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阳关博物馆五周年暨《敦煌诗选》出版座谈会发言为中心
内容摘要：玉门关、阳关的得名因于秦汉尤崇尚阴阳五行在地名命名方面的体现，玉门关与输玉并无关系。公元前一千年敦煌一带即是中原通西域的要道，并连接漠北草原道与祁连山南麓的羌中道。后来，张骞出使西域，所循还是这条古老而复杂的民族走廊。敦煌优越的地理、人文条件，早已决定它后来在丝路中的枢纽地位和关键作用。西汉朝廷对它的开发、经营又大大提升了这种价值，使西域三道和敦煌两关成为中国交通世界的国道、国门。
关键词：敦煌；玉门关；阳关；西域；交通；地理
一
两关之义，阴阳并列。阳关在南属阳，后世谓道路宽畅平安而称引曰阳关大道。史家明言其在玉门之南，故名，但未云玉门何义？其实可反向推论，玉门在其北属阴，以玉喻阴，因称玉门，与输入玉石无关。
秦汉尤崇尚阴阳五行，地名上颇遗其痕迹。秦五原郡、北河有阴山、阳山；汉初桂阳郡置阴山、阳山县。汉武一生笃信神仙阴阳，其西北开疆拓土，列郡建关通西北国，探昆仑，求天马，直至晚年，迷信不减。西域开通，诸国广大，中外使客频繁。汉于敦煌西北、西南建两关，犹若国门都阙，颇有布置安排。依五行八风（四仲四维说），玉门当中央土的戊位，卦象乾，为天门；阳关则当中央土的己位，卦象坤，为人门。此与宣、元时都护总领南、北道，戊己校尉“位居中央，镇抚四方”的构思正相吻合。[五行方位，东方为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中央土。《汉书?百官公卿表》戊己校尉条颜师古注：“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按：即东西南北四方），唯戊己寄治耳。……一说戊己居中，镇覆四方。”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汉官仪厌胜之说为近。盖屯田校尉所以攘匈奴而安西域，西域在西为金，匈奴在北为水，戊己生金而制水耳。”黄文弼《罗布淖尔汉简考释》：“汉官仪称戊己中央之意颇为相近，盖戊己校尉直属中央之官。”]对西域而言，敦煌也处于五行中央土的戊己位，故敦煌太守可操控两关，还可代朝廷节制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事。东汉末应劭说“敦煌”是盛大之意，并非无稽之谈。
玉门输玉说，始于英国斯坦因和日本桑原骘藏，[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118页。]但玉门之最初命名因玉石输入是很值得怀疑的。至少阳关也是玉的输入途径，昆仑、和阗之玉由阳关进入亦更便捷，为何不称玉门？可见其说缺乏理由与证据。
二
说到玉的输入，须提及先秦典籍《穆天子传》所述周穆王西狩会晤西王母的路线。据近现代的古地理研究的权威注释，[本文关于《穆天子传》西征路线、地点的陈述，主要采纳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岑仲勉《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的观点，予以综合取舍。此外也有作者的分析推测。]穆王由洛阳或关中赴内蒙、河套，复西南入青海，经乐都、积石山等地西去，约由塔里木盆地南侧，缘昆仑山系西至“群玉之山”（今和田、叶城），“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车），玉器服物，载五万只”。然后北征“剞闾”（伊犁），会西王母于玄池（伊塞克湖或斋桑泊）。
这是前丝绸之路时期有记载的最早一次中西交通大事，时当公元前1000年。此一奇特路线所以吸引人们关注，是基于以下几点：
（一）穆王统率大队车马扈从西进，其路线忽北忽南、迂回曲折，有多段道路与后世丝路的某些路段颇为吻合。例如中原去漠北之路；蒙古草原南侧贯通东西之路；由阴山、河套南下——北方民族进入中原通途之一；又由此不沿“草原道”继续向阿尔泰；也不渡黄河西入河西走廊的“绿洲道”；而是沿黄河、湟水西南贯通今青海省之古“羌中道”，再入新疆“西域南道”，并从其西段北上“西域中道”，复踰天山而抵伊犁河流域。这一路线甚不通畅，像是一次“探险之旅”，边行边探寻路径，带有早期交通的特征。有些路段有意回避，似不能或不便通行。众所周知，西周的北方、西北有强敌犬戎（又称鬼方、鬼戎、昆夷、玁狁），穆王此行之前曾与犬戎翟王激烈战争。关于西王母这一西方神秘女性，中国古史神话传说中，有华山骊戎、青海须抵池王母石室、酒泉南山西王母宫、新疆天池、于阗昆仑县圃诸说，但以此传最为可靠。它应当是哈萨克斯坦东南部草原古塞种人著名的母系氏族女权部落。[中国古文献所载西方女首领部落即“西王母”，大多属于神话传说。比较可靠的，《汉书?张骞传》云骞出使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夫人为王，既臣大夏西君之”，是月氏又实行女王制，但此事过晚，地点在中亚南部。希罗多德《历史》记述中亚北部的斯基泰（塞族）马萨该塔伊人氏族部落，盛行女酋长女王制。波斯皇帝居鲁士与马萨该塔伊人作战时，被其女王杀死。]
（二）穆王西巡，是一次大规模的和平友好外交活动。这种和善友邦之举，在以后历代处理国际关系、民族问题时，一直见到它的影子，被奉为准则和传统。穆王西去携带的是金银珠贝、丝锦纯组、药材器皿、车辆舞乐等，带回贵重的玉石琅玕、毛皮牲畜。这是一份典型的草原骑马民族与中原农商地区之间互赠礼品的奉仪。
（三）这次旅行的往返均径过敦煌地区，过去的研究对此有所忽略。《穆天子传》曰去程的“乐都”、“积石”到“昆仑丘”、“群玉之山”间，过一地名“居虑”，“居虑献酒百□于天子”。岑仲勉认为即“居庐訾”，在罗布泊的东北岸，地当两关赴楼兰道中的要害。悬泉汉简有宣帝时破羌将军辛武贤出军敦煌，欲通渠居庐訾仓、进击乌孙的记载。黄文弼于1929年发掘该地，出土汉简有“居庐訾仓”，隶属于车师戊部校尉，知其地与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伊循校尉的密切联系。敦煌至罗布泊，是中国西部的交通枢纽、十字路口。自青海羌中西去西域南道，必从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一带踰阿尔金山的当金山口，北上敦煌，再出两关赴南、北、中诸道，汉晋隋唐莫不如此。穆王回程同样。《穆天子传》曰：离开玄池东行三个半月，抵达“重 氏”领地“黑水”，又过“长沙之山”、“文山”、“西膜”和“巨蒐氏”地。顾实，岑仲勉一直认为“长沙之山”乃焉耆南之库鲁克塔格沙山，“文山”在哈密西。顾氏又说“西膜”为哈密；吕思勉以为即“塞”；而岑氏说“巨蒐”为“渠搜”，在酒泉、若羌之间。诸家于“重 ”皆无解。按，后一字为古文，从邕当读如邕，即唐宋时期之“种榅”、“仲云”、“众尉”，为小月氏种，分布于敦煌以南、阳关外和若羌一带，见载五代高居诲《使于阗记》、宋王延德《西州使程记》及《宋会要辑稿》蕃夷拂菻条等。亦即《汉书·西域传》、《赵充国传》之“婼羌”、“狼何羌”诸种，乃大月氏西迁所遗避入南山依附羌人的小月氏。《穆天子传》又云：“重 氏之先，三苗氏之□”；“重 之民，铸以成器于黑水之上”，说其人先祖源于三苗，善冶铸。《汉书·西域传》曰婼羌“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与重 十分吻合；也与古说窜三苗于三危，允姓之戎居瓜州，黑水入敦煌三危南，以及乌孙、月氏居敦煌、祁连间等，均可相互印证。黑水应指东起敦煌西抵若羌以南特别是南流的水系。可见穆王东返又再次经过敦煌、罗布泊地区，并与重 （仲云）诸族密切接触交好。
敦煌之信史往往从汉武拓疆建郡开始，今从《穆天子传》。知其先秦时地理、人文、交通的一些重要信息。公元前一千年敦煌一带即是中原通西域的要道，并连接漠北草原道与祁连山南麓的羌中道。后来，张骞探险至大夏，踰葱岭，缘昆仑山诸羌氐小国向东，欲从羌中返长安，在罗布泊一带再次被匈奴捉获，所循还是这条古老而复杂的民族走廊。敦煌优越的地理、人文条件，早已决定它后来在丝路中的地位、作用。朝廷对它的开发、经营又大大提升了这种价值。《后汉书·郡国志》说“华戎所交一都会”，指的是建郡以后。而早期敦煌应是西部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交汇中心和迁徙通道。因此，应强化大敦煌地域的原始、青铜时代考古与民族学研究。这一阶段历史几乎等于空白，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应当凭藉如像悬泉置那样的新发现，重现早期敦煌历史的辉煌。《穆天子传》是西晋武帝时河南汲县魏安釐王（前276～252）墓中出土的一部竹简文书，距今已1700多年，足可相信。当然，历史记载有时也不免失实，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臧否。正如前述，包括《穆天子传》在内的早期敦煌的历史、艺术、考古课题和疑问还不少。如三苗、允戎、重 、居虑和黑水、长沙、三危各属何族、何地？乌孙、月氏的族属，是敦煌原住民，还是后迁入的，与西域古乌孙、月氏文化有何异同？自河西到新疆普遍发现的“伏羲、女娲”和“东王公、西王母”信仰，与穆天子西游，和丝路文化传播有无关系？如此等等。在积极研究敦煌汉唐盛世的两关长城丝路文化和简牍学、敦煌学的同时，还应把关注兴趣扩大到前敦煌时期，改变目前这一时期研究的冷清局面。[认真探讨研究敦煌建郡以前的历史文化的论述为数不多，见褚良才《敦煌地理及历史沿革》，《敦煌学简明教材》，2001年。]
三
敦煌一称，不见于《穆天子传》，也不见于所有先秦典籍与所知文物。即使《穆天子传》为伪讬之作，时代也不会迟至战国中晚，去秦末汉初月氏据敦煌时甚近，为何只有“重 ”无“敦煌”之名？所以，“敦煌”为当地“土名”；[土名指地方原始的、旧有的，居民习用的地名。土名对后起的官定名称而言。]或曰“月氏”（吐火罗Tokhri）胡音的汉写，[见岑仲勉《释桃花石》、《东方杂志》33卷第21号68页。]理由皆嫌单薄。后者拿五、六世纪甚至更晚的中亚语言，比对前二世纪的汉语音，更为严谨学者所诟病不取。[见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亚细亚报》1934年刊第一册页23——106，载《中国西部考古记 吐火罗语考》，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4年，99页，伯希和在讨论有关吐火罗、月氏、敦煌等中、外名称的对音时，特别强调“必须注重年代”是否同时。]所谓月氏为吐火罗（睹货罗、兜佉罗）的主要依据，是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405年）注“兜佉罗”国曰：“小月氏”。所指乃中国月氏西迁大夏贵霜朝西北印度吐火罗地区后，五世纪前半月氏王寄多罗再西迁，故地由其子统治，故史书吐火罗之月氏有大、小之分。大夏的月氏人、吐火罗人本是两码事。五世纪吐火罗的小月氏与六百年前中国敦煌祁连间的小月氏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所以，根本不存在将“吐火罗”译写作“敦煌”的可能。此点，中外学者已多作论证。[参见荣新江《小月氏考》，52页。《中亚学刊》。]其次，在月氏人曾活动过的地区例如新疆的罗布泊、吐鲁番、焉耆、库车一带，也曾发现过所谓“吐火罗语”古文书（我国称焉耆·龟兹文，使用西北印度婆罗迷文的字母拼写），时代4～9世纪。可疑之处有二，一是这种文字的全部材料中，没有“吐火罗”（Tokhri）一词；二是吐火罗语属印度语系，是从西北印度吐火罗地区传播而来。而大月氏乃自东向西迁徙，语系亦与之不同。很难证明在甘肃的月氏操吐火罗语。
又或寻找《史记》、《汉书》中早于建郡即出现的“敦煌”，来反证它是原名和少数民族语言。此种间接推论方法并不科学；又敦煌建郡时间迄今尚无定论，缺乏准确坐标，无所适从；再者史家追述而藉用晚出地名是正常的。何况所例举者，无一例可确证在建郡前便已存在。[论者主要论据，为《史记?大宛列传》：“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此为史迁追述笔法。《汉书?张骞传》抄录之，曰：“天子数向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史记无“本与大月氏”以下云云，乃班氏据意添加，变成张骞答对武帝之语。如此，则元狩时敦煌尚未建郡而张骞已知其名。方诗铭据此推断敦煌名称在元鼎六年建郡前九年即出现（《玉门位置辩》，《西北通讯》1947年1卷1期），而不知所据纯属子虚乌有，类似者还有《史记?大宛列传》河西、西域的一些汉式专名，如金城、河西、南山、西海、盐泽、盐水、沩水、大夏等。它们出现的准确时间，是张骞探险时的发现发明？还是攻占河西后的新命名，确实难以分辨。]同理，“祁连”虽是胡语，但并不能证明与其并列之“敦煌”也是胡语。
敦煌二字真义，史、汉诸诸注家皆无歧说，均以应劭注为是，曰：“敦，大也；煌，盛也；敦音屯。”唐人犹宗其说，李吉甫《元和志》曰：“敦，大也，以其开广西域，故以盛名。”又唐初司马贞《大宛列传》赞云：“旷哉绝域，往往亭鄣。”皆得应注真谛。又《水经注》卷二湟水条引《释氏西域记》称敦煌为“屯皇”。应注敦音屯，敦、屯皆指军事集聚屯守。秦汉律令有《敦表律》，[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释文88页。《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敦同墩，指烽火台；军队、边塞有敦长、屯长，相当于亭长、燧长。魏晋以降，敦煌作燉煌，燉同敦、墩，即烽台。
日本藤田丰八最早主张“敦煌”是古希腊地理学家托勒梅（Claudius Ptolemaeus）《地理学指南》中的“睹货罗”（Thagura），责难应劭注乃中国好以字义解释一切地名之“癖习，不足采也。”[前引方诗铭《玉门位置辩》文转引藤田丰八著、杨炼译《月氏故地与西移年代》、《西北古地研究》，商务印书馆，91页。]其论颇偏激，不可不辨。按汉字必具形、声、义三要素，并可因形、声求义，正是其优越处。以字义解释语言词条包括地名，也是中国文明文化的特点之一，并非“癖习”。应劭博学，谙习典章制度，又去西京未远，不会不知边疆地域有民族、外国语言译音问题。颜师古注汉书，颇多征引应说。应氏凡遇异族语言，一般皆直注其音，或明言系某国、某族云云。例如《汉书·地理志》应注：犍为郡为故夜郎国；僰道为故僰侯国；越巂郡为故邛都国；牂牁郡故且兰为故且兰侯邑；漏卧为故漏卧侯国；同竝为故同竝侯邑；夜郎为故夜郎侯邑；句町为故句町国；金城郡枹罕为故罕羌侯邑，枹音枎；安定郡朝那为史记故戎那邑；雁门郡楼烦为胡楼烦胡地；元菟郡为故真番、朝鲜胡国；高句骊为故句骊胡；乐浪郡为故朝鲜国，如此等等，汉、番族属与语言的区分十分严谨。其它注家亦如此。也有不知所以然，或意见不一者，一仍其旧；或存疑，不作强解。藤田之说，以偏概全，不足论也。
应劭注边郡地名，异族领地以族称命名为一类；取典故、名胜命名如金城、酒泉为一类；再一类如安定、武威、张掖、敦煌，与西部的斥土拓疆和战争、边戍事关联。安定谓边郡靖绥，武威乃宣扬军威，张掖乃张国掖臂，敦煌则指疆域盛大，其立意与其时其地其事相一致，令人一目了然，显非偶合。汉语言之地名，同汉式命名习惯，从古、从地、从姓氏、从人、从事、从物……据文解义是准确的。如敦煌郡的渊泉县因多泉水；冥安县因冥水、冥泽；广至县之地又可北出昆仑，南通羌中；效谷县因屯田致谷，皆汉式命名。唯龙勒县无解。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远征漠北匈奴单于庭，过龙勒水，当属匈奴、羌胡语。汉语史籍地名凡无法据文解义者，多数为异族语言，且其翻译颇为规范。《汉书·匈奴传》既然已明言匈奴语“天”为“撑犁”，颜师古就不该再把“祁连”注作天山。同理，有学者说《水经注》卷二引《山海经》，云西域有“敦薨”之山、水、渚、浦、薮，最终流入盐泽，主张“敦薨”即敦煌，二者分别是战国、汉时对“吐火罗”的不同译写。前文已述月氏自东向西入大夏（巴克特里亚）统治吐火罗地，二者始发生混合。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言文字，则是三世纪以后从西北印度传入西域中道。说吐火罗人和语言文字早在战国时期就生活在新疆和甘肃，至今殆无任何证据。又“敦薨”之地即今天山中部东南开都河、博斯腾湖与孔雀河上游，亦即汉时焉耆、渠犁、尉犁、危须诸国地，为西域都护治区，但汉时文献绝无敦薨之说。郦道元注水经，敦煌、屯皇、敦薨三者分别清楚，如果敦薨即敦煌，何无一字言及？又其黄河源出印度、西域的部分，将《山海经》的神怪荒诞杂驳，与新获佛教、印度史地等混糅一起，最为迷离失实。汉时学者视为方术之书，不属信史。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论曰：“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汉书·张骞传》班氏赞亦斥之；如淳注：“**迂 ，不可信也”；颜师古同意如淳的意见。而郦氏所引敦薨之地，比《山海经》更加夸张放大，是以不取。
西汉郡国一百零三，名称绝大多数为汉式。仅有犍为、元（玄）菟、乐浪三郡例外，似异语译音。犍为名曰建元六年置郡，实则并未控据其地，相当长时间内是处于“自保”状态。元菟、乐浪地在辽东边缴之外，类似西域蕃属，故仍称原名。由知汉时不以异族语言名郡国。异族所居县道则不拘此格，一般仍保留其民族原名不改。敦煌自酒泉郡分出新建，不当再以民族语言命名，此视敦煌郡军政县乡亭里多汉式名称即明。当然，民族地域名还是有的，例如龙勒即是。
四
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河西之战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战略进攻的典范之一。此战奠立我国现今国土的基本版图。战事倥偬，河西来归急促，一切草创，故四郡建置年代和最初的开发，未留下准确史料。史迁作为当世史官，其《史记》亦无一语明确四郡各建于何年（武威郡除外），需读者自行推算。《史记》为刑余之书，未能尽善，尤其是武帝朝之事，不可责难。后来的班固欲为订补缺失，然而时过百余年，疏误难免。《汉书》武帝纪、地理志并存异说，自相矛盾，又不明依据，是存疑以待来者欤？总之，根源在《史记》、《汉书》的先天不足。后世学者重作探讨，各有分析理解。于是歧议纷乱，疑窦丛生。据不完全统计，仅敦煌建郡年代即有九家之多，令人无所适从。
本节试就此再予审视评述。提倡正确读史，合并、减少“分歧”。先简述诸家有关敦煌建郡年代如下：
1．元鼎六年说（前111）：张维华1942（发表年限，下同）、向达1944、夏鼐1948
2．元封四、五年说（前107—前106）：陈梦家1965
3．元封五、六年说（前106—前105）：吴礽骧、余尧1982
4．太初元年（前104）：黄文弼
5．太初元、二年（前104—前103）：刘进宝1991
6．太初中（前104—前101）或稍后：劳干1944
7．天汉三年左右（太初后至太始三年前，前100—前94）：张春树1967
8．天汉二、三年至征和二年（前99—前91）：方诗铭1947
9．后元元年（前88）：施之勉1950、刘光华、王宗维1986。[本文敦煌建郡年代说九家，主要依据刘进宝《敦煌学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9～10页。因对诸家说未作具体讨论和引述，故其出处请看前书，此不再赘引。]
《汉书》四郡设置，武帝纪曰元狩二年立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再分置张掖、敦煌郡。地理志则云太初元年开张掖、酒泉，四年开武威，后元元年从酒泉分出敦煌。此二说虽甚抵牾，但与《史记》比较，先建酒泉或再加张掖；敦煌是从酒泉分出；武威晚出；这三点是共同的，可见《汉书》二说也有其合理性。
司马光《资治通鉴》元鼎二年建酒泉郡，是第一个敢于否定班固元狩说的，张春树称其“甚具卓识”，颇是。先业师张维华1942年也是梳理了史、汉有关建郡的所有资料，用反证、互证和辨理的方法，力证酒泉建郡当在张骞出使乌孙归来，即元鼎二、三年间；张掖、敦煌元鼎六年建，可信；武威建郡仅见于《汉书》，据记载排比当在昭末宣初即元始六年至神爵元年间。劳干1944年继之提出酒泉、张掖同武纪，敦煌建于太初伐大宛时，而武威郡可用汉简排年的方法锁定在元凤三年到地节三年。此二家事研究河西建郡纪年的功臣，其方法常为治史者效仿，虽有小疵而无伤大雅。
其间，玉门关之设立、位置、隶属，直接关乎敦煌建郡。先是法国沙畹（Ed.Chavannes）1913年据《史记·大宛列传》汉武帝“使使遮玉门”阻止贰师将军罢兵返回的一段文字，发明太初时玉门关在敦煌以东的新颖观点。[法?沙畹《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所获中国文书考释》（第一卷，剑桥版?1913年）]假如当时敦煌还在玉门以外（西），它是否建郡就值得怀疑了。故向达1944年、夏鼐1948年相继著文反驳。二氏皆主张敦煌建于元鼎六年，而玉门关或更早一些，位于今小方盘城，关址从未迁移过。沙氏观点影响学术界半个世纪，为此向达不得不解释“遮玉门”是遮敦煌东之玉门县而非敦煌西之玉门关。劳干本主张元鼎六年说，但又惑于沙氏说，将敦煌建郡屈从于太初伐大宛稍后，说今玉门关是伐宛胜利后从赤金峡西迁过来的。这些当然都是错误。
重温以上早期对敦煌建郡的研究，颇予人启思。此后的探索更为大胆、解放，形成一股新潮流。但今天重新审视元封、太初、天汉诸说，诸家似乎存在一个未能正确解读《史记》、《汉书》文字与其所述史实的问题。
按，《史记》章句笔法多边叙边议，一般是先早后晚、由远及近，但特例也不少。关于河西的战争、筑塞、移民和建郡等交织复杂的情节，《史记·大宛列传》按以下三次重大事件，即：元狩时击降河西；元鼎、元封之际通西域；太初伐大宛为中心，综合史实，横向铺陈，归纳议论的。所以，其文字不能死板理解，行文次第不一定代表早晚，其间还有追溯、倒叙、插议、预测、综述等，须用心领会分析，不可拘泥于字句方寸之间。《汉书》唯《史记》是瞻，有关本题的绝大部分是照录《史记》，无阐述发明，个别的或有删减、改增、概括，可由其异同发现问题。
《大宛列传》叙三大事件自元狩二年至天汉初共三千四百余字，然而筑塞建郡事，分别在三大事件之末尾，仅只列述以下三句话：
1．元狩击降河西一章结尾：“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
2．元鼎、元封通西域一章结尾：“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
3．太初征大宛一章结尾：“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以上三语既是记述具体史实，也是每一事件之概括性结语。写在时间终了处，却并不表示发生于事件终了之时，至少史迁无此意，细心品味即知。原文“而”、“于是”，没有“从此”、“此后”等意。如释“同时”、“这样”之类，倒较符合原文精神。诸家正是据此三语之上下文时间排比，得出元鼎六年筑令居、置酒泉郡，元封四、五年筑亭障至玉门，太初四年后筑亭至盐泽的结论，演绎出元封、太初、天汉说。其实不然，其中有对文字和史实的误解。为此特以《大宛列传》为中心分段剖析于下：
（一）元狩击降河西地空徙民屯田
《史记》大宛等各传，元狩二年骠骑三出河西，重创匈奴右方，降昆邪二王号称十万，全部迁移置五属国。四年又大出漠北击匈奴王庭，从此金城以西至盐泽空无匈奴。同年张骞出使乌孙，厚币赂招其东徙昆邪故地，与汉结昆弟共御匈奴，更可招来大夏等为外臣，惜无结果。此段文字和史实，以下几点需再论及。
1．汉对河西策略的改变
元朔二年汉收复河南，立即筑城建朔方郡，而河西与之不同。一者，张骞建议清除匈奴，请来乌孙，以其为桥梁交好西域。此方略就军事、战略与历史经验而言都是败笔。其次，疑攻占河西时即有建郡计划。汉书武纪言元狩建武威、酒泉；《史记?平准书》云：“初置张掖、酒泉郡”，并非空穴来风。计划或因张骞出使而延缓，直至外交努力失败时方再启动。劳干、向达以为汉书武纪之说不可轻易否定，有一定道理。
2．元狩时向河西徙民屯戍
过去或以为元狩时徙民实边无河西，非是。《史记?匈奴列传》“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元狩四年“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又《平准书》云“徙之民七十余万口，在食皆仰给县官。”集解裴駰引《汉书?食货志》称新秦中在朔方南。实则秦中指关陇，新秦中乃新夺匈奴地即北地、陇西近河之安定、金城、榆中、令居等，河南则指朔方、五原。《汉书?武帝纪》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以上足证元狩时河西已设军屯田官，以军卒、贫民、谪吏徒，来开渠垦田积谷供应军需。这是最初的汉人居住点。
3．军事与民族建置
河西新开，虽无匈奴，但有守军驻扎；原住民如南山羌、小月氏等仍被保留。后者主要分布于祁连南山，代表是卢水胡，两汉时乃张掖属国的主力，后来扮演了很重要的历史角色。匈奴降众编为五属国是当务之急，接下来便应成立张掖属国安置小月氏，不过被《史记》、《史记》遗漏。据兵法，凡行军作战、军队营阵、辎重粮秣、警讯斥候当同时并举。未建郡之前的军事布置今已不可知。可以想象，约同《赵充国传》“部曲相保，堑垒木樵，便兵弩，饬斗具，烽火幸通”的一番景象。张骞出使乌孙经过河西，当有驻军护卫迎送。
4．霍去病元狩二年进击路线和河西民族分野
此问题为中国西部古史地重大课题之一，也与河西建郡甚至历代建置有密切关系。有六家之说。一是日本藤田丰八，路线是北地?富平（银川）?阿拉善?居延（额济纳南下）?祁连山?湟中[见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天山条引，中华书局，1981年。]。二是岑仲勉攻天山说，他延长藤田氏路线，由居延西击祁连（天山），即攻入新疆东部 [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三是王北辰的阴山高阙沙漠道说，北地?富平（银川）?朔方高阙?乌兰布和与巴丹吉林?居延（南下）?祁连山、觻得（张掖），近似藤田的路线。[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历史研究》1980年3期。]上三家皆夏天进军路线。四为吴礽骧之青海羌中扁都口说，即陇西狄道（临洮）?黄河、湟水、浩亹水（大通河）?达坂山、扁都口?民乐、张掖。[吴礽骧《河西汉代驿道与沿线古城小考》，中国社科院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研究（二〇〇一）》，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年。]此为春天路线。五为王宗维乌鞘岑道说，即由今兰州而武威的兰新铁路、312国道进入河西。王氏对路线各地多有考证。[王宗维]六即拙说，据居延、悬泉汉简驿置道里资料，[据破城子出土简EPT59：58L（载《居延汉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敦煌悬泉简ⅡT0214①:130（载《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56页）。]与史、汉武帝褒扬霍去病诸诏书，测定路线为春、秋自长安出陇西萧关，在汉媪围（景泰芦阳）渡河，经居延等地进入走廊。夏天由中宁渡河沿腾格里南缘西向民勤、武威。其中，古居延在武威以东而不在额济纳。[初世宾《汉简长安至河西的驿道》，中国社科院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研究（二〇〇五）》，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
以上诸说因篇幅关系无法展开，但可知其进入河西的途径、路线、目的地，以及所据史料、方法各异。
（二）元鼎、元封建郡通西北国
对这段河西建郡通路的重要时刻，《大宛列传》的记述比较紊乱，述、议参半，时间概念或清晰，或模糊，颇需考订推测。现按我们的认识、方法，依其次第给予概括、摘引、分析，表解如下：
（1）（元鼎二年）张骞与乌孙使者、良马来归报谢，乌孙决定不东徙。拜骞为大行，掌蛮夷、外国事。
（2）（三年）骞病故；（四年）骞使乌孙诸副使使大宛等八国及旁国，与其国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汉书?张骞传》无此）
（3）史迁论博望侯及其后继者颇有威信（所指事在元狩四年～元鼎四年）。
（4）（元鼎三年）乌孙惧匈奴击之，使汉献马求聘公主，朝廷公卿议决应聘。
（5）初，天子《易》占神马从西北来（约元狩末）；得乌孙马名天马（元鼎二年）；得大宛马再名天马（当在太初四年）。
（6）“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益发使抵安息等五国。
（7）史迁概述使团规模、批次、往返时日。
（8）汉灭南越，通西南夷欲至大夏无望而止；通大夏者多由北道从酒泉（元鼎六年～元封二年）。
（9）史迁论“汉使”。
（10）楼兰、姑师当道攻劫汉使；匈奴奇兵时时遮袭汉使；汉使屡言楼兰、姑师易击。
（11）（元鼎六年）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巡击匈奴。（元封元年）破奴、王恢虏楼兰王，击破姑师；（元封三、四年）分别封侯。”
（12）“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
以上将这段有关河西建郡最详尽的文字，细分为十二小节，以便比对前后左右，厘清年代。其中，（3）、（7）、（9）纯属议论，（10）与具体年代无关，所余只有（6）、（12）不确定和无从比对。实际上，史迁没有说清“筑令居”、“置酒泉”究竟在何年。如果按诸家的方法，这一事件应发生在（1）、（2）、（3）、（4）、（5）、（8）何后何前？是一年还是数年间？实在无法遽断。同样，（12）的“列亭障至玉门”，应与（11）三个年代的那个衔接比对才为合理！？可见诸家所谓元鼎六年初置酒泉郡，元封五、六年敦煌建郡的推论，不仅缺乏《史记》的依据支持；即就记载的排年分析而言，也不应得出如此结论；更何况其结论尤悖事理。
以下略谈我们的理解：
1．元鼎二年筑令居以西：
元狩时已向河西、令居徙民置田官，元鼎二年筑令居以西当无疑。陈梦家认为令居最初泛指武威东至黄河之地，[陈梦家《汉武边塞考略》，《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205页。]说是。其实，令居得名于“依令徙居其地”，见《汉书?晁错传》上书言守边备塞：“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即依法安置，享受优待。其地乃河西走廊东段，[河西走廊，今多从武威向西计算。实则武威以东，由古浪向东至景泰、靖远黄河，南有祁连山脉冷龙岭、乌鞘岭、毛毛山等雪山延续，北为腾格里沙漠，中间夹持绿洲连串，西接武威盆地，东抵河，与武威以西贯通一气，也是名符其实的“河西走廊”。]连阴山、河湟羌胡，扼东西交通要冲，绿洲沃野，极具军事、交通、经济价值。故张骞归来重新启动建郡计划之同时，立即筑令居及以西，作为开发河西之桥头堡。
筑令居以西，是全面系统的建设开发，或可说是内郡形态的复制。包括军事防御的城郭烽塞和关隘长城，行政民事的郡县城邑、乡市田舍，水利交通的渠井河堤、道路驿亭等等。不少学者把这简单化地理解为元鼎六年筑塞、长城至酒泉。[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17页。]陈梦家较谨慎，提出从元鼎二年筑至六年。[陈梦家《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187页。]
《水经注》卷二湟水支流涧水条云令居县“汉武帝元鼎二年置”。上距元狩时徙民置田官已数年，建设和建置诸般工程、体系应有基础，完全可信。是元鼎二年河西东部已建县，建郡也当在计划之中。
又《汉书?霍去病传》元狩二年夏败昆邪、休屠王，大行李息即“将城河上”。其城当在后来安定、武威郡相交地黄河附近，早于令居，用作驻军或迎降匈奴，也是汉军在河西的最初据点之一。
2．元鼎二年初置酒泉（及张掖郡、张掖属国）
首先，《资治通鉴》建酒泉郡系于元鼎二年。张维华说张骞返回、乌孙不东徙已成定局，河西不宜闲置，时中西交通已频繁，河西是唯一通道，亟待建郡经营，证成司马光之说，[张维华《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中国文化研究丛刊》第二卷（1942年）。]其论极是。此为汉河西经营方略从藩属制再向郡县制转折之标志。通西北国，保河西畅通，乃当时要务。汉武帝正准备以“远交近攻”对匈奴进行围剿打击。前引《大宛列传》（1）～（10）全部属外交和交通安全问题。将（6）定在元鼎二年是合理的。其前一节（5）史迁叙得乌孙天马正是元鼎二年张骞归来时，这并非偶然，似切中史迁原意。如定为元鼎六年，首先与（2）、（8）、（11）诸节冲突，也不符合《史记》叙事体例。
其次，元鼎二年已立令居县，兼证河西及其东部已开始置郡。《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取天水、陇西、张掖三郡各二县置金城郡。金城郡之令居、枝阳当属张掖郡划入者。元鼎二年置令居县，或反证其时已设张掖郡。除此之外还另有三证：
（1）《史记?平准书》元鼎六年“击西羌。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此与大宛列传颇异，亦史记唯一一处记酒泉、张掖同时建郡。元狩时已渡河筑令居，见前，何竟迟至元鼎六年？故此处年代不可信，乃将元狩时事误记为元鼎，但酒泉、张掖同时立郡，却不无可能。
（2）赵破奴元鼎六年率“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匈奴列传》云出令居二千里，至匈河水。事又见《汉书?武帝纪》。郡兵，当指酒泉、张掖当地兵；属国骑，非张掖属国胡骑（小月氏、羌等）莫属。此时河西已开发多年，赵破奴岂能率它处郡兵属国骑远征河西！？因此，此条可证元鼎六年之前已有酒泉、张掖郡、属国之建置。张掖属国与郡约同时建立，不晚于元鼎二年。匈奴为月氏世仇，小月氏依附羌人，入南山乃避匈奴锋芒。霍去病元狩二年夏攻败小月氏之当时或稍后，可能就地招降，建立张掖属国。赵破奴率之进攻匈奴、楼兰、姑师，乃是张掖属国见史载之最早者。此后，又屡见于《汉书?匈奴传》、居延汉简及《后汉书?窦融传》等，东汉安帝时犹存。《郡国志》仅言武帝置，而《史记》、《汉书》失载。
（3）新出悬泉汉简及居延简的道路驿置资料，丝路北道（长安?固原?武威）、南道（长安?天水?兰州?武威）、河西道（武威?两关）三道交接处名曰“小张掖”，在今武威南谢河乡一带。两汉武威郡辖张掖县而治姑臧，张掖郡无张掖县而治觻得。此种独特奇怪的现象，表明张掖设郡在前，最初治所在小张掖。论位置、形势，小张掖确有“张大掖臂”之势。后张掖郡东部分置金城、武威二郡，郡治西迁觻得，而张掖县留存武威郡中。此点可旁证元鼎二年所建很可能是酒泉、张掖两个郡，一治禄福（酒泉），在西；一治小张掖，在东。
第三，《汉书?武帝纪》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注李斐曰武帝时谪罪人敦煌屯田于渥洼（即今南湖）发现神马献之。此证元鼎四年和以前，敦煌已有行政建置与屯戍组织。时酒泉已建郡，敦煌建置或隶属酒泉郡亦未可知。
第四，河西建郡之同时，河东诸郡亦呼应配合。《汉书?地理志》元鼎三年又置安定、天水郡。二郡主要由陇西郡分出。《史记?孝武纪》褚少孙补：元鼎五年上至陇西，登空桐。《汉书?武帝纪》作“踰陇登崆峒，西临祖厉河而返。”证高平、崆峒、萧关原属陇西。褚先生宣帝时人，说可信。由长安经固原西出河西必由萧关。由长安过汧、陇去金城、武威时，过天水而不经陇西郡。故知安定、天水郡之设与河西建郡，为汉代丝路的首次全面建设。过去研究张骞使西域、骠骑击河西之“出陇西”，习惯作从狄道（陇西郡治，今临洮）出发，不知自秦皇汉武以来，出陇西皆指自陇山（六盘山、关山）西出萧关。前引元鼎五年武帝登崆峒，循始皇高平故道（固原）西巡祖厉黄河之滨，即今景泰、靖远间。《平准书》复补云，元鼎五年武帝勒兵数万，出萧关，巡北地，猎于新秦中。陇西准备不及，北地千里无亭檄，太守以下皆获罪死。此后又九次巡狩萧关、安定、北地。其时河西初建，又多战事，故武帝西狩抵黄河为最远，始终未渡河而西。
3．元鼎六年敦煌建郡与玉门、阳关之设
前引《大宛列传》（12）“于是列亭障至玉门矣！”是肯定性陈述句，不能解释为：此后从酒泉筑亭障到盐泽。元封征楼兰、姑师以敦煌为基地，筑亭障乃为出征与防御袭击，故酒泉至玉门的烽燧长城和玉门关，最晚在元鼎六年、元封元年当已就绪。其间敦煌建郡不晚于元鼎六年，与《汉书?武帝纪》、敦煌遗书《寿昌县地境》所记相合。
诸家又误在将修筑时间再推迟至赵破奴、王恢封侯（元封三、四年）以后。不明史迁叙事常是“纪事本末”与“编年”交替运用，或将不同年代之事合并议论。此例，何年封侯与筑亭障毫无因果关系。《匈奴列传》“是时汉东拔穢貉、朝鲜以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道。”朝鲜为乐浪郡在元封三年，酒泉早在此前。如此叙述，并不意味酒泉郡与乐浪同时或更晚。
劳干说玉门关在敦煌以东时尚无阳关。关隘为边缴疆界出入重地，建关缴、禁出入、备非常，历来如此。元鼎、元封时敦煌已经设建置、屯田、障塞、关隘。元封元年汉军以敦煌为基地西进至盐泽以西以北，控制楼兰、车师。而迟至元封五年障塞才从酒泉筑到“赤金峡的玉门关”，令人匪夷所思。如此赤金以西玉门、安西、敦煌皆属化外之地。因此，太初玉门关在敦煌以东说根本站不住脚。
（三）太初征大宛，打通西域道
两关以外盐泽、白龙堆和流沙戈壁的险阻，中道、北道匈奴势力的遮袭，皆因楼兰、车师战败而暂时缓解，从此又揭开了汉匈争夺西域的序幕。西域诸国或与匈奴结盟，或犹豫于强势之间。故武帝用金马换天马的努力失败，遂于太初元年发动了大宛之战，企图用武力威慑推动其联通西域，孤立、围攻匈奴之策略。《大宛列传》对当时的描述是：安息、犁轩来献大鸟卵和眩人；汉于京师、海上大宴外国使客、耀富夸强；甚至访昆仑、探河源等壮举，汉在西域、西北国的声威可谓空前。然而始料未及，武帝低估了征大宛的难度，更遭到朝野反对，致有二次伐苑，变成了一场政治博弈。
现重点讨论几个过去不大清楚的问题：
1．征大宛的时间表和一些基本史实：
太初元年（前104）秋出发。“属国骑六千”，仍然是张掖属国胡骑，即赵破奴所率、击楼兰之后留驻张掖、敦煌、酒泉，贰师出征复率之。值得注意的是王恢作向导。恢元封元年，以故中郎将率军助赵破奴，四年封浩侯，仅一个月就“坐使酒泉（郡）矫制害当死，赎罪免。”（见汉书武帝功臣表，史记大宛传集解作一年。）赵破奴元封三年封浞野侯，约继续驻军河西西部。太初元年不明。二年初贰师败归，夏天破奴率骑二万出朔方二千里击匈奴被围覆没。这次出击显然是为配合贰师西征的。
二年春，征大宛败，贰师返回敦煌后，上书“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沙畹的理解有死读书之嫌。原文明白显示：天子不是不准入关，而是不准东返长安“益发而复往”，即不准公开承认失败。贰师返敦煌即上书待命，使使遮玉门即遮敦煌。贰师本欲东返，因此才留敦煌。历史真实如此，史迁之含蓄亦如此，故读史不可“认真”过度，致导向歧误，更无从考稽。
二年春至三年夏，天下**，人马不断集结敦煌并陆续西出。三年秋，贰师率精锐后出，一路披靡。三年底大宛降，四年春军胜返回。《汉书?功臣表》李广利等太初四年四月封侯，战争结束当在二、三月。
此战汉军以强击弱。出征时边骑、恶少年、免徒和私随从十余万以上，五十余校尉，马牛驴驼十余万，天下七科谪徒转输粮糒。但孤军深入并无同盟。三年天子诏乌孙发兵合击，乌孙派出的二千骑始终未参战。又仑台、宛城、郁成遭遇拼死抵抗，伤亡惨重。“军还入玉门者万余人，马千余匹，”损失十分之九以上。《汉书?李广利传》特别指出贰师两次出征皆“后行”，即率精锐大军殿后。又其士卒因“将吏贪”而死亡特多。
2．关于向盐泽西域修筑亭燧线：
《大宛列传》叙太初四年四月奖赏伐宛将士、天汉元年宛贵人杀亲汉之王又立新王，“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复遣使十余批使大宛以西诸国、宣扬伐宛威德后，写道“而燉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起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
有研究者对此或作机械理解，主张天汉元年以后始由敦煌向盐泽起亭。实际上，亭燧作为道路标志、邮驿机构和烽火哨卡，早在元封元年出击楼兰、姑师前就应开始建设。敦煌至盐泽的亭燧线，不会晚于元封元年至太初元年。“而”是转折语，相当于“同时”。西至盐水，往往有亭，不是正在进行式，而是既成事实。陈梦家指出“敦煌置酒泉都尉”应作“敦煌、酒泉置都尉”，乃传抄刻印之讹。仑头有田卒云云，可定为太初三年秋贰师破仑台以东捷枝、渠犁、尉犁、危须、焉耆诸国，初设使者校尉、吏卒屯田事，亦即后来西域都护的雏形和前身，地当西域中道。赵破奴所破姑师，后分置为车师前、后国，当西域北道。
斯坦因、黄文弼在罗布泊东北，新疆同志在罗布泊西北孔雀河沿岸，及再西北的库车，车师以北等地，均发现汉晋烽燧遗址，线路主要是连通敦煌和西域都护府的。其中罗布泊以西的，约属汉武帝以后修筑的。
3．征大宛的路线与玉门、阳关
《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记述西域交通较《大宛列传》稍详。大宛贵人闻汉军将来伐，“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有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无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这是关于出敦煌以西的中道（楼兰）、北道（车师）、南道（且末、于阗）的最早历史记述，是西域人的认识。
首次征宛出玉门行中道，学界又称楼兰道，过白龙堆、盐泽，经楼兰及以西尉犁诸小国，沿塔里木北缘西行至郁成（吉尔吉斯坦乌兹根）而罢兵。二次征宛，“起敦煌西，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分为数军，从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鸿胪壶充国等千余人别至郁成城。”“贰师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大军至“轮台，轮台不下，攻数日屠之。“自此以西，平行至宛城。”同上《西域传》渠犁条“李广利伐大宛，还过杅弥”和龟兹。由知军分数路，玉门、阳关和北道、南道并举，北道即本文所谓中道。而李广利从中道西进，直取大宛都城贵山（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北，卡桑赛）。此前，曾分兵一路进攻郁成。后又分攻宛军一路往攻郁成并追击至康居（中亚锡尔河流域）。大宛降，汉军东返同西征时路线。杅弥在今新疆塔里木南之于田，龟兹在天山南麓库车，分属南道、中道。
以上中道、南道都是由汉武帝时开通并大规模实践的。北道最早，元封初征姑师、楼兰时开通。北道、中道出玉门。南道据征大宛史实也不晚于太初年间，所出当为阳关。中道、北道的路线有时变迁。如《大宛列传》太初三年诏军正赵文出玉门从便道袭楼兰。汉书《匈奴传》、《西域传》天汉二年李广利从酒泉塞西北出击天山；开陵侯成娩率楼兰兵攻车师。征和四年莽通出酒泉过车师北击匈奴，等等。南道阳关道的路线则相当稳定。总之，西域三十六国从此与汉建立了政治、民族的藩属关系。西域三道和敦煌两关成为中国交通世界的国道、国门。
五
研究西域、两关交通，又以下诸点异同为前贤所未道及，今姑妄言之，抛砖引玉。
前述长安经高平道（北道）、关陇道（南道）连河西道的官驿大路，过敦煌而西的终点为龙勒、阳关而非玉门。这种情形或发生于汉武帝以后。据悬泉置出土的昭宣时期或更晚的驿置文书简，贯通敦煌郡境内的官驿大道置站，由东向西共有八站，即：渊泉——冥安——广至——鱼离置——悬泉置——遮要置——敦煌——龙勒、阳关。汉敦煌郡六县，有五县位于驿路大道，均设县置。但广至县至敦煌路途甚远，中间加设三置。效谷县有置，但不当大道，约位于遮要、悬泉置以北的驿路支线上。玉门关在敦煌西北，从敦煌经中部都尉塞防有道路可达，约也属支线，简牍中少有驿置交通往来的记载。敦煌市博物馆2000年在小方盤城（斯坦因T14）获木简有“玉门置”字样。[承敦煌博物馆付立诚馆长告诉。]而经敦煌过龙勒、阳关出入西域的驿置交通，络绎不绝，盛况空前。 阳关是官驿大道，玉门则为支线，二者在交通、地理上甚有区别。此为其一。
《汉书·西域传》叙西域诸国及道路关隘，首云“出阳关自近者始曰若羌“，先从阳关、南道起，后述北道诸国（包括中道）。郑吉率军骑使护西域，先护鄯善以西南道诸国，后护北道车师等，始称“都护”。此为其二。
述西域各国位置、距离和交通道路，皆以长安、阳关、都护治所为方向、基准而不言玉门。即是距玉门关很近的国家如尉犁、焉者、危须和天山东的车师、蒲类等也不例外，如西域都护、若羌、鄯善、乌秅、大夏五翎侯、康居五小王国等，至阳关皆标有具体道里，西域都护至阳关2738里，乃分段详测、累计计算的结果而非约数。其它无至阳关道里数者，可据其距长安、都护治所道理计算测得。由此可知，西域交通网络与干线中，诸国不论南北，均已建立以长安、阳关、都护治所为中心和枢纽的交通体系。在西域与汉的交通中，阳关道为主，玉门道次之，此其三。
悬泉简置驿记录所载交通实例，西域北道之国也进出阳关。例如简（I.T0309③：20）“乌孙，莎车王使者四人、贵人十七”同批同薄出入。莎车国在南道，而乌孙居北道以西极远。又简（II. T0114③:522）甘露三年十月朝廷遣丞相史迎乌孙公主归汉，入阳关过龙勒县。又晋法显西行求法，出阳关至鄯善，西北赴中道焉耆、尉犁，又南去于阗，由见阳关联系南、中道和部分北道国家的交通情形。此其四。
由所知历代过两关记载看，过玉门关者少，多为军旅战争，关址和路线多变；过阳关者多，多政治、文化、商旅活动，一直延续至唐末、宋初，道路、关址稳定。魏晋以后玉门关与道路移至瓜州—伊吾。西汉悬泉简I.T0309③：134记“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五月丙戌发禄福，度用庚寅到渊泉”。足以令人相象阳关大道上“车如流水马如龙”的繁荣景象。玉门道东端近匈奴，又多战争，故玉门关之运营不如阳关兴盛，此其五。
汉时由两关通西域，并非玉门专管北道而阳关专管南道。《汉书·西域传》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按即中道）。又乌弋山离条“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后汉书·西域传》东汉安帝元初时“，北虏连与车师入道河西，朝廷不能禁，议者因欲闭玉门、阳关以绝其患”。又“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鄯善踰葱岭出西诸国有两道”。“出玉门经鄯善、且末、精绝……至拘弥。“《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从燉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下述三道皆自玉门出，西经若羌入大月氏为南道；西出都护井，居卢訾、楼兰、龟兹为中道；西北出车师戊己校尉高昌西接龟兹为北新道。《魏书·西域传》出西域四道，其中两道皆自玉门出，一至车师，一至鄯善。《隋书·裴矩传》自敦煌出西域凡三道，北道从伊吾，中道从高昌，南道从鄯善西行，诸国“各自有路”，“伊吾，金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不复言出入两关，以总凑敦煌代替。总之，汉书、后汉书言出西域时，玉门、阳关总是并提，即由两关之中任一出发，皆可至鄯善南道或车师北道。后书明言鄯善（楼兰）可通伊吾、车师、龟兹、于阗。是两关以西，楼兰亦一枢纽之地。三国志合并两关而独称玉门，西域三道皆自玉门发，其玉门包含阳关，二者是一。北魏同之，言玉门等于说两关。由此可见，玉门、阳关虽分置二地，但其出西域之路，除各自的便捷路向，如玉门至伊吾，阳关至若羌以外；两关以西，应有一段道路是同一的，即楼兰道，既可向北，也可走南道。出两关的去向，可由之得到调整。其次，西域诸国之间互有交通联络，进入两关的路线比较灵活，不是一成不变。再次，因形势、地理不同，两关担当略有区别，即前述玉门多军用，阳关多各国交流。因此，两关与南、中、北道的关系不可机械理解。此其六。
《汉书·西域传》若羌去阳关1800里，去长安6300里；鄯善去阳关1600里，去长安6100里，此二例演算结果长安至阳关4500里。我据汉简提供的驿置道里数，计算长安经南道（天水、金城、武威）至阳关为4389里（汉里，每里415.8米）。由知西域传所有国家距长安里数中长安至阳关的一段，是依据关陇道（南道）路线的里程计算。岑仲勉断言西域传若羌、鄯善去长安之6300里和6100里，皆误增1000里，应当作5300里和5100里。其误在以汉里比唐里而未换算，唐里大于汉里，而《汉书·西域传》全部里程皆汉里。前文述长安经北道（即固原、武威）至阳关为3997汉里，比南道近400汉里，不知为何不以北道里数计算西域各国至长安距离？其此七。
以上七点，是在研究两关时遇到的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时限主要在武帝以后的昭宣时期直至西汉末。
(原载《丝绸之路》，2009年8期)