在第三代学者的带动下，第四代已经成熟并成为主力。此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更是丰硕，著述如林，形成简牍学百年来的高峰时期。在最近的十多年里，学术的 研讨、合作、交流较前更为活跃、密切。关于简牍学理论、方法的思考、探索，正方兴未艾。这一切，酝酿和预示着简牍学新的成熟繁荣时期的到来。
二
在世界文明史上，我国不仅以独特的文字殊异于其他文明古国；而且，记录、传播文字文化的载体，从最初的形态——简牍开始，即自成体系，独树一帜。众所周知，中国发明创造的造纸、印刷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文明成就的保存、传播进程。但纸张、印刷之前，中国自身还经历了一个漫长使用简牍的阶段。因其去今很远，详情不大为人知晓，对其重要性更不甚了了。其实，如果用文字文化载体来概括中国文化史的全程，也只是经历了“简牍时代”（商周——魏晋）、“卷帙时代”（魏晋——唐）、“印刷时代”（唐——现代）共三个时期。再算上今天，可接续以“电子信息时代”。
我国的简牍文书始于何时？现尚无定论。汉代的的小学家说仓颉“作书契”，时儒解释“契”为券书简牍之类，未免过早。而创于春秋、战国之际，其说也不可取。较合理的推论，应当在中国文字已定型的商、周时期。《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此乃周公训示殷遗民的话，说商代有典籍册书，是指典章制度、历史纪年等。甲骨文的“册”字为象形，竖列数枚简条儿上下横编两道书绳。文献所记的西周，典、策（册）、诰、谟俱全，皆竹木简册，已可容纳多种文书例式。《说文》释“典”为大册。金文“典”字则像基座之上供列册书。既至周末，老子为柱下史，主文秘、典藏之事。孔子修订五经和春秋，笔则笔之，削则削之。其晚年好“易”，韦编为之三绝。可见在春秋中晚期，简牍文书是占主导地位的，诵习、著述、收藏、整理已司空见惯。出土简牍今见最早者为战国早期。直到魏晋时，纸张虽然早已出现并应用，简牍却仍相当普遍。一九九六年长沙走马楼一次出土三国吴简九万多枚，数量惊人，即是明证。此盖因纸贵，或中央、地方有别的缘故。因此，简牍时代当上起三代，下止魏晋，延续达二千年之久。至于简牍时代早期的甲骨文、金文和陶、石、玉、帛之书，大多属于祷祭、纪功、典仪等专用、特例，绝非载体主流，更不是典籍文献的全貌。其中，如春秋晋地盟书，战国及秦汉以降的帛书、石经、碑碣等，显然都是简牍形式的模仿和变相，均应有其简牍稿本。所以，发现时代更早的如春秋乃至商周时期的竹木简牍，恐怕只是个时日、机遇和技术性问题。否则，拿昔日的泱泱文明盛况来衡量，倒是违悖事理而不可思议了。
简牍时代，占据了中国文明、文字历史的一半以上时间。仅此一点，就足应引起我们对它的高度重视与认真思考了。
继简牍时代而起的，是用纸张、卷子抄传文件、典籍的“卷帙时代”。它是简牍、印刷二者之间的一段短暂的过度，实例见于敦煌藏经、吐鲁番文书等。但实物遗存希少，与当日实况很不成比例。约唐末宋初，卷帙始被印版的摺页、装订书籍代替，真正开始“印刷时代”。
前述的三个时期、三种载体形式，不可截然划分和作机械理解。例如金石碑铭、卷轴册页等形式，后世一直保留。魏晋以后，简牍仍沿用不断，影响到西域、西南及朝鲜、日本等国。应用甚广的招牌楬签、匾榜楹联及金玉策命之属，皆是其孑遗。
我们所以反复厘清文化载体的演变，强调简牍的地位，乃是基于它与中国古文化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血肉关系。简牍文化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特色的构成和象征之一，对我国历史文明产生莫大的支撑和促进作用。由以下数点，可见其一斑：
第一，中国文化之选择竹木简牍是十分睿智、独到的。竹木最易做成简牍和书写，较之同期中国、世界上的其他书写材料如甲骨、金石和纸草、泥版、皮革之类，其优势自不待言，可长期、大量使用，生命力极强。这正是简牍得以经久不衰、始终一贯的根本原因。
第二，简牍适宜中国文字，其与汉字和毛笔、漆墨之间，和谐一致、浑然天成。汉字的单体字符，形状方正，上下竖行、先右后左的序列；篆书的圆笔连续，隶书的方扁和笔画横平竖直、连少断多等等，不能不说与简牍的材质、纹理、形制、编联有关。包括中国文字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简化与普及，也因使用简牍而受益匪浅。
第三，简牍时代正值中国国家、民族、文化与传统的创立、定型时期。简牍以其精进而周密的体系和制度（如简册形制、文牍程式、文档管理、书籍制作等），承载当时伟大的文明成就，凡一切公务、著述和各种活动而需记录者，几乎无所不包，其历史功绩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即就魏晋以前的文献古籍及文化学术而言，能留存后世，主要是依赖简牍传承下来。而众多古史所不载或已佚失者，如《老子》所附佚书、《孙膑兵法》，及反映国家统治管理实况的各类行政司法文书，等等，皆能跨越时空，奇迹般呈现于今天。故发掘中国历史文化的未知数或不明处，尚需寄希望于简牍。又例如，书籍制度的基本要素在简牍时代已经奠基、孕育，从简牍到纸卷、印本，一脉相承，其创造发明也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凡此种种，足见其作用之大，影响深远。
三
新世纪的到来，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将进入新的高峰时期。可以肯定，简牍考古将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简牍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近百年简牍学的历程和现状，发人思考，也提出一些众所关心、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举以下诸点，期望引起注意，并共同讨论认识。
（一）关于简牍前景的总体估量。地下之出土文字，本属凤毛麟角，故“孔壁藏经”、“汲冢竹书”的发现，历来叹为奇闻、盛事，然而百年来新出典籍，远已超过历史发现之总和。相比之下，几如小巫大巫。尤其是数量越来越多，地域扩及所谓边陲化外，文字文化在汉族以外波及少数民族和异邦他国。过去或以为竹木易朽难存，故北方多而南方少，又遗址多出档籍而墓葬多出典策。这些看法已被近年的事实突破，情形要复杂得多。拿公认的使用简牍的秦汉魏晋来说，文化典籍虽历遭灾难破坏，如秦火焚书、楚汉相争、莽末内战、五胡乱华等，今日犹络绎不绝出土。这一点，只能用中国文化积淀的浩瀚深厚来解释。现代的建设频繁、文物考古发达，仅是促成因素而已。因此，说地下简牍的埋藏难以估量，绝非哗众取宠。且不说先秦未遭秦火焚烧者，包括秦汉魏晋的旧传新著、反复得失的，只要埋藏地下，皆有可能重现天日，且必然还会有惊人的发现。简牍学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笔巨大而珍贵的历史遗产，继承与弘扬的责任光荣而艰巨。对此，我们应当满怀信心，做好充分准备。
（二）简牍的发现，仍有赖于文物和考古工作，并提出更高的要求。看来简牍唯一可靠的来源是考古，但不排斥流散民间者。还应不断加强群众的保护意识。重金玉的世俗心理有时对竹木简牍危害极烈，要及时抢救，避免破坏。简牍亦有作伪者，鱼目混珠，不难识破，但也不可忽视。我以为简牍成就大小，功在考古亦命系考古。尤其是历史时期考古，应树立“文字文物第一”的观念，要有萧何入咸阳先收取图书再其他的意识。因为解决重大历史问题或发难决疑，文字文物往往是一字千钧、事半功倍的。简牍等文字文物在整个考古中的地位，应再予提升、加强。文物资源的规划，主动性发掘的计划、选题，以及人力、机构、技术等，要予以倾斜和保证。例如，先秦、秦汉的都邑、王陵考古，应将追寻文字典籍作为重点目标之一。再如西北的甘、新等戈壁沙漠屯戍遗址的调查发掘，如果缺乏足够的技术装备条件，是难以胜任和持续的。考古工作者应当心想大局、胸有成竹，做到自觉的而不是被动发掘，力争攻克像早期竹木漆帛一类发现和保存技术的盲点难题。这需要先进科技手段配合，方不会与重要迹象失之交臂、毁于一旦。高质量水平的田野考古，将保证简册文字的价值，并为其整理研究奠立坚实基础。要严格按照考古科学程序操作，弄清和获取关于简牍文物的地点、方位、层次、原状及与周边一切迹象的共存与背景关系等档案和资料，反对简单草率行事。发掘中的任何损坏、扰乱和疏忽，即使是无意的，也是不可原谅的犯罪。又简牍考古因自身特点及专业性，要求考古学及古文字、文献学，在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方面，给予特殊的加强。
（三）简牍考古的历史传统与简牍学的建设。简牍学诞生于近代，早于甲骨文、敦煌文书的发现，是最先实践田野考古方法的。其实，它是我国最具历史传统的“国学”之一。此点甚至超越金石学，但容易被模糊、忽略。简牍的整理研究，至迟在春秋孔子修订五经时开始。汉晋时期简牍出土、整理考释已较普遍，并非鲜见孤例。简牍古书的著述流传，历年久远，代有益损。尤其经战乱、变故而损毁散佚，时有错讹、中断，后世必再加以修撰考订。经此反复在三，直到卷帙、印刷时代。这一漫长过程，创造积累了极为渊博深沉的文化学术内涵。涉及经籍、史学、文字、训诂、音韵、目录分类、版本校勘等多学科。又有所谓真伪、古今（文）、经传的争论及学派流别、师承家法和正误优劣诸多学术问题。故当时学者有毕生难尽其学之叹！这还只论及了六艺、诸子。其他门类古籍，情况相似，并无二致。这一国学传统，或曰“国故”，应该说是创立于简牍时代。简牍学于当时，乃学术之大宗，二者几乎相等。其主流和成就应予肯定、提倡，尽管还有其历史局限性。有学者认为，今日简牍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体系，还远没有形成。我以为问题或出在继承和创新上面。简牍学得天独厚地拥有这样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首先是接受而不是割弃。要很好地学习总结，汲取其精华，为今所用。同时更要不断地总结百年来简牍考古实践的丰富成就和经验。做到古今继续、新旧结合、中西相济、出蓝胜蓝。按照现代学科的要求，加以界定、规范，处理好与各相关学科的关系，上升和创立科学的理论方法，用以指导新时期的简牍考古。简牍学的建设，已提到议事日程，正待有志识之士去关注、完成。
（四）简牍学的几个问题。一是定义、属性。即以简牍时代和简牍载体为主的文字文物为对象范围，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运用考古、历史、文字、文献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方法，发现并整理、研究其形式、内容，恢复其真实历史面貌的一门专学。地位与甲骨、金石、敦煌学相似，作为现代社会科学考古学和传统国学的旁行分支而单独存在，具有多学科的综合、边缘特点。二是对象。应包括后简牍时代的竹木简牍文字与其他材质的各类简牍，及简牍时代非竹木的模仿形式如帛书、盟书、骨楬、石经、金节、玉版、铜符、纸籍之类。要特别留意简牍与图画的关系，重视各民族和国外的简牍。三是全面的总结。如简牍文化的历史地位、作用，发现史、研究史；建立简牍文书的总目、索引与分类学，予以介绍、评述；对简册、文牍、行政文档、书籍著述等制度的复原；传统研究方法的归纳评价，已解决和未解决的简牍学术问题，重要研究建树的公正评论等。四是提高对行政社会文书档案的认识。此类文书，史所不载，传统简牍学多不屑顾及，其形式、内容、体系、分类与演变等，在简牍学及其研究中还相当薄弱，也应占有重要位置。五是简牍学的方法论问题。简牍研究方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除了传统国学的整理研究手段以外，新简牍学，主要是借助考古学、历史学、文字学、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而有所运用、发明。针对两类出土环境：遗址和墓葬，两类文书：典籍著述与行政、社会文档的不同情况，和发现、整理、研究的三个不同阶段，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其中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是新旧简牍学的重要分野。但过去对发现、整理阶段的总结还嫌不足。这两个阶段的工作是研究阶段成败的关键，故应根据实践，建立相应的考古规划、程序。至于研究阶段，需要更广泛多样的学科知识和方法，也应全面系统地归纳总结，特别是近百年新的方法论成果。
（五）中国作为简牍文化与简牍学的发祥地，在上个世纪，向世界展示了其简牍历史时期的辉煌，这是文化和学术史上值得称述的大事。如果说还有遗憾，那就是中国学者的分隔台海两岸，和长期封闭所造成的差距。在简牍学术研究上，有一些卓有成效的做法值得保持发扬。例如藉重大发现或围绕某一课题，以权威专家为中心，组织群体研究与多学科的攻关，有利于出成果和人才成长；增加机构、人员之间的互访、合作、交流；举行综合与专题的学术研讨会；简牍出土与研究的重点地方，成立专门机构；创办专门刊物园地等等。这无疑将给简牍研究增加机会和活力。但学术性的总结、评述、辩论尚不足，大陆上运用现代手段的资料信息应用和开发，尤显得落后，亟待急起直追，迎头赶上。
谨以此小文献给简牍学的新世纪。浅见刍议，敬祈指正。
(原载《中国简牍集成》（代序），第一辑，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又见《简牍学研究》第四辑，2002年)
悬泉汉简羌人资料补述
敦煌汉代悬泉置的发现与发掘，乃是上世纪末秦汉边郡考古的又一次重大收获。关于该遗址的考古资料，目前尚未正式出版，但基本情况已见诸简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2000年5期。]。部分重要简牍的内容，有关方面也已刊布，一是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简报而发表的《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2000年5期。]，（以下简称《文选》）首次披露186枚简帛释文，学界得以初识庐山真面目。后不久，胡平生、张德芳二先生编撰之《敦煌悬泉汉简释粹》出版（下简称《释粹》）[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除收入前述简帛文字以外，又刊出新简帛释文170余条。该书对所收释文重作校释和标点。对部分散佚简牍进行缀合编联，复原出几个完整簿册，故357枚简牍而编为272号。尤其对诸简内容的考释，精到简赅，读之受益匪浅。以上就是目前仅见的悬泉简牍释文的两种文本，公布的360条简牍，虽不足悬泉全部有字简帛总数的百分之二，但尽属其文字内容精粹，具有极高的史料、学术价值。
在这批悬泉简牍中，有55枚涉及汉代少数民族羌人问题，在史籍及出土文献中均极为罕见。本文不揣浅陋，在《释粹》已论述之基础上，再略补一二，以祈方家指正。
一、敦煌驿置任职的羌人
简文：
1．入东绿纬书一封，敦煌长上诣公车。元始五年二月甲子旦，平旦，受遮要奴铁柱，即时使御羌行。 （Ⅱ.T0114②:165)
2．檄一，长史夫子印，诣使者雍州牧治所。
□□一封，敦煌太守章，诣使者雍州牧治所。二月乙巳日日食时，佐永受御羌归，即时归行。
……□檄一，督邮印，诣渊泉。 （Ⅰ.T0114①:11)
3．入西书八，邮行。……永平十五年三月九日人定时，悬泉邮孙仲，受石靡邮牛羌。 （Ⅳ.F13C①：5）
4．黄龙元年六月壬申，使臣宏，给事中、侍谒者臣荣……
诏传□吏甘，使送康居诸国客，斥候盖典副，羌……为驾一封轺传，三月辛□…… （Ⅱ.T0114④:277)
5．元延二年二月乙卯，鱼离置羌御离吉，受置泉置啬夫敞
（Ⅱ.T0114②:21)
6．二月癸巳日中时，受鱼离羌人，渊泉吏行…… （Ⅴ.T1511②:22）
7．羌屈调作柱，二月戊戌作名，御解、乡吏（右侧有刻齿）
（Ⅱ.T0114④:83）
8．庚申，羌人六人作。辛丑，左尉伟功至置，啬夫至置，辛未。在，使马子都转粟十六石至泽上。庚子…… （Ⅱ.T0114③:606）
按以上八简，皆记汉代敦煌郡驿置中有羌人任职劳作戌务之事。
其中，简文1~3三枚，按简牍文书分类，是所谓“邮书刺”文书，即驿置过往邮书之扼要记录。刺，乃指举要点，如“名刺”即是。简1扼要记载敦煌长上书朝廷一封，装绿色包袱，由悬泉置西方的遮要置官奴铁柱送来，悬泉置即刻派遣“御羌”送出。御，御者，驾车马之车夫，负责驿置间传车往来接送公务差官，或传送官文书。御羌，是任御者的羌人，未言其姓名。简2，其文书亦自敦煌方向由西而东传来，一檄为敦煌长史书，一封太守书，皆诣雍州刺史治所；另一封敦煌郡督邮书诣渊泉悬。以上三书，由名归的羌人御者驾马车送来，悬泉置佐名永者收到后，又即刻命此羌御起身送出。古时传送邮书，邮驿间有时各管一段，如同接力赛，逐段交接。但也有传送急件只换车马而不歇人，如此例即是。简3，记录某时悬泉亭邮卒孙仲，收到石靡亭邮卒牛羌送来邮书八封。据它简，石靡亭在本遗址悬泉亭之东方。“牛羌”，是负责传送邮书的一位羌人的名字。
简4，按文书特征属于“传致”、“过所”一类，即官家发给公务沿途所过的关津驿置，命令放行和提供交通、食宿服务的公文。简文云，派遣某吏送康（居）国客人，由侦察兵盖典为副手，再下“羌”字指某羌人，可能是驾车马的御者。
简5、6，为驿置接来送往的日常记录，类似“刺”书。其中，鱼离置据它简位于悬泉置之东侧，该置有羌人御者名曰“离吉”。简6恰证鱼离置有羌人任职，不是御者便是邮卒。
简7、8，另属一类，为驿置日常杂役劳作记录，称“作簿”、“日作簿”等。简7“作柱”的羌人名“屈调”。《汉书·西域传》记车师后王姑句，以其国“当道为柱、置，必不便”，而拒怨汉使、汉兵。又汉简多见“柱马”，故知柱（拄、驻）有专备不得挪作它用之义，与驿置交通有关。此简羌人屈调，是一名不得随便支派的御者，即预备急需时使用。而简8，表明悬泉置一天之内曾有6名羌人在服役劳作。
上述八简据纪年，从宣帝经成、平、王莽至东汉明帝，所记羌人十三，其中有五人在遮要、悬泉、鱼离置和石靡亭等官家交通、邮政部门，担任御者、邮卒。此或许因羌人生长边疆，长期风雨砥炼，能吃苦耐劳，善骑能御，熟悉道路之故，但也说明汉、羌民族间的一种相互共处和信任的关系。此外，也有相当数量的羌人在驿置中充役作，约属于临时性劳动。
二、关于“牛羌”
前述诸羌人有姓名者，曰：归、离吉、屈调、牛羌。前三者疑属羌语音译，惟牛羌的名字结构作“汉姓羌名”，颇具汉俗特征，约有以下几种可能：
一是此种命名为羌人种姓之义译或简化。《后汉书·西羌传》，武都有参狼、广汉有白马、越巂有牦牛等种羌。牦牛种某羌人，或可简化直呼为“牛羌”，而忽略其具体种姓、名字。
二是羌人汉化，冠以汉姓；或因通婚而变化。英国斯坦因（Aurel stein)上世纪初在罗布泊古楼兰城所获魏晋墨书纸信札，起首“羌女白”，尾署“马羌”，即该羌女名字。学者疑是羌女致其汉人夫婿之书函。顾颉刚先生以此联系《水经注》记蒲昌海北有“姜赖之墟”，羌、姜相通，推论古羌人曾在罗布泊一带活动[见顾颉刚：《史林杂识》之九《天山南路之羌》，中华书局，1963年。]。当然，依照前条理由，此马羌也可能是白马种某羌女的汉名。
三是汉族羌化、胡化，仍保留其汉姓。新疆库车县东北汉代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刻石铭，有“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夏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列亭”。王国维先生引《史记·大宛列传》言西域、匈奴习惯称汉族为“秦人”，认为此六秦人皆汉族，而刘平国为龟兹人姓汉姓[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廿《跋龟兹左将军刘国平筑列亭刻石》，《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按《汉书·西域传》、《匈奴传》颜师古注，言秦时有人入匈奴胡地，人称其子孙为秦人，即早已胡化的汉族后裔，其说至确。此处六秦人之“夏羌”、“程阿羌”，皆汉姓羌名，显然是羌化了的汉族人，即是明证。
四是为任职官府的羌人起一简单汉名。《后汉书·耿恭传》永平十八年，恭被困疏勒，其“军吏范羌”引酒泉、敦煌军奔救之。同上《西羌传》延熹六年，“陇西太守孙羌”击败困武威、张掖之羌兵。《晋书·姚襄载记》，苻生遣大将苻坚、邓羌斩襄于三原，等等。汉族命名，不大可能用“羌”字，故范羌、孙羌、邓羌皆为羌，或属相当汉化之羌人。两汉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军队，多有羌、胡、越等少数民族参与其事。边疆僻远土之地，更有“归义”、“义从”的羁靡制度。东汉平羌乱，尤注重“以夷治夷”。魏晋时，诸胡、羌、氐，更是错杂融汇难分。例如，前秦氐人苻建即羌女所生。因此，不论是羌人汉化，如牛羌、马羌、范羌、邓羌、孙羌；还是汉人羌化，例如夏羌、程阿羌之类，在当时的西部地区为官府、军队所用者，必不在少数。《后汉书·邓训传》，训任护羌校尉，招安小月氏胡，抚养湟中羌胡勇敢少年以为义从，成为征讨羌乱主力，为朝廷所用，有的甚至身居军政要职。
三、敦煌郡的归义羌
简文：
9．渊泉，归义，垒羌龙耶种，男子榦芒，自言：今年九月中□……（Ⅱ.T0914②:195)
10．归义，垒渠归种羌男子奴葛 （Ⅱ.T0114②：180）
11．归义，聊榼良种羌男子芒东 （Ⅱ.T0114②：181）
12．归义，垒种羌田子潘朐 （Ⅱ.T0114③：423）
13．归义，垒卜茈种羌男子狼颠 （Ⅱ.T0114③：459）
14．归义，聊藏耶茈种羌男子东怜 （Ⅱ.T0214①：1）
15．归义，聊卑为茈种羌男子蹏当 （Ⅱ.T0214①：2）
16．归义，垒卜茈种羌男子封芒 （Ⅱ.T0214①：4）
18．归义，榼良茈种羌男子落蹏 （Ⅱ.T0214①：5）
19．□右榼良种五人 （Ⅱ.T0214①：6）
以上十一简皆记汉敦煌郡归义羌事。
简9言归义羌男子榦芒因某事而向官府申诉。“自言”是司法程序中在无胁迫、指使情况下出于自愿的言辞。其内容可以是告告诉、申辩，也可以是证词。此归义羌男子，属于敦煌郡渊泉县辖属，故简前首列属地。但参照简10以下诸简例，也可能是该羌男子自言于渊泉县，或是由受理者转报渊泉县。
简10~19共十枚，系《释粹》从不同方位辑集而成，定名《归义羌人名籍》，总数虽有残失，但此系少数民族户名籍文献，实是难得。以上这十一简使我们首次知道在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边徼，居住着归义羌人。
按汉时管理境内和边徼少数民族有多种方式，主要有：
（一）纳入郡县制，如犍为（夜郎）、益州（滇）、牂柯（句町）、元菟（高句骊）、乐浪（朝鲜）诸郡，郡内多蛮夷之县设“道”，统由太守、令、长直接治理，实际上不称“道”的县也多管辖少数民族。而郡县制下的蛮夷王侯，仍享有一定自治权利。
（二）属国体制。降服某一强悍民族之后，整体迁徙，易地置属国，设属国都尉统领其部曲，兵骑，上属中央典属国，下受地方州郡管制。两汉之诸属国胡、越、羌、月氏步骑，乃朝廷最精锐的军队。
（三）藩属体制。例如较集中的西域地区，置西域都护、戊已校尉等，拥兵屯田，监护诸国。各国自有王统吏治，对朝廷称臣，比照诸候王国；或拥有中央使臣、官吏予以监督、联络。又如羌人密集区设护羌校尉；肃慎，鲜卑地区置护乌桓校尉；南匈奴则置使匈奴中郎将，诸职皆持节而拥重兵，就近监护、警备，并兼理相关民族事务。
（四）即“归义”、“义从”制度，其与朝廷关系较藩属更密切一层，政治上顺附朝廷，受朝廷封号赏赐，并提供兵马、劳役、贡奉等。所谓归义羌胡，乃是对此持敌对态度的羌胡少数民族而言，其重要标志是附属于政府统辖之下。此《归义羌人名籍》，证明汉代敦煌郡对境内的归义羌人能实施有效的管理。
此册有统一的书式，与一般名籍无区别，一人一牒。每牒先冠“归义”二字，标明其身份性质。次列种姓，如“垒卜茈种羌”、“榼良种羌”等。《西羌传》云：“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釐嫂”。此册九位羌人分属七个种号。简19“右榼良种五人”而今仅余一人（简18），知此名籍按种号排列，每一种号人数有小计。种号之后列性别，皆为男性，再下为共名字如“芒东”、“狼颠”之类。名籍皆不记年龄、郡县里住址、形义特征及家属妻子等，较为特殊。比或许因为羌人社会以男丁为家庭庐落和种姓社会之中心，一成年男子即一户的缘故。又每人名字全为羌名的音写，不见牛羌、马羌之例，当属羌人的本名。
又此名籍虽出土于悬泉置，其间却并无必然联系，估计属于过往的邮书而被遗佚者，而册中诸归义羌人或由敦煌太守府直接管辖。
四、一个关于羌人纠纷诉讼的案件
简文：
20．……年八月中，徙居博望万年亭徼外归菆谷东，舆归何相近。去年九月中，驴掌子男芒封，舆归何弟封唐争言门，封唐（Ⅱ.T0214①:124)
21．以股刀刺伤芒封二所。驴掌舆弟嘉良等十余人共夺归何马卌匹、羊四百头。归何自言官，官为收得马廿头、羊五十（Ⅱ.T0214①:26)
22．九头，以其归何，余马羊，以《使者条》“相犯徼外，在赦前，不治”。疑归何怨恚，诬言驴掌等谋反。羌人逐水草移徙……（Ⅱ.T0114③:440）
以上三简，亦《释粹》从诸散简中联缀辑集出，定名为《案归何诬吉驴掌谋反册》，认为是一份“写给上级有关部门的案查报告（受书）。”册文云：羌人驴掌于某年八月从外地迁徙至博望候官万年隧塞外归菆谷的东部，与另一原位羌人归何邻近。九月驴掌的儿子芒封与归何的兄弟争斗受伤。驴掌抢夺了归何的马匹，归何向官府诉讼，官府只为其追还了部分马羊，于是归何告驴掌等谋反。
此册堪值注意的有如下几点。据《释粹》考证，博望候官为阳关都尉塞防，当在敦煌南部，可证敦煌郡县南塞徼附近有羌人部落游牧，并不时有新迁徙而至者。册中言该羌人身份，表明与归义羌人有别，此其一。其二，简文言余马羊，以《使者条》：“相犯徼外，在赦前，不治”，即官府援引相关规定《使者条》，驴掌、归何双方之争斗、伤害和抢夺牲畜，皆发生于边塞徼外，不在官府治下，且又属某赦令的前之事，所以对未被追还的牲畜不再过问，采取了不干预的态度。其中的赦令，当与羌人有关。其三，从册文口气看，官府不相信驴掌等十余人真的会“谋反”，分析归何因未追回被抢牲畜而怨恨驴掌才诬说其谋反，属于事出有因。看来官府既未定驴掌为谋反罪，也没判归何为诬告。但从羌人诉讼竟涉及谋反重罪，可以看出当时存在某种严峻的政治背景。
五、敦煌郡的羌人叛乱
简文：
23．一封，长史私印，诣广校候。趣令言羌人反状。□在光至。闰月庚子昏时，受遮要御杨武，行东。……趣令言羌人反状。博望候言：羌王唐调言，并发兵在澹水上 （Ⅱ.T0126②:80)
24．博望、雕稚候部见羌虏为盗…… （Ⅲ.T0809②:35)
25．益广言：校候部见羌虏将为渊泉、南籍端水□……
（Ⅵ，H11：1）
26．君会广至，羌人当以时出，唯廷调左部游徼贺，及间亭吏卒
（Ⅱ.T0115②:10)
27．羌，备城坞垣，时当增治，厨传当式 （Ⅱ.T0111①:279)
以上一组简23~27较为特殊，所言乃是敦煌郡境有羌人反叛之事，内容互通，为同时之简。
简23为邮书判文书，为敦煌长史致书文校候（官），命令速扳告“羌人反状”。同时通报透露博望候（官）侦知的消息，说羌王唐调说已经发兵于“澹水”之上。《释粹》考证，澹水为“鲜水”，即青海湖，其说是。广校候官，即简25之“校候部”，同简“益广”约也是候官。广校、益广之名，不见于敦煌已知中部、宜禾二都尉诸候官塞防，据简23、25、26分析，可能位于广至县、冥安县境南部。简25、26说，广校候部见“羌虏”将在渊泉县、南籍端水等地盗寇。“羌人当以时出”，即羌乱将出击（敦煌），故要求调广至县左游徼前往加强防卫。《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冥安条：“南籍端水，出南羌中，其北入其深，溉民田。”应劭注曰：“冥水出，北入其泽”。汉简亦称南籍端水。有的地理书去掉南字直称籍端水，恐怕是错误的。其水即今疏勒河上流，源于青海西北讨赖、疏勒南山，自东南西北，水源丰盛，河道与潜流极多，流向玉门、柳河、桥湾、布隆吉一带，即古渊泉、冥安县地。其处自古即甘、青之间少数民族结束通道。又简24同23，亦言“博望、雕稚候”（官）见“羌虏为盗”。简27则言增缮城坞以防备羌乱。
汉时官方语言，凡敌对势力皆称“虏”，如胡虏、匈奴虏、逆虏。此处称“羌虏”、“为盗”、“反状”。范围遍及敦煌全郡，东起渊泉、冥安、广至，深入南羌中，西抵敦煌、龙勒、阳关都尉之南部塞徼，联系简23言羌王发兵青海湖，种种迹象表明，此与宣帝神爵元年平叛青海羌乱为一事，详见《汉书·赵充国传》及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